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紅傳

［日］ 平石淑子 序
二十世紀七○年代末期，即從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基於眾多研究學者的不斷努力，發掘出了各種有關蕭紅的史料，其中也包括了她本人的一些作品。但是在今天，由於熟知蕭紅生前生活的前輩們都相繼不在人世了，不太可能再發現什麼新的史料。在這個意義上，整理總結迄今的史料，力求於客觀研究蕭紅的這本著作，就當之無愧地成了蕭紅傳記的集大成了。正是它極力站在客觀的角度上，才避免了男性讀者們陷於對蕭紅的過度同情，同時還沒有失去對蕭紅的熱切目光。我想這些都是本書作者嚴謹的研究態度和其誠實寬厚的人品所致。
這裡再重複一遍，在我看來，這是一本非常受人喜歡的好書。但是，同時又感到還欠缺點什麼。這是一種與上述觀點極其矛盾的感覺，也許這正是起因於此書的客觀性。
眾所周知，蕭紅三十一歲就英年早逝了。在抗日戰爭這個全中國的受難時代，蕭紅還背負著作為女性的苦難，她沒有時間回顧自己的一生，是因為她還在人生的中途就離開了這個世界。所以，要瞭解她的短暫生涯的旅途，就只能憑藉她周圍的人，例如蕭軍、端木蕻良等人的回憶，《從異鄉到異鄉——蕭紅傳》這本書也不例外。也正是因為如此，特別是關於逃離上海為止的蕭紅的前半生，就是說基本上依賴於蕭軍的追述的這段時間裡的蕭紅，也許是蕭軍的過於饒舌，她給人的印象就猶如是蕭軍思想和行為的附屬品一樣。換句話說，前半生的蕭紅的形象是非常模糊的。與此相比，轉到武漢避難以後的蕭紅，就以鮮明的主體性展現在讀者面前。此時的蕭紅已經作為有名的作家受到很多人的注目，並且有關她的言論也多了起來。這些言論的產生可能與人們對端木蕻良的反感多少有些關聯。從武漢到臨汾再到重慶以至香港的這段時期，關於蕭紅有著非常詳實的記述和史料，這些史料裡有很多是我未見到過的很值得參考的東西。
我感到書中的不足主要集中在以蕭軍的回憶所寫的前半部分。作者將兩人的同居以及分居，作為蕭軍的「愛之哲學」的主題，然而就產生了兩人生活的主導權在蕭軍的印象，使蕭紅成了一個沒有主見、附屬於男性的在精神上不成熟的女性。而另一方面，在蕭紅與端木蕻良的這段生活裡，作者又只強調了蕭紅的自主性。這樣一來，讀者就看不到蕭紅從前半生到後半生精神上的成長過程。如果再深讀一下，還會得出蕭紅的精神獨立是來自於蕭軍的背叛（女性問題）。當然，蕭紅在《生死場》出名後，生活上還是不得不由蕭軍掌握主導權。但是正如駱賓基所指出的那樣，蕭紅固有的「矜持」才是將她引向精神自立的源泉。我並不完全認為蕭紅所寫的作品就記錄了她所走的人生之路（這一點與本書作者略有分歧），但是她的作品仍反映了她精神世界的成長，也是最值得依據的資料。
筆者之所以認為蕭紅是一位精神獨立的、具有主見的作家，也是對迄今賦予蕭紅的「被男性所擺布，從而無法實現自己夢想，充滿悲哀的可憐女性」形象的一種抗議吧。如果不是站在與蕭軍同居，後來又分離，然後和端木蕻良生活在一起，都是蕭紅自己做出的選擇這一角度看的話，就無法真正將蕭紅作為一個作家來評價。我充分認識到《從異鄉到異鄉─蕭紅傳》是一本以廣大讀者為對象的作品，而不是一部研究專著；但作為一個熱愛蕭紅的讀者，仍因為書裡沒有把《跋涉》、《生死場》及《商市街》裡所反映出來的蕭紅的思想介紹給讀者，而略感不滿。
