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貨幣(I)：政治篇（簡體書）

《大國貨幣Ⅰ：政治篇》以大國貨幣為主線，從大一統的秦半兩到象征王室榮譽的英鎊，從德國馬克的消失到歐元的誕生，從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美元的崛起到紐約《廣場協議》后日元的沒落，通過生動再現和深入剖析國際國內諸多政治事件和時政熱點，向讀者揭示隱藏在大國貨幣國際化背后的政治博弈和利益角逐，幫助人們理解并認識到貨幣除自然的經濟屬性外，更多的是政治屬性。一部國際貨幣史，同時也是一部各國之間的政治博弈史。

涂永紅，金融學博士，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人民大學國際貨幣研究所副所長，財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員，北京市國際金融學會理事，曾出版《浴火重生——高盛》《巨人之死——雷曼》《大流轉——國際貨幣風云錄》《國際收支分析》《匯率波動的經濟效益》《銀行信貸資產證券化》等多部著作，在國內核心刊物發表學術論文近百篇，主持多項國家、省部級研究課題。
戴穩勝，中國人民大學統計學院博士，墨爾本大學精算中心博士后，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副教授，國際貨幣研究所研究員，主持及參與過多個國家重點項目，如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中國保險業風險評價”、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北京市居民醫療消費行為及意愿研究”等，近年來研究興趣偏向宏觀經濟、國際金融及大數據相關領域，對國際政治、軍事與金融間的關系有獨到見解。

當前，美國經濟逐漸走出衰退泥沼，歐債危機前景未卜，日本經濟持續低迷，我國各項體制改革尚未結束。在這一關鍵時期，我國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步伐將何去何從？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路在何方？人民幣國際化應該吸取哪些經驗和教訓？本書真實展現大國貨幣走向國際貨幣舞臺的歷史征程，全面揭示貨幣國際化背后的政治博弈和利益角逐。

序一
如果從1566年歐洲爆發的尼德蘭革命開始算起，資本主義面世已經超過了400年。在這段漫長的歷史發展中，資本主義歷經坎坷，先后走過了重商主義、自由經濟和帝國主義幾個階段。時至今日，資本主義無疑是這個世界上最廣泛、最重要的社會形態之一。盡管有些學者還羞于承認，但卻是一個不爭的事實，由資本打造的商品經濟幾乎承載了人類社會全部的經濟基礎。我們也注意到，當下的資本主義世界悄然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全球化時代，它超越了傳統定義下國家的限制，正在以政治聯盟為基礎、以國際經濟分工為手段，對整個世界進行重新布局，意圖將全世界納入到適宜資本運行的統一規則之下，以便讓資本主義理念深入全世界的各個角落，在全球范圍內高歌暢行。這種改變必須高度關注，因為它在相當程度上決定著中國的未來，為此我們將從歷史和現實兩個部分來檢視資本主義的過去和現在，盡力找尋其中隱含的發展節律，以期對中國的未來做出正確的推斷和預測。
一、資本主義緣何興起
