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人如天：史記中的漢人（簡體書）

現于臺北書院開設長期課程，是臺北書院最年輕的講師。并長期于兩岸各大報刊登載文章，被兩岸媒體譽為“中國文化的踐行者”。著有《胡蘭成·天地之始》《萬象歷然》《孔子隨喜》《人間隨喜》《這世界，原該天清地寧》等。

本書作者、臺灣作家薛仁明自2013年始，在臺北書院長期開設史記講授課程，成為臺北書院最年輕講師，被書院山長林谷芳戲稱為“破格聘請，因為畢竟聞道有先后”。此言不虛，薛仁明談史記，確能談出不一般的風采，令人眼前一亮。他直取楚漢群雄的心魂，逆轉長期以來對劉邦項羽形成的刻板印象，令人叫絕；他暗中以老莊的眼光來評說漢朝的開國人物與時代氣象，言語之間與司馬遷如莫逆知音。他讓史記中的真意如水落石出般呈現，這種筆力可謂有神，令人感到酣暢淋漓。

大陸版自序臺版自序第一輯 天人之際 消散迷失已久的魂魄，久違了！ ──我讀史記 天人之際 進可成事，退不受困 “烹太公”與“踹小兒” 魂魄猶樂思沛 讀書人讀劉邦 “拼爹”與“靠爸” 不過一敗 多談意思，少說意義 項羽殺人 從咸陽大屠殺到新朝氣象 天清地曠第二輯 漢家氣象 長者 閑人 綽綽然，有余地 一棒打響歷史 其猶龍耶？ 韓信的姿態 韓信之死 陳平厲害在哪？ 為君難，為臣不易──劉邦與蕭何 “蕭規曹隨”之外的曹參 有此風光，便能成事 屠狗樊噲 今暴得大名，不祥 其人如天 離去的身影 太史公與孔子覿面相逢附錄 史記乃是我們的家書（楊鍵） ——讀薛仁明新作《其人如天》 

那回，我在臺北書院上課，有學員提問，讀史記與個人的安身立命，到底有什么干系？
提問者，是位中年男子，近年來，遇到了人生的大困頓；很長的一段時間，心頭都解不開。后來，他在《中國時報》讀了我談史記的文章，頗有觸動；暑日去了趟池上，恰好，又在大坡池與我不期而遇。不久，我開了課。每一回，他總極早就到；每一次，他總扣著最真切處發問。我喜歡這樣的真切。
這樣的真切，現代人漸漸離得遠了。這些年來，許多人都找不到著力點；日子過得并不舒坦，也有點沉重，卻又有些說不出的飄浮感。一如每天，他們可能低著頭，滑著手機，看似忙碌；也可能翻著書，寫著稿子，看似用功；但用功忙碌之余，總仍有種難以形容的不對勁。這不對勁，他們有時也察覺得到，可是，未必能掙脫得了。信息社會將鋪天蓋地的訊息，淹沒了他們；即使是所謂學問、所謂文化，常常也只是阻隔了他們。結果，他們慢慢失去了對人對事對天地萬物該有的真切感。因不真切，故而飄浮。因不真切，故而他們無力掙脫。
只有真切，生命才有風光，也才能夠翻轉。《史記》不只是一本史書，更是一本極真切的生命之書。我寫《史記》，希望能寫出一種風光，也能寫出一種真切。

二○一四年元月三日，薛仁明于臺東池上，是時山坡上梅花盛開

消散迷失已久的魂魄，久違了！
──我讀史記

歷代寫史，公推二司馬為最。其中，司馬光寫《資治通鑒》，大手筆。可惜，他是個儒者，生性嚴肅，還有些執拗，而且，又過度緊盯著“資治”之用，因此，全書寫得嚴嚴實實，簡直是密不通風。較諸《史記》，《資治通鑒》雖有所長，卻少了些游于虛實之生氣，更不易見那吞吐開闔的大氣。
能吞吐開闔，方可大氣。當年，因李陵之禍，司馬遷受了莫大的屈辱，可是，后來他寫《史記》，偏偏卻跌宕多姿，妙趣橫生。如此不為苦難所困，也不留下任何陰影，反倒更能吞吐，更為大氣，這就非常的了不起。司馬遷能將所有的磨難盡化成生命之陰陽回蕩，《史記》這本領，是中國史書第一。
