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舊佈新：中國政治發展側記（簡體書）

《除舊布新》作為重要的一部政論隨筆，作者基于自身在中國哲學、倫理學、政治學等多個領域的積累，能夠流暢地探討關乎國家改革前景的各類問題，通俗又不乏學理，理性而不乏激情。本書力求凸顯改革的兩個脈絡：歷史脈絡與現實脈絡。從歷史脈絡角度編選的文章，主要從中國近代以來的歷史演變著眼，觀察和分析中國現代轉型走到今天的種種變化和結構面相。這是本書上編“新舊兼綜：中國政治轉軌的復合結構”所收文章的主旨所在。從現實脈絡角度編選的文章，則著重刻畫近30年中國改革開放的歷程，描述并分析改革開放走到一個聚焦于政治體制改革的十字路口之時，中國改革的現實處境與可能前景。這是本書下編“新舊之間：政治體制改革的歷史抉擇”所收文章的關注核心。全書重在表述一種將中國的改革推向縱深地帶的主觀意圖，力求在表達這一愿望的基礎上，展示筆者心中希冀的、且正在凸顯的現代中國藍圖。

任劍濤，博士，現任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政治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1998—1999年任哈佛大學燕京學社合作研究員，2010年任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客座研究員。兼任復旦大學、中山大學等高校的兼職或客座教授，數家期刊的學術委員或編輯委員。目前主要從事政治哲學、中西政治思想和中國政府與政治的研究。已出版的主要著作有：《從自在到自覺——中國國民性探討》（1992）、《倫理政治研究——從先秦儒學視角的理論透視》（1999）、《道德理想主義與倫理中心主義——儒家倫理及其現代處境》（2003）、《權利的召喚》（2005）、《中國現代思想脈絡中的自由主義》（2004）、《后革命時代的公共政治文化》（2008）、《政治哲學講演錄》（2008）、《為政之道：1978－2008中國改革開放的理論綜觀》（2008）、《建國之惑——留學精英與現代政治的誤解》（2012）、《社會的興起——社會管理創新的核心問題》（2013）、《復調儒學——從古典解釋到現代性探究》（2013）、《拜謁諸神：西方政治理論與方法尋蹤》（2014）。主編或合作主編著作與教材數種，被譽為“中國最有演講魅力的教授之一”。

關注中國政治發展，尤其是政治體制改革，是筆者最近數年的主要研究事務之一。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核心導向，就是“除舊布新”——除斯大林式的“舊”社會主義體制，布現代規范政治體制之“新”。這是本書力求從歷史與現實兩個脈絡上凸顯的論述宗旨。