回望歷史，當時針指向18世紀中葉，起源于意大利的文藝復興運動最終點燃了西方世界工業革命的火炬，從此人類社會迎來了高速發展的機械文明。這的確是一個令人倍感振奮的時刻，歐洲大陸上陡然出現了一群燃燒著火焰、噴吐著黑煙的鋼鐵怪物，巨大的機械很快取代了傳統的人力和畜力勞作，在一片鏗鏘聲中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創造出一個嶄新的世界。有統計數字表明，從1800年到1825年間，英國的新型蒸汽機數量猛增了50倍，達到15 000臺左右，總功率超過375 000馬力，動力革命為資本主義制造業的興起提供了必要的保障，它使得人類擺脫了自然力的限制，能夠以極高的效率創造財富。其后短短的160年間，歐洲16個較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的生產總量增加了60倍，人口增長了4倍，人均產值增加了13倍，而一個勞動力的平均年工時卻從3000小時減至1700小時，勞動生產率提高大約20倍。工業革命成倍提高勞動效率，極大地促進了物質生產，這不僅使人們的生活變得富足，同時也激發了人類的貪婪本性，產生了以攫取利潤為唯一目的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現代商品經濟。然而這還不是工業革命的全部成就，機械時代在創造巨大生產力的同時，還加快了人們探索世界的腳步。在蒸汽船發明以前，依靠木船風帆從歐洲到美洲至少需要在漫無邊際的大海上航行2~3個月，不僅花費昂貴而且周期漫長。1819年美國蒸汽船“薩凡納”號橫渡大西洋成功抵達英國的利物浦港，整個航程僅僅用了不到20天。這是一個偉大的開端，世界從此變小了。那些曾經在地理大發現中出現的遙遠國度如今無不近在眼前，這就仿佛吹響了淘金的號角，貪婪成性的資本毫不猶豫地行動起來，它立刻起身走向世界的每一個角落，把資本主義的理念和生產方式播撒向整個星球。聲勢浩大的經濟全球化就此拉開大幕，開啟了資本占領和吞吃世界的過程。
正如馬克思所言，經濟活動是人類社會存在的基礎，而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又是決定經濟發展的關鍵因素。因此，生產力水平成為改變人類世界的關鍵。提升生產力水平的并非生產力本身，而是更高級的文化因素，它依賴于人類對自然認知水平的發展。換句話說，工業文明的到來需要自然科學的大發展和鼎力支持。從歷史的角度看，歐洲工業革命的出現既是必然也是偶然。說其必然是因為歷史的發展和進步是絕對的，人們對自然的認識始終處于不斷發展和積累之中，變革的時刻遲早都會到來；說其偶然是指，1533年1月英王亨利八世改變婚姻的企圖受到天主教會的阻撓，為此他毅然斷絕了和羅馬教廷的聯系。亨利八世此舉使得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馬斯·克蘭麥主持下的新教能在英國立足生根。與天主教控制下的舊大陸截然不同，新教的寬容態度不僅使得文藝復興的火種能在英倫大地上蔓延成勢，而且還從北歐地區吸引了大批因尼德蘭革命而遭受宗教迫害的手工業者，進一步壯大了英國資產階級的力量。時勢造英雄，到了17世紀中葉，倫敦已經成為歐洲現代科學人才薈萃的中心。良好的社會環境和政治氛圍，催生了大量的自由思想，并藉此發展出了諸多學科，形成對人類賴以生存的世界的全新認知。如弗朗西斯·培根的經驗主義哲學、牛頓的經典力學、法拉第的電磁場理論和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以及詹姆斯·普雷斯科特·焦耳、詹姆斯·克拉克·麥克斯韋等一大批杰出的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精英，紛紛在英格蘭潮濕的土地上綻放出自己絢麗的花朵。與舊大陸那邊的自然科學探索者布魯諾和哥白尼的悲慘命運不同，這些生活在英國的求知者受到了來自新教和英國王室的優待和庇護。1662年成立的英國皇家學會提出，科學家應該把興趣集中用于廣泛的經濟活動領域。這使得新興的自然科學，特別是實驗科學在英國蓬勃發展，而自然科學發展的豐碩成果又為工業革命的到來創造了必備條件，也為新興的資本主義時代奠定了深厚的知識基礎，人類歷史拉開新一幕的號角就這樣吹響了。
二、勢不可擋的經濟全球化