《史記》的蕩氣回腸，處處可見，我尤其喜歡司馬遷筆下的劉邦。在《高祖本紀》里，太史公寫劉邦擊黥布后，途經沛縣，“留置酒沛宮”，招舊識父老子弟，放懷縱酒。當酒已沉酣，劉邦擊筑，自為歌詩，曰，“大風起兮云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這首歌，極好；朱熹曾譽之，“壯麗而奇偉”。可是，司馬光編《資治通鑒》時，從劉邦置酒沛宮一路寫起，“悉招故人、父老、諸母、子弟佐酒，道舊故、為笑樂。酒酣，上自為歌”，到了這兒，偏偏就不將此歌輯入。蓋不收此歌，其實無礙于敘事之完整，更無損于“資治”之用。或許，在司馬光眼里，收進就多余了。但是，太史公不僅寫入書里，還成了文章的一大亮點；在《史記》全書中，更時時可見諸如此類無關敘事完整、也貌似無用之閑筆。這些閑筆，看來無甚緊要，卻可讓文章頓時搖曳生姿。有此風姿，后人遂可讀之不倦。這樣地看似無用，其實最可沁人心脾，這正是莊子所說的“無用之用，大用矣”。正因如此閑筆，太史公筆下的歷史，不僅有了溫度，更有著光陰的徘徊；也正因有此閑筆，不僅聞聽得到這些人物的言語謦欬，更可觸及那生命的魂魄深處。
《史記》在“大風歌”之后，接著又寫高祖起身而舞，“慷慨傷懷，泣數行下”；對著沛縣父老，劉邦言道，“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后，吾魂魄猶樂思沛”。這四句話，說得動人；尤其在劉邦自知余日無多之際（半年后，高祖崩），格外顯得情真意切。劉邦最大的本領，是與世人無隔；他是個迥異于常人的天才，可偏偏卻最能與常人相知相悅。因此相知相悅，故他可成就大事，故可打得下亮亮煌煌的漢家天下。《漢書》說他，“自監門、戍卒，見之如舊”，這是王者吞吐開闔的能耐。既然連“監門、戍卒”，都可“見之如舊”，更何況家鄉的父老？于是，劉邦面對滿城故舊，不禁脫口說出“吾雖都關中，萬歲后，吾魂魄猶樂思沛”這百感交集的話語。然而，《資治通鑒》寫到這兒，獨獨只留了“游子悲故鄉”一句，后頭的三句，盡管感懷更深，可司馬光大筆一劃，直接就刪掉了。
更可惜的是，劉邦與故人敘往事、思來日，悲欣交集，痛飲十數日，最后，欲去，沛縣父兄不舍，苦苦相留。相留未果，準備啟程長安，結果，一出城，沛縣全城皆空；滿城老小，全到城外送行，獻牛的獻牛，獻酒的獻酒，劉邦不禁動容，遂“復留止，張飲三日”。這一段，《史記》寫得滿紙人情，簡直是“氤氳四溢”，可是，《資治通鑒》卻只字不提。
《高祖本紀》細細描繪了劉邦歸返故里的歡欣與愴然，正如《項羽本紀》詳述著項王垓下受圍的慷慨與悲歌，寫的，都是傳主的魂魄。《史記》寫事，更寫人；《史記》寫人，更寫魂魄。那時，項王受圍，英雄末路之際，不勝悲愴，自為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如是，“歌數闋，美人和之”。這一段，《史記》寫得勾魂攝魄，千載后，讀之仍不免心驚；今人縱使不讀《史記》，單單看京劇《霸王別姬》項王與虞姬悲歌那幕，都還要不勝欷歔的。然而，《資治通鑒》寫到這兒，不僅將項王之詩給刪除，索性，連虞姬提都不提了。
