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的哲學（簡體書）

周洛華，上海東方網股份有限公司財務總監，經濟學博士，曾經在財富500強企業任財務分析工作，美國常春藤達特茅斯學院塔克商學院博士後研究，國泰君安投資管理公司並購部副總經理，上海市寶山區發改委副主任，上海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

市場就是叢林
資本市場如果是一台上帝精心構造的機器的話，你也許能夠用科學的方法找到這台機器的工作原理，進而發現漲跌的規律，賺取高額的利潤。如果真是那樣的話，我們會吸引更多的聰明人，年輕人來到資本市場，用各種模型預測未來的走勢，但是這台類似永動機的印鈔機即便能夠被設計出來，也是一場災難，這台極度智慧的機器能夠讓人一勞永逸地進入財富天堂，失去了克服未來各種不確定性挑戰的動力，這對於人類，乃至任何一個物種來說，都是一種生態災難。
資本市場如果是一個人為操縱的賭場的話，大多數人最終會醒悟這個遊戲的結局，從而退出市場，大莊家也許能夠贏得幾次輝煌的勝利，但那是個別孤立的事件，他們不可能永遠這樣玩下去。賭場是一個極度負面的激勵機制，最終使得所有人都成為失敗者。
資本市場是一個叢林。在遠古時期驅動人類部落戰爭，在史前時期驅動生物進化的那個叢林現在借道資本市場，把激勵和約束機制通過風險和收益體現出來，鼓勵人們用提高自身能力的方法去應對未來不確定性，從而實現人的進化。
如果我們站在熱帶雨林觀察者的角度來看資本市場，原先困擾我們的一切迷霧都會散去：做空機制本身是生物篩選機制的一部分；看似不合理的高估值其實是對優勢物種的激勵；看似不合理的低估值其實是對剩餘物種的保護。

歷史與資料
我生在歷史學者家庭，我從小生活在一個堆滿古舊圖書的狹小書房裡，我記得祖父經常笑著說起“考古學家是歷史學家的敵人”，因為他們試圖到地下挖出新東西來證明歷史學家是錯的，我總感覺他說這段話的時候口氣輕鬆，我現在理解他講的其實是史料和史觀的問題。許多親友都指望我繼續研究歷史，但是祖父告誡我，“去找份容易搞得飯吃的工作”！
20多年前，我高考選擇學習財務會計之後，一度因為地氣潮濕而把他樓下書房的線裝書統統搬到閣樓去——現在為了撰寫這本金融哲學書我又把那些書從閣樓裡面翻出來了。
當時，我正忙於考託福，GRE，準備出國讀研究生（我記得我們那一代人忙忙碌碌就幹了這些），記得有一年的GRE考試摘錄了祖父英文藏書中“What is History”（歷史是什麼）中的句子，我還興奮了好一陣子，因為我讀過那一本書。如今我自己人到中年，就像到點的鬧鐘一樣，又開始翻看他留下的那些懷特海，羅素，維特根斯坦和其他歷史書，我讀到了許多商學院和資本市場上沒有教給我的新東西。
需要新資訊！
我聽過這麼一個笑話，說的是一群被判終生監禁的囚犯在一起講笑話，一開始每個人都講一個自己知道的笑話，然後聽眾都笑得前俯後仰，後來這些囚犯們相互之間都很熟悉各自的笑話了，不需要講笑話的人從頭到尾把故事說一遍了，他們就把笑話統統編號，一共100個笑話，每次講笑話的犯人就直接報出某個笑話的編號，讓大家自己去想像那個編號所對應的笑話，這樣就把100個笑話轉換成為了100個資料。這個辦法剛開始的時候，效果很好，大家一聽到某個編號（調用某個資料），立即聯想起那個笑話，也都能笑得前俯後仰。但是，漸漸地大家越來越熟悉這些現成的笑話了，即便是當初最好笑的笑話及其編號也不再那麼好笑了，這時候突然有一個犯人異想天開地報出了“101”這個數字，大家愣了一下，隨後爆發出許久沒有聽過的笑聲，這是這個封閉的監獄的最後一個笑話了。此後，即便有人報出102這個數字，也不那麼好笑了，他們整天盼著有新的犯人送進監獄，希望有人再讓他們笑出聲來。
現在，我們把笑話看成是股票，把笑話的編號看成是類似于股票期權的衍生品，然後我們來猜想一下這樣的一個資本市場會是什麼樣子的呢？在這樣一個封閉的市場，自己不能產生新資訊，也沒有外來的新資訊進入。讓人發笑的101號笑話其實是一種意外的驚喜，而此前的任何笑話從特別好笑到一般可笑，到不那麼好笑，就像是一個公司從成長期到成熟期的過程一樣，是一個驚喜逐步消退的過程，這不僅僅是公司本身的問題，更是資本市場對其熟悉程度的問題。我在想是否任何一個封閉的生態系統最終都會衰亡呢？
