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並不在別處（簡體書）

本書是應奇先生寫的一本學術散文集，收錄了作者多年來的隨筆文章，整合在一處，有相當的可讀性。正如書名“生活在別處”，無論是淘書記、書評、游記，還是寫朋友交往的小文，都圍繞著作者作為“學人”的背景而發。作者清晰的向我們展示了學者生涯的多面相。

作者： 應奇，男，浙江諸暨人，哲學博士，浙江大學人文學院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西方政治哲學和英美語言哲學、道德哲學研究。

登小雅之堂
（代序）
我年輕時的“文學夢”和“科學夢”都不甚久：我的語文一直不錯，從來都是課代表，用諸暨家鄉方言“聲情并茂”地朗誦朱自清的《荷塘月色》乃是我作為這個課代表的一項“特權”，但我從未夢想過成為“文學家”———我充其量設想過成為一個“新聞人”的可能性，因為“新聞學”和“考古學”乃是我認真地考慮過的兩個文科專業，雖然我后來報考的是理科；我的數學也不賴，時常在各類競賽中得獎，還在１９８４ 年那一套可能是有高考記錄以來難度最高的數學卷子上考出了近七十分，但我也從未夢想過成為陳景潤；我倒是夢想過成為“學者”，但應當也不是那種“大”到要出眼下這種“集子”的學者；我最終的同時也是未完成的身份乃是“哲學工作者”。我不知道要把“哲學家”這個名號的內涵縮小到什么程度，同時把它的外延放寬到什么程度，才能把我這樣的“工作者”也包含在那個“家”中。但有一點我是清楚的，那就是我離一個“哲學翻譯家”的距離肯定要比我離一個“哲學家”的距離近一些———如果不說近得多的話。
從一定意義上說，已經按照某種歸類“集結”在這里的至少在表面上頗有參差的文字———它們的一個最主要的共同點就是它們都是一個離“哲學家”還很遠的“哲學工作者”和一個離“哲學翻譯家”相對比較近的“哲學翻譯者”寫的———都或者與翻譯工作直接相關，或者就是在漫長的翻譯生涯中用作休息的時間里，為了調劑自己日漸沉悶的情緒而敲出來的，有的（或者它們的“雛形”）甚至就是直接敲在作為自己的娛樂方式而給天各一方的朋友們所寫的各類郵件中的———我給這些文字取的一個總名就是“我的部落格”。為此，我要感謝那些為了尊重他們就必須在這里“被匿名”的朋友，他們長年累月地忍受著我興之所至和信馬由韁的“騷擾”，雖然他們最常用的忍受方式就是沉默———他們顯然比我更好地踐行了維特根斯坦的箴言：“對于不可言說的東西我們就必須保持沉默。”但他們也許更善意地“忘記”了芝生馮友蘭先生的教導：“人必須先說許多話然后保持沉默。”特別要感謝的是嚴搏非先生，他既是上述“朋友”這個大類中的一員，同時也是一個足夠“另類”的成員，多年前他在看到我信筆寫下的一則隨記（我還記得這篇博文就是《天堂夜歸》，雖然我那時還沒有使用“我的部落格”這個總名）后就問過我有多少這類文字，他愿意幫我結集以讓更多的朋友分享。大約是兩個月前吧，看我的“部落格”“行情”隨著朋友們受到“騷擾”的頻度而更有些“看漲”，他又重申前議，頗愿做一件集始作和終成于一身的雅事。我必須在這里承認，他的這番盛情雅意對于我無疑是一種激勵和鞭策，而這是因為，我雖然有時會自嘲并被嘲已經“墮落”到只能寫寫這類小品文抑或“部落格”，但卻自揣仍然自覺肩負著崇高的翻譯使命，并在多年前就設想過而且到現在也依然沒有放棄自己更為宏偉的寫作計劃。就此而言，搏非的這個建議無疑是給了我一個“自行了斷”或者至少是向“沉淪”于“部落格時代”的“我”告別的機會。當然我也必須說，在一個“諸神隱退”、“生靈涂炭”———這個詞在這里的意思僅僅是個人的原子化或原子化的個人———的時代，這種“告別”是如此哀傷和艱難，至少并不十分令人暢快和感到容易，但為了已經日漸貧瘠和蒼白的“自我”的重新成長和更大程度的充盈，這種告別又是———用一個在我們這個時代非常流行的小品中的詞來說———必須的！