物競天擇，適者生存。資本主義自問世以來，以其特有的高效率生產方式迅速征服了整個世界。時至今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商品經濟已經遍及全球，它跨越了不同地區和文化的限制，已成為人類社會經濟活動的主要模式。在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中，資本一直試圖在世界范圍內打造與之相適應的市場及產業模式，這就是世界經濟一體化的原動力。從某種意義上說，所謂世界經濟一體化就是超越了帝國主義的更高級的資本主義形式——全球資本主義，即一種沒有國界限制的帝國主義。在這種趨勢下，推動世界經濟發展的主體是新型的跨國公司而非傳統的壟斷企業，這種跨國公司基本上不屬于任何一個國家，它的股權高度國際化，是由一條完整的生產鏈所銜接的，分布在不同國家和地區的獨立生產單位構成的集合體，形成了所謂的“無國界經濟體”。據世界銀行的統計顯示，早在20世紀90年代末，全球注冊的跨國公司就超過6萬家，其附屬企業大約30萬家，控制了世界生產總值的40%、國際貿易的50%以及技術貿易的60%，專利技術和直接投資的80%也被跨國公司控制。這些跨國公司的運作以世界為舞臺，開發、生產、經營與市場調配無不放眼全球。根據投入產出比較優勢，跨國公司通過資本運作，將人力、生產、技術等要素在全球范圍內進行布局和優化配置，跨國公司內部各子公司的經營目標則完全服務于母公司的整體發展戰略，各子公司之間的交易往往依據內部規則完成，體現了市場和資源兩方面的分工協作。這種紐帶式的內部關系極大地增強了處于不同國家中的子公司間相互聯系，彰顯了跨國公司生產的整體性和經營的全球性。此外，跨國公司通過選擇和構建子公司，把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以及相關的企業文化直接移植到世界任何需要的地方，這種強制趨同的經營方式無疑帶動了整個世界的經濟進步，加速了世界一體化的過程。但是，跨國公司的存在也需要一定的外部條件，那就是完全自由的經濟運作環境。任何經濟或貿易上的壁壘、法律的不健全和政治上的不協調，都會阻礙跨國公司的生存與發展。因此，國際經濟一體化的前提是國家的對外開放，在經濟、政治和法律等諸多方面不對外資設置障礙。
三、經濟安全與國家安全
在這樣的國際背景下，一個國家想要發展，想要不被國際社會邊緣化，就必須加入到國際經濟一體化進程中。只有如此，該國才能搭乘國際經濟發展的快車，不至于被時代所拋棄。然而對這些踴躍加入經濟全球化大潮的國家而言，它們面對的卻是一柄雙刃劍。經濟全球化的實質是跨國公司主導的新一輪的國際分工，是在這種分工基礎上實現廣泛的開放與合作。它一方面拉近了國家間的距離，便于經濟往來和運行，另一方面也削弱了國家的獨立性，使政府控制國家的能力受到限制，增大了破壞政權穩定的風險。簡而言之，開放的國門固然有利于資本的自由往來，方便了企業的經濟活動。與此同時，資本不受監管的自由流動也使市場脫離了政府的控制，使政府逐漸喪失對整個社會經濟基礎的掌控能力，從而危及一個國家的政治體制，此等后果是任何一個政府都不樂見的。不僅如此，從更為寬廣的視野看，經濟活動是人類文化活動的一個側面，外來的經濟必然會帶來外來的文化，與本土文化發生碰撞。其中一些不相容的部分就會導致文化沖突，甚至引起顛覆性的后果。置換、摧毀他國文化，這也許就是某些國家政府積極倡導國際經濟一體化的別有用心。已有種種跡象表明，一些西方大國正在試圖利用國際經濟一體化開辟的管道，以經濟發展為手段和切入口，把自己的政治理念、文化價值灌輸給其他國家，動搖和顛覆不同政體的政權，以達到擴大自己勢力范圍的目的。這不是什么危言聳聽，而是活生生的現實。當一個國家的發展過度依賴外向型經濟的時候，當一個國家的經濟命脈被跨國公司接管和控制的時候，這種威脅就迫在眉睫了。