我們能歷史中找到哲學思考的線索，我們能在交易資料中找到什麼？是歷史規律嗎？歷史有規律嗎？歷史如果有規律怎麼辦？我們在歷史資料中找什麼？黑格爾和馬克思對待歷史的態度如同是對待一種哲學，我想也許歷史就應該是一種哲學，是你觀察世界和時間的方法，角度，思想方法和總結判斷。由此說來，金融學家也應該和哲學家很像。
如果歷史資料能夠揭示交易規律的話，那麼，我們的成功取決於自己和別人學習歷史經驗教訓的速度。但是，我認為我們能夠從歷史資料中學到的東西是極為有限的，歷史資料已經在那兒了，不可能有新的變化，這就如同有囚犯報出“101”號笑話一樣，是一個封閉的系統能夠產生的最後一點兒新資訊。
隨機性到底是什麼？
科學與金融學的悖論，科學方法應用于金融學是正確的嗎？如果能夠被應用的話，毫無疑問是正確的，前提是如果真有這種科學方法的話。我這麼說不是因為我質疑在資本市場上應用科學方法的普遍性和可複製性，而在於我擔心“科學崇拜”統治著我們的思想：我接觸過的投資人常常有一種潛移默化的思維定式，他們相信資本市場上有更高明的機構投資人運用複雜的數學模型在賺他們這些散戶的錢；他們還相信名牌大學畢業的理科生擔任的分析師推薦的股票會比他們自己強一些；他們甚至還相信如果他們自己能夠掌握數學工具，建模，程式設計等一系列技能的話，他們在資本市場的回報會提高。在資本市場上建立科學崇拜會導致對隨機性的誤解，有時候這種誤解會是災難性的。
我認為隨機性是進化機制的一部分，隨機性防止了任何人用可以總結，可以傳播，可以複製的方法一勞永逸地進入財務自由。那些成功地進入財務自由的投資人在市場上始終是鳳毛麟角的，而他們出版的自傳又讓大家感覺他們的成功源自於他們刻苦實踐了一種可以被複製和學習的方法，普通投資人容易忽略這些人的成功源自於隨機性而相信他們的道路是可以追隨的，這樣一來，大家就努力複製富人的成功經驗去實踐，而隨機性最終使得大多數人並沒有發財，這是因為如果大多數人都發財了，人們就會失去前進的動力，我們社會就不再進步了，這就違背了進化論。所以，我認為隨機性是進化機制的一個重要部分。
成功者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們是隨機性的寵兒，同時他們的基因也許幫助了他們在不確定性世界更好地生存，而某個具體的人所擁有的基因其實也是進化過程中隨機的表現，就連他的父母也無法控制。與此同時，我們又不能讓大多數相信成功僅僅就是運氣，那樣的話，他們乾脆放棄努力了，躺倒不幹也不行，這樣也會妨礙社會進步。於是大家就被成功者的故事激勵起來，去“勤勞”、“努力”、“刻苦”、“節儉”和“聰明”地努力工作，於是，種種美德就得到了奉行和傳播。人類社會作為一個整體就獲得了持續演進的根本動力。
在歷史學中，有關隨機性（歷史學家們稱之為“偶然性”）的激烈爭論發生在20世紀初。關於埃及豔後克裡奧佩特拉的鼻子的問題，關於土耳其蘇丹巴濟紮得的痛風問題，關於希臘國王亞歷山大被寵物猴子咬了一口之後感染的問題，諸如此類的奇談怪論令人目不暇接，感覺我們今天的世界完全是一場錯上加錯，歪打正著的偶然性事件的戲劇中最新一幕。1909年，英國歷史學家博瑞發表了關於“歷史中的達爾文主義”一文，提出了“偶然巧合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社會進化的事件”。我不太接受這樣的歷史觀，我認為無論是歷史上的偶然事件，還是資本市場的偶然事件，都是進化機制的一部分，讓我們事先無法做出基於預測的準備，如果我們能夠提前準備的話，等於說進化的進度表是人類預先可知的，進化可以脫離自然而單獨由人類掌控著進行下去。不確定性的未來永遠懸在我們前面，讓我們保留了希望和恐懼，讓我們對不可預知的未來始終有所準備，讓我們有動機來保留生物多樣性，保留文化多樣性，保留不同的見解和思想，而不是事先就做一遍清掃和統一，這樣的話，我們就失去了進化所需要的競爭機制。因為競爭機制的基礎之一就是生物多樣性。
我相信金融學不是科學，也不是藝術，因為金融學既不是認識世界的方法，也不是表達感情的途徑，而是一種體現在資本市場的進化機制，更像生物學。我感到高興極了，因為我的祖父是學歷史的，祖母是學生物的，而我則是學金融的，好像他們倆早就為我在思想上找到這一認識做了充分的基因準備。
歷史事實和歷史資料
