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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鐵是怎樣煉不成的：《南方週末》創始人左方口述歷史

系列名：中國傳媒研究計畫叢書
ISBN13：9789888254996
出版社：天地圖書
作者：左方口述; 沈洪記錄整理
出版日：2014/06/30
裝訂／頁數：平裝／344頁
關鍵字：鋼鐵是怎樣煉不成的：《南方週末》創始人左方口述歷史、鋼鐵、怎樣、不成、南方、週末、創始、創始人、左方、口述、歷史、新聞史、天地圖書、左方、沈洪記錄、中文書、社會人文、新聞學、香港出版品、社會科學、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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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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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序

書摘/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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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方先生是當代中國新聞界的老行尊，一位洞燭機先的智者。他親手播種、育苗，培育出《南方週末》這棵勁拔的大樹。他熔合前輩理念和自己的實踐，總結出早期《南方週末》的辦報方針：「新聞主攻，副刊主守」、「可以有不說出來的真話，但絕不說假話」、「先做瓶，後釀酒」、「從容是辦報的最高境界」。對追求新聞自由的後來者，這是一段不可不知的歷史：它佈滿荊棘，更深藏希望。

作者簡介

左方，是著名周報《南方週末》的創始人。他1950年參軍，在軍隊服役7年；1957年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1962年畢業分配到《南方日報》，長期任文藝編輯；1983年受命籌備辦《南方週末》；1984年2月《南方週末》創刊後，歷任副主編、主編，直至1994年退休。1994年至1998年返聘爲《南方週末》工作。

序

序錢鋼

《南方遇末》創始人左方先生回憶錄，由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編輯，在香港天地圖書公司出版，是中國新聞界的大事。我曾應左方先生和《南方遇末》主編江藝平女士之邀，出任該報常務副主編〈1998-2001〉。為本書作序，感覺親切温暖。

對中國傳媒、中國政治、乃至當代中國史，「南方遇末」無疑是高頻度關鍵詞。《南方遇末》是如何降生的？創刊之初它經歷了甚麼樣的風雨？它如何迅速成長為「一紙風行」的百萬大報？希望了解這一切的朋友'翻開此書'可能會直奔跌宕起伏的「南週故事」。

且慢。本書前半，説的不是《南方週末》，而是老報人左方先生童年、少年和青年時代的經歷。他親歷過戰亂，當過解放軍戰士，上過北京大學；他曾在政治運動中陰差陽錯遭遇審查，又曾熱血沸騰投身文革，成為廣東省多數派「東風派」的「高參」……。這是左方的生命史，也可以看作《南方^遇末》的史前史。透過這位創始人跌跌撞撞一路走来的故事，我們看到了「南遇」背後的歷史長卷。

《南方週末》生於上世紀80年代。那是痛定思痛的年代。中國人終於有可能，正視1949年以來的歷史^正視1957年反右，正視1958年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引發的大饑荒，正視1966年開始的文革内亂。可以説.沒有反思.便沒有改革。沒有左方和《南方日報》老總們的反思，不會有《南方遇末》。創辦「南週」，是「從文革到改革」這部大書的一章。左方的回憶，為「從文革到改革」做了生動詮釋。

這回憶直率真誠。他講述荒誕歲月，將當年所思所為如實道來，不躲閃隱諱，亦沒有空泛的檢討道歉。講述《南方遇末》的創業，與其説那是甚麼「傳奇」，不如説是粗糙大地上一行歪歪斜斜的汗水印記--群中國傳媒的築路工，從新聞改革的零公里出發.在權力與巿場雙重壓力下艱難寸進。他們就是他們，不見得有高深的理念，也不見得個個才華過人，但有埋頭向前的執着。讀者的喜愛讓他們雀躍，大難臨頭時他們也驚恐。在相對寬鬆的南國，他們胼手胝足，營營役役。左方咬定巿場，抱定啓蒙，帶領創業圑隊，為《南方遇末》後來者的快速前行奠定了堅實的路基。他的思想，亦因十年磨礪而更為明澈。他徹底反思了1949年以來的政治演變，對媒體變革有了更清醒的思考。

1994年夏天，他到北京請我加盟。在我居住的《解放軍報》大院，我們散步聊天，倾談到深夜。那一次，他對中國的跛足改革一經濟改革突進、政治改革滯後^流露出深深憂慮。他説：「將來《南方週末》這把刀磨快了，要向誰的頭上砍去？向^官僚資本主義！」這前景不幸被他言中。左方卸任後，它創辦的報紙有新的發展，也遭遇更多劫難。直到今天，「南週故事」還在延續，有時牽動國際的目光。