《資治通鑒》不寫這些，當然是司馬光的嚴正。儒者的嚴正，本是件好事；論語里頭，孔子何等嚴正？有此嚴正，才有百世不易之大根大本。可是，當嚴正一旦過頭，以至于無法呼吸，無法開闔吞吐，那么，就不免淪為拘泥閉鎖了。宋以后的儒者，拘閉者日多；他們個個是正人君子，眼里只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于是，英雄美人之事，多半不屑一顧。他們只知實、不知虛，只知有、不知無。《史記》寫劉邦、項羽的慷慨悲歌，正如舊小說大量穿插的詩詞，看似無關緊要，可卻是真實生命的呼吸與吞吐。有此呼吸吞吐，才有中國文明所說的虛實相生。
這些儒者，昧于虛實；因此，在正邪之間，便經常迂執不化。他們只相信“正能克邪”，卻無法對世間的賢愚不肖有著相知與相悅。他們凡事太過認真，愛憎又極度分明，結果，在“大是大非”的幌子下，比誰都“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正因如此氛圍，北宋才有那慘烈的新舊黨爭。在新舊黨爭中，司馬光之所以會那般荒腔走板，不正因拘執太甚嗎？而北宋之所以亡于黨爭，不也正因儒者的開闔吞吐出了問題嗎？
宋以后，理學大盛；到了清代，樸學又起。由宋至清，但見儒生越來越正經，學問也越做越嚴謹。到了后來，他們是連一個詞、一個字也毫不放過，半點都不得含糊。他們凡事較真，凡書也必要考證出究竟之真偽。他們整天忙著糾正別人枝枝節節的錯誤。這樣地嚴謹認真，看似好事，可實際上，卻只見一個個日形拘閉；從此，儒者開闔吞吐的能力更衰，氣象與格局也更為萎縮。如此拘閉，到了民國，并無改善；在現代學院里，反更變本加厲。學院中的讀書人，竟日埋首于所謂的學術論文，不論格式、腳注、研究方法、問題意識，缺一不可，嚴謹得不得了。可寫這些極度規范的所謂論文，通常也就三、五之人勉強讀之，除了為稻粱謀，除了不得不然之外，還有多少人談氣象格局？又還有多少人關心吞吐開闔？
二十六年前，因為司馬遷“通古今之變、究天人之際、成一家之言”這三句話，我進了歷史系。可才到臺大，系里就開始教我們讀論文、寫論文。讀來讀去，但見一篇篇號稱客觀的分析，卻感覺不到一點點歷史的溫度；只看到一樁樁貌似嚴謹的論述，卻碰不著一絲絲人物的魂魄。每次讀完論文，腦袋填塞得緊，心里則空虛得很；畢竟，那沒溫度，也沒魂魄。現代學院毫無生命實感的學術論文的大行其道，與現代社會完全無法遏止的躁郁狂癥的大肆流行，其實，是同一回事。他們，都失去了魂魄。所幸，后來我脫離了學院，開始無所為而為地讀著《史記》，慢慢見識到太史公在敘事描形之際，以事顯體，由形入神，這時，我讀到的，不僅是中國文明原有的精神，更是自己年少以來消散迷失已久的魂與魄。唉，久違了！

綽綽然，有余地

兩千多年前，垓下突圍、疾走東城，最后，逃到烏江邊的，如果不是項羽，而是劉邦，那么，結果又會如何？我想，烏江亭長若是艤船以待，喘息未定的劉邦，肯定顧不上換氣，二話不說，立馬便催請開船。萬一，這烏江亭長是個項羽粉絲，遲遲不肯渡劉；那么，劉邦大概會使出渾身解數，或勸、或慰，或哄、或騙，如若不然，也可能是或搶、或奪，總之，必定要趕緊渡江不可。渡了江，劉邦既不憂思難遣，也沒躊躇不前，反正，只要保住色身，一切好說。勝負乃兵家常事，老實說，他輸慣了；輸得再慘，也不過，就是一敗。一路上，不管逃得多么難堪，劉邦壓根沒放心上。因為，身段與面子，那是項羽的問題，他沒這種困擾。對劉邦而言，人生赤條條而來，赤條條而去；想這么多，其實，是庸人自擾。