投資人被“科學崇拜”綁架很久了。如果說文藝復興時期還是科學與藝術並駕齊驅的階段的話，到了歐陸列強爭霸時期，奧匈帝國的山地師給每個連隊配備一名數學家，專門計算彈著點和火炮射程，戰爭的勝利是壓倒一切的事實，它證明了我們對科學怎麼崇拜都是不夠的。用科學方法處理火炮資料很成功，那麼，我們雇傭同樣的數學家來處理交易資料是否也能百發百中呢？
那些交易資料到底是某項資產在歷史上的真實價值，還是當時人們基於他們掌握的資訊對這項資產價值做出的判斷？抑或是能夠激勵當時人們的估值水準？究竟什麼是歷史事實？什麼是歷史資料？我對歷史資料發出質疑的底氣來自于歷史學家巴勒克拉夫教授說過的一句話，“歷史根本不是事實，而是一系列已經被人接受的判斷”。進而我感覺在金融學的領域中，我們把歷史事實和歷史資料進行了機械的分割，這種分割是可怕的，有時是致命的，因為這種分割使得我們更容易使用科學方法來處理“歷史”，記住，統計軟體處理的歷史絕對是“歷史資料”，統計軟體絕對不能處理“歷史事實”，只有人，而不是機器，才能夠從歷史事實中獲得對現實和未來的思考，因為這些都是人本身的主觀判斷。我們現在有一種盲目的可怕的傾向：認為歷史資料體現了歷史事實，體現了規律性的交易機會，體現了市場的資訊，我們只要處理歷史資料就能夠把握歷史事實所揭示的歷史規律，進而我們能夠更好地把握未來。我認為這是對科學、金融和歷史的三重誤解。
裡頓.斯特拉齊曾經詼諧地說“無知是歷史學家的第一要素，無知可以讓人簡單，明瞭，也可以讓人有所選擇和省略”。我把這句話裡面的“歷史學家”換成“量化投資”的話，這個結論是否也能成立，而且更加詼諧？E.H.卡爾進一步調侃道，“我在（斯特拉齊）的反思中找到慰藉，這些歷史學家（指同事）之所以能耐如此之大，源自於他們對研究主題的無知”。
維特根斯坦在表述他的語言哲學時，用過這樣一個例子：“設想一個畫面，一個拳擊手擺出一種特定的姿勢。可以把這個畫面理解為他在告訴人們在拳擊時應該怎樣站立，應當採取怎樣的姿勢，但也可以把這幅畫面理解為他要告訴人們不要在拳擊中採取什麼姿勢，甚至他只是在模仿某個特定的人的特定姿勢”（《哲學研究》第23節）。在維特根斯坦看來“一個詞好比一個拳擊姿勢，儘管它在不同的語境中的外形相同，但是其功能或者意義是大不相同的”。塗紀亮進一步闡述道“維特根斯坦提醒人們不要忽視對語言的深層語法的研究，不要僅僅根據語言的表層語法就對語言運算式的意義做出斷定”。現在，把拳擊手的那個姿勢，想像成某個股票的價格；把那場拳擊比賽想像成某個時段的股價走勢；如果我只告訴你某個時刻的價格，你能理解什麼呢？而即使我把一個連續的交易時段的價格都告訴你，你又能理解什麼呢？你是否一定比剛才只知道某個片段的情況更全面地理解了估值呢？
我認為估值體現了在某個歷史時刻：上市公司的運營狀況，投資人的預期，對潛在投資者的激勵和約束，各種因素，均是那個時刻的生態環境下，產生的一個價格指標，對當時的人有激勵和約束作用，讓他們去做某個特定的事情。如果我們把某個溫度指標和那個溫度所處的熱帶雨林割裂開來，單獨研究溫度的變化，那是毫無意義的。我們必須尊重這樣一個事實：那個歷史溫度來自於某個熱帶雨林在某個歷史時刻的狀況，那裡一定有一個複雜而完整的多樣性生物，雨林、生物和溫度是統一整體，我們不能割裂開來，忽略其一而單獨研究其二。
有鑑於此，我不贊成把上市公司的股票價格同上市公司，實體經濟，當時的貨幣環境，當時的技術條件，當時的社會環境，當時人們的需求等因素割裂開來，單獨進行探討和研究。我不認為當時的價格已經自動包含了市場訊息。研究K線圖的技術派人士可能就是犯了這個錯誤，他們認為可以拋開自然環境單獨研究溫度，也可以拋開經濟環境單獨研究價格——他們是雨林中某個部落的巫師，畢業于吉卜賽神學院，他們在資本市場生存的概率不會高於那些因求雨失敗而被處死的前輩們。
回歸與模擬
《諾桑覺寺》裡面有一段凱薩琳.莫蘭對歷史的哂笑：“我總認為，要說歷史是枯燥無味的，那就怪了，因為大多數歷史是編造出來的”。我對這段話不予置評，但是我想稍加改動：“我總認為，要說我們能構建一個贏多輸少的交易策略，那就怪了，因為大多數交易策略是在歷史資料的垃圾堆裡編造出來的第101個笑話”。
