文學史的書寫及其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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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文學史的書寫，自然是以作品為主，評論高下。不過同時要在大量浩如淵海的作品中挑出有代表性的話題，反映時代風神，建構理論體系，各取所需，有時還是得靠點機緣和幸運的。陳岸峰指出夏志清在小説史中專論張愛玲、錢鍾書、姜貴等，就因為剛好收到他們的著作，因此順便放在一塊作考究和論述；而王瑤、唐弢等可能未及見這批資料，或視而不見，也就完全不提了。本書前有〈導論〉一章，主要探討文學史的書寫及其意義〔性質、功能、史家意識〕、建立成科與政治干擾、「重寫文學史」的思潮、非偶然的擦身而過、現代文學史的分期問題五項，帶出很多建設性的觀點。作者引用陳思和説的，「它更需要證明，必須從材料出發，尊重客觀存在的科學性；它更需要批評，文學史家面對的是人類精神符號語言藝術的成品，只有在審美層次上對他們作出把握，方能真正確立其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和意義。」其實也就是在嘗透了王瑤、唐锼等官方論述的苦果之後的覺悟之言，必須撥亂反正。「百年文學史的書寫，既是可見文學的發展，學者的風貌，更是百年中國風雨飄搖之縮影」，文學與政治息息相關，看來也是一語中的了。

陳岸峰所選20世紀現代文學史的專著六種，通過嚴格的篩選和過濾之後，應該還是體大思精的著作，各有優點的，甚至可以互補不足。期待會有比較全面、相對客觀的中國現代文學史專著出現，希望我們的期待不會落空，早日呈現。

香港藝術發展局評審委員

香港中文大學退休教授

黃坤堯

2014年2月18日

推薦辭 i

第一章 導論
一、前言 2
二、文學史的書寫及其意義 3
三、獨立成科與政治干預 9
四、「重寫文學史」的思潮 15
五、非偶然的擦身而過 20
六、現代文學史的分期問題 24
七、章節安排 27

第二章 革命與重構：胡適的《白話文學史》
一、前言 30
二、文學史的革命 31
三、白話文學的範圍 35
四、重構的跋涉及其不足 40
五、「上卷」之外的補闕 57
六、疑古思潮與白話文學史的建構及其影響 59
七、結語 64

第三章 發憤以抒情：錢基博的《現代中國文學史》
一、前言 66
二、錢基博生平及其文學旨趣述略 68
三、文．文學．文學史 70
四、文學史觀：「返本修古」與「有往必復」 74
五、態度之轉變 77
六、文學史方法論 94
七、治文學史之意義及其目的 97
八、結語 107

第四章 追源溯流，旁敲側擊：周作人的《新文學的源流》
一、前言 110
二、文學．原始文學．純文學．俗文學 112
三、治文學史的方法 121
四、追源溯流：公安派與新文學運動 125
五、旁敲側擊：八股文之提倡 128
六、「理想國語」之構思 135
七、結語 143

第五章 開山之作與政治審判：王瑤的《中國新文學史稿》
一、前言 146
二、開山之作 148
三、書寫模式：開始、性質、領導思想及分期 152
四、重點修訂 156
五、政治審判及其影響 163
六、兩個版本的比較 165
七、結語 179

第六章 政治宰制與書生遺恨：唐弢的《中國現代文學史》
一、前言 184
二、毛澤東思想的影響 187
三、政治宰制的文學史書寫模式 197
四、作家的評價問題 204
五、文學史家及其意識 213
六、想像中的「中國現代文學史」 220
七、結語 224

第七章 政治頡頏，建構傳統：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
一、前言 226
二、政治傾向與「文學價值為原則」 227
三、「大傳統」的建構 231
四、從文學史的書寫到政治立場之爭 250
五、文學的鄉愁 255
六、反省與檢討 258
七、結語 260