作為一名國外的讀者和研究人員，在史料的發現和發掘上無法與中國同行們相比。只能依據這些成果來閱讀蕭紅的作品，並且，在她的作品裡哪些是帶有超越時空的普遍性，進一步講，文學對人類社會產生著什麼樣的普遍性力量，我們通過文學能夠做什麼等話題上，坦率地發表一些看法。當然，這也是我們的使命。喜愛蕭紅的讀者往往會被作品所打動，而失去自我。這也正說明了文學作品所特有的力量。在承認這一點的基礎上，作為一名研究人員，更要盡可能站在客觀的立場上來看待作家和其作品，從中找出真相，把它放在歷史和社會變遷的洪流中，通過向人們的展示，進而加深人們對歷史、對社會的認識；繼承其優良的，改正其錯誤的，並為歷史不再重演而不斷警示自己，努力不懈。我想這才是文學所擔負的責任。在這本書的基礎上，我期待著能看到作者有關蕭紅的作品論，並衷心祝願由蕭紅結成的緣分更加發展，使它連接起日中兩國以及全世界。

後記
蕭紅是我的情結。
我想，她或許也是大多數研習中國現當代文學者或深或淺的心理情結。
蕭紅棄世近七十年，而這本書面世於她百年誕辰前夕。死時年僅三十一歲的她，在我的想像中，始終是個命途多舛的姐姐。這一想像如此真切，每次接觸到關於其生平的資料，心底便瀰漫淡淡傷感，湧動著強烈的表達衝動。
香港中文大學資深蕭紅研究者盧瑋鑾教授，基於女性立場，出於對蕭紅的細膩感知，寫下了一段很能引我共鳴的話：「愈看得多寫蕭紅的文章，特別是與她有過親密關係的人寫的東西，就愈感到蕭紅可憐─她在那個時代，烽火漫天，居無定處，愛國、愛人都是一件很困難的事，而她又是愛得極切的人，正因如此，她受傷也愈深。命中注定，她愛上的男人，都最懂傷她。我常常想，論文寫不出蕭紅，還是寫個愛情小說來得貼切。」
多年來，我一直想在進入關於蕭紅及其作品的論述之前，寫一部她的傳記，以此傳達對她的理解和對其生命歷程進行細緻觸摸之後的感受。閱讀已有蕭紅傳記，老實說常常令人失望。我每每感到敘述者那份貌似追求客觀的冷漠。同時，由於時代的局限，敘述中那種政治意識形態動機的彰顯，亦讓人十分生厭。我想在自己的敘述裡，最大限度地將她還原成大時代裡的一個普通女性，一個命運坎坷的天才女作家，一個任性的姐姐；而與革命、進步、左翼沒有太多關涉。另有蕭紅傳記雖出自女性作者之手，但敘述中卻莫名帶有極其怵目的男性中心主義立場。表面上在敘述蕭紅的經歷，實則成了幾個男人的故事。更不用說那些瀰漫著濃郁小農意識的偏見文字，出發點大都急於為蕭紅生前身邊的男人們正名而喋喋不休，觀念淺陋、文字拙劣。
我想，我的敘述全不如此。我要寫一部全然關於蕭紅自己的傳記，在想像中，隔了漫長的時空與她做一次精神的對話，對其精神苦難感同身受。
這是我的理想，也是我莊嚴的舉意。
二○○五年隆冬，我從武漢第一次來到哈爾濱。那天夜裡，一下火車便覺得自己已然進入這個留有太多蕭紅印記的城市，心理上是如此親切，以至於在計程車上便迫不及待地向中年司機打聽東興順旅館、歐羅巴旅館、商市街。不想對方一臉茫然，「蕭紅」這個名字在他全然陌生。我無比失望，覺得這座城市在漸漸將她遺忘。那些建築還在，但那些哈爾濱往事卻漸成淡漠的傳說。
我的生命中或許注定與蕭紅存有一個約會。二○○六年定居哈爾濱之後，便借來大量關於她的資料，力圖實現心中那個莊嚴的寫作計畫，那個富有激情的舉意。經過一年多的準備，二○○七年八月二十日，正式動筆前，在一個學生的帶領下，我來到呼蘭蕭紅故居，想親眼看看她的「家」。不巧，故居因裝修已於頭一天關門了，向工作人員說了許多好話，才讓我們進去看看。所有展品都已經收起來了，只剩下幾間空蕩蕩的屋子和空蕩蕩的後花園。能夠親眼看看，我就已經非常滿足，在我內心，老實說，蕭紅的「家」是我並不願意去的地方。看看這空蕩蕩的屋子倒是恰到好處。