如果讓我那歷史資料去做回歸分析，我會嗤之以鼻，因為我記得金融學中有這麼一句俏皮話：“You may regret your return when you rest on regression”（你如果相信回歸的話，你一定會對你的回報感到後悔，請注意原文押了頭韻）。那些利率的歷史資料到底是什麼啊？是當時人們對未來通貨膨脹的預期，而不是實際的通貨膨脹資料，我如果對利率做一般的回歸有何意義？我完全是搞錯了科學與金融學的區別。如果我對某一個金屬材料的耐腐蝕性進行測試的話，收集在各種溫度和壓力條件下的實驗資料是有意義的，因為如果我們重複一遍實驗的話，這些數字仍然是這樣的，實驗產生的歷史資料將揭示物理世界的規律，而且無論我們揭示與否，那個規律仍然鐵定存在。
但是，金融學是有關熱帶雨林的進化機制，不是鐵板一塊的物理學。我看不出來，如果我們把利率的歷史資料收集了以後對我們預測今後的通貨膨脹會有什麼借鑒意義，那些國債利率的歷史資料體現了當時人們、在當時條件下、根據當時的預算赤字，貿易平衡，就業水準等資訊、對當時的未來、做出的主觀判斷；我看不出僅僅依賴於這樣的歷史資料會對我們預測今後的通貨膨脹情況有什麼説明。
同樣的道理，我們看到的股票交易的價格資料凝聚了當時歷史條件下，人們的希望和恐懼。我看不出來如果我們把這些主觀判斷繼承下來的話，能夠告訴我們有關未來的任何情況。也許有一種情況是例外，《黑天鵝》的作者曾經說過，在市場極度恐慌的時候，人們的行為反而變得容易預測了——僅在此情況下，歷史資料有意義，因為人性在巨大恐懼壓力下的表現千百年來似乎沒有多少進化。
而且另外一個我無法解釋的現象是：錯誤邏輯和垃圾資料總是能夠相互強化。300多年前，伯努利首先發現了隨機現象中存在統計規律；300多年後的今天，人們喜歡把所有隨機事件都當做概率問題。我們的量化策略投資小組很喜歡做這些工作，他們把歷史資料當寶貝一樣豢養在一個叫“移動硬碟”的抽屜裡面，隨時戴在身上。他們據此資料而進行的交易，會破壞原有熱帶雨林的價格資訊，使得我們產生一堆垃圾交易資料，而這些交易資料可能反過來又增強了量化投資的熱情，因為在一段比較短的時間裡面，這些資料可能看起來更像是符合我們對某個概率分佈的認識了。
金融學也許更需要類比（simulation）而不是回歸(regression)，模擬的工作無非是隨機地產生一組資料去驗證我們打算投入市場的某個交易策略是否可靠。這雖然也不靠譜，並不保證你的交易策略跑贏大盤或者取得絕對正收益，但是模擬的工作要比回歸靠譜得多。我常常舉出嶗山道士的例子，我感覺他們那種“竹筒搖簽”的方法就是在用所謂的“左二右四，上三下五，金木水火”等儀式來模擬一個未來的場景，並賦予其神的力量，勸喻你接受並奉行某個交易策略。你出於宗教信仰而會接受這個簽所暗示的行為規範，並相應執行下去，你會堅持一段時間，並相信這是你最好的交易策略，因為這是類比未來的方法產生的。
泰勒布的新書《反脆弱》提出了“脆弱與反脆弱”的概念，我粗粗讀了一遍，感覺這就是有關用自身能力去克服不確定性的問題：作者根據自己的經驗，提出了與其擔驚受怕，提心吊膽地以為有人會來對自己行兇，不如跟著“胖子托尼”去鍛煉身體，把自己煉成300磅的肌肉男，然後目露凶光地走著紐約街頭，不僅不擔心被人襲擊，反而成功地逆轉了敵我力量對比。用能力克服不確定性，而不是購買一份商業保險或者安保合同讓自己呆在安全的地方，這就是反脆弱。
我感覺模擬是為了檢驗你的反脆弱性，而回歸是為了讓脆弱的你找到一個生存空間。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為了符合進化的意義，模擬法比回歸法更接近于鼓勵大家培養出克服未來不確定性的能力，因而也更接近于金融學的原教旨。類比法是隨機產生N組資料來驗證你的交易策略或者風控措施，等於是讓你的身體提前暴露在各種風險情況之下進行驗證，這就是鍛煉肌肉的方法。而回歸法則很成問題，儘管這兩者使用類似乃至相同的統計方法，回歸的本意要幫你從歷史中找出一條所謂的大概率事件，就像孫悟空用金箍棒給唐僧畫一個圈一樣，讓你呆在這個所謂安全的區域裡面。這樣做的主要問題在於，一旦人們相信自己可以用數學方法找到安全區域，就會依賴於數學方法，而放鬆了鍛煉身體，由此就鬆懈了跟隨胖子托尼的健身運動，而實際上，你並不掌握紐約黑幫的運作規律，你自以為用回歸法找出了一條所謂的安全回家路線，卻可能因為放鬆了肌肉訓練，而落入了一個新來打手的魔爪。
麻疹：金融和歷史
我還得提一下通貨膨脹的問題。歷史資料簡單地把通貨膨脹率，利率給我們羅列了一遍，但是這種羅列並沒有告訴我們，當利率飆升，國債價格走低的時候，財政部再也發不出新的債券了，價格因素會倒逼財政緊縮，節約開支，由此反而能夠抑制通貨膨脹的進一步蔓延。單獨研究通貨膨脹的歷史資料可能會忽略通貨膨脹和財政紀律之間的互動關係，這種約束機制是金融學的進化機制作用在宏觀經濟方面的體現。
