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中平藏

他在任26年，是二戰后日本連任時間最長的國務大臣，政府的經濟智囊，被譽為“最了解日本經濟的人”，同時，他也是日本最受關注的經濟學家之一，慶應大學教授。

在走馬燈一樣換個不停的小泉內閣閣員中，唯有竹中平藏的位置安如磐石。身為日本經濟財政政策擔當大臣、金融擔當大臣、內閣府特命擔當大臣、總務大臣和郵政民營化擔當大臣，他親手解決了日本銀行的不良貸款問題，一力推行地方財政改革，并推進了日本郵政系統的私有化改革，對日本社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喜歡他的人稱他為“日本改革首席運營官”，不喜歡他的人嘲諷他為“銀行沙皇”，但是沒有人能否認“改革馬前卒”這個稱呼。他以經濟學為武器，大刀闊斧地對日本政治經濟體制進行了根本性地變革，給低迷的經濟注入了一股活力。

推薦序——何帆

前言

序章 經濟學與現實政治的間隙——經濟學之力

日本面臨著堆積如山的難題

對下村博士的崇敬

作為一名經濟學家

成為經濟戰略會議委員

獲得小泉首相的垂青

內閣啟動之時

從記者招待會到初次上任

園藝師和植物學家

經濟學對實際政治決策有幫助嗎

第一章 與凱恩斯主義常識戰斗——宏觀經濟政策的基礎

為什么政府必須促進經濟增長

失業問題的解決和經濟增長政策

宏觀經濟學的基礎

理論導出的“乘數”和實際“乘數”

政府財政支出增加，則利率水平上升

利率上升造成乘數下降

總需求管理政策和“失去的年”

失業問題的存在是否合理？

政府的經濟預測在多大程度上是正確的

凱恩斯政策與政治壓力

第二章 與“增稅論”戰斗——財政政策

使基礎財政收支實現盈余

累積債務總額

大規模發行國債和利率自由化

討論財政赤字時的兩個注意點

主要成員國一般政府財政支出對GDP比

財政的職能——提供公共產品

收入分配職能

經濟調節職能

發生財政赤字為何是壞事

國債暴跌的可能性

多馬定理

長期利率和名義GDP增長率哪個更高？

在世紀年代初實現基礎財政收支盈余

不削減政府支出，就不能增稅

伴隨制度改革，削減政府支出

過多的日本公共事業

預算編制流程

第三章 與金融危機戰斗——不良債權與金融再生

不良債權的定義

資產重估問題

系統風險

金融即金錢的融通

金錢有多種多樣的形式

貨幣供應量的定義

金融政策的基礎

信用創造的過程

為什么不良債權問題會導致信用乘數下滑

實際貨幣供給和信用乘數

理解不良債權問題的幾個關鍵

《金融再生計劃》的幾個關鍵

《金融再生計劃》的主干

不良債權問題的教訓

公共政策的三項啟示

第四章 與失業戰斗——產業與政策

為何要推動產業發展

實際工資等于勞動邊際產量

如何推動工資增長

如何增加設備投資

國際收支的制約

對日本產業政策進行數據分析

日本的政策金融

牛鈴效應

第五章 與官員戰斗——地方財政改革

為何現在正當“地方分權”之時

受益與負擔的邏輯

中央與地方的財政情況

“三位一體改革”的構想

“抽象肯定、具體否定”的典型

復雜而怪異的日本地方分權

修改《地方分權總括法》

受益與負擔不明確

自由與責任

地方財政制度的問題點

地方交付稅的復雜機制

提出“新型交付稅”