國家安全是一個國家政權存在的保障。按照以往的觀念，國家安全通常指一個國家處于沒有危險的客觀狀態，也就是國家既沒有外部的威脅和侵害、又沒有內部的混亂和疾患的客觀狀態。換言之，一個安全的國家是沒有內憂外患的。所謂外患，是指國土安全，即國家不受外來勢力的威脅，特別是軍事侵略的威脅。所謂內憂，是指國內政治、經濟不發生重大社會動蕩，政權統治穩固。在過去相當長的時間里，強化國家安全的首要任務通常是發展軍事力量，以抗拒外來威脅。然而，物換星移，在國際經濟一體化的前提下，由于存在經濟的緊密合作與自由流通，經濟活動已經沒有國界可言，這些不設防的缺口正在成為國家安全的重大隱患。一些別有用心的外在勢力能夠利用經濟交往打開的缺口，把一個國家的外患巧妙地、變本加厲地轉化為內憂，進而從內部搞垮一個國家的政權。對此，一國縱有強大的軍事力量也無能為力。當初，西方勢力顛覆前蘇聯的成功運作就是這樣的典型范式。由此可見，在經濟全球化的形勢下，經濟安全和國家安全是交織在一起的，經濟安全已經上升到了與國土安全等同的地位。在國家安全戰略的制定和實施中，必須將經濟安全放在核心位置。保障一個國家的經濟安全，最好的方法就是要未雨綢繆、主動布局，在國際經濟活動中搶占有利位置，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用與對手等同的手段來反制對方。
四、國際貨幣是大國的利器
當前的國際秩序總體上看是有利于資本主義大國的，因為當初的游戲規則出自這些大國之手。一個國家如果能夠在當今經濟全球化變局中參與國際經濟游戲規則的制定，就能夠從戰略層面獲得主動。當然，想要獲得這樣的規則制定權，首先需要有資格躋身大國行列。需要說明的是，這里所講的大國不是指幅員遼闊或者人口眾多，而是指能夠在世界范圍內舉足輕重、一言九鼎的國家。現實中，能夠有資格成為大國者，寥寥無幾。有一些國家，如日本，曾絞盡腦汁、試圖躋身大國卻百般不得要領。因為他們始終不懂，大國應該是綜合實力的體現，特別是文化方面應該具有引領世界的能力。那些在某個方面具有突出能力或一技之長的國家，充其量只能算作強國，比如日本無疑是經濟強國，俄羅斯則是軍事強國。按照這一標準劃分，歷史上獲得成功的大國只有英美兩家，失敗的有前蘇聯和德意志第三帝國。大國的權威，不僅來自他們的軍事力量、經濟地位，還來自于他們的文化先進性和政治制度的普適性，更重要的是，他們擁有丈量全球經濟成果、便利各國經濟往來的手段——國際貨幣。國際貨幣是大國的利器，使之能攻善守，在捍衛自身利益時揮灑自如，憑空增添了幾分勝算。
以美國為例，二戰結束后飽受戰爭摧殘的歐洲已經一蹶不振，美國不僅贏得了戰爭的勝利，而且還成為當時世界上僅存的軍事強國，軍事實力遠遠高于其他國家。與此同時，發了戰爭財的美國還借布雷頓森林體系順勢從英國人手里奪取了經濟霸主的地位，使美元成為主要的國際結算貨幣。1965年法國的戴高樂先生曾公開揭露這種行為說：“美國享受著美元所創造的超級特權和不流眼淚的赤字。它用一錢不值的廢紙去掠奪其他民族的資源和工廠。”正是美元的國際化，使得美國從其他國家的經濟發展中獲得的好處不計其數，奠定了美國長達半個多世紀的超級繁榮，經濟和軍事的強盛也將美國文化推上了世界舞臺的中心。勝利讓美國人自我膨脹，以至于當時的美國教育理事會公然宣稱：美國的文化思想和文化觀念，包括他的所有缺點和弱點，都將成為戰后秩序的基礎。
2014年是布雷頓森林體系成立70周年，在美元主導國際貨幣體系的近70年過程中，美元、可口可樂、好萊塢和尼米茲級航母的身影遍及全球，成為美國無處不在的烙印。無論是用互聯網打造的虛擬世界還是現實中的軍事干涉與經濟制裁，美國都在努力運用各種手段謀求國家利益，把自己的文化和價值觀推向全球，希望自己的超級大國地位固若金湯。然而，歷史的車輪有自身的軌跡，不以某個國家的意志為轉移。經濟全球化大大拆除了國家人為設置的障礙，資本不分國籍、信仰和膚色，將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將大國與小國一股腦地捆綁在一輛戰車上，為了追求利潤最大化而一路向前，發展賦予了許多國家不曾有的話語權。世界是平的，多中心、多元化的，一個新的政治經濟格局正在悄然形成，美元的霸權地位因此受到了多方挑戰。21世紀伊始，歐洲國家創生了一種超主權國家貨幣——歐元，不僅在經濟上使用歐元進行本地區的國際收支，而且在政治上抱團取暖，試圖在國際舞臺中用一個聲音說話，發出一個統一而強大的“歐洲聲音”。2008年華爾街引爆了禍害全球的金融海嘯后，美國的文化、政治制度優勢受到普遍質疑，美元的超級國際貨幣地位更是被公認為是制造這場危機的元兇之一，要求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呼聲高漲，改革的焦點集中在廢除美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一票否決權”、增添中國等新興市場國家的話語權。2008年年末，基于維護國際金融安全，確保國際貨幣體系穩定的目的，中國政府宣布人民幣跨境使用，將人民幣打造成國際貨幣的工作悄然興起。
