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的國家構想1871-1936（簡體書）

序 言

本書試圖將日本一八七一年廢藩置縣以後至一九三六年二?二六事件發生前的大約六十五年間的政治史，作為政治家、思想家圍繞政治體制構想，相互對立、斗爭的過程來進行描述。
之所以把分析的時代限定在這六十五年，是因為在這六十五年間，日本的立憲政治在一定程度上獲得了人們的尊重，由初期應該引進的制度，最終成為應該維護的制度。代表初期立憲政治構想的，我們可以舉出第一章將進行分析的木戶孝允一八七三年起草的意見書，即“在文明之國，雖有君主卻不擅權專制……為有司者亦保一致協和之民意……人民也戒其超制，有議士者凡事驗查，抑制有司隨意臆斷。此乃政治之美之所以也”。本書之所以把一九三六年發生的二?二六事件視為立憲政治的終結，是因為從五?一五事件到二?二六事件這段時期，日本還處在舉國一致內閣時代，議會制度尚未從正面被完全否定。關於舉國一致內閣時代，我將於第四章的第二節中具體闡述自己的看法，在這裡先引用一段二?二六事件發生一年後，回顧事件發生前的舉國一致內閣時代的一段文章。
從五?一五到二?二六的四年間，政界經過齋藤、岡田兩屆內閣逐漸變得無所作為，即政府與政黨都在通過政治上的後退來回避與軍部的衝突，另一方面，又試圖通過軍隊內部的整肅工作使政治逐步回到正常軌道上來。四年來政界一直處在這樣的不抵抗狀態，往壞裡說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消極主義狀態。……然而，以二?二六事件和廣田內閣的成立為契機，軍部在事實上展示了其操控政治的能力，從內閣組織的形式到新內閣的施政綱領，如果不采納軍部的主張，任何內閣都無法成立。既然政黨內閣遭到排斥，那麼即便是中間內閣也得考慮軍部的意向。
這段引文的分析盡管有些呆板，但是可以解釋本書將分析的範圍限定在二?二六事件發生前的理由。本書把立憲政治由萌芽到終結的這一過程作為分析物件，從一八七一年寫起，止於一九三六年，應該是恰當的。
下面，再來談談我以“政治體制構想”為基軸，對這六十五年展開分析的意圖。
如果以政策對立為基軸來分析日本的政治史，那麼，各種政治勢力之間的差異便會變得不那麼顯著。譬如，在在野黨時代反對增稅的政黨，成為執政黨以後便會斷然實行增稅政策，這樣的情況在戰前的日本屢見不鮮。可以說，不論是藩閥政府與民權派政黨的對立，還是政黨之間，諸如政友會與民政黨的對立，都並非本質上的對立。
反過來，如果以運動為基軸來審視日本政治史的發展，那麼，體制與反體制、執政黨與在野黨之間的差異就會被描述成一種水火不相容的東西。如果站在這樣的角度看問題，那麼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曾經與藩閥政府展開正面對決的自由黨，在九十年代卻加入伊藤博文內閣成為執政黨，這樣的事態就只能理解為“轉向”或是“背叛”。一九○○年，當自由黨與以伊藤博文為總裁的立憲政友會合流之際，幸德秋水說過一段非常有名的話，典型地代表了這種看法。他說：“歲在庚子八月某夜，金風淅瀝，露白天高之時，一星忽然墜地有聲，嗚呼，自由黨死矣，而其光榮歷史全被抹殺。”事實上，正如我在第二章第三節中所分析的那樣，自由黨在一八八七年至一八九四年的這段時間內已經漸進地發生著變化，到一九○○年已經根本不再擁有什麼“光榮的歷史”。
現實當中的政治史，既不像以政策的對立為基軸所分析的那樣，是一種可計劃、可協調的東西，也不似以運動為基軸所描述的那樣，是一種富有戲劇性的東西。各種政治勢力及其代言人，會在相當長的時期內維持自己獨自的政治形象，但另一方面，對於日常政治生活當中發生的事件，他們又都會采取相當靈活的姿態來對應。本書試圖將在計劃性協調與戲劇性轉換之間所出現的中長期對立與短期妥協的過程，當作各種政治勢力及其理論家們的政治體制構想的對立與妥協過程來加以描述。