劉邦平民出身，是個無賴，當然可以赤條條而來、赤條條而去。然而，祖上世代為楚將的項羽，才一出生，他的周遭環境，他的生活氣息，便已讓身段與面子層層疊疊，都成了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別人可以不在意，可偏偏項羽就萬萬不能不在意。這樣的貴族出身，兼又年少暴得大名，幾乎就注定了他最后的結局：垓下突圍、疾走東城，到了烏江邊，思前想后、踟躕再三，然后，把自己，活活逼死。
是的，性格決定命運。對劉、項而言，迥然有別的出身，不僅決定了他們的性格，更預示了最終的命運。不過，貴族出身，或者說，世家子弟，盡管常常有類似的極難負荷的包袱，可是，這樣的背景，真的就只是包袱嗎？其實不然。在某些人身上，正因有此背景，反而才更有辦法成就某種極獨特又極有內蘊的生命特質。
譬如誰？
張良。
一般而言，世家子弟起手便高，他們有家學、有人脈、有資源，因此，容易成名，也容易成就一番事業。這理，大家清楚；個中好處，任誰也都明白。但我要說的，不是這個。
張良的身上，有種生命特質，姑且名之，曰：“綽綽然，有余地”。這樣的“綽綽然，有余地”，固然與其天資、與其閱歷有關，但是，和他的貴族背景、世家身份，更脫離不了干系。
那時，劉邦滅楚，定天下，即皇帝位，開始論功行封。一分封，“群臣爭功，歲余功不決”，都一年多了，還搞不定呢！當年封侯，眾人呶呶不休，日也爭、夜也爭，從沒個定論。然而，這一群功臣，面對曹參，倒是異口同聲，咸以為他“身被七十創，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后來，曹參果然封了平陽侯，至于食邑，則有一萬零六百三十戶。換言之，萬戶之侯，大約，就是論功行封的極致吧！
可是，當天下甫定，張良連開口都沒有，劉邦倒主動說了，“運籌策帷帳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遂要張良“自擇齊三萬戶”，以為食邑。嘖嘖！在齊地（那可是個富庶之地呀！）隨意挑個三萬戶，那不等于“功最多，宜第一”的曹參的三倍嗎？是的，面對如此“浩蕩皇恩”，只見張良既不疾、亦不徐，從從容容，言道，“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在留地不期而會），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愿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一席話，說得極溫婉謙讓，又極情深意重，真真是“綽綽然，有余地”；劉邦聽了，當然只能成全他，遂封張良為“留侯”。
食邑三萬戶，唉，那可是多少功臣連癡心妄想都不敢企及的呀！當時，為了位次、為了食邑多寡，這些平民出身的功臣汲汲營營、紛紛擾擾，或不滿、或不服，獨獨張良身在其中，卻像個局外之人。只見他風輕云淡、一片清寂；別人夢寐以求的，他倒是寧可少，不愿多。畢竟，“五世相韓”的貴族出身，張良什么榮華富貴沒見過？當年為秦所滅時，他家里，還“家僮三百人”呢！富貴與榮華、功名與利祿，個中的真假，里頭的虛實，他豈能不明白？又焉能不清楚？“今以三寸之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于良足矣！”如此自謂布衣，當然只是謙稱。張良如此謙沖抑讓、澹泊寧靜，除了他本來就是個異人之外，其實也因貴族出身，故而早早就看過、嘗過、經歷過人人向往的那些錦繡繁華；正因親身經歷過繁華，又親眼看見過繁華落盡，于是，在起落之間，他就比誰都從容；在取舍之際，更比誰都“綽綽然，有余地”。