歷史經驗表明，經濟強大只是大國貨幣成為國際貨幣的必要條件，沒有在全球領先的經濟總量和份額，一國的貨幣不可能成為國際貨幣，然而，一國能否擁有國際貨幣這一利器，奧秘在于政治、軍事和文化等非經濟因素。政治、軍事和文化是通往大國之路并打造國際貨幣不可或缺的推手。得之，則事半功倍，如虎添翼；失之，則功虧一簣，美夢難圓。認真盤點國際貨幣爭奪戰，分析各大國在打造貨幣利器進程中的成功與失敗，溫故而知新，才有可能找準中國崛起、人民幣國際化的康莊大道，才有可能在未來的世界格局中把握自身命運，不至墜入任人宰割的境地。

承列2014年4月22日序二序二

大國政治與大國貨幣 美國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國際經濟秩序的主導者，自然也是這一經濟秩序的最大受益人。布雷頓森林體系確立的“美元與黃金掛鉤、其他貨幣與美元掛鉤”的國際貨幣制度，讓美元獨享國際貨幣的巨大利益。拋開美國通過發行美元獲得的數以億計的國際鑄幣稅不談，就各國貨幣盯住美元而言，意味著各國的貨幣政策獨立性大打折扣，國家的宏觀經濟管理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國貨幣政策的牽制，不得不聽從美聯儲的指揮。這樣的制度安排，使得美國占據了全球貨幣、金融資源配置的制高點，理所當然成為全球經濟的領袖。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在美國主導的經濟秩序下，各國的政治制度呈現出盡可能地向美國的政治制度靠攏的趨勢。難怪20世紀下半葉各國有政治抱負的年輕人紛紛前往美國留學，學習美國的政治制度和經濟管理，回國后不遺余力地將這些制度發揚光大，以至于美國化實質上成為全球經濟一體化的代名詞。20世紀80年代由美國政府和智囊機構拋出的“華盛頓共識”，無疑是要求發展中國家遵從美國的發展模式進行“美國化”的政治綱領。借助于美國有一票否決權的IMF等國際機構的大力推廣，20世紀90年代華盛頓共識在拉美、非洲、東南亞、東歐轉型國家得到積極響應，進行了廣泛的實踐。這些國家對國際資本打開大門，實行了經濟私有化，經濟命脈大多被外資控制，金融機構的外債過高，貨幣錯配問題嚴重，金融體系變得更加脆弱，結果是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頻繁爆發，多年辛辛苦苦的勞動成果常常被一場金融危機洗劫一空。
2008年華爾街引爆的百年一遇的金融海嘯，打亂了各國正常的經濟運行軌跡，嚴重的金融經濟危機不僅嚴重降低了人民的收入，還使不少國家陷入內亂和政治動蕩。美國模式和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受到嚴重質疑，改革國際貨幣體系的呼聲十分強烈。新興市場國家集體崛起，紛紛聲討不合理的戰后國際政治經濟秩序，要求獲得與其經濟實力對等的全球治理權力。在這樣的背景下，國際重大事務開始由七國決定的“G7”模式向包含主要新興市場國家在內的二十國集團“G20”模式轉換，發展中國家在全球治理中的話語權得到提升。然而，歷史告訴我們，打破現行國際貨幣秩序需要積累巨大的勢能，需要創造政治經濟變革的契機。以往的金本位體系和布雷頓森林體系都是在大規模戰爭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是靠打仗打出來的，而且秩序是由戰爭的贏家說了算。在21世紀的今天，人類能否運用智慧和理性，不靠大規模戰爭，而是依靠政治、經濟和外交手段，重構一個合作共贏、安全穩健的國際貨幣新秩序呢？