描述“政治體制構想”的對立，也就意味著要描述這六十五年間圍繞立憲制或是民主制而形成的保守、穩健、革新的三極對立。論及一八八○年前後的立憲政體構想，恐怕大家都會將井上毅、福澤諭吉、中江兆民三人分別視作保守、穩健、革新三種政治勢力的代表。然而，在實際的政治史的分析中，這一三極結構卻並未得到人們充分的重視。有學者將一九○○年到一九二○年的政治史看成山縣派閥與政友會對立的歷史，這是僅從保守與穩健對立的視角來看待政治史。相反，也有人把一八八○年代的政治史作為藩閥政府與自由民權運動對立的歷史來把握，這是忽略了屬於中間勢力的穩健派，僅將保守革新對立作為研究政治史的切入點。與前述兩種研究方法不同，本書將立憲政體構想作為分析的基軸，並盡可能始終如一地從保守、穩健、革新三極勢力的對立中去把握戰前日本政治史的發展。即便是在分析穗積八束的天皇親政論與美濃部達吉的天皇機關說的時候也沒有偏離這條主線，盡管他們有關《明治憲法》解釋的論爭很容易被人們理解為二元對立。也就是說本書將北一輝、吉野作造作為第三革新派憲法論的代表人物，放在了與穗積、美濃部對立的位置上。
不過，雖說重視三極結構，但我在大部分時候還是將本書的重心放在了對穩健派的分析上，理由有二。第一，在二元論政治對立的分析中被忽略掉的往往都是穩健派。如果說保守派主張的立憲制的範本是德國，革新派的範本是法國或者蘇聯的話，那麼可以說極易被人們忽略掉的就是以英國立憲制為範本的穩健派了。本書的中心人物井上馨、福澤諭吉、德富蘇峰、吉野作造、松岡駒吉等都是在各自不同時代以英國政治為範本的人。雖然不能說是貫穿了本書的全部，但作為一個大致上的框架，以主張英國政體的穩健派為主線，從圍繞立憲政體構想而形成的保守、穩健、革新三極對立的視角來描述六十五年間的政治史，可以說是本書的課題。
以穩健派為主線分析戰前日本的政治史，還有一個理由，就是我個人在最近十餘年間萌生出來的對於穩健派的興趣，即我很想知道，所謂的穩健派，究竟只是對左右兩個極端的反對，還是其原本就有自己獨立的政治立場。如果穩健派的主張本身即代表著其獨立的政治立場，那麼社會主義體制的崩潰對於他們而言應該不是一件值得悲憫的事情。他們應該對自己穩健派的立場更有自信才對。然而，在這十年中日本所發生的事情似乎表明穩健派的自信在喪失，在衰退。社會主義者不復存在了，接下來如果穩健派也銷聲匿跡的話，日本的政治該會如何發展，這種不安在自己的歷史分析中也曾流露出來，或許就是這種不安才促使我最終將關注的目光投向三極結構中的中間一極。
上面談到了自己的興趣受到近十年來日本政治變化的影響，而本書即是對自己在一九八五年至一九九五年十年中利用各種機會發表的論文的重新整理和歸納。書中有些部分是原文的保留（第一章以及第二章的第一節），有些則是在原文的基礎上進行了大幅度的修改。下面所列舉的是本書各章的論文原型。
第一章《明治日本的“立國過程”》，坂本義和編《世界政治的結構變動》第三卷，巖波書店，一九九四年。
第二章第一節 《明治初年的井上馨》，福地惇、佐佐木隆編《明治日本的政治家群像》，吉川弘文館，一九九三年。
第二章第二、三節《政治自由主義的挫折》，《巖波講座 日本通史》第十七卷，巖波書店，一九九四年。
第三章第一、二節《作為歷史前提的欽定憲法體制》，東京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編《現代日本社會》第一卷，東京大學出版會，一九九一年。
第三章第三節《戰前日本的“社會民主主義”“民主社會主義”“企業民主主義”》，東京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編《現代日本社會》第四卷，東京大學出版會，一九九一年。
第四章《政黨政治的崩潰》，坂野潤治、宮地正人編《日本近代史中的轉換期研究》，山川出版社，一九八五年。
這些論文，每篇都會牽出一些回憶。按論文發表年代，第四章最早。《日本近代史中的轉換期研究》是我與宮地共同組織的、從事日本史研究的學者與從事比較政治學研究的學者們的共同研究成果。說得再確切一點，這是研究日本史的學者與以日本史及西歐史為研究物件的政治學領域的學者們，試圖對戰前日本的政治史進行分析的一部著述。從事日本史研究的，除了兩名編者以外，還有國際基督教大學的威廉姆?斯蒂爾以及現在隸屬於京都大學法學部的伊藤之雄。以日本史為研究物件的政治學學者，有千葉大學的宮崎隆次、都立大學的御廚貴（現就職於東京大學）和現今就職於獨協大學的森山茂德。以西歐史為研究物件的政治學學者，則有東京大學法學部的馬場康雄和高橋進參加寫作。在十年後的今天來看，如此陣容有點難以想象，但在當時我才四十來歲，所以每個人都能夠從各自專業的觀點出發，毫無顧忌地相互指出研究中存在的問題。如今我依然會時不時地想起這個研究會，真是一段難得的體驗。