正因如此，同樣是舍，同樣是退，比起他人，張良也有更多的淡定與安然。譬如，當年范蠡辭別勾踐，雖說醞釀極久，但真到了時候，卻只在剎那之間，便斬斷一切情緣，從此萬事不管，徹底遠走高飛。那樣地決絕，那樣地不留情面，固然極干凈、極利落，卻也讓越王勾踐有種被剝光衣服、無所遁形的羞辱感，頓時之間，勾踐惱羞成怒，原先潛藏的殺心，一下子便噴涌而出，遂公開要范蠡立即回返，“孤將與子分國而有之”，他更想說的話，則在后頭，“不然，將加誅于子！”
相較而言，張良卻是不同。劉邦雖然也殺功臣，可他與張良之間，從頭到尾，卻啥問題都沒有；但見君臣二人，多有揖讓，始終宛若賓主，一團和氣哪！于是，張良即使功成身退，也不給人壓力，更不讓人緊張；他只是不居功，只是謙沖澹泊，然后以一種若有似無、似無還有的姿態自自然然地淡出。早先，在扶漢興劉時，張良就舉止安詳；所有的作為，大化無形，宛若春雨潤物一般，悄然無聲。而后，待要幡然轉身時，張良安詳如故；即使揮手告別，也是既無風雨亦無晴，果真，一派天清地寧。
這天清地寧的張良，因家世顯赫，自幼起，見識所及，不論王公貴族，抑或奇人異士，所閱多矣。所閱既多，加上天資過人，因此，當年留地一會，張良憑其不世出的穿透力，一眼便看出劉邦的天才豐姿（“沛公殆天授！”），當下，更清楚劉邦的性格與為人。他很明白，今日劉邦，與當年勾踐，其實不同；來日他要功成身退，也完全不必像范蠡那般激烈、那般劍拔弩張。
張良的從容，也得力于他們家“五世相韓”的特殊背景。眾所周知，戰國后期是個秩序陵夷、封建崩解的時代。在這樣的時代，張良父祖能如此長期為相（先后經歷了韓昭侯、韓宣惠王、韓襄哀王、韓厘王、韓悼惠王五個君主），顯然，必深諳君臣相與之道，否則，焉能久居此位？事實上，這君臣相與之道，或許才是張良最深刻也最具分量的家學淵源吧！比起他人，張良很早就明白，不管為君，或是為臣，雙方總有其限制，亦各有其難處。這些限制與難處，從小他聽多了，也看多了；因此，世家子弟的他，通透于世情，出入于人我；因此，聰明的他，對種種人性的幽微有著最如實的觀照（所以，極溫婉謙讓）與最細致的體諒（所以，極情深意重）。他很清楚，為臣子者，若整天眼巴巴地期待主上圣明、廓然無私，這固然幼稚；可若一直揣想著國君如何狡詐陰險、兇狠殘酷，竟日把“狡兔死，走狗烹”這樣的話兒掛在嘴邊，其實，也不切實際。事實上，君有君道，臣有臣道，“為君不易，為臣難”，只有如實體會到彼此的限制與相互的難處，才可能真正不忮不求、不亢不卑，也才可能在進退之間“綽綽然，有余地”。這樣的余地，既可留給對方，更是留給自己。
作為一個明白人，張良永遠身在其中，也永遠像個局外之人；他像是置身局外，卻又最能掌握全局。他為人臣，最知君；他貴族出身，可又比誰都看得出平民出身的劉邦的能耐；他有著世家子弟最好的生命質地，卻也比誰都更能欣賞那種赤條條來去的無賴的強大生命力。如此張良，其眼力、其能耐、其氣度，又豈止“運籌帷帳中，決勝千里外”這寥寥數言便能說道得盡？

長者

現代人受西方（尤其美國）影響，喜歡標榜年輕，同時，也多半怕老。君不見，臺北捷運有多少的車廂，明明站了不少人，可博愛座的空位，卻常孤零零地一徑冷清著。這時，仔細一看，可能還有幾位長者正站一旁呢！博愛座如此乏人問津，一方面，當然是臺北人謙沖客氣；二方面，也是有些長者身體硬朗，犯不著坐著，畢竟，“臥不如坐，坐不如站”。可是，另一方面，這的確也是因許多人視博愛座如忌諱，坐那兒，總有說不出的難受與不自在；這樣的不自在，說白了，其實就是不愿意承認自己是個老者。