「從異鄉又奔向異鄉，這願望多麼渺茫，而況送著我的是海上的波浪，迎接著我的是鄉村的風霜。」蕭紅在詩句裡對自己大半生經歷有過極為精粹的概括。「從異鄉到異鄉」成了我的題目。兩天後，關於她的敘述正式開始。一年多完全沒有休息和娛樂的日子，卻給了我十分愉快的體驗。我覺得自己的敘述平穩而從容，二○○八年九月二日終於告竣。文字無論好壞，我都非常滿足。「蕭紅百年」在即，在心底，我終於完成了對於她的「一個人的紀念」。
二○○九年三月，《從異鄉到異鄉─蕭紅傳》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後，《人民日報》（海外版）、《光明日報》、《讀書》等大陸十多家主流媒體給予了介紹，黑龍江省作家協會於九月二十四日專就此書舉行作品研討會。會上宣讀了日本大正大學平石淑子教授、美國索思摩大學孔海立教授等海外資深蕭紅、端木蕻良研究專家對此書的高度評價。學界前輩獎掖後進的熱情鼓勵，令我非常感動。爾後，在《從異鄉到異鄉《——蕭紅傳》基礎上，精簡文字、增益圖片，編成《蕭紅圖傳》，於二○一○年四月由廣東教育出版社推出。
今年夏天，中國作家協會組織了台灣作家代表團來大陸采風的「蕭紅文學之旅」活動。八月二十三日上午，我有幸對台灣作家們發表關於蕭紅生平的講演，並結識著名詩人、出版家初安民先生。出版一部繁體字的著作是我的夢想。為此，我冒昧向初先生表達了在台灣出版《從異鄉到異鄉─蕭紅傳》的訴求。沒想到，初先生回到台灣不久，我的願望便得以實現。
九、十月間，我對《從異鄉到異鄉─蕭紅傳》進行了全面修訂，訂正不實資料、修改不恰當的表述，同時增加了後續發現的史料，增益、改動近千處。即便如此，由於淺陋，我自知，修訂版的《從異鄉到異鄉─蕭紅傳》仍有諸多訛誤，乞求大方之家的指正。收入修訂版的圖片一百多幅，有些珍貴圖片仍是第一次面世。這些圖片參與蕭紅的生平敘述，我想將會為讀者重新認識蕭紅提供可能。
《從異鄉到異鄉——蕭紅傳》（修訂版）在台灣即將面世，此刻處於北國冰城一隅的我，內心平靜而喜悅，充滿無盡感恩。因為蕭紅，我與大陸、台灣的多位出版人結緣，一次次愉快的合作，讓我覺得自己是何其幸運。再次感謝印刻出版公司社長初安民先生。同時，我也要向為編輯、設計、宣傳此書付出辛勤勞動的江一鯉、鄭嫦娥等素未謀面的印刻同仁表達敬意與感謝。
非常感謝蕭紅嫡親侄子黑龍江省蕭紅研究會副會長張抗先生、前呼蘭蕭紅故居副館長王連喜先生、黑龍江《生活報》記者蕭紅研究會副會長章海寧先生，為本書提供了大量珍貴圖片。
最後，感謝我的妻子和女兒。

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作者於哈爾濱

第二章　哈爾濱往事
十年間，那個懵懂無知的孩子早已變成能夠關注自身命運的少女，她如此真切地體會著生離死別的苦痛。祖父之死所引起的悲慟和無助，讓迺瑩將這十年裡所懂得的一些「偏僻的人生」都回顧了一遍，陷於無邊的自我傷悼。祖父之死讓她意識到世間再也沒有同情她的人了，祖父帶走了人世間的所有良善，剩下的盡是凶殘。
祖父一死，家之於迺瑩陡然減少了吸引與牽念，漸漸淡化為一個模糊的概念，不再有祖父活在時的那種質感。而因為張維禎的死，呼蘭張家也從此加快了衰敗的步伐，常常入不敷出，不時變賣田地以作支應。好在張廷舉當年過繼到呼蘭，福昌號的兄弟間一直沒有分家，現在家境敗落了，他常常將妻兒送回阿城居住。阿城張家逢年過節也經常給呼蘭送糧送肉。