大約是去年七八月間吧，大概主要還是拜自己的這個無限接近于翻譯家的“翻譯工作者”的身份所賜，我應朋友之邀參加了在中國政法大學舉辦的“首屆西方政治思想史高級講習班”，并且忝為“講師”。我是掐著自己的“講習”時間來到北京郊外蟬聲沸騰中的昌平校區的，在為我“接風”的宴席上，一位朋友提到他剛在“哲學在線”上看到我的“跡近小品”的文字，并由衷地夸贊了幾句，我在內心無比激動的同時還是強作低調，連稱小作實難“登大雅之堂”。從這個角度，用“登小雅之堂”來定位這里的文字的性質，我自信倒確是雖不中亦不遠的。雖然根據我淺薄的文史知識，《詩經? 小雅》乃譏刺之作，而且至少從表面上看，這里的某些篇什也似乎確實不乏這種精神和趣味，但我仍然要正名并自我辯誣的是，從內在的層面，無論我自己，還是這里的文字，都也還是謹遵“哀而不傷”、“樂而不淫”之詩教的；我也曾經自我調侃：“溫柔敦厚”也許不及，“光風霽月”或有過之。在為我的“部落格”辯白時，我還曾有言：“這些文字也許并不是非得公開，但它們無疑具有可公開
性”，現在想來，這種可公開性大概就是我所謂“光風霽月”之所指吧。
今年九月底的一天，我陪小女在曲院風荷蕩舟，微風之下水平如鏡，遠山寂寂，一派清秋氣象，在在不免引人秋思；回家在逛“古曲網”時就撞上了李祥霆先生演奏的《天凈沙》一曲，當時就曾發給我的朋友們分享。我其時未便提及的是，我的“秋思”還有一個更重要或者說最重要的寄托對象就是已經在十年前的深秋離我而去的我的父親。我的父親是一名地質工作者，但在我心目中，他首先是一個熱愛哲學的人，我最初接觸到的哲學書就是他于上世紀五十年代后期在北京求學時在當時的東安市場買到的，例如笛卡爾的《哲學原理》、斯賓諾莎的《知性改進論》、黑格爾的《小邏輯》，當然還有列寧的《哲學筆記》；他基于自己的“政治經驗”先是在１９８４ 年阻止我報考文科，后來又在我順利地從理科脫穎而出上重點大學分數線之后，毫無保留地支持我上吉林大學的自然辯證法專業學習，并對我抱有很高的期望，我自然明白，他的這份期望中有一個重要因素當然就是他自己未能實現的“哲學夢”。父親有很高的抱負和眼界，記得多年以后當我第一次在國內“層階”最高的哲學刊物上發表文章———這篇文章題為《斯特勞森的哲學圖像》———后，有一次在我剛裝修好的小家，我拿出這篇文章給他看，他翻了翻，在流露出欣悅神色的同時，說了一句：“什么時候能夠用自己的話寫出有獨立見解和思想的東西就好了。”我相信，從這樣一個標準來衡量，他一定是不滿意于在那之后還“打拼”了這么些年的我的表現的。同時，父親還具有非常好學的精神和相當強的學習能力，他也曾經學習過多種外語———這從我在他的藏書中發現的各類各語種的詞典中就可以得知———并對俄語和英語具有較高的素養。毫無疑問，這種學習興趣和能力都是我所不具備的。這樣說來，對于我目前之差不多以翻譯為業，就一定是出乎他的意料的了。但我曾想，如果我們（也包括一定已經在天堂的他）不要那么苛嚴地看待人類的理智活動，適當地放寬對于人類應當和能夠去成就的事業的了解，我自我安慰———其實主要是為了安慰他———地認為，他對我事業上的成就或者所成就的事業應當也是可以滿意的吧。
１９８４ 年９ 月中的一天，還是早上四五點鐘，我的行李已經提前一天辦理了托運到長春的手續，在這個天還完全沒有亮的早晨，為了保證萬無一失，父親用一輛老式２８ 寸自行車馱著我離開我們當時已經在杭州半山的家，去到城站———杭州火車站，送我從那里出發，經上海轉車，到我———也是他———夢想中的哲學系上學。我們一路聊著天，更多的并不是離別的愁緒，而是對未來的憧憬；不是由生活之艱辛所造成的怨懟，而是一種意氣奮發、重新起航的豪情。我聽到他彌散在未開晨霧中的帶著興奮思緒的聲音，我只能看到（其實是緊貼著）他的背影和不時轉過來的半張臉；至今二十六年過去了，他的整個面影和堅毅神情，越過時間的長河和歲月的滄桑，依然清晰地呈現在我的面前。那么就讓我用這個不成樣子的“作品”獻給父親和我生命中那個永遠定格的清晨，獻給我生命中永遠的父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