在經濟區域化的大背景下，國際貨幣新秩序的特征必然是多元化而非單極化。能成國際化貨幣者，必有領先的貿易規模和經濟實力，必有幣值穩定的優勢和強大的中央銀行，滿足這些條件的唯有大國。在重新構建新的國際貨幣秩序時，各大國都有自己的打算，都在努力爭取更大的國際貨幣權利。
早在20世紀90年代初，歐洲國家就開始向美元權威發難，1992年達成的《馬斯特里赫特條約》展現了歐洲國家建立區域貨幣聯盟的創新理念。12個歐洲國家宣布在不久的將來成立歐元區，放棄自己的本國貨幣；建立歐洲中央銀行，發行和制定統一的貨幣政策。為了建立歐元區，成員國需要清除數以千計的法律障礙，確保商品、資本、人力資源自由流動，實現歐洲大市場和歐洲經濟一體化。經過各成員國的艱苦努力，1999年歐元終于進入流通。歐元誕生拉開了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序幕，讓世人看到了國際貨幣多元化的曙光。然而，十年之后，國際金融危機首先擊垮了歐元區的弱國希臘，由其點燃的歐洲主權債務危機之火蔓延到了歐元區的核心國法國和德國，歐洲經濟被拖入泥潭。一時間國際社會對歐盟解決危機的能力以及歐元能否續存充滿疑慮：希臘會不會退出歐元區？歐元會不會分崩離析？歐洲內部也出現了切割南部“歐豬國家”的聲音。一些德國企業家說得很直白，“我們為什么要為懶惰的希臘人埋單？”與經濟界人士、學者、普通民眾的反應大不相同的是，以“歐洲大媽”默克爾為首的政治家們立場卻驚人地一致，他們在不同的場合表示出維護歐盟、歐元區的堅定信心，斷然否定扼殺歐元的各種念頭，并且開始改革歐盟的財政體制，加強各國財政政策的協調，將以往貨幣層面的合作深化到國家的核心權力。正是在政治家們的堅守以及國家權力的部分讓渡下，歐元才得以從面世以來的最大劫難中踉踉蹌蹌地站穩了腳跟。一個經歷了二戰后最嚴重的金融危機的沖擊而且在政治上更加緊密合作和團結的歐洲，給予世人足夠的信心：歐元絕對可以成為與美元一起笑傲江湖的國際貨幣。
英鎊是第一個充當國際貨幣的主權貨幣。17世紀英國進行了光榮革命，確立君主立憲制度，用制度來約束王室的財政預算，保障新興的資產階級的權利。英國政府授權英格蘭銀行發行貨幣，為英國爭奪海上霸權、進行殖民戰爭以及英法百年大戰籌措資金，英國依靠金融的力量戰勝了法國。還有一項制度幫助英鎊最終獲得了國際貨幣權利，天才科學家牛頓為英國設計了金本位制度，穩定了英鎊的幣值。作為日不落帝國和世界加工廠，英國在貿易中有使用英鎊的強烈需求，英鎊替代黃金在全球范圍內發揮國際貨幣職能。實際上，在國際結算中英鎊比黃金安全、便捷得多。當然，占領南非讓英國擁有了富可敵國的金礦，英鎊與黃金的可兌換性毋庸置疑。第一次世界大戰后英國經濟實力衰落，美元、法國法郎各自組織了一個貨幣集團，挑戰英鎊的國際貨幣權利，然而，英國對殖民地的間接統治，用英聯邦的方式將英國的政治制度、文化、教育、商品輸入到殖民地，長久地對殖民地國家的政治統治發揮影響，使得英鎊在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之前一直是占統治地位的國際貨幣。二戰后，國際政治經濟的主導權落到了美國手中，通過一系列的戰后權利與秩序的重新安排，美元登上了國際貨幣霸主的寶座。在這樣的大變遷中，英國實行“三環”外交戰略，謀求與美國的特殊關系，開展歐洲均勢外交，在各大政治集團之間充當協調人，仍然發揮著老牌帝國的作用。在歐洲經濟一體化進程中，英國盡管加入了歐盟，但是在權衡利弊得失后沒有加入歐元，選擇保留自己的貨幣英鎊。1987年英國進行了金融自由化改革，大大提高了倫敦的國際競爭力。倫敦作為美元、歐元的離岸金融中心，不僅掌握這兩大貨幣的海外存款，確定這兩種貨幣的國際借貸價格，而且還是全球范圍內配置美元、歐元的主力軍。英鎊雖然在各國政府官方儲備中的份額不高，但是倫敦卻是全球最大的國際金融中心，是調度離岸美元、歐元的司令部。在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啟動后，英國媒體高度關注人民幣國際化的進展，倫敦積極開展人民幣離岸金融業務。2013年，英格蘭銀行與中國人民銀行簽訂人民幣互換協議，劃出一大塊地來建設第二金融城，希望建成最大的人民幣離岸金融中心。巧借東風，順水推舟，英國人憑借出色的政治智慧，讓倫敦和英鎊活躍在國際貨幣的中心舞臺。