第八章 總結 261
徵引書目 264
後記 274

第一章 導論

一、前言

20世紀肇始，中國已有文學史的書寫。1904年，在北京京師大學堂授課的林傳甲（歸雲，1877－1922）編寫了第一本中國文學史。¹同年，在蘇州東吳大學，黃人（摩西，1866－1913）也正編撰作為教材的《中國文學史》。² 1917年，適值五四運動爆發，由胡適（適之，1891－1962）與陳獨秀（仲甫，1879－1942）所領導的新文學運動亦燃起燎原之火，胡適所書寫的《白話文學史》更掀起了百年文學史的高潮，此書既揭開白話文學史書寫之潮流，更引來無窮的思索。其後，周作人（周櫆壽，星杓，1885－1967）的《新文學的源流》與錢基博（子泉，1887－1957）的《現代中國文學史》雖姿態互異，各具心思，均先後對胡適的《白話文學史》及其文學史觀作出挑戰與修訂。

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後，風雲色變，現代文學史之書寫成為政權確立之政治論述，民國時期文學史書寫之思想激盪，渺難再期。王瑤（昭琛，1914－1989）的《中國新文學史稿》出版後，不為官方所接納，招來無盡批判，遂有唐弢（越臣，1913－1992）等人奉命集體編寫之《中國現代文學史》，而海外的夏志清（1921－2013）卻早以《中國現代小說史》，獨自抗衡大陸以官方意識形態書寫現代文學史之流弊。百年以來的文學史書寫，可謂曲折而坎坷。

二、文學史的書寫及其意義

1. 性質

在中國的學術傳統中，歷來「文」、「史」不分家，從《戰國策》到《史記》，既是歷史，亦是文學。關於文學與「文學史」之別，以及兩者之功能，錢基博有如下闡述：

夫史以傳信。所貴於史者，貴能為忠實之客觀的記載，而非貴其有豐厚的主觀的情緒也，夫然後不偏不黨而能持以中正。推而論之，文學史非文學。何也？蓋文學者，文學也。文學史者，科學也。文學之職志，在抒情達意。而文學史之職志，則在紀實傳信。文學史之異於文學者，文學史乃紀述之事，論證之事；而非描寫創作之事；以文學為記載之對象，如動物學家之記載動物，植物學家之記載植物，理化學家之記載理化自然現象，訴諸智力而為客觀之學，科學之範疇也。不如文學抒寫情志之動於主觀也。³

錢先生提出兩點值得注意：一、文學史之為「史」者，貴在客觀的記載，而文學則貴在抒寫情志之主觀；二、文學史乃紀述之事，而文學則重抒情達意。重要的是，他認為前者「不如」後者，因為前者乃科學，而後者乃創作。依其判價，文學創作乃高於文學史的書寫。基於以上的定義，他認為司馬遷（子長，約前145 或135－前87）的《史記》與胡適的〈五十年來之中國文學史〉並非文學史，原因在於前者乃「發憤之作」、「工於抒慨而疏於記事」、「其文則史，其情則騷」，即是說司馬遷在記事上仍具「史」的特性，可是整體上偏向於抒情；至於胡適該文，則因為「褒彈古今」、「好為議論」、「成見太深而記載欠翔實」，故亦被劃為非文學史之列。⁴

謝無量（1884－1964）則認為文學史「屬於歷史之一部」；⁵ 其後中國文學史的作者如顧實（1878－1956）、穆濟波（1892－1978）、胡懷琛（季仁，1886－1938）、鄭振鐸（西諦，1898－1958）、胡雲翼（南翔，1906－1965）、游國恩（澤承，1899－1978）等都作如是說。及至張希之（1909－）撰寫《中國文學流變史論》時，文學史就明確地被規定為「特殊的歷史科學」。⁶ 而在歷史學者顧頡剛的《當代中國史學》中，俗文學史之研究則更是以小說及戲曲為主。⁷ 由此可見，文學與歷史以及文學史之間的關係，錯縱複雜，涇渭難分。

文學史之編寫，一方面是為記錄文學的發展脈絡，如此一來，作家的作品無論是否不再存世，或為政治干擾而禁毀，其作品與文學觀點均可延續下去；另一方面，文學史之編寫也可為後來者所資鑒，惟有如此，文學創作方有發展與突破的可能。同時，文學史因為有了歷史敍述的性質，因此它是一種追憶與編撰，是在歷史想像中進行，正如戴燕所說的每一部「中國文學史」著作的完成，都曾經過敍述上的虛構與情節化的操作。⁸ 戴燕甚至由此而推論說：

如果要說20 世紀「中國文學史」的敍事模式是靠着歷史學的滋養形成的，是歷史主義的一個神話，也許並不算誇張。⁹

從王瑤的《中國新文學史稿》到唐弢等集體編寫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皆證其言非虛。虛構與情節化的文學史書寫，如同造假，而遺憾地卻出現在1949年之後的現代文學史書寫中。