儘管有漂亮而嚴謹的歷史資料表明公雞啼叫先於太陽升起，兩者的相關性很強，但是，“殺掉公雞，太陽照樣升起”。不要迷失在資料中，金融學會產生資料，但是別把金融學的資料和物理學的資料用同樣的方法來研究，否則你就會在一堆資料中，堅信自己用科學方法找到了那個“教會鳥兒飛行”的喂鳥人。
我想起了卡爾.波普(我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我接觸過的大多數人不知道卡爾.波普，而一旦聽說他是喬治.索羅斯的老師，又突然對他肅然起敬，然後對他的話若有所思，並試圖理解。注重研究歷史上成功人士的隻言片語而忽略歷史本身，這是否也揭示了一種人性？我們應該給這種特性貼上“急功近利”還是“崇拜權威”的標籤呢？)。不管怎麼樣，卡爾.波普說過這樣的話，“數學規律：已知的正確，未知的也正確；物理規律：已知的都正確，且競爭成功；生物規律：80%的正確；經濟規律：51%的正確；社會規律:則是...”，他進一步闡釋道“證明數學定理，一個證明就夠了；證明歷史事件，至少要5個證據”。物件不同，方法不同，這就是我對歷史資料的看法。我們這一代人深受科學崇拜的影響——不，不是影響，而是毒害，我們默認可以用科學方法處理海量資料就能夠找到估值的真理和定價的模型，我們由此與真理越來越遠，並有可能加強了市場的隨機性。
癡迷於研究歷史資料可能更容易觸發突發事件的到來。黑天鵝對我們的影響之所以巨大，說到底是我們對充滿著白天鵝的美好世界太熟悉、太瞭解、太習慣、太依賴而才產生的。我們之所以對黑天鵝感到震撼完全是我們自己沉溺於一個資訊封閉的監獄裡面，我們習慣於這個監獄裡面一切有規律的東西並習以為常。我們已經喪失了時刻準備迎接新資訊的思想準備，失去了經常擁抱新來的獄友的那種歡喜勁頭兒了，甚至沒有了一種改變和獲取新資訊的渴望了，總之，我們習慣於另外99個囚犯和我們反復分享過的那100個笑話了。造物主的時間表上，我們一定已經落後很多了，如果這樣下去的話，那就是進化的停滯，造物主一定會給我們放一隻黑天鵝進來，讓我們重新活躍起來。所以，我常常在想，如果我們癡迷於研究歷史資料，以為從裡面可以挖掘出什麼東西，我們其實是在玩刀口舔血的遊戲，我們越自信掌握了規律，這種我們從歷史資料中總結出來的規律就越容易被市場所打破，或者說某個交易策略的生命走到了盡頭。
其實，我感覺歷史資料的處理在金融學裡面還有一個重要的區別，使之不同於其他學科中的資料。我們要注意到金融市場是一個提供進化激勵機制的平臺，而不是一個簡單的歷史資料記錄器。一個區別科學與金融的案例是這樣的：麻疹曾經肆孽歐洲各地，但是你從大眾疾病普查的統計資料來看，是否會得出麻疹即將在今後若干年捲土重來的預測呢？做出預測之前，你可千萬別忘了這個市場上還有激勵機制。設想在資本市場上，更多的歷史病例只會給麻疹疫苗的研究給出更高的估值，這樣就會吸引投資人給這項研究投入大量的資源，科學家們在得到資助之後也許就此攻克難題，根除了這項疾病，此後的醫學統計資料將一落千丈。統計資料什麼也不知道，也不揭示任何規律，是估值的價格激勵改變了進化的歷史，這樣的資源配置方式不是某個概率分佈所能決定的，是某個歷史時期的人類社會對自身問題的發現和糾正，是人對自身的提升，是人對自身價值的確認。我們不能脫離人的進化去理解估值，去理解歷史，去發掘資料。
“歷史完型論”的金融學理解
英國首相迪斯累利曾經說過“世界上有三種謊言：謊言，彌天大謊和統計資料”。我由此猜想他是一個飽受錯誤統計資料困擾的首相。但是，迪斯累利還算是清醒的，他比那些癡迷於用統計資料來揭示真相的人要明智得多。
今天有關金融學中有關“歷史資料和交易策略”的問題，總是讓我想起我的祖父有關“史料和史觀”的判斷。他說，“史料只是歷史的記錄或歷史留下的痕跡，史觀則是人們對歷史的看法，兩者都不是歷史自身”。這個思想體現在他的《世界通史》序言“歷史完型論”之中。我在想，可否把他的這段話稍加改動，變成這樣的表述：“歷史資料只是交易的記錄或者交易留下的痕跡，由此形成的交易策略則是人們對資料的看法，兩者都不是交易本身”。
我隱隱感覺到歷史學和金融學有相似之處。我在此摘錄一段姜義華教授（他是祖父生前的學生）為再版的《世界通史》所撰寫的序言，“以史觀而論，只可視為對歷史的看法。像黑格爾那樣將歷史視為理性發展史，或像馬克思和恩格斯那樣將歷史視為階級鬥爭史，都只是對歷史的看法。本著這些看法從史料中去尋找歷史是可以的，若謂這等看法就是歷史之自身卻大不可”。