蘇聯盧布在冷戰期間和社會主義陣營內，也曾是響當當的國際貨幣。二戰后出現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大對決，雙方幾乎勢均力敵。在蘇東集團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出現了經互會等政治經濟聯盟，聯盟內的經濟貿易往來使用的是蘇聯記賬盧布，雙方貿易額軋差后進行凈額支付。由于蘇聯政治高度集權，計劃經濟的弊端逐漸顯現，經濟發展速度遠遠落后于美國。20世紀五六十年代，西方國家的經濟發展進入黃金年代，在全球經濟和國際貿易中占據絕對優勢，致使蘇聯的社會主義模式失去了吸引力。1992年蘇聯解體和蘇東集團崩潰后，俄羅斯實行西方兜售的“休克療法”，改革并不成功，經濟陷入了“失去的十年”，資本賬戶過快開放讓俄羅斯的經濟被石油大亨和外資控制，盧布貶值一瀉千里，其使用范圍僅限于本國和少數幾個獨聯體國家。然而，俄羅斯的政治經濟局面在普京執政后發生了重大變化。普京-梅德韋杰夫的“普梅”政治組合使得俄羅斯政局穩定，經濟增長駛入快車道，恢復俄羅斯超級大國地位的夢想越來越強烈。強悍的政府，豐富的石油天然氣資源，強大的軍事力量，為盧布重返國際貨幣舞臺提供了強有力的保障。2004年，俄羅斯制定了盧布國際化戰略，宣布俄羅斯出口到歐洲和其他國家的石油天然氣只能使用盧布計價結算，當然，俄羅斯出售的軍火也只會使用盧布計價結算。當前，俄羅斯已經進入世界經濟前十強，在國際貨幣體系改革中，俄羅斯先聲奪人，要求獲得盧布的那份國際貨幣權利。
自古以來中國就是一個崇尚秩序的國家，仁義禮智信成為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道德規范。基于中華文化，中國在處理國與國之間的關系時，倡導和平共處五項基本原則，在國際政治中引入一種新的治理理念，一種集體主義、混合經濟和合作共贏的政治模式，即“北京共識”。“北京共識”是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成功發展經驗的總結，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了一條不同于西方國家的發展道路，已經得到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的認同，也得到了不少西方學者的肯定。中國高速增長的經濟奇跡，加上“北京共識”的推廣，使得中國人揚眉吐氣，在國際舞臺上挺直了腰板，在國際貨幣體系改革中發出了自己的強音。
2009年開啟的人民幣國際化，明白無誤地向世人宣告，中國將在新一輪國際經濟、國際貨幣格局變革中謀求與其大國地位相符合的國際貨幣地位。2012年中國經濟總量超過日本，名列全球第二；2013年中國貿易總量超過美國，成為世界最大貿易國。2014年第1季度，人民幣在全球外匯交易中躍升至第七位，已有25個國家將人民幣列入官方外匯儲備的行列。
然而，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絕不是一帆風順的，一些既得利益者并不愿看到中國崛起與繁榮昌盛，中國的國際生存空間正在被壓縮，一場打壓人民幣的全面戰爭已經悄然打響。2009年11月，美國正式提出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簡稱TPP），推行全新高標準貿易新規則，截至2013年已有11國參與其中，TPP覆蓋國際貿易、投資、國內治理等多方面，自由化程度、規則嚴格度更高。TPP突顯了美國優勢領域，是其在經貿地位受到挑戰、被分權后，重建全球經貿霸權的重要跳板，也是其重返亞太的戰略工具。日本、菲律賓等一些亞洲國家已紛紛表示參加TPP，TPP卻將中國排斥在外。如果中國沒有應對之策，在新的貿易規則之下，中國的世界加工廠的地位將不保，貿易規模下降對人民幣國際化而言就是釜底抽薪之舉，很可能讓人民幣國際化被扼殺在搖籃之中。