作為構成第三章的兩篇論文，是我作為東京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整體研究”的一員時執筆寫成的。“整體研究”是東京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的一塊招牌。與大學學部裡老師要承擔教學任務一樣，在本研究所裡參加共同研究、撰寫論文也被視為義務。這種對共同研究的重視，也有批評認為它阻礙了個人的自由研究，但是於我而言，這對於自己專業領域的拓展起了相當積極的作用。在這一點上，前述山川出版社的共同研究也是一樣的。我相信，對於人文、社會科學的專家來說，以跨學科研究之名與別的學派進行切磋，對於擴大自己專業領域內的視野是非常有效的。
第二章的第一節是為了紀念伊藤隆六十歲生辰特意撰寫的。回想起來，在我從事日本近代史研究的過程中，伊藤一直是我的指導教師。他不僅手把手地教我學習實證主義史學，而且在艱難的求學時代，還幫我介紹能夠賺錢的工作。因為這篇文章是懷著感恩的心情撰寫的，所以在本次收錄之際，我覺著大部分內容沒有修改的必要。
第二章的第二、三節，是對前述《政治自由主義的挫折》一文做了大幅度的增補和修改之後形成的。之所以這樣做，最大的原因，是我對德富蘇峰的政治自由主義的評價有了很大的改變。僅僅時隔兩年，評價就有如此大的變化，也許聽起來會使人感覺奇怪，但實際上早在這篇論文完成的當時，我自己就已經感到有些困惑。在論文的最後，我當時寫了這樣幾句話：
第二點，蘇峰的思想與我原來的預想截然不同，這讓我頗感意外。在分析的過程中，有好幾次我對自己產生了懷疑，覺得我是在硬要把蘇峰與福澤、吉野等人區別開來。如今，在將這篇論文付梓之際，依然有一些疑點令我難以釋懷（《巖波講座日本通史》第十七卷，第296頁）。
盡管我常常提醒自己，在分析歷史人物的時候，應該拋開日本近代歷史研究的常識和偏見，要自由地、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去評價這個人物，但是對於像德富蘇峰這樣一個在後世惡名昭著的人物，我還是心存偏見，認為他不應該是一個能夠與福澤諭吉和吉野作造相提並論的、主張英國式議院內閣制的論者。為了解開這些讓自己“難以釋懷”的疑慮，在完成論文的第二年即一九九五年上半年，在研究生院的研討班裡，我與助手及研究生一道研讀了一八八七年到一八九四年出版的《國民之友》雜志。研討班結束後又與有志者一道共同成立了“明治立憲政治研究會”，研討班得出的結論作為研究會的共同研究成果，應該會在本書出版發行之前面世（《明治立憲政治的形成過程——《國民之友》的議院內閣制論（一）（二）》，《社會科學研究》四十八卷一?二號）。在本書中，我加入了共同研究中自己執筆的部分，對《政治自由主義的挫折》一文中的蘇峰論做了修正。
第一章是坂本義和教授為紀念他六十歲生辰而編輯出版論文集時，我在其中的一冊中撰寫的文章。如果是通常的還歷紀念論文集，像我這樣在學生時代與老師沒有接觸過的人是不應該參與的，但是因為坂本教授在他親自編輯的《世界政治的結構變動》一書中，要將我這個日本史研究者撰寫的明治政治史收錄進去，所以可以另當別論。老師也是出於不同學派間互相切磋的考慮，費了不少的心思。所以，這次我在收錄的時候，沒有做任何改動。
最後，多虧了巖波書店伊藤修的寬容和督促，我才能夠對收錄的各篇論文進行增補修正，並使其在邏輯上具有一定的連貫性。在我雜務纏身的時候，伊藤從不會說任何催促的話，但如果我從雜務中解脫出來，第二天他便會來督促我。這讓我再次深切地感受到，光靠著者一個人是無法成書的。
我已經到了退休的年紀，再寫幾本書已不大可能了。在此，謹以此書獻給我的妻子和孩子，盡管這有悖於日本古來的淳風美俗。

一九九六年七月二十四日
著　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