祖父曾經反對蔡元培先生有關“史學本是史料學”的說法，他認為不能承認史料就是歷史，史料只是尋找歷史的指路牌，只可視為歷史之代表或者片段的痕跡，卻並不是歷史的本身。他強調“歷史是獨立存在的，不因我們的知識而存在的客觀歷史，乃是人類過去的活動”。他認為，歷史研究者的使命就是研究人類過去的活動，分析其中的各種因素，尋找其中不可移易的關係，由此明白活動之自身。
引發我對量化投資方法進行反思的線索就是祖父的歷史完型論，我在此摘錄部分姜義華教授闡述有關祖父對《資治通鑒》或者說是資鑒派歷史觀的看法：
編著史書以資鑒為目的，或供後人之取法為目的，至遲當從孔子作《春秋》始。漢荀悅立五志：一曰達道義，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勳，五曰表賢能。司馬光的《資治通鑒》，顧名思義，更是偏重資鑒，如他自己所說：“鑒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嘉善矜惡，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躋無前之至治”。這裡的嘉善矜惡，取是舍非云云，完全是為著資鑒而破壞歷史之客觀的獨立存在。直到梁啟超，仍堅持著資鑒說，他說：“史者何也？記述人類社會賡續活動之體相，校其總成績，求得其因果關係，以為現代一般人活動之資鑒者也”。
祖父認為：“資鑒說不惜破壞歷史之客觀的獨立存在，摘取個別的先例，以作今人的訓條；完型論則務須維護歷史之客觀的獨立存在，明瞭歷史之自身，以增今人的知識”。資鑒說的主要問題在於“目的在摘取先例以資鑒，則任取今人所需要之部分便可以”；而歷史完型論的目的在闡明歷史之自身，則非著重此自身之全體不可。
我隱約已經感覺這段話同樣適用於批評那種基於歷史資料構建交易策略的投資方法。“兩陽一陰”、“仙人指路”、“紅三兵”等根據K線圖總結出來的技術派語言；抑或是那些用MatlaB軟體構造一個交易策略，做空指數的同時，做多指數中某些樣本股以捕獲這兩者的價差，這些工作都需要割裂歷史資料，用過去的片段資料來指導未來的交易，其基本動機就是“以史為鑒”——我在想這樣的做法是否違背歷史完型論的同時，也違背了金融學的基本原理。
“歷史之全體與部分的關係，亦如世間其他事物一樣，部分與全體同在，為不可分；部分之所以為部分，只因其構成全體；全體之所以為全體，只因其成於部分。歷史自身的某個部分離開了歷史自身之全體，往往不得其解”。歷史完型論雖然強調歷史自身的完整性，卻並不認為用直覺的方法就可以加以瞭解。相反，歷史完型論認為對歷史的完整的理解只能使用分析工作於耐煩的分析過程中求得，且分析歷史事實不厭精詳。
我想把歷史完型論的思想帶入到我自己對金融學的理解中，資本市場也好，實體經濟也好，都是一個完整的有機體。我希望通過分析去理解其中的相互作用關係，同時也不要忽略其中有些是我們永遠不能理解的東西，因為並非所有的史實之間都有嚴密的邏輯關係，歷史是有隨機性的。
無論是考古學家的探險隊還是量化投資小組，他們都能從歷史資料中找到人性的規律嗎？抑或最終被後人總結成封閉監獄裡面的第102個笑話。
2014-2
比特幣是由貝殼進化來的
2億年以前，貝殼統治著整個海洋，海床上到處是貝類，它們有堅硬的外殼和簡單的生理構造，幫助它們躲過了幾次大的危機。但是一個物種的繁榮恰恰為其他生物提供了進化激勵：甲殼類生物中進化出了專門吃貝殼的螃蟹，以前從不吃貝殼的鯊魚中進化出了以貝殼為食的鰩魚，就連貝類自己也分化出一種專門鑽孔吃其他貝殼的食肉螺。繁榮本身醞釀了消滅繁榮的激勵——強壯的肌肉在掠食者眼裡是更鮮美的午餐。
據說遠古時代人們用貝殼作為貨幣計量單位，符合某一個數量規範的某種貝殼成為了貨幣的原始形態。2014年以來，我陸續讀到了各國央行“圍剿”比特幣的新聞，我本來根本就不知道什麼叫比特幣，看了新聞才去搜索一番，發現比特幣和貝殼幣有些類似的地方，首先就是作為貨幣，貝殼和比特的總數相對有限；其次，獲取新增數量的貝殼或者比特幣會變得越來越困難；第三，貝殼幣和比特幣都存在著對技術進步的鼓勵機制，原始部落為了獲得新的貝殼要從事更具有挑戰的新冒險：更深的海洋，更遠的島嶼；而比特幣的挖掘者必須開發出更好的演算法，更快的晶片，更低功耗的運算效率，這些都是對技術進步的鼓勵，鼓勵人們去挑戰未知世界，從而在這個挑戰的過程中實現進步。
