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吏治錄（簡體書）

《雍正吏治錄》凡126篇，如同五光十色的多棱鏡，勾勒出一幅幅雍正王朝的百官圖，可謂今人眼中的雍正官場現形記。具體說來，一是展示了雍正王朝“吏治廢弛”、官員腐敗的亂相。二是活畫出雍正百官的眾生相。三是深入透視清廷百官的心靈世界，筆鋒直指清代官場腐敗的要害。 古為今用，借古鑒今，向來為治史之圭臬，讀史之要義。《雍正吏治錄》的最大價值也就在于，作者不是緣趣而讀史，也不是就史而論史，而是站在歷史的制高點上觀照故實，用現代意識剖析古代官場，以當今的思想高度和價值尺度來燭照十八世紀上半葉官場吏治的幽微，在古今政治生態的映照中生發深長的思考。

雍正皇帝之“為君難”
有一年，山西境內出現旱災，土地荒蕪，莊稼絕收，老百姓苦不堪言。這消息通過非官方的渠道傳到了宮里，雍正皇帝聽到后十分焦慮，趕緊讓人詢問情況。可是，當時的山西巡撫不知出于什么樣的考慮，竟然隱匿不報，并且一口咬定說山西沒有旱災。不管你是否承認，災害畢竟出現了，這對一向生活貧困的人來說，無疑是雪上加霜。
后來，路經山西的田文鏡了解到這種情況，并很快向雍正皇帝做了匯報。雍正皇帝畢竟是個體恤百姓疾苦的人，想到老百姓背井離鄉，餓殍遍野的情景，禁不住潸然淚下，覺得是因為他“不知情”的過失讓老百姓吃苦了。一國之君，能有這樣的悲憫之情，不能不叫人感動。更令人感動的是，他即刻與有關部門商議，想盡一切辦法安排了賑災，使幾萬人得以活命。后來，雍正皇帝談及此事，仍感慨頗多。他認為作為封疆大吏，必須時刻考慮著關乎老百姓生活的大事，并能夠在發生災害時及時處置。身為總督或巡撫，“如遇災傷，萬勿隱諱，更須預為籌劃，善為民計。”他向官吏坦露自己的牽掛說，老百姓的疾苦，他沒有一刻不放在心上，“朕勤念民間疾苦，每念有被水之處，恐百姓廬舍田禾驟遭水患，或致流離失所，即發帑金賑濟，以恤民難。”
須臾不忘老百姓的疾苦，并要盡一切可能為其解除痛苦，這個皇帝就不好當。他在與諸大臣的交談中也時常說，一定要關心老百姓的疾苦，實心實意為老百姓辦事。做到了這些，就一個督撫而言，才能成為一個好官吏；作為一個皇帝，才能是個好皇帝，上對得起蒼天，下對得起黎民，遠對得起先祖。可是，做到這一點不容易，做個好官吏難，做個好皇帝也難。他把做個好官吏看得很難，把做個好皇帝也看得很難，說明他希望官吏能成就一番事業，同時鞭策自己也成就一番事業，如果不是有這樣的雄心壯志，渾天度日，不思進取，當然就不會感到官吏不好當，皇帝不好當了。
雖然做個好皇帝很難，他卻在不懈地努力，并且是從諸多方面努力。他展露自己的心跡說：“費無限苦心，訪問簡選人才。辦事自朝至夜，刻無停息，惟以天下大計為重，此身也不愛惜。”作為皇帝，他高瞻遠矚，首先想的是“人才”。這是治國的頭等大事，只有把優秀人才選拔到合適的崗位，才能堅實安邦利民的基礎。同時，他很敬業，人們可以想到“自朝至夜，刻無停息”地忙碌會是什么樣子。當個好皇帝難，也就難在這里。
雍正皇帝是個直率的人，他曾自詡“以勤先天下”。可見，他深知為君難，但他決不畏難，一心只想把事情辦得好些，而辦好的動力就是“勤”。他這種心態，這樣的追求，或者叫嚴謹的自律，在他辦公、讀書和居住的環境里也可看出一二，那些匾額和對聯展露著他的心聲。