——中國最有演講魅力的教授 任劍濤

中國的崛起已經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中國的崛起，呈現為兩個大的歷史斷面：1949年的歷史斷面，顯現了自身發展衰頹、被“西方列強”瓜分的國家狀態的終結。1978年的歷史斷面，顯現的則是一個獨立的民族國家尋找到富強之道，重新建構國家實力的狀態。前一斷面的意義當然不容小覷；后一斷面的價值更是值得重視。但前一個斷面僅僅凸顯了國家獨立自主的政治畫面，而國家的富強之道隱而不彰；后一斷面雖然展現了國家富強的道路，但中國能否在這一道路上披荊斬棘、開辟新路，從而真正完成民富國強的現代轉型重任，顯然還是一個需要進一步艱苦努力的綿長過程。
在比較現代化的宏大視野中，現代世界歷史告訴我們，先發內生的現代化國家樹立了現代典范，將市場經濟、民主政治與多元文化交相作用的現代體系呈現給當今世界各民族國家。但對后發外生的現代國家來說，是不是認同這一現代典范，已經是一個各取所需、欲迎還拒的復雜狀態；而且即使認同這一典范，究竟如何切近地將自己的歷史文化、政治傳統和轉型環境有機結合起來，并順暢地推進自己國家從傳統向現代轉型，也是一個充滿著戲劇性的艱難轉變過程——在某些現代要素的外部供給和內部需要的基礎上，后發現代國家的局部轉型常常可以迅速獲得引人矚目的成功。然而從總體上講，后發外生的現代國家要想實現整體的現代轉變，既充滿艱難險阻，又存在無盡變數。因此，后發外生的現代國家隨時隨地需要對國家發展的重大問題進行決斷：在每每遭遇這樣的決斷關頭時，后發國家要么突破轉變瓶頸進入現代國家行列，要么眷顧轉變前夕的體制好處而打回衰變原形。這種國家決斷，是后發外生的現代國家在國家建設中最難以妥善解決的難題，但也是這樣的國家無法回避的國家建設宿命，更是這類國家官方、學者與民眾受到嚴峻考驗的國家建設的頭號問題。
無疑，中國崛起了；同樣無可懷疑，中國還處于國家建構的艱難轉型時期。中國的崛起，主要表現在經濟總量的迅速增長，國家的經濟能力有一個令世人矚目的提升。如果說現代國家的發展是由經濟作為引擎的話，中國的崛起在這里就獲得了最強有力的證據。只是現代經濟的發展不再是簡單依靠經濟因素就可以長久維續下去的事情。無論是人們解釋“西方的興起”、還是關注“中國的崛起”、或是總結“拉美的失敗”、抑或分析“日本的停滯”、討論“美國的衰落”，無不將這些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科技、教育、社會甚至傳統、習俗納入到論述中間，否則得出的結論就絕對地不可靠。只有在這樣的綜觀分析視野中，人們才足以論斷一個國家在國家間競爭中的優劣處境，并將這個國家的發展前景凸顯出來。就此而言，中國經濟總量的做大固然可喜，但中國經濟增長的同時遺留下來的大量未決問題，也已經突兀地擺在了國人面前，既不容國家政策的制定者輕忽，也不容學者們輕率地處置，更不容民眾輕快地否認。事實上，中國是不是能夠處理好諸如經濟發展的政治條件、處置好經濟發展成果的公平分享、尋找到粗放型經濟之外的嶄新的可持續經濟發展模式等問題，已經嚴重影響和明顯制約中國的當下發展，以至于它們隨時在敲打國家領導人、社會精英分子和普通民眾的心門，要人們給出合理的解釋與解決的方略。
中國的崛起，自此受制于國人對國家現代轉變中未曾解決好的基本戰略問題的決斷。
這一決斷，首先是對中國國家發展戰略的總體決斷。無疑，在中國現代轉變的初始階段，中國人堅韌地選擇了令自己曾經十分痛苦、難以適應的市場經濟。30年的計劃經濟，曾經是中國人習以為常、至今仍然使部分人無比眷戀的經濟形式，供給制曾經給人最大的“低級”滿足。市場經濟則使中國人陷入競爭性獲得生存發展資源的“高級”煩惱之中。在低級滿足與高級煩惱之間，中國人終于覺得選擇令人心神不安的高級煩惱還是好過“不患寡而患不安”的低級滿足。問題在于，當中國人選定市場經濟作為自己的經濟資源獲得基本模式的時候，未曾明白這一經濟形態所需要的相關支持條件。尤其是國家政策的決斷者曾經將這一經濟形式視為孑然獨立的經濟形態，想象政治與社會維持原有狀態不變，僅僅依靠市場經濟把中國從貧窮狀態推進到富裕境地。隨著市場經濟向縱深地帶的推進，這一想象已經成為幻想：當人們面對龐大的市場財富的時候，不公平的分配、權錢的勾結、權貴資本主義的成型，讓社會處于分裂的邊緣；而國家權力體系的老化、法治化狀態的遲滯、公平正義的政治體系建構的遲緩，導致國家的政治整合能力的下降。對前者，一些人曾經簡單地認定，只要繼續推進市場經濟，分配不公就可以順帶解決；對后者，一些人也相似地認為，只要強化國家能力，它就足以解決看似困難的政治問題。今天看來，那些由政治家凸顯的操作化幻想，與學者們提供的理論性幻想，均已成為國家持續發展的理論與實踐障礙。
中國已經不能再在不確定的、因此具有某種跳躍性選擇便利的國家哲學境地中遲疑徘徊了。國家需要明確地選擇足以支持其長期發展的總體戰略。那種自淫性地認為中國可以跳出現代典范的“三界”之外，不在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和多元文化的“法門”之中皈依現代正軌的幻想，可以休矣！只有圍繞現代典范的基本原型展開中國國家戰略決斷的運思，中國才有希望真正實現國家的崛起，完成艱難的現代轉型。否則，中國就會自己將自己打回“落后就要挨打”的困窘原形。