中國傳媒有自己的生命密碼，這密碼，在一代代媒體人掙扎奮鬥的故事中，在左方先生的這本書裏。這是我們共同的財富，值得珍存。

書摘/試閱

第一章少年時期，立志成為保爾．柯察金式的鋼鐵戰士

將門之後

我原名黃克驥，1934年11月18日，出生在一個叫槎頭的鄉村裏。這是一個美麗的水鄉，最可愛的是村前有兩條套河。大河長年通航，一頭通向廣州市，一頭通向石井鎮，小河卻將村子環抱。大河和小河有幾米寬的河道相連，小河岸邊用石塊築成，可見是先輩修建的一條人工河。漲潮時水可到岸邊，潮退後可見河床。水漲時婦女們在碼頭洗衣，孩子們在小河上釣魚、游泳，水退則可在河床低凹處抓魚蝦。全村的道路都用白石鋪成，即使下雨也沒有泥濘。小河後建有天后廟，廟前是個寬廣的空地，兩邊都種有大榕樹，廟左邊大榕樹下，是夏日晚上男人聚集聊天下棋的地方，廟右邊的大榕樹下是婦女孩子聊天打鬧的地方，呈現一派祥和歡樂的景象。這個充滿歡聲笑語的地方，後來竟是日本侵略軍對我父親和抗日民團骨幹行刑的場所。大河岸邊種有許多秀麗的水松樹，村盡頭建有一座文昌閣，是讀書人必須禮拜的地方，此處有「孤松獨釣」的美名，曾是羊城八景之一。村子原屬番禺縣，現在已成了廣州巿的城中村。

我祖父叫黃康(又名黃世昌），他原是村裏很普通的一個農民，辛亥革命後成為孫中山任臨時大總統時的國民政府的陸軍少將。可以説我是出生在一個具有傳奇色彩的家庭裏面，小時候我祖母給我講過祖父的故事。

祖母説祖父年輕的時候性格很豪爽，好打抱不平，很講義氣，所以村裏人就選他當老更隊隊長。所謂老更隊，是民間的一種自保組織，每晚都要派人在村裏面巡邏打更，禾熟的時候還要巡田，要負責保護村子的治安。

祖父有一個本事，特別擅長捉蟋蟀，他只要聽蟋蟀的鳴聲就能知道蟋蟀的大小、老嫩、顏色、善不善鬥。每年夏季他都捉蟋蟀，挑選出最能鬥的用小瓦罐養着，等積累多了，他就用一個禮盒放十個小罐，裝滿八個禮盒便挑到香港去售。香港有很多人用鬥蟋蟀來賭錢，所以好的蟋蟀很值錢，他每年去一次都可以賺七、八十個大洋回來。

有一年，他挑着這八個禮盒在香港上碼頭的時候，有個小流氓勒索他，他不給錢，這個小流氓就有意碰他，把八個禮盒都碰倒在地上，蟋蟀滿地亂跳。他急了拿起扁擔跟人家打，小流氓是個群體，他寡不敵眾，被打暈在碼頭上。剛好這時候同盟會的人上船，把他送到醫院救治。他在醫院醒來之後，知道救他的人叫同盟會《後來知道那是一個以推翻清朝建立共和國為宗旨的革命組織），他當場跪在地下説同盟會就是我的再生父母，我抛頭顱灑熱血也要為同盟會效勞。這樣他就參加了同盟會，改名黃世昌，在黃興的直接領導下攜帶秘密文件和偷運武器從香港和澳門進廣州。

這時候村裏面有一個十多歲的小孩，名叫彭壽康。他早年喪父，只有媽媽和一個妹妹，家裏很窮，但很愛讀書，沒錢交學費就老趴在窗口聽私塾老師講課，後來私塾老師見他那麼好學，就免他學費讓他讀書。他晚上到賭館搖鐘，賺錢來養母親和妹妹。我祖父很看重這個小孩，為了運送文件和武器時有個掩護，就認他做乾兒子，每次行動都是帶着他去。