雍正皇帝登基之后，在乾清宮理政就寢，那里有一塊醒目的匾：“戒急用忍”。這是康熙皇帝對他的訓誡。雍正皇帝在府邸時，時常受康熙皇帝的委派去辦一些事情。每次辦事，他都會兢兢業業，一絲不茍，力求把事情辦得完美無缺。可是，因為脾氣秉性使然，難免操之過急，個別事情因此辦得事與愿違，甚至帶來不好的結果。康熙皇帝要委大任于他，就提醒他以忍來戒急。泱泱大國，官吏多，庶民多，發生棘手的事情也多，勢態非常復雜，有些時候必須忍一忍，暫時避開鋒芒，事情同樣能處理好，還不會或較少帶來負面的影響。這是為官的技巧，更是為君的技巧。如今，他身為一國之君，面對的內憂外患很多，必須有條不紊地處理好。君臨天下，自己的言行舉足輕重，一旦由著性子來處理問題，就不免出現漏洞，小者可能把應該辦好的事情辦砸了，大者會危及社會的穩定或至國家的興衰。所以，他時時刻刻告誡自己，要用“忍”來戒“急”，穩妥地駕馭好天下。透過此匾，可以窺見雍正皇帝想做一個明君的心情。
乾清宮的另一塊匾是“惟仁。”即以仁為上，以仁理政，以仁馭民。雍正皇帝熟讀詩書，對仁的理解一定是深刻透徹。《孟子·梁惠王》篇中，有一段很精彩的議論：“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賈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途，天下之欲疾其君者（對本國的君王不滿意而想背叛的人）皆欲赴愬（追隨）于王。其若是，孰能御之？”這樣的論述，歸結為一點，就是行仁政，唯此才能使“仕者”、“耕者”、“商賈”、“行旅”等都能歸順于朝廷，國家就繁榮昌盛，不可抵御。
這樣的經典言論，雍正皇帝必是爛熟于心，也必會孜孜追求孟子所描繪的美景，所以他把推行仁政看得很重要。為了讓他人理解自己的追求，他還特意在匾的兩旁題聯：“諸惡不忍做，眾善必樂為。”若真的做到了不忍作惡而樂意為善的境界，豈能當不成一個好皇帝呢？或許因為難以做到，雍正皇帝才寫出這樣的座右銘，表白自己，也提醒自己。
如果說前面提到的匾和對聯揭示的是他的追求，而后一塊匾和對聯則不僅有追求，還有為帝的恐慌與擔憂。這塊匾的內容恐怕是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為君難”。當皇帝難呀！在一般人的眼里，皇帝以天子居，乃舉國之上的人物，發號施令，指點乾坤，享不盡的榮華富貴，何難之有呢？雍正皇帝發出這樣的慨嘆，是因為什么呢？是有人時刻覷伺著他那本不安穩的寶座？是有人對他的譏諷挖苦乃至陷害？是因為有些官吏對他不能盡忠？是有些貪官污吏仍在橫行？是因為有些督撫等封疆大吏不能實心任事還隱匿失誤和罪過？是因為國庫虧空嚴重而國力衰竭？是因為各種各樣的災害不斷出現而難以抵擋？是因為有那么多的官吏為邀功沽名而弄虛作假？或許不僅僅是這些。
雍正皇帝登基之后，遇到的種種困難罄竹難書，他怎么不感到“為君難”呢。雖然有那么多的困難，他并沒有退縮，更沒有喪失戰勝困難的信心，依舊頂著那么多人的嫉恨，通過各種方式加強吏治，整頓虧空，撫恤百姓，才使得國家的局面得以好轉。之所以能夠如此，大概與他為君的理念有關。在“為君難”匾的旁邊，他寫了這樣的對聯：“愿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治理天下，是血汗的付出，他愿意為之；受天下人侍奉，是身心的享受，他不愿意貪圖。一個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為所欲為的人，能有這樣的覺悟，令人折服敬佩。