道州制構想與《地方分權總括法》

第六章 與“既得利益”戰斗——郵政民營化的經濟學

主動型改革——郵政民營化

郵政民營化的經濟學

郵政民營化爭論開始

作為郵政民營化擔當大臣

法案提交國會之前必須克服的兩大障礙

通過郵政民營化特別委員會審議與眾議院決議

未能通過參議院審議

自民黨獲壓倒性勝利，法案通過

郵政民營化的制度設計

關于郵政民營化的五條經驗

第七章 與反對勢力戰斗——經濟財政咨問會議的職能

《骨太方針》篇幅的內涵

經濟財政咨問會議的特性

經濟財政咨問會議的成員

會議席序

《骨太方針》的決定過程

《骨太方針》順利獲得閣議通過

《骨太方針》和《骨太方針》

打破了政策討論的壟斷

跨越阻隔的討論平臺

跨省廳的橫向討論

經濟財政咨問會議討論的局限性

第八章 與千變萬化的政治戰斗——政策過程

內閣和《內閣府設置法》

日本閣僚人數處于平均水平

內閣權力和國會關系

縱向行政大臣和橫向行政大臣

閣議是流于形式嗎

議院內閣制和黨政一體

部會是“族”的根據地？

郵政民營化法案和總務會決定

“二干二政”和不良債權處理

行政過程中國會議員發表意見的平臺

政府部門負責起草法律文案

“黨議拘束”這個麻煩玩意兒

“國對委”是國會運營的關鍵

常任委員會和特別委員會

全體大會和委員會的關系

國會審議流程

延長國會會期需要高明的手腕

國會議員的免責特權

強行裁決是常用手段

日本的審議時間超長

政策通過用時為兩年

終章 與權力戰斗——改革的戰術和領袖的條件

“失去的十年”在于經營的失敗

戰略存在于細節處

會議并非討論的場合

預先了解批判的模式

經濟學的基本思維方式是有用的

借鑒其他各國的實例

“成為一邊夢想一邊耕耘的人”

領袖的條件

顯示全部信息

當過官和沒有當過官的經濟學家（推薦序）

何帆

以我個人的觀察，在中國，一個經濟學家的水平往往和他對政府批評的激烈程度成反比。

請不要誤解我的意思。我不是說不能批評政府。不批評政府，怎么才能顯出學者的風和骨呢？再說了，至少就大部分經濟問題而言，批評政府的政治風險很小。可見批評政府是一件低成本、高收益的事情，因此可算是經濟學家的“理性選擇”。我的意思是，如果我們不是僅僅為了批評政府而批評政府，而是想真正提出一些真知灼見，一些有建設性的看法，那么，在批評政府之前，最好保持學者應有的謹慎和謙卑。

經濟學的套路很簡單，無非是在約束條件下求極值。問題在于，我們知道政府的約束條件嗎？有的經濟學家急于提出自己的最優方案，但是，他很可能沒有考慮到政府面臨的約束條件。某一項政策建議，聽起來很不錯，但實施起來，有預算嗎？合法合規嗎？誰去干？有足夠的人力嗎？會和另外的政策目標沖突嗎？你看到的可能只有一個約束條件，現實世界中或許有十個約束條件。此外，政府的目標函數和學者的目標函數也不盡相同。學者考慮的是收益最大化，即如何盡可能獲得最大的社會收益，但政府往往首先要考慮成本最小化，即什么政策是最容易執行、能夠立竿見影的。在教科書里，收益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是一回事，實質上就是個對偶問題，但是，在現實世界中，它們可能相差萬里。你拿到的考題和政府的考題是不一樣的，怎么一起對答案呢？

所以，有時候，我們能夠發現，當過官和沒有當過官的經濟學家在風格上會有很大的差異。凱恩斯當過官，哈耶克沒有當過官；加爾布雷斯當過官，彌爾頓·弗里德曼沒有當過官；曼瑟·奧爾森當過官，詹姆斯·布坎南沒有當過官；據說，每到美國政府換屆的時候，哈佛的經濟學教授會走一半，都去華盛頓了，但芝加哥大學經濟系很多教授一輩子都沒有去過偉大祖國的首都。

再一次請不要誤解我的意思。當過官和沒有當過官的經濟學家并沒有高下之分。往往越是智力超群，越是性格離群，有的學者就是愿意甘坐冷板凳，他們的學問也可能會做得更好。大部分當過官的經濟學家都不是職業政客，他們只是票友而已，最后還是會回到自己的書齋。當官之于學問，猶如插隊之于人生。下過鄉、插過隊，肯定對你的人生觀會有影響，但總不能說，每個人不到梁家河插過隊，就不算長大成人吧。我的意思是，有一種對經濟學的理解，是把這門學問稱作“世俗的哲學”（worldly philosophy），不僅強調如何認識這個世界，還關心如何改造這個世界，如果本著這樣的態度去做經濟學，就應該對政策決策和執行的實際過程有更多的理解。

竹中平藏是一位當過官的經濟學家。小泉純一郎組閣之后，邀請在慶應義塾大學任教的竹中平藏擔任經濟財政政策擔當大臣。2002年9月，小泉罷免了金融大臣柳澤伯夫，改用竹中平藏接替，他同時繼續留任經濟財政擔當大臣一職。竹中成為小泉內閣名副其實的“財經金融總管”。 2004年9月，在小泉內閣的第三次內閣改組中，竹中繼續被任命為經濟財政政策擔當大臣，同時卸去了金融擔當大臣一職，就任郵政民營化擔當大臣，幫助小泉啃下郵政民營化這個改革的“硬骨頭”。《讀懂改革邏輯》，就是竹中平藏對自己這段宦海生涯的體會。