經濟實力排名世界第三的日本正在極力擴張其國際空間。許多日本人在2011年中國經濟超越日本后心里不是滋味，不能坦然接受和直面現實。二戰后通過穩定日元的《道奇計劃》，依靠日美安全協定賦予的特殊盟友地位,以及限制自衛權的和平憲法，日本一心一意發展經濟，經過30多年的努力，取得了驕人的業績，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世紀80年代，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后美元地位衰落，日元作為幣值穩定的貨幣受到各國的追捧，日本順勢推出了日元國際化戰略。由于美國不容日元挑戰美元，美國政府利用《廣場協議》順水推舟，引導國際投機資本沖擊日元，制造了日本嚴重的房地產泡沫，使日本陷入兩個“失去的十年”，1989年日元曾占全球官方儲備大約19%，但是今天日元的份額降到了4%左右。日本目前仍然是世界最大債權國，而且已經告別了經濟負增長，日本當然希望再續日元輝煌。安倍政府一方面加入美國主導的TPP，希望在新的貿易秩序建立中獲得主動權；另一方面不顧中國、韓國等受到日本侵略的亞洲國家的反對，試圖修改憲法，解禁國民自衛權，而且挑起釣魚島爭端，挑撥、離間中國與東盟的關系。這一切政治舉動的背后有一個明顯的動機，那就是打壓人民幣這一來自亞洲近鄰的挑戰者，與中國爭奪主導亞洲區域貨幣合作的領導權。
中國是不結盟運動的倡導者之一，在第三世界廣交朋友，并贏得了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尊重。作為聯合國五大常任理事國中唯一的發展中國家，中國是發展中國家權利的代言人和捍衛者。因此，中國拒絕了發達國家的邀請，沒有加入“G7”俱樂部。在加入WTO時，中國也堅持發展中國家的身份，反對美國提出的全球金融危機后中美兩國共同治理全球事務的“G2”模式。在政治制度上，中國立足自身的文化傳統，沒有采納西方的民主選舉制度，而是選擇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看得見的手與看不見的手都在發揮作用，集中力量辦大事，審慎地避免了一次次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最終成為國際政治經濟社會舉足輕重的力量。在國際政治經濟格局發生重大變化的今天，凝聚著中國政治制度和經濟發展模式優勢的“北京共識”能否得到更多發展中國家的認同，成為這些國家發展和管理的實踐，關系到中國的政治地位，也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人民幣國際化的未來。
本書展現了大國貨幣走向國際貨幣舞臺的歷程，重點剖析他們背后的政治推手。國際貨幣往往是國際政治的產物，是政治集團和政治權力爭奪的一個重要內容。那些有力量主導政治風向、制定政治秩序、規劃政治版圖的國家，幾乎總是在國際經濟中占據領先地位的國家。獲得國際貨幣權利，這是奠定或鞏固大國經濟領先地位的利器，因此，鮮有大國不謀求國際貨幣權利的。在美元開始走下坡路、國際政治經濟多元化和區域化的今天，一場大國之間的政治博弈已經悄無聲息地展開。孫子曰，“上兵伐謀，其次伐交”，毫無疑問，在激烈的大國政治對決中，我們希望中國能夠以史為鑒，溫故而知新，清醒地把握和利用自身的優勢，順應國際環境和形勢的變化，運用謀略樹立和平發展、公平公正的政治威望，分化瓦解其他大國的政治聯盟，在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中獲得足夠的話語權。惟其如此，中國才能在經濟全球化中擁有公平發展的機會，人民幣才能獲得與中國綜合實力想匹配的國際貨幣地位。

涂永紅
2014年4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