夢斷北平
訂婚不久，在與汪恩甲較為密切的交往中，他身上的一些紈袴習氣以及不時表現出的庸俗，令迺瑩心生不滿。當她慢慢從失去祖父的巨大傷痛中走出，新的打擊接踵而至。她偶然發現汪居然有抽大煙的惡習。這讓她無論如何都難以接受，對他的厭惡日漸滋長。另外，毋庸諱言，迺瑩對汪恩甲的情感波動，更源於兩次政治事件的參與。兩次學運中，勇敢、活躍，富有激情的迺瑩，有機會接觸到哈爾濱一些高校的優秀男生。他們有頭腦、有學識、見解深刻、有組織能力，常常令她心生崇拜；而她的幹練與激情也給一些男生留下深刻印象，甚至心生愛慕。陸哲舜正是在「佩花大會」上走進其情感世界。兩人在其後不長時間的交往中互生好感。
陸哲舜，字宗虞，出生於哈爾濱太平區一個地主家庭，家境優裕。他與迺瑩迅速熟識、親近，除了在接觸中互生好感外，說起來兩人還有一點的親緣關係。陸母是福昌號屯的張家二姑，成年後嫁到太平橋陸家。但這位「張家二姑」與福昌號張家並非直系親屬，而是出了五服的一支。這樣，陸哲舜和張迺瑩便是姑表兄妹的轉折親。兩人對外也如此宣稱，在哈爾濱的同學對此廣為熟知。在現有文獻中，關於迺瑩這位表兄的姓名也是眾說紛紜，大都稱之為「陸振舜」。但是，據從小在福昌號屯長大的迺瑩堂妹張秀珉回憶，陸家四兄弟分別以「堯、舜、禹、湯」命名，共範「哲」字，因而，他應該名叫「陸哲舜」。一些出自哈爾濱本地學者的考證材料都沿用此名，本書亦傾向於此。
陸哲舜一九二九年畢業於哈爾濱道外區三育中學，後進入哈爾濱東省特別區法政大學（即原中俄法政大學）就讀。對迺瑩心生愛慕時，早已家有妻室，但他絲毫不顧及這些，一心鼓勵她與自己一道到北平讀書。很顯然，陸的出現更加影響到迺瑩對汪恩甲的感情以及對這樁婚事的看法，漸漸萌生解除婚約之念。而到新文化運動策源地的北平讀高中，對於有想法的女孩來說，自然是巨大而美麗的誘惑，何況還有陸表兄的極力慫恿。為了堅定張迺瑩反抗包辦婚姻，並追隨自己到北平讀書的決心，陸哲舜主動先從法政大學退學，於一九三○年四月到北平就讀於中國大學，為她來北平做準備。
一九三○年上半年，迺瑩向父母表達了初中畢業後到北平繼續讀高中，並與汪家解除婚約的想法。父母極為震怒，嚴加責斥。本來，她在哈爾濱參加學生運動，就已經讓做父親的大為不滿。但有了第一次與父親抗爭的經驗，迺瑩早已看出他那凜凜不可冒犯的尊嚴的脆弱。她再次與父母尖銳對抗，大吵大鬧。繼母梁氏故意大開屋門，讓鄰里看熱鬧，表示管教不了前房的孩子。吵鬧沒有什麼結果，但與家裡的矛盾迅速激化。迺瑩對父親、繼母不再是不滿，而是充滿了強烈的憎恨。張廷舉大罵女兒「不孝」、「忤逆」，梁氏還託人將此事告知迺瑩大舅（即生母姜玉蘭的弟弟）。專程從鄉下趕來「管教」的大舅，揚言「要打斷這個小犟種的腿」。不服「管教」的迺瑩從廚房拿了把菜刀與之對抗。大舅最終毫無臉面地氣憤離去。迺瑩的倔強與過激，令其在整個家族和親戚中都十分孤立，也讓父親、繼母更加堅定了早點將其嫁出的想法。張廷舉甚至想讓女兒提前退學回家完婚。隨著初中畢業的臨近，張、汪兩家都在為張迺瑩的嫁、娶做準備。
張迺瑩面臨追隨陸哲舜到北平念書和遵循家族意願與汪恩甲完婚兩種選擇。她意識到前者將是以叛離家族並與之決裂為代價；後者則是犧牲自己的自由與幸福。此時，她自然談不上多麼熱愛陸哲舜，只是心裡始終存有一個宏大的求學夢想。北平對於當時的「新青年」來說，當然是最神往的地方。陷於兩難，她變得憂心忡忡、喜怒無常，夜裡常常獨自飲泣，甚至躲在宿舍抽煙、喝酒。周圍同學看在眼裡，都說「張迺瑩變了」。