在正大光明殿內，有一副對聯，完全可以詮釋雍正皇帝的心情：“心天地之心而宵衣旰食；樂兆民之樂以和性怡情。”一位封建君王的胸襟如此闊達，追求如此高尚，志向如此遠大。若官吏們都能像他這樣，各司其職，擁戴皇帝，遵旨辦事，“為君難”的程度就會減少許多吧？

務實的皇帝
雍正是個十分務實的皇帝，諸事都講從實際出發，把事情辦好。不然，他不能夠在那么短的時間里革除康熙末年出現的種種弊端，把國家治理得逐漸好起來。
雍正元年的二月，河南巡撫石文焯向雍正皇帝奏報，河南一些地方的老百姓不懂得灌溉，靠天吃飯，風調雨順的年景就多收些糧食，干旱的時候則歉收。為了啟發人們灌溉，他在一個地方租了幾畝地，掘井汲水，按時澆灌莊稼，收成比原來高出數倍。取得了經驗之后，便向更大的范圍推廣，使老百姓大為受益。雍正皇帝對如此勤勉的官員自然賞識，但仍沒有忘記提醒他更加努力做事，在奏折上曉諭：“凡事當務實心。”還說，對下屬不能不了解他的好壞，如果對惡者不懲罰，對善者不鼓勵，為官不知道用力做事，那就對不起老百姓。一國之君，有如此良苦用心，當然是老百姓的福祉。
雍正初年，廣東一帶盜賊出沒，民不得安寧。時任兩廣總督的楊琳擔心壞了自己的政聲，對盜賊的事遮遮掩掩，拒不實報。雍正皇帝不高興了，批評楊琳處世“練達”，也就是過于滑頭，并告誡他，必須在三年之內整治地方的風氣，剎住盜賊的氣焰，若“不為朕在地方上盡心料理，斷不饒他。”類似這樣的內容，在雍正皇帝批示的奏折里經常出現，每每坦露出他的心情與期望：既然為官一方，擔任著朝廷委派的責任，沒有理由不把朝廷責成的事情辦好，也沒有理由不把老百姓希望料理的事情辦好。如果為官不理事，或并不用心理事，一定重重地責罰！他對楊琳的訓誡，就體現了他一貫的思想。
楊琳看到雍正皇帝的訓示，誠惶誠恐，趕緊寫了奏折，表明自己一定把皇帝交代的事情辦好。雍正皇帝看了奏折，便批了一大段話，再次談到了他所倡導的思想：“務實”。他寫到，“凡事只在務實，實心實行，不在口中言語文字上。”接著又提醒他，如果真正而不是虛假地痛改前非，謹慎做事，地方的事情就會做好了。這樣的話很有味道，“真正”地務實，而不是“虛假”，看來雍正皇帝很清楚，有的官吏在履行職責的時候，并不是真正地務實，所以他們那里的好多事情就辦地朝廷不滿意，老百姓也不滿意，把一個地方弄得越來越糟，還在替自己包裝掩飾。這樣的官吏一旦多起來，情景就很可怕了。雍正皇帝反復強調務實，絕非無的放矢。
因為他務實，對某些官吏不務實的行為就不留情面了。清朝年間征收稅賦，有的以征收銀兩的形式出現。從民間征收的碎銀要鑄成整銀，便會有些損失，稱為“火耗”。這損失的部分由繳稅的人負擔。有些官吏為了從中牟利，故意夸大火耗的數量，就增加了納稅人的負擔。康熙年間，在云貴的一些地方，除了繳必要的火耗之外，還要多繳一部分銀兩，供官吏享用，美其名曰“公件”，無疑是取“公家”使用之意。這種侵吞民脂民膏的行為引起了朝廷的不滿，督促當地官員剎一剎這股歪風。