當“老”已成了某些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字眼時，這就意味著，我們是身處在一個價值錯亂的時代。換言之，當大家不以“長者”為尊貴時，這就是一個沒志氣的時代。
古人比我們有志氣。
當年，劉邦年近半百，出差咸陽，適逢秦始皇出巡，他道旁觀看，看著看著，不禁喟然嘆息，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數載之后，果然，劉邦打下了漢朝四百年亮煌煌的江山。個中原因，當然很多；但其中有個關鍵：他是個“長者”。
劉邦的“長者”之風，由來甚早。當初他還是個亭長時，一回玩鬧，誤傷了哥兒們夏侯嬰。依當時律法規定，亭長傷人，其罪甚重；因此，夏侯嬰為了回護劉邦，寧可作偽證，寧可因翻案復審而坐牢一年有余，又寧可遭鞭笞數百下，都完全在所不惜！從這點看來，劉邦除了是個無賴之外，可還是個讓兄弟不惜犧牲都要挺身相護的“長者”呢！
到了秦末，天下大亂，沛縣老少紛紛而起；他們殺縣令，開城門，迎接劉邦，“欲以為沛令”。擁劉邦為令，一則因劉邦已然亡命在外，率眾百余，算得上略有實力；另方面，也因多數文吏（譬如蕭何、曹參）擔心來日事敗，“秦種族其家”，不愿出頭，于是一致推讓給劉邦。除這兩點之外，更緊要的原因，恐怕還是如同東陽（當時另一個起事的縣城）少年群推陳嬰為長所說的理由：他是個“長者”。
劉邦起兵之后，加入了項梁陣營，項梁隨即又擁戴楚懷王為諸侯軍的共主。不久，項梁敗死，楚懷王開始調兵遣將，派人向西略地，準備進入關中，一舉破秦。任誰都知道，揮軍關中，乃天下第一等大事，而且，楚懷王還公開約定：“先入定關中者王之”。換句話說，誰先平定了關中，誰就成為京畿所在的秦地之王。因此，雄心蓋世的項羽，一方面想拔得頭籌，一方面也想報叔父項梁為秦所殺之仇，于是便自動請纓。然而，懷王回絕了項羽，在諸多將領中，卻獨獨挑選了劉邦。那時，楚懷王的理由是：“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可遣”。
因為是個“長者”，故劉邦受推為沛公；后來，又因為是個“長者”，劉邦才入得了關中，成就日后的漢王。待成為漢王后，又有王陵之母，寧可自刎，也不受項羽要挾；自刎之前，遺言要王陵“謹事漢王”，理由是，“漢王長者也”。
問題是，何謂“長者”？
“長者”當然年紀大，但是，又不盡然。
在中國，年紀一大，似乎就是個優勢。中國人看戲看壓軸，凡事“好戲在后頭”。事實上，中國人的一生，只要下足功夫，沉得住氣，常常越是晚年，就越光彩紛呈。譬如書畫，古人且先不表，單說近代，齊璜年約六十，才開始“衰年變法”，從此大破大立，白石老人的畫風于是一變，遂成獨絕；此外，又有八十三歲的張大千，去世前數月，含著心臟鎮定片，在家人扶持下，爬上訂做的高桌，畫就一幅筆酣墨暢、大氣淋漓的《廬山圖》，長有十米，高則一米八，多年前，我在臺北故宮親見原畫，不禁目眩神搖。而至如今，還有個星云法師；他本非書家，寫字也只是隨緣歡喜；年過八十，近乎失明，落筆時，甚至還要人攙扶；但他那一手書法，可真是越寫越好了。