2. 功能

一個國家、民族可以藉着文學史之編寫，「維持一個社群與身份的共同感覺」。¹⁰ 正如華茲華斯（William Wordsworth, 1770－1850）指出，假若英國人不再對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1564－1616）與米爾頓（John Milton, 1608－1674）有任何反應，那麼他們的身份已經改變了。¹¹ 維持一個民族的共同文學想像，正是文學史的主要功能之一。

此外，文學史作為對過去文學遺產的呈現、評價及總結，其所突顯或壓抑的對象，實與主導的意識形態密不可分。縱使文學史並不可能完全客觀地反映文學的過去，¹² 它雖永遠受制於現在（present），但是文學史家卻往往將傳統視為重塑現在的資源，¹³ 更將當下的意識投射於過去，令過去反映他們的關心與意向。¹⁴ 胡適《白話文學史》之建構，正在致力於國民啟蒙與文化復興。然而，1949 年之後，從王瑤的《中國新文學史稿》到唐弢等編寫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現代文學史均淪為黨同伐異，建構神話，既是確立政權的合法性，亦是凝塑共產陣營的集體革命意識。文學史遂往往淪為政治工具，其書寫則為達至特定的政治目的而任意挪用。

文學史雖誠如陳思和所言「不能不是研究者主體精神的滲入和再創造」，¹⁵ 然而他也指出：

它更需要證明，必須從材料出發，尊重客觀存在的科學性；它更需要批評，文學史家面對的是人類精神符號—語言藝術的成品，只有在審美層次上對他們作出把握，方能真正確立其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和意義。¹⁶

「研究者主體精神」的滲入與再創造實屬必然，故而「研究者」本身的道德、文化水平以及文學品味、鑒賞能力以至於文字表達，均必須達到相當的水平，否則勢必禍棗災梨。大陸的現代文學史的書寫中所犯的錯誤便是沒有「從材料出發」、沒有「尊重客觀存在的科學性」，遑論審美層次上的欣賞，基本均淪為政治機器的螺絲釘，從而喪失了作為一門學科的獨立與尊嚴。

3. 史家意識

文學史既是歷史的一部分，文學史家自然也必須具備史家意識。在此書的所有文學史家當中，唐弢在其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中雖屈從於中央指令的「以論帶史」，¹⁷ 一切以毛澤東（潤之，1893－1976）思想及其《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為依歸，排列座次，分清敵我，然而他自己卻有非常強烈的史家意識。唐弢主張「論從史出」、「實事求是」。¹⁸ 更重要的是他更提出作為文學史家貴在有「史識」與「自己的見解」；¹⁹ 而且必具備學問，先有一專門學問；²⁰ 有了學問又能以「敏銳公正」的眼光以篩選作家，則為「史識」。他同時強調：

文學史家衡量作家作品總有一條杠。主編的責任就要掌握好這個杠。²¹

因為「寫文學史的人操着生殺之權」，「得慎重處理」。²² 唐弢的史家意識，迥然不同於嚴苛的官方意識形態，而荒謬的是，他竟在19位現代文學史專家中，被委任為主編，其他更左的專家竟沒被看上。²³「歷史是多麼無情」，一心為新中國建立現代文學史作為一門學科的王瑤備受批判，歷盡磨難；而有志於獨立撰寫現代文學史的唐弢，屈從於政治，編寫了不愜己意的《中國現代文學史》。

同樣，作為抗衡大陸文學史而撰寫《中國現代小說史》的夏志清，也很清楚自己作為文學家的身份與使命：

身為文學史家，我的首要工作是「優美作品之發現和評審」（《小說史》初版原序）²⁴

以審美意識作為文學判價的惟一標準，只是懸於理想的美好願望，而事實上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卻是以「反共」著稱。²⁵ 夏志清的以文學美學標準編寫文學史的理想一如王瑤所曾指出：