幫助迺瑩最終做出屬於自己的決定的因素，除了她那近乎與生俱來的逆反、任性和抗爭性格外，還有另一種重要力量的支持。那便是來自娜拉的激勵。二○至三○年代，易卜生筆下的娜拉，毫無疑問成了中國一代新女性「自我塑型」（self –fashioning）的榜樣，紛紛效仿其出走。此時的張迺瑩，已不是三年前那個只是一味要求「我要上學」的小女孩。中學時期，是她「自我塑型」的重要階段。在朋友眼中，她「富於理想、耽於幻想」，而「自我塑型」的力量，常常令年輕女孩混淆文學人物創造與個人自我性格塑造之間的差異，往往根據文學藝術中的想像性形象或人物模式來塑造自己。
畢業之際，當汪家正式提出結婚要求，不得不做出選擇時，要好的姐妹們都鼓勵她做現實中的娜拉，出走北平，跟隨表哥逃婚。在這群少不更事的姑娘眼中，這自然是最富時代色彩的浪漫選擇，新鮮而刺激。她們甚至不知天高地厚地認為，「可以寫稿子」解決在北平的生計。張迺瑩最終選擇了這純然娜拉式的出走，成了一個現實版的子君。她的出走很有策略性，不再採取那種生硬的對抗，而是假意改變態度，滿心歡喜地同意與汪恩甲結婚，從家裡騙出一大筆錢，爾後拉上同學劉俊民到中央大街一家服裝店做了一件綠色皮衣，旋即伺機偷偷離開哈爾濱。
到北平後，迺瑩就讀於女師大附中，與陸哲舜先住在西京畿道的一間公寓內，後搬至二龍坑西巷的一座小院，距離二人就讀的學校很近，上、下學都非常方便。除瞭解他們的人知道二人是表兄妹關係外，為了不引起旁人猜疑，他們對外宣稱是甥舅關係。小獨院只有八九間房，一道矮矮的花牆將其分為裡外兩院。兩人分住裡院的兩間北房，屋前有兩棵棗樹，還請了一個北平當地人耿媽照料飲食起居。安頓妥當，迺瑩便趕忙給沈玉賢寫信，讓老同學分享自己勇做娜拉的興奮與喜悅：
我現在女師大附中讀書，我倆住在二龍坑的一個四合院裡，生活比較舒適。這院裡有一棵大棗樹，現在正是棗兒成熟的季節，棗兒又甜又脆，可惜不能與你同嘗。秋天到了！瀟灑的秋風，好自玩味！
除了生活舒適，每到週日小獨院高朋滿座。李潔吾、苗坤、石寶瑚、李荊山（李鏡之）等一批在北平的哈爾濱三育中學校友，每每聊到聽見打更人的梆子聲才踏月星散。李潔吾晚年回憶，這些人雖然不是每週日都來聚會，但總能碰到三五人，而他則一直是個「全勤生」，從未缺席。大家聊的內容無所不包，熱鬧非凡，蕭紅每次都坐在固定位置上，身世似乎是她談話的禁忌，周圍人從她口中只得到隻字片語的瞭解。
或許，源於迺瑩、陸哲舜對他們之間的關係，在認知上存有一定程度的錯位。不久，兩人間便出現了不和諧。也許，自奔向北平的那一刻起，張迺瑩就意識到自己到底不是易卜生筆下的娜拉或魯迅筆下的子君。更重要的是，她明白自己還沒有真正愛上對方，來北平的主要目的是為了讀書，而不是與男人同居。但陸哲舜的所有努力，卻基於對迺瑩一時狂熱的愛慕，認為她能夠追隨來北平，是對其愛慕的回應。隨即出現子君與涓生式的同居，才合乎當時新女性、新青年的邏輯。迺瑩來平不久，他便寫信回家要求與妻子離婚。在這小獨院內，兩人雖各處一室，但孤男寡女共同生活，儼然同居。這難免令本來就久有愛慕之心的陸哲舜對迺瑩懷有非分之想。