讀者可能首先會發現，竹中花費了大量的篇幅講述經濟學的基本概念。這多少有些出人意料。竹中在講解日本的經濟政策、改革思路的時候，基本上用的是凱恩斯主義的框架。但是，所謂的凱恩斯主義框架，并不是說強調政府要如何干預市場，而是說，當決策者在思考如何管理宏觀經濟的時候，他們關注的是主要宏觀變量之間的關系。政府花一元錢，國民收入會增加多少？這是個簡單的財政乘數概念，簡單到大學一年級的學生在學習經濟學的時候就知道這一概念，但在現實中如何測量乘數的大小、如何解釋乘數的差異和變化，令無數政府精英白了少年頭。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之間有什么關系？如果政府的財政支出增加，會對利率、對貨幣乘數帶來何種影響？從長期來看，國債利率相較名義GDP增長率孰高孰低？大學生們在準備考試之前復習的這些問題，財政部長和央行行長們同樣在苦苦思考。在現實決策中，花拳繡腿不管用，管用的還是基本概念、最基礎的分析框架。決策之難，難在經濟體系是一般均衡的，處處連通、一變俱變；難就難在經濟體系是瞬息萬變的，朝秦暮楚、難持一端。

即使是最優秀的經濟學家，也未必能成為一個及格的決策者。決策中需要的知識，常常超出了經濟學的范圍。竹中平藏反復講到，“戰略在細節”。比如，他講到，在處理日本的金融體系不良債權的時候，遇到一個技術性的問題，即如何對銀行的資產進行嚴格的評估。準確的評估涉及對貼現率的確定，竹中專門制定了一個計算貼現率的指導大綱，還鄭重地將它寫入了金融廳的檢查指導手冊。他甚至認為，這是“金融再生計劃”成功的秘訣。從理論上來講，“金融再生計劃”無非是保證那些理所當然的事情被嚴格地執行，但人們出于大意或貪婪，恰恰會忽視那些理所當然的事情。竹中特別提到，和他一起制定“金融再生計劃”的，不是經濟學家，也不是政府官員，而是熟悉業界內幕的企業家和金融家。他還暗自慶幸，這些技術性的細節，既沒有被媒體報道，也沒有在國會上遭到質詢，就這么暗渡陳倉地順利通過了。談到郵政民營化，他說，從經濟學的大道理來說，把一個低效臃腫的國有企業民營化，當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弄清實現民營化有多少種途徑，哪一種途徑才是眾望所歸。他說，在這方面，具有行政學知識的法律專家比經濟學家更管用。

有時候，改革可以靠技術專家在幕后靜悄悄地推動，但有時候，改革必須是在萬眾矚目之下發起沖鋒。日本的郵政民營化就是一個經典案例，它不僅是個經濟改革，更是一個政治手術。日本自20世紀90年代就進入了“失去的十年”，經濟改革舉步維艱，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有強大的既得利益集團阻撓。郵政公社是日本最大的國有企業，擁有2626萬名正式員工和12萬兼職人員，不僅有郵政業務，還有銀行和人壽保險，郵政已經變成了“衰退產業”，銀行和人壽保險沉淀了巨額資金，但管理奇差。小泉選擇“郵政民營化”，就是想向既得利益宣戰。這一仗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竹中不僅擔任郵政民營化擔當大臣，還在小泉的要求下參加議員競選—多一票是一票啊。為了推行郵政民營化，小泉甚至解散了眾議院。內閣成員中農林水產大臣島村宜伸反對解散眾議院，小泉當即罷免了他，自己兼任農林水產大臣。

這本書的日文版原名叫《戰斗經濟學》。官場就是戰場。竹中寫到，自己的一點體會就是，時刻做好辭職的準備。他說，自己在小泉內閣任職的五年半中，一直做好了隨時辭職的準備。如果每天想著要慢慢獲得上司的認可、一步步升職的話，只會徒增自己的苦惱。但是如果時刻做好辭職的準備，就什么都可以做成了。

我在江湖上的一個朋友也思考過這個人生問題。他讀到金庸的《鹿鼎記》時豁然開朗。《鹿鼎記》里，康熙讓韋小寶把天地會滅了，天地會讓韋小寶把康熙除掉，兩難處境、不可調和，怎么辦？韋小寶想到了一個惟一的破解之道：“老子不干了。”

這個世界上的很多兩難選擇，其實是有第三條道路的。大不了，老子不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