從貝殼幣到比特幣我們用了7000年，現在，我聽著四平八穩的播音員字正腔圓地念著“有關比特幣炒作是投機行為”的新聞稿並不能說服我把同情心放在各國央行一邊。說實在的，人民銀行和美聯儲都不是當年使用貝殼幣部落的血緣繼承人，而更像是威脅斬斷古羅馬帝國血脈的韃靼人，試圖中斷一種延綿千年的文明。我看著過去10年來央行的寬鬆貨幣政策，感覺比特幣那樣有數量約束的貨幣也許比無約束的寬鬆貨幣發行機制更有利於進化。
約束是一種激勵
上海市的私車牌照每月限額拍賣制度是否也是一種類似於貝殼幣和比特幣的牌照發行方式呢？每月以價高者得的拍賣方式向市場提供9000張汽車牌照，這種方式是否有利於解決交通擁堵或者促進了交通便利呢？我曾經多次質疑這樣的拍賣牌照的方法其實是把“在上海駕駛機動車輛”定義為一種特權（privilege）,而不是將其視作為權利(right)，這種將駕駛機動車的便利從人的基本權利中排除出去，使其成為可買賣的特權的做法是否符合中國現有法律框架？地方立法機構是否有權區分並定義公民的權利與特權？不過，我現在不那麼糾結於這個問題了，因為我某次去北京之後，注意到這樣一個壓倒性的事實，那就是上海的交通情況在百萬機動車保有量級別的城市中是很好的，而北京的堵車情況則很嚴重（僅指2013年，我相信今後北京的交通會改善），甚至被戲稱為“首堵”。我在想是否牌照拍賣制度對於快速發展軌道交通也有積極正面的影響呢？
我在花園裡灑上含鐵的營養液，就是促進了月季花的生長，卻同時抑制了蘭花的生長。我給市場“安排”一個拍照拍賣制度是否就抑制了機動車的增長而促進了地鐵的發展呢？如果真是這樣的話，我們又應該怎樣來看待《聯合國氣候公約》和《京都議定書》之後的二氧化碳排放框架談判呢？
簽訂一份對各方都有普遍減排約束力的“碳條約”會促進人類進步嗎？還是只是發達國家抑制發展中國家趕超工業化水準的一種策略？在本文撰寫之際，各國並未簽訂全面減排的碳條約，經過了南非和丹麥兩次氣候大會談判之後，人們發現各國之間的分歧更嚴重了，我們似乎離碳條約越來越遠了。限制二氧化碳的排放數量對於那些清潔生產技術會是一種促進，而無限制的二氧化碳排放則對現有的管理模式和生產技術是一種保護。我們是否能夠從限制二氧化碳排放入手，不僅解決氣候問題，還促進了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呢？就如同比特幣的價格瘋狂上漲時，許多人投資去購買“挖礦電腦”，這種投資對於“更快的浮點運算能力”和“更優化的演算法”來說，都是一種積極的促進。
比特幣到底是什麼？是計算能力的金融化？要獲得比特幣只有兩個辦法，要麼掏錢去買，要麼你就得擁有更快的浮點運算能力。我們是否能夠對沖比特幣？如果我們構建一個包括英特爾公司，IBM公司，美光公司和應用材料公司股票的投資組合是否就能夠得到一個運算能力提升的受益憑證？我們做空這一攬子股票是否就等於是做空了比特幣？對此問題，我沒有答案，只有疑惑。
為獲得比特幣而需要動用的演算法越來越複雜，你得擁有代表更高運算能力的“勞動生產率”才能挖到一枚新的比特幣，從這個意義上講，比特幣體現了一種對勞動生產率的激勵機制。但是如果比特幣是由美聯儲或者人民銀行控制發行的，那麼他們就會從“經濟增長率”、“就業率”和“通貨膨脹率”等角度去考慮問題，必要時，他們會打破常規，超量發行比特幣。比特幣現在的發行數量是固定的，由一套演算法確定下來其最終能夠發行的最大數量，比特幣針對的是“勞動生產率”，是一個完全不同于傳統央行的貨幣發行機制，難怪那些經濟學家們看不順眼。
約束產生激勵，這是一種進化的內在動力嗎？這種約束是一種做空還是做多的動作呢？是否能夠對這種新的多空概念進行哲學化的解釋呢？約束是一種紀律，也是一種激勵。打破發行貨幣的約束，就和破壞財政紀律一樣，為市場提供了一種完全不同的激勵機制，且使得市場相信央行會屈從於短期的溫度增長目標而經常打破原有的激勵機制，從而阻礙人們對技術進步建立長期穩定的預期。
做空是進化的一部分
空頭是對多頭的約束嗎？什麼是戰勝了空頭的多頭？怎樣才算是戰勝了競爭對手的倖存者？兩者有區別嗎？做空應該是進化機制的一部分。能夠對現有的某個事物、某個資產做空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這意味著我們允許並鼓勵對於將來超越現在這個事物的新技術，新事物，新物種的投資——一句話，允許“做空”現實存在就是鼓勵“做多”一個比空頭標的物更美好的未來事物。