年紀一大，他們的生命，慢慢就淬煉出特殊的質地，有點像石墨變成了鉆石。這樣的淬煉，書畫只是其一，更精彩的，還得看看《史記》里頭那幾位老先生。譬如姜太公，大家都熟，你說，當初他踏上歷史舞臺，先輔文王、后佐武王，才剛剛開啟周朝八百年國祚時，到底已多大年紀了？又譬如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計”，都這把年紀了，他才初初投靠項氏，成了項羽日后獨一無二的大謀臣。七十幾歲的范老頭，若非后來被陳平離間，若還一直待在項羽底下，那么，劉邦真要扳倒項羽，恐怕，還不容易呢！此外，秦末還有個酈食其，在陳留縣高陽那小地方，穿著一襲儒服，想拜謁沛公，聞聽沛公不見儒生，這六十幾歲的酈老頭，只兩眼怒瞪，按著劍，對使者厲聲呵斥，“走！復入言沛公：吾高陽酒徒也，非儒人也！”
好一個酈老頭！當初，他在高陽當里監門吏，職位卑微；可全縣上下，卻從沒個人敢使喚他。迨天下兵起，途經高陽的各路英雄，來來往往，絡繹不絕；酈老頭一個個打量，又一個個搖頭。獨獨沛公，酈食其一眼看出，此人盡管輕慢，可心量氣度，卻大非尋常；若套句酈老頭的話說，“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略（足智多謀而有大見識），此真吾所愿從游。”
既要從游，就得求見；結果，酈老頭厲聲一喝，果然如愿見了沛公。可才入謁，卻只看到劉邦倨坐床上，滿臉吊兒郎當，正讓兩名女子洗腳呢！酈老頭一看，“長揖不拜”，接著，又正色言道：足下若想成就大事，“誅無道秦”，那么，就“不宜倨見長者”！
呵！你瞧，在懷王口里“寬大長者”的沛公面前，這回，酈老頭也自居“長者”呢！當然，酈食其比劉邦大十來歲，但是，這絕非重點；真正的重點，應在于他對劉邦所說的，“吾度（揣度，判斷）足下之智不如吾，勇又不如吾”；換句話說，比起劉邦，酈食其自認更“智勇雙全”，而這，才是他自居“長者”的根本理由。
因此，所謂“長者”，從來就不只是年紀大。事實上，當初被推為沛令時，劉邦的老父（《史記》稱之為“太公”）猶然健在；東陽少年擁戴為王時，陳嬰的老母也還頭腦極其清晰；他們這兩個當兒子的，年紀又哪能多大？他們之所以被稱“長者”，除了年紀的確不輕之外，更在于他們身上具有年長之人該有的“美德”。這種“美德”，比如是劉邦的“寬大豁達”、陳嬰的“忠信恭謹”、酈食其自詡的“智勇雙全”，或者，也比如是姜太公、范增那種高瞻遠矚與深謀遠慮。
換句話說，所謂“長者”，其實是一個生命圓熟之后，憑其豐富的閱歷，借其深遠的智慧，于是淬煉出一種特殊的人格質地。這樣的質地，有種特殊的分量，有種懾服的力道，可讓人由衷地敬佩，也使人魂魄為之震動。有了這種質地，“長者”因此有種尊貴，可以服人，可以養人，可以與世人相知相悅；也正因如此，“長者”可以為長，可以為王，可以打得了天下。
“長者”的一生，是開了好花，又結了好果。他們在年長之后，生命逐漸積淀，于是有種豐厚；他們在年長之后，生命逐漸通透，于是更有種明亮。他們越是年老，就越見風華。正因如此，中國一向是個長壽的民族，中國人也特別懂得敬重長者。就單單前頭這幾個“長者”，你瞧那精神！瞧著瞧著，我們當然欣羨，也當然向往，然而，在佩服的當下，可否也有一問：來日，我們會成得了如此風華又如此精神的“長者”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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