清末時槎頭這個小郷村卻是個軍事重地，村旁建有一個無煙局兵工廠，離村子只有十多里地的石井鎮建有軍械兵工廠。辛亥革命爆發以後，1911年10月10日同盟會密令祖父在槎頭組織起義，帶領一千多人，佔領無煙局兵工廠和石井軍械兵工廠。我祖父和村內一個叫張祿的人、一個滿清軍官在村內的北帝廟喝雞血結盟起義。無煙局兵工廠是製造黃色炸藥的，石井鎮軍械兵工廠是個現代軍工企業。他們喝雞血結盟後馬上帶領隊伍攻佔無煙局兵工廠，接着佔領軍械兵工廠，祖母説他們當時把起義叫「反正」。祖父很有膽識，「反正」成功後馬上發展武裝力量，吸納大量民眾和滿清的殘兵組成一支龐大的武裝隊伍，佔領廣州北郊一帶地區，動搖了清廷對廣州的統治，為同盟會佔領廣州的起義成功作出貢獻，所以孫中山當臨時大罈統時，在南京授予祖父陸軍少將軍銜。我家長期保有一張祖父穿將軍服的巨像和一把將軍指揮刀，可惜土改時祖母將巨像和指揮刀都毀掉了。祖母是個農婦，對祖父的軍旅生涯説不清楚，我當年年紀小，沒有問祖父當了多長時間將軍，但從家裏存有民國初年徐世昌等政壇風雲人物贈給祖父的墨寶，可以猜想祖父當年在政壇上是相當活躍的。

彭壽康「反正」成功後説他不願意幹行伍工作，要去北京做生意。祖父給了他一大筆錢，他到北京後發了大財，在北京建了一個城南遊藝園，遊藝園內有遊艇、賽馬場、劇院、電影院、歌舞廳。有部電影叫《城南舊事》，北京城南都是富人居住的地方，城南遊藝園可以説是當時北京最大的一個娛樂城，聽説他在商務印書館也有股份。

我祖父有十三個子女，六個兒子，七個女兒。彭壽康發達之後，把我的大伯父、五伯父和我父親這三個年齢最大的男孩都接到北京念書。我不清楚哪一年，出於何種原因祖父被張祿陷害進了監獄，不久張祿在村後一條橫沙河登岸時被仇人給槍殺了。祖父出獄後組織十三鄉民圑，他當十三鄉民圑的首領。聽我祖母講，他在十三鄉的威望非常高，只要有兩個村子械鬥，他就譲人拿着兩個燈籠，一個寫個黃字，一個寫個康字，然後到械鬥現場高高舉起，代表「黃康在此」，械鬥馬上就平息。幾年前江村派龍川來槎頭賀端午節，詢問黃康是否有後人在槎頭居住，他們要上門致謝。當年械鬥，江村差點被焚村，是黃康救了他們全村的人，現在幾代人過去，村民仍感念在心，可見祖父的社會影響之大和久遠。祖母也是個非常聰明賢良的農婦，她不識字，卻學會吟詩。她曾告訴我，祖父當了將軍之後，常年在外地，她給祖父贈了兩句詩：「路旁野花君莫採，家中還有一枝梅。」祖母的名字叫彭芝梅，她將自己的名字作詩，我孩時就很佩服祖母的才智，所以詩句至今還記得。

祖父逝世後，彭壽康就叫我的大伯父回槎頭主持家政，大伯父回來後，成家生了一個女兒不久就因病逝世。五伯父叫黃慎存，曾在天津南開學校念書，還是周恩來的同班同學，畢業後經商，開了一間印刷廠。彭壽康為了報答我的祖父，把他的小妹嫁給我的五伯父。大伯父逝世後要有一個人回鄉主持家政，五伯父就對我父親講，我已經成家了，也開了工廠，由你回家主持家政，你放心，以後我發了財，兄有就是弟有。我父親就從北京回郷主持家政了。

國難孤兒

我父親叫黃文藻，回鄉後和我母親陳玉清結婚，生下姐姐、我和妹妹。他返鄉後在廣州一家商會工作，工資待遇很不錯。母親説父親喜愛收藏字畫、古玩、玉器，和祖父一樣酷愛種蘭花，可見他的文化素養也是很高的。抗日戰爭開始後，他毅然辭職回到槎頭，利用祖父的影響力，把十三郷民團改組成抗日民團。據我後來回槎頭向一些老人做調查，大概我父親在抗日民團中做了幾件事.。

第一件事是日本派飛機矗炸無煙局兵工廠時，國軍空軍的飛機同日本飛機空戰，國軍飛機被擊落一架。飛行員跳傘剛好掉在我們村大河對岸的一塊水稻田裏，被泥漿埋起來，父親領人把他救回村，傷好後就讓他返回國軍部隊。