然而，令他沒想到的是，他們之間似乎應該順理成章的事情卻遭到迺瑩的嚴詞拒絕，她當然不會忘記自己早已訂有婚約。迺瑩嚴正告訴陸哲舜自己的出走，並非為了與其同居。不僅如此，她還給李潔吾寫信，憤怒控告陸對自己的「無禮」。等李潔吾再次來訪，剛一進屋，就將信交給了他。陸哲舜極其尷尬，潔吾讀完信後，當場將之大罵一頓，令其羞愧得嗚嗚咽咽哭起來。很顯然，迺瑩之所以這樣做，一來是向陸明示她對兩性關係的嚴正態度；二來是為了杜絕對方再生非分之想。北平期間，張迺瑩給人的觀感是眉宇間時常流露出東北姑娘特有的剛烈、豪俠，有一種凜然不可侵犯的莊嚴。
李潔吾大罵陸哲舜後，自覺態度粗暴，意識到自己並不瞭解他們的關係就橫加指責很不妥當，於是給他倆寫信解釋，隨即恢復中斷一週的友誼。此後李潔吾對迺瑩更加關心，只要去西巷，不論陸是否在家，都要留下和她談一會兒。隨著交往的深入，迺瑩也漸漸向他透露了一些此前嚴加鎖閉的內心想法。一次，兩人各自談到對家人的情感。李說到祖父的嚴厲，卻勾起迺瑩對祖父的懷念；而當他談到自幼喪父，母親含辛茹苦的不易，迺瑩卻臉色陰沉、表情抑鬱，沉默無語。李潔吾意識到她明顯並不熱心談論自己的母親。李潔吾晚年回憶：「祖父對她好，她永遠不能忘記；母親待她很淡漠，她不願提及；父親待她很壞，使她幾乎不相信世界上會有好父親！這三種鮮明的愛憎情感，當時給了我很深很深的印象。」
一天，潔吾與迺瑩、陸哲舜一起看完電影《泣佳期》後，大談對友情、愛情的看法。他認為愛情不如友情，其局限性太大，必須發生在兩性之間，且要在青春期，友情則沒有年齡、性別的限制，最牢固。迺瑩卻馬上說，友情不如夥伴可靠，夥伴有共同的前進方向，走同一條路，互相幫助，可以永不分離。「雙十節」當天，李潔吾前來告知，本來要舉行大學生遊行，結果流產了。迺瑩恍然大悟，怪不得他前幾天就叫自己和陸哲舜今天不要出門，隔了一會兒對他說：「潔吾，我看你不是搞革命的料，哪有你這樣前瞻後顧搞革命的！」
出走時，迺瑩所帶錢款畢竟有限。陸哲舜要以家裡寄來的生活費維持兩人在北平的生活，沒多久便顯出經濟上的困窘。獨享小院的日子不久便宣告結束。為了節省開支，他們將裡院退了回去，搬到外院居住。迺瑩住一間南房，陸哲舜則住在一間平台裡。但這還不至於影響兩人快樂的心情。
霜降後，忽然一夜雨雪。李潔吾第二天一大早去看他們，迺瑩正在院裡賞雪，陸則正在西平台頂上用竹竿敲打樹梢上殘留的棗子。將掉在地上的棗子收拾起來，迺瑩很興奮地用小砂鍋燒煮從牆頭輕拂下的積雪，等雪在鍋裡融化，再將紅棗放進去。大家圍在爐邊，看著變得滾胖胖的棗子在砂鍋裡擠來擠去，滿屋發散著棗香。蕭紅邊用火箸敲打著爐子邊說：「這可是名副其實的雪泥紅棗啊！」陸、李聽罷都笑了起來。如此苦中作樂，竟也有樂極生悲的時候。室內爐子生火後，潔吾就提醒要注意防止煤氣中毒。陸哲舜不以為然，不久，大家在一起閉門圍爐閒談，迺瑩突然昏倒在地，潔吾一看估計是煤氣中毒了。慌忙喊來耿媽，並將迺瑩抬至院中，放在躺椅上用棉被蓋好。耿媽又上鄰家找來酸菜水，一陣忙碌，迺瑩才甦醒過來。有了這次死裡逃生的經驗，大家再談到死亡，迺瑩說：「我不願意死，一想到一個人睡在墳墓裡，沒有朋友，沒有親人，多麼寂寞啊！」
迺瑩自然想像不出，她那娜拉式的出走留給家人的是什麼。
迺瑩的出走旋即成了呼蘭街頭巷尾一時最熱門的話題。張廷舉苦心經營的「清白門風」頃刻蕩然無存，女兒的行為讓他顏面掃地，就像當眾被人抽耳光、吐唾沫。張家族人亦承受著巨大的輿論壓力，幾乎不敢出門。輿論大譁，甚至影響到福昌號屯整個張氏家族。爾後，因教子無方，張廷舉黑龍江省教育廳祕書的職務被解除。這位平生最好臉面頗有名望的鄉紳，被調任巴彥縣督學兼清鄉局助理員。在呼蘭上學的張家子弟承受不了輿論壓力，紛紛轉校離開家鄉。張秀珂隨父親轉至巴彥縣立中學，張廷舉擔心兒子一個人在巴彥會孤單，遂將二哥張廷選在東省特別區第二中學讀書的兒子張秀琳也轉至巴彥。