文學史只能根據作品在客觀上所反映的思想傾向和藝術成就來評價，而不能根據作者在政治運動中的表現來評價。²⁶

很可惜，1949年之後，無論是在大陸的王瑤、唐弢，還是海外的夏志清均無法實現心中的美好願望。政治既是事實的存在，而卻又有如夢魘般糾纏着現代文學史的書寫。

1 據目前學術界普遍認為，第一本中國文學史乃由林傳甲所撰1910年由武林謀新室出版的《中國文學史》。有關林傳甲《中國文學史》的相關論述，可參閱陳國球：〈「錯位」文學史：林傳甲的「京師大學堂國文講義」〉，《文學史書寫形態與文化政治》（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頁45－66；夏曉虹：〈作為教科書的文學史—讀林傳甲《中國文學史》〉，載陳國球等編：《書寫文學史的過去》（台北：麥田出版社，1997），頁345－350；戴燕：〈中國文學史的早期書寫—以林傳甲《中國文學史》為例〉，《文學史的權力》（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頁171－179。

2 相關論述可參閱戴燕：〈文學史的力量—讀黃人《中國文學史》〉，《文學史的權力》，頁191－210；王永健：〈中國文學史的開山之作——黃摩西所著中國首部《中國文學史》〉，《書目季刊》，1995年第1期（6月），頁13－26。

3 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長沙：岳麓書社，1986），頁4－5。

4 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頁4－5。

5 謝無量：《中國大文學史》（上海：中華書局，1924），頁43。

6 張希之：《中國文學流變史論》（北平：文化學社，1935）。

7 顧頡剛：《當代中國史學》（上海：勝利出版公司，1947）。

8 戴燕著：《文學史的權力》，頁48－49。

9 戴燕著：《文學史的權力》，頁49。

10 Perkins, David, “The Functions of Literary history”, Is Literary History Possible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P, 1992), p. 180.

11 Perkins, David, Is Literary History Possible , p. 180.

12 Perkins, David, Is Literary History Possible , p. 182.

13 Perkins, David, Is Literary History Possible , p. 181.

14 Perkins, David, Is Literary History Possible , p. 182.

15 陳思和：《筆走龍蛇》（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7），頁107。

16 陳思和：《筆走龍蛇》，頁107。

17 所謂的「以論帶史」，指的是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學術界，主要是史學界，有過一場編寫史書應該「以論帶史」與「論從史出」的論爭，前者是要求以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指導歷史研究，後者希望在尊重歷史事實及材料之下得出結論。論爭的最後結果，當然是左傾的「以論帶史」佔據優勢。詳見唐弢：〈《中國現代文學史簡編》編寫後記〉，《唐弢文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5），第5卷，頁150。

18 唐弢：〈中國現代文學史的編寫問題〉，《唐弢文集》，第9 卷，頁377。

19 唐弢：〈中國現代文學史的編寫問題〉，《唐弢文集》，第9 卷，頁385。

20 唐弢：〈中國現代文學史的編寫問題〉，《唐弢文集》，第9 卷，頁384。

21 唐弢：〈中國現代文學史的編寫問題〉，《唐弢文集》，第9 卷，頁384。

22 唐弢：〈中國現代文學史的編寫問題〉，《唐弢文集》，第9 卷，頁375。

23 唐弢早在1929 年便在上海與中共地下黨有聯繫，並有一定的貢獻，其黨性不容質疑，此為其一。其二便是他與魯迅有私交，其模仿魯迅的雜文，幾可亂真。他甚至以一己之力搜集魯迅佚作，編為《魯迅全集補遺》，於1946 年冬，即魯迅逝世十週年紀念前夕出版；又於1951 年出版《魯迅全集補遺續編》。由以上的事跡可見，唐弢的黨性及其文學功底以至於在文壇上的地位，作為《中國現代文學史》的主編，可謂不二人選。詳見丁華整理：〈唐弢在郵局〉；盧豫冬：〈唐弢雜文與魯迅雜文之間〉；方行：〈魯迅佚作及其未刊稿的編印—追懷唐弢同志所作出的貢獻〉，載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唐弢紀念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3），頁521－526；533－546；527－532。

24 夏志清：〈作者中譯本序〉，載夏志清著，劉紹銘等譯：《中國現代小說史》（香港：友聯出社版，1979），頁17。

25 夏志清：〈作者中譯本序〉，載夏志清著，劉紹銘等譯：《中國現代小說史》，頁5。

26 王瑤：〈關於現代文學研究工作的隨想〉，《王瑤全集》（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第5卷，頁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