第二件事是有一次日本飛機又來轟炸無煙局兵工廠，民團的巡邏隊發現有人在河上打信號槍，見有一隻船靠近無煙局兵工廠，船上有三個人，巡邏隊認為他們是打信號槍的日本特務，把他們抓回鄉公所進行酷刑拷問。那時候我六歲，去看過他們拷問，到現在還有一點印象：他們把其中一人的兩隻手、兩條腿綁着吊在屋樑上，然後來回推，他們把這種酷刑叫做「推沙包」。這個人嗷嗷大叫，但是都不承認是特務，説他們是生意人，因躲避日本飛機誤入我們村的河內。我回家把所見的情況給我媽講了，我媽就老是嘮叨我父親，説這三個人可能真是商人，為了避飛機誤進了我們村的大河內，你千萬不要冤枉人家。父親也派人到大河裏打撈過好多次，找不到信號槍，沒有證據，想交給縣政府處理，日本侵略軍已經接近廣東，縣政府因此不肯收，最後我父親只好把這三個人放了。

第三件事就是國民黨軍隊撤退時，父親帶領十三鄉民團把無煙局兵工廠徹底拆毀，解放後這個工廠廢墟就成了有名的搓頭勞改場。

第四件事是當時很多敗退的國民黨散兵逃跑時，路經十三鄉領地，我父親就指示把他們的武器繳了，用來武裝抗日民圑。曰本侵略軍侵佔廣州後，就坐汽船從大河人侵我們村。當時一方面因為是突然襲擊，另外我父親考慮日本人不可能認識誰是抗日民團'所以沒有組織反抗。結果日本侵略軍進了村，把男的趕到天后廟前的空地上，把婦女和孩子趕到小河對岸叫大碼頭的地方。原來帶日本人來的，就是父親放走的那三個人，他們真的是日本特務，我父親和審訊過他們的人都被抓起來了，當場行刑。先是用皮鞭抽打父親，父親不肯供認就灌水，再用腳踩肚子，水從口、耳朵、鼻孔冒出來，父親昏迷了。聽説還有一個被抓的抗日民團的人，他老婆帶着小兒子去求日本人，日本人要她丈夫供認，他不肯供認，就把他的小孩扔到小河裏面活活淹死。

日本侵略軍撤退的時候，讓在大碼頭的婦女和孩子先回家。

父親受刑的地方叫社公腳，在天后廟背後的牆角處，是村民祭拜土地爺的地方，我回家要路過這裏。母親想把我抱去見父親一面，村裏的人擔心我母親精神失控，被日本人發現，不讓我媽媽帶我去見父親，讓我的大表姐抱我回去。路過我父親受刑的地方，我看到他已經昏迷趴在地上，大表姐小聲跟我説，你望望你爸爸，望望你爸爸。這一刻給我留下刻骨銘心的記憶。

父親被抬上汽船運走，關在廣州日本侵略軍的憲兵部。我有個二姑媽，她嫁在棠溪村，他們村裏有個人當了漢奸，他跟我二姑媽説，只要給一百個大洋就可以放我父親。我媽媽把家裏可以變賣的東西都賣掉了，然後到日本憲兵部交錢給那個漢奸。走到半路的時候，看到一輛囚車開過來，拉着犯人去行刑，我媽媽嚇得兩腿發軟坐在地上。囚車過後二姑媽將母親扶起，二人到日本憲兵部後，把錢交給那個漢奸，他説三天就放人，後來才知道我們受騙了。我媽媽碰到的這輛行刑的囚車，我父親就在車上。我相信父親不會怕死，他臨刑前唯一牽掛的是我媽媽和他的四個兒女今後能否生活下去。

父親被抓後，媽媽生產我小妹妹時，恰逢日本兵第二次進村，村民都跑光了，大表姐帶我們三個孩子到村外躲起來。有個日本兵進我家見我媽媽躺在床上，便用刺刀恐嚇她，祖母跪在地上哀求，他踢了我祖母胸上一腳。我媽媽因受驚產後沒奶，只好請入將小妹妹丢在廣州街頭。我至今還有記憶，在房間裏母親躺在床上面向牆痛哭，祖母坐在椅子上給小妹妹餵米糊，旁邊站着一個阿婆。祖母説，「不要急，讓我多餵她幾口米糊，你可要將她放在行人多的地方，別讓野狗將她吃了。」阿婆説，「不會的，你看這小丫頭一出生頭髮就烏黑烏黑的，她一定命好，會遇到好人。」我長大後常常向上天禱告，希望我這個可憐的小妹妹能活在人間。

我父親在臨刑的時候，留下一件血衣和一隻玉鐲，叫他的難友帶出來，這是父親留給我最後的紀念物，血衣埋在家族的墓地裏，玉鐲我珍存至今，鐲上留有一處裂痕，是日本侵略軍對我父親拷打時留下的，我每次撫摸裂痕，內心都感到無比傷痛。按照我們村的村俗，親人被關進去，孩子吃飯前都要到門後喊：「爸爸，回來吃飯。」據説喊完以後，親人會放出來。所以每天吃飯的時候，媽媽都要我到門後面去喊，我喊爸爸的哭聲讓全家人都流眼淚。在證實父親被殺前，我每天都是這樣喊，全家人都是流着眼淚吃飯的。國仇家恨怎能忘記，我媽媽對我經常講的一句話，你長大以後，一定要為父親報仇。這對我長大後熱愛祖國、仇恨侵略者有深刻影響。