提示我重新審視“做空的意義”是比特幣給我這個IT外行的唯一驚喜。假設我相信自己能夠開發基於現有運算能力晶片上更優化的演算法，我現在就可以融券做空一枚比特幣，拿到一筆錢之後，去開發我的新演算法，如果成功，我就用“挖礦”的方法獲得了兩枚新的比特幣，償還一枚之後，我還淨賺一枚比特幣。前面已經詳細論述了這個遊戲對技術進步的激勵作用，但是現在有一個更基本的問題：比特幣越值錢，融券做空獲得的資金越大，對下一代計算技術的支持和激勵也就越大，如果比特幣不值錢，比特幣是由某央行發行的，該央行為了實現“提升勞動生產率”以外的其他政策目標，可以無限量地發行比特幣，並稱之為“量化寬鬆”或者“央行再貸款”，那麼比特幣就沒有什麼價值了，技術進步也就沒有什麼激勵了。
記得丹麥氣候大會的時候，我看著電視新聞有關減排配額問題的報導，當時有一種恍然大悟的感覺，“氣候大會的實質是貨幣大會”。各國按照預先設定的額度來排放二氧化碳，超過部分只能從其他國家購買，這樣的話，無形之中就鼓勵了那些技術進步的企業，鼓勵大家從事更清潔的生產，這是否類似於比特幣的交易呢？
所以，限額的發行約束是一種提升做空標的物價值的必要的進化機制，否則進化作用將就此癱瘓。也許正是在氣候條約將行將近的時候，才會有投資者考慮“做空通用汽車，然後投資電動汽車生產商特斯拉”，生存競爭，物種進化，生生不息的進步而不是簡單地輪回。
進化當然是我們的共識，但是誰來決定進化的方向呢？又是誰來確定進化的候選人名單呢？是證監會？是發改委？還是市場？如果是根據約束產生激勵的思想來考慮新股發行制度的話，我們是否可以考慮採用這樣的方法呢？企業募集資金的來源不是從公開市場發行新股獲得，而是要求投資人按一定比例融券做空滬深300ETF或者其他ETF的方法，拋出之後獲得資金，用於認購某公司新發行的股票，這樣就無形之中給其構建了一個成對交易的機制，融券做空指數，融資做新上市公司的股票。而融券做空滬深300ETF恰恰是一種約束機制。這個設想中的新股發行機制也許不會被採納，但卻體現了對新上市公司的約束和激勵，他們必須要有戰勝滬深300指數才能獲得上市地位。
貨幣發行機制應該鼓勵技術進步
是我戰勝了我，還是我戰勝了別人的預期，或這根本上就是別人之前建立了對我的錯誤預期？對比特幣的估值核心就是關於如何衡量自己的進步。人類貨幣史上有兩次重要的悖論，一次是西班牙人發現美洲銀礦後，大量白銀流入歐洲，導致物價大漲，而同時存貸款利率都出現了大幅下跌，白銀的貸款利率從10%跌至5%的水準，這是人類第一次出現投放大量貨幣之後，實際市場利率反而下跌的情況；第二次是最近的美國次貸危機之後，美聯儲投放了巨額的流動性，稱之為量化寬鬆政策，而美國的同期利率直挺挺地躺在接近於零的地板上長達3年之久。
孟德斯鳩研究過為什麼古羅馬投放貨幣導致通貨膨脹和利率上升？他認為如果貨幣投放是政府（貨幣當局）為了降低政府債務而採取的會計處理方式，那麼一定會導致通貨膨脹和資金外流，市場為了吸引資金留在經濟體內，不得不給出更高的利率。但如果是勞動生產率出現更大幅度的提高，就不會有利率的升高。
歐洲的海外擴張也好，美國的經濟調整也好，如果大量印鈔而沒有觸發利率的大幅度升高，就說明他們在醞釀並經歷著一場深刻的技術進步帶來的勞動生產率的提高。
說了那麼多例子，我在想是否能夠把問題抽象出來，到底應該是建立一個固定數量的貨幣發行制度，還是建立一個被動適從地按需發行貨幣機制好呢？我曾經幻想過這樣一種國際貨幣體系。美元，歐元和人民幣這三大貨幣或者其他達到財政紀律標準的主要經濟體貨幣可以用來申購國際儲備ETF，其他國家必須用實物的黃金，石油，銅和小麥來申購。這個國際儲備ETF包括了“石油，黃金，銅，小麥，美元，歐元，人民幣和二氧化碳排放權”，按照各國簽訂的條約來確定這些資產的比例關係。這樣就在無形之中為各國確定了一個相對有約束的貨幣發行機制，因為大宗原材料和二氧化碳排放權的數量相對固定（相當於貝殼幣或者比特幣），而三大主要經濟體的通貨膨脹率相對較低。我相信在有約束的貨幣發行機制下，反而能夠促進以技術進步推動的經濟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