到了雍正元年，革職留任的云貴總督高其倬向皇帝奏報整治“公件”的情況，他在奏折中稱，整治的事情做得不錯，已經大見成效，并闡述其中的原因說，當地的官員，“謹慎遵守者固多，陽奉陰違者少有”。實際情況遠非這樣，明察秋毫的雍正皇帝對其說謊大為不悅，在“固多”的旁邊批了“少有”二字，而在“少有”的旁邊批了“頗多”二字，其心情和思慮可以想見。
雍正皇帝當時必是由一位官吏的奏折中而浮想聯翩，因此一邊看著奏折，準確地說是反復看著奏折，在字里行間嚴肅地批道：整治貪官是地方的要事，地方的大吏不應該做好好先生，前怕狼后怕虎，做事總考慮著有人會怨恨。如果官吏不清，不好的官存在一日，則百姓在水深火熱中生活一日。所以，必須秉公竭力整飭。
似乎他的不滿情緒已經積滿胸膛，不吐不快。在奏折后邊，又批了三百余字，其中又談及“務實”的話題：“如果督撫實心任事，為國計民生悉心籌劃”，事情就會做好。如果只知道潔身自好，不拿出真本事來做事，一旦另差他人到云貴，做出有益國計民生的成績來，“爾等何顏見朕？”
雍正皇帝倡導“務實”，還體現在他對工作的具體指導上，講從實際出發，更講工作的收效。我國從宋代起，開始在民間辦社倉，也就是村里的人自愿捐出一部分糧食，存在一起，以備災荒之年食用。雍正皇帝也提倡這樣做，便給地方的官員下旨辦社倉。他的原意是引導農民自愿地儲糧于民，救急于民。可是，有的地方官員為了迎合皇帝的心思，就大張旗鼓、從上到下地發動官員和富裕人家捐糧，有的高達三千石。那些官員自以為辦成了必使龍顏大悅的事情，就把工作情況上報，并不厭其煩地列舉了一大串捐糧的官員。雍正皇帝明白這是下屬討好自己，根本沒有推廣的意義，于是就潑了冷水，直截了當地指出，“爾等捐助又不是朕意了，總之爾等不必如此揣摩迎合朕。”
草草寫下一段話之后，雍正皇帝的心情似乎平靜了許多，接著用楷書工工整整地寫了許多心里話，開頭即講：“社倉一事，甚為美政，但可行之于私，不可行之于公；可起之于豐年，不可做于歉歲。”捐糧要自愿，隨著民意，如果有誰借此強行勒索，擾民生事，必須嚴加處分。這回，“務實”的思想又閃現出來，諄諄告誡，“你們督撫、司道著實費番心，出些力，實心任事，方能行通。不然，徒有害而無益也。”其心可見，其意也頗值得玩味。
雍正皇帝能夠務實，要求官吏務實，是因為他想做一個不圖虛名，不為一時毀譽所動的好皇帝。他把自己所做的一切都鎖定一個目標：社稷安危。他曾經講道，身為皇帝就應該“夙夜勵精，勤求治理”。如果只是考慮自己的聲譽，“究無望于載籍之褒揚，而為善之心，因而自怠。則內地蒼生，其苦無有底止矣。”換句話說，要做個為社稷為百姓盡心盡力的皇帝，所言所行，即使在一定的歷史階段不被人理解，不能夠在史冊里得到“褒揚”，也不能自我懈怠，苦了蒼生。這等覺悟，何其可貴！
他還說：“朕是皇帝，朕唯一關心的是治理好國家。”“朕先前身無責任，頭一個會安閑受用的。今既應天下蒼生之大位，難道還日圖受用罷？朕荷上天眷佑，受圣祖仁皇帝托付之重，君臨天下。自登基以來，夙夜孜孜，勤求治理。雖不敢比于古之圣君哲后，然愛養百姓之心，無一時不切于寤寐，無一事不竭其周詳，撫育誠求，如保赤子。不惜勞一身以安天下之民，不惜殫一心以慰黎庶，務期登之衽席而無一夫不得其所。宵旰憂勤，不遑寢食。意謂天下之人庶幾知朕之心，念朕之勞，諒朕之苦，各安生業，共敦實行，人心漸底于善良，風俗胥歸于醇厚。朕雖至勞至苦，而此心可大慰矣。”
由此就不難理解，他為什么那樣務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