我終生最懷念的是大表姐，視她為我不是媽媽的媽媽。她是我三姑母的大女兒，也是早年喪父，只有一個妹妹。她從小在我們家寄養大，我父親還曾經介紹她和鄰村的一個小學教師訂了婚。父親被殺以後，又被漢奸騙了錢，家裏就很困難，只有祖父留下來的田地。父親死後，田地收的租歸祖母管，由她分給各家。祖父子女多，可分的穀子就不多，好在我祖母自己佔一份，天津五伯父這一份也歸祖母，我家還有一份，這三份穀子加起來可以養活我祖母、大表姐跟我們三個孩子，但是我讀書的錢和三個孩子治病、穿衣服的錢，都要我媽媽去掙。

我媽媽有三個舅父都是東南亞的華僑，很有錢，他們在廣州西關建有西關大屋。排行第十的那個舅父長期在東南亞，舅母在廣州覺得一個人很孤單，就要我媽去陪伴她，每個月都會給媽媽一點零用錢。

母親去廣州後就由大表姐履行母親的職責，負責我們三個孩子生活料理和管教，她對我們非常好。我現在有記憶的兩件事，一件是經常會有粵劇的戲班來村演戲，叫天光班，每晚演到天亮才收場。戲班來後在曬穀場上搭一個臨時的戲台，然後用竹竿將曬穀場圍住，上半夜是要買票的，下半夜就不收票，讓沒錢的人也可以去看。我們家沒錢，每一次有戲看的時候，都是我大表姐拿着兩張櫈子，半夜把我和姐姐叫醒，去看下半夜的戲。上半夜演的是文戲，下半夜演的是武戲，村民叫「打北派」，我十分愛看。她讓我和姐姐站在櫈子上看，她站在身後保護我們，甚麼也看不到。

給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年快過中秋節，祖母買了些片糖準備做湯圓，我當時嘴饞從糖罐裏偷片糖吃，被大表姐發現了，她説你怎麼不通過大人就偷片糖吃。我把片糖往糖罐裏一扔就跑，大表姐追着我不放，一直追到村口把我抓住。當時我想肯定要挨一頓打，沒想到她不但沒打我，還牽着我的手，經過街市時買了一個江蘇餅給我吃，我至今都忘記不了這件事。

大表姐長得很漂亮，人又很聰明能幹，來説媒的人很多。和她訂婚那個小學教師抗戰一開始就跑去延安參加抗日了，不管多少人來説媒，大表姐就是不肯。雖然她和那個小學教師只是相親時見過一次面，但是她一定要等她的未婚夫回來，不肯嫁人。

大表姐的母親住在夏茅村，離我們村有三十多里地，沿途都是爛泥路，大表姐很節省。每次回家探母親時，都提着鞋光着腳走路。離夏茅村不遠有一個廢棄的煤礦，煤礦洞裏有水，她就想洗乾淨腳穿鞋進村，沒想掉到煤坑裏，後來被人家救出送回我們家。那時候村裏面沒有醫生，按照土方法拿一個甕在甕內放鞭炮，然後將她的頭壓在甕口熏，這樣可以把煤水吐出來。我中午從私塾下課回來見到她還是很清醒的，她已經吐出煤水，大家以為沒事了。下午私塾老師正在給我授課時，我突然間從空中聽到大表姐喊我的聲音，我不管老師責備，拔腳就跑。我們村的村俗，大表姐如果死在舅父家，對我們家是不吉利的。那時在村旁建有義屋，是一間很簡陋的沒門的磚瓦房，是專門給那些不方便在家死的人善終的。大表姐要求把她送到義屋去，我祖母也沒辦法，就叫人把她抬去。我到巷口碰到他們抬着大表姐出來，見了她最後一面。

我現在還相信，人與人的心靈是可以相通的，我確實很清晰地聽到大表姐在呼喊我，但我見到她時，她已經不能講話了。解放後，政府給她未婚夫的家裏送來了烈士證，才知道他在延安沒有結婚，犧牲在戰場上了。大表姐未婚夫家的父母知道她為了等他們的兒子終身不肯嫁人，就舉辦了一場陰婚，把他兒子的神主牌和大表姐的神主牌一起擺在神台上。陰婚是一種舊風俗，但是我得知後，在心靈上感到無比的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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