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餘的話（簡體書）

《20世紀中國人的精神生活叢書：多余的話》希望溝通專家常識與大眾趣味，借“讀書”回顧先輩的足跡，豐富當代人的精神感受與歷史意識，故關鍵在于“同情之理解”，而不是判斷與裁定。具體的工作策略是：將書籍本身的評介與“接受史”的敘述融為一體，并摻入個人的閱讀體驗。假如撰寫導讀的專家們之“生花妙筆”能勾起大眾的閱讀興趣，使“舊書”介入“新世紀”中國人的精神生活，則功莫大焉。說到底，書，并非越新越好；人，也不一定越活越精神。這才有必要不時地回顧歷史——包括閱讀并未完全過時的好書。

《20世紀中國人的精神生活叢書：多余的話》：
軼群的回顧和控訴，使人更理解瞿氏一家在中國革命中作出的巨大的犧牲，以及他們所遭遇的種種苦難和辛酸。逝者已矣，生者將何以自存？老人要求為秋白昭雪，豈止是一人一家的恩恩怨怨，難道不是中國人要求擺脫世紀苦難辛酸的強烈呼聲，向往光明自由的正當訴求嗎？
1979年7月10日、11日，瞿秋白案復查組在上海召開《多余的話》與瞿秋白歷史評價座談會，征詢滬上著名學者和黨政負責人的意見。
出席會議的有方行、丁景唐、陸志仁、沈以行、蔡尚思、陳旭麓、陸詒、周嘩、劉振海、蔣森榮、張炳隅、錢世錦、王鐵仙（以上出席10日會議）；許德良、陳一誠、溫仰春、王堯山、陳修良、黃逸峰、黃有恒、李培南、羅竹風、汪原放、樂嗣炳、鄭育芝、劉冰巖、楊之英、吳幼英、王凌志等（以上出席11日會議）。
10日會議，多為學者出席，所議圍繞《多余的話》真偽及對秋白評價問題。復旦大學教授蔡尚思講話聲音洪亮，他說：《多余的話》的真實性值得懷疑，敵人也許動過手腳。即使完全是秋白寫的，不過表現其書生氣十足罷了。說自己不宜做政治，只能做書生，自我批評，很老實。我們有些人的自我批評不如他。秋白沒有出賣黨，決不是叛徒。不能憑某個人一句話定論，否則學術不會發展，社會也不會進步，那個“頂峰論”害死人了。講一口湖南話的華東師大教授陳旭麓說，《多余的話》與獄中詩詞、致郭沫若信筆調一致，感情相同，我不懷疑它的真實性。秋白獄中文字沒有求生之念，對敵人不抱幻想，只是自我解剖。秋白一生革命，應該照歷史決議的結論來評價他。談及黨史，發言者一致指出，應該公布歷史檔案。黨史許多問題至今說不清楚，為什么要封閉檔案？歷史的慘痛教訓應該讓大家都知道，以免重蹈覆轍。不公布歷史檔案，只對那些文過飾非、偽造歷史的人有好處，而對黨和人民有百害無一利。秋白昨日烈士，今日“叛徒”，領導人那樣講，真叫人心寒。當時的發言者，只把責任承擔者看成是某個領導人而沒有洞察制度層面的弊端。
11日會議，與會者多是資歷深厚、與秋白同時代的老同志，所議多為與秋白有關的歷史問題。諸如大革命時瞿與陳獨秀的爭論，上海大學、八七會議、上海中央的地下斗爭，秋白與共產國際、秋白與魯迅及上海文化斗爭，王明集團迫害秋白、秋白在中央蘇區、秋白在獄中斗爭等等，自然也離不開《多余的話》這個話題。當年在上海大學工作的許德良說，秋白從容就義，說他是叛徒，我很奇怪。上海大學教育方針是由他決定的，他為“上大”制定了一個好規劃，培養了不少革命人才。上海社科院院長黃逸峰說，當年我們很崇拜他。他接替陳獨秀做中央領導入，說明大家是擁護他的。也許我們都是學生出身的知識分子，受他影響很大，喜歡讀他的文章。中共歷史被歪曲的太多了，應當糾正過來。資深學者羅竹風說，說秋白是叛徒，我從來想不通。就義者是“叛徒”，如何才不是叛徒呢？連李大釗都成了“叛徒”，黨內還有幾個不是叛徒呢？三十年代上海文壇誰是英雄，一是魯迅，一是秋白，兩人友誼多么深，功績多么大呀！曾任華東局宣傳部副部長陳修良深情地說，我在1927年武漢時期就認識秋白、之華，他們是我最早的啟蒙者。1928至1930年，我在莫斯科中山大學與之華、景白同學，關系很好。我聽過秋白的課，對他很崇拜。《多余的話》實際是對王明極左路線不滿，又不好明說。秋白深知上海地下黨組織關系，可他對敵人一個字都沒說。上海黨被破壞是在1935年6月，李竹聲等從莫斯科回來的幾個人全部叛變投敵。應該恢復秋白的歷史地位，推倒一切誣蔑之詞。溫仰春在1935年曾任中共福建省委組織部長，他說，1926年參加革命前后讀過秋白大量文章，當時進步青年多喜讀秋白文章。對秋白功績不應抹煞，對他的錯誤應與共產國際的錯誤聯系起來考慮。長征時不讓秋白隨行，是故意甩掉他。秋白從閩西經香港向上海轉移，是陳毅的建議。秋白被俘后，未暴露秘密交通線，交通照舊通暢，證明他在獄中表現是很好的。上海社科院黨委書記李培南指出，長征時林伯渠、謝覺哉、徐特立等老同志都隨隊長征，或騎馬或坐擔架，都安全到達陜北。秋白那樣的重病人更應隨軍長征，他是不是王明一伙有意制造的犧牲品？上海市委紀律檢查委員會負責人王堯山、陳一誠認為：《多余的話》即使真是秋白寫的，也不能作為叛徒的依據。黃有恒說，1932年底，蔣介石實行自首政策以瓦解中共，有一些渣滓被當作寶貝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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