迺瑩的出走自然也是顧鄉屯汪家最不能接受的事實。長兄如父，汪大澄同樣自感臉面全無，一心想解除與張家的婚約。張家對慫恿女兒出走的陸哲舜自然不會放過，不斷給其家人施壓。陸家人最終探到兒子的住所。剛開始，迺瑩、陸哲舜對家裡寄來的催逼、警告信置之不理。陸家人見對兒子警告無效，便斷絕其經濟來源。兩人在北平的日子隨即一天天捉襟見肘。
天氣愈來愈冷，迺瑩的境況更是足堪憂慮。當初，偷偷從家裡跑出來並沒有帶上禦寒衣物。十一月中旬，北平的天氣已經很涼了，家境好一點的同學早已換上適合季節的秋裝，而她仍身著單衣，家裡除了寄來催逼之外，絲毫不考慮其他。到校上課，同學們見她還穿著單衣，便不無揶揄地說：「到底是關外人，那麼耐冷。」同學們的眼光傷害了她的自尊，無法禦寒常常令她生病臥床不起。到了十二月，眼看要下雪了，實在無法可想，耿媽用舊棉絮幫她將單衣改成一件小棉襖。眼看僅有這件小棉襖還是不夠，李潔吾找同鄉、同學借了二十元交給迺瑩，才得以到東安市場買了棉毛衫褲，擋擋風寒。
就這樣，迺瑩在北平勉強繼續著學業。臨近寒假，陸家發來最後通牒：如果兩人寒假回東北就寄來路費，不然，從此什麼都不寄。捉襟見肘的生活本來就已令生活一向優裕的陸哲舜難以堅持。最終，他決定還是向家裡妥協。這自然是迺瑩最不願看到的結局，但陸決心已定，自己亦無可奈何。在他收拾行裝的時候，任性的姑娘痛責對方「商人重利輕別離」。同時，也意識到自己被眼前這個懦弱的男人害得好苦。對迺瑩無限同情的李潔吾，明知她不願返回東北亦愛莫能助。大家不過都是窮學生而已，不妥協又該如何在北平生存？
汪恩甲得知迺瑩即將回東北，連忙趕到北平將其接回。這樣，在出走北平幾個月後，迺瑩又極不情願地回到了哈爾濱─那個出走的娜拉到底還是回來了。
汪恩甲與哥哥對迺瑩的出走，持有不同的看法。痛惜家族臉面的汪大澄自此事發生，便對弟弟與張家的婚約不抱任何希望，一心想解除而後快。但汪恩甲對迺瑩仍抱有好感，對這樁婚事仍然懷有期待。在他看來，迺瑩雖然出走北平，但與陸哲舜畢竟並非同居，他自己到北平二人住處親眼所見的事實亦是如此。回到哈爾濱，汪恩甲將迺瑩安頓在位於道外區十六道街的東興順旅館。
自出走的那一刻起，迺瑩便意識到與背後的家族漸行漸遠。即便回到哈爾濱，呼蘭近在咫尺，卻是她最不願面對的所在。從家裡已經得不到任何安慰，有的只是責難、呵斥與詛咒。年關將近，哈爾濱熱鬧而繁華，走在大街上，她內心油然而生一份荒寒，看著走在前邊的汪恩甲，她想，還是要將自己嫁出去。比起陸哲舜，在沒有解除婚約之前，眼前這個男人是自己更為合法的依靠。經過這次的出走與回歸，她對男人之於女人的意義，有了更為深刻的認知。明白要實現心中那個北平求學夢，脫離對自己已然失去意義的家庭，就迫切需要一個能夠給自己足夠支持的男人。汪恩甲自然不是理想的對象，但面對無邊窘境，她明白已經沒有更多選擇。她甚至想到，以自己的力量還可以塑造這個雖然有些墮落、有點庸俗，但仍然愛著自己的男人。兩人在旅館對未來有所設計，迺瑩答應嫁給他，但必須一起到北平繼續讀書。急於想同居的男人假意認同了她的想法。帶著美好的憧憬，張迺瑩在旅館度過了一段平靜的年關歲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