為此，在國家戰略的決斷中，幾個基本問題的抉擇極為關鍵。其一，中國的國家形態必須轉變。當下的中國國家形態是政黨國家，而不是現代典范意義上的民族國家形態。政黨國家在后發外生的現代國家中，是最容易迅速積聚起國家資源并組成反抗性國家的國家類型；同時也是其建國后自如地聚集國家資源、運行舉國體制并實現國家推動的發展方式的國家形式。但它最大的不利是黨在國上，因此政黨的管理難題必定日益凸顯，政黨與國家的法治化治理難以理順，政府的有效運轉難以輕裝上陣。因此，將政黨國家轉變為民族國家，就不是一個支持誰或推翻誰的政治選擇，而是一個怎樣能有效組織國家運轉的行政選擇。執政黨必須經歷嚴峻的心理考驗，才能意識到這一問題的嚴重性和對自身政黨華麗轉身的決定性意義。
其二，中國的基本政體選擇刻不容緩。從1949年迄今，中國的政體都是戰時政體。這意味著中國的政體既具有適應戰時千變萬化條件的靈活性，同時也意味著中國的政體還未坐實在穩定的法治框架中。中國作為一個現代大國，選擇了單一制的政體形式，但單一制的運行已經笨拙如牛。如何從聯邦制的國家體制中引入活化中國單一制的政體要素，需要深入研究。中國作為一個現代國家，選擇了民主集中制度，但這一制度似乎不足以供給國家運行的基本秩序。規范的現代國家基本上是憲政民主的國家。確認憲制、分權制衡、民主決策、權利共享，是一個現代國家足以成為強大國家的政體前提。因此，中國人必須動心忍性，促使國家落定在憲政民主的政治平臺上。而不能在詩性的政治超越動機上敵視現代民主政體，耽誤民主國家建設的有限時機。
其三，中國的國家要素結構方式必須重組。長期以來，中國是一個國家權力通吃的政治建構。市場和社會完全不足以跟國家抗衡。因此，國家的發展也就單純地依靠國家權力體系提供的動力。顯然，在市場釋放價格動力、社會發揮自治作用的情況下，它們與一個被規范起來的國家權力體系共同作用于國家發展，其對國家發展提供的動力，要比單純依靠國家權力推動國家發展的動力強勁、深厚得多。為此，國家怎么有效地讓渡出市場空間，而不是打壓市場力量，就成為國家自我規范的題中應有之義；同時，國家如何退出它長期占據的社會空間，真正讓公民有一個自治的天地，從而使公民不至于單純依賴國家、缺乏起碼的公民自治能力，而具有與國家積極互動的社會政治理性，也就是國家必須審慎對待的問題。一種單憑敏感的政治直覺拒斥獨立市場與自治社會的政治決斷，遠期來看，對國家具有極其嚴重的危害。
與中國崛起的國家戰略攜手出場的則是中國的國際戰略。中國對自己國家的國際戰略的整體決斷，對于中國如何作為一個現代國家、尤其是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登上國際舞臺，具有至關重要的影響。
不能不承認，近代以來，中國就未曾理性制定過自己的國際戰略。這不是中國人愚笨所致，而是中國人的近現代處境注定的事情。“弱國無外交”，這是現實主義支配下的國際關系理論一個最直截了當的斷言。即使中國在崛起的初期，國家領導人也在盡力選擇一種不挑釁現有國際秩序的前提條件下做大做強國家的進路。在“冷靜觀察，穩住陣腳，韜光養晦、絕不當頭”的國際關系理念指引下，中國一向以二等國家的國際理念處理國際關系。這些理念自然都有它出臺的歷史依據。但就今天中國的國際處境來看，再以“弱國自認”為前提去處理國際關系，恐怕就會使中國的國家利益受到損害。一個GDP已經穩居世界前三位的國家，任由你怎么“藏富裝窮”，國際社會也不會將你拒斥在國際事務之外，也不愿讓你免除必須承擔的國際義務，更不會失去在你這里獲得所需資源的契機。因此，中國與其繼續做隱形大國，不如挺身而出，以大國的姿態進入國際社會，既承擔國際責任，也借此促使自己國家優化國家結構，以便塑造一貫的國家形象，有力擔當起中華民族的國際使命。
中國的國際戰略決斷問題就此鮮明凸顯出來。
中國的國際戰略決斷，同樣需要抓住幾個基本要點：首先，一個現代國家的國際戰略，必須首先以夯實的國家戰略為前提。國家戰略，既涉及前述的國家基本制度建構問題，也涉及國家自覺地以何種形象出現在國家社會的問題。前者是一個較為單純的國家建設問題，后者則是一個國家內部建設與國際形象建設相互關涉的問題。在中國還是一個弱國的時候，中國人習慣于以一個落后挨打的弱國形象出現在國際舞臺上，我們可以理直氣壯地指責發達國家對我們的歷史欺凌，也可以道德化地要求西方國家償還歷史“欠債”，更可以以自己的欠發達減少支付國際組織的費用份額。但今天中國不能再以這樣的國家形象出現在國際舞臺上了。國家的歷史怨恨應當被國家間的寬容理解精神所替代，國家的道德化思維應當被國家間的利益交易所更化，國家的國際退縮政策應當被進取性的國際政策所改變。總之，中國應當以更為自信的姿態進入國際社會。
其次，中國的國際戰略必須兼綜國際利益與國家利益。就國際利益的國家維護來講，中國不能以一種世外桃源般的特殊主義心態進入國際空間。普世價值、全球規制、基本制度，我們都沒有必要采取一種硬性的排斥態度。需知中國古代的國家哲學——儒家哲學，就是建立在普世主義的基礎上的，現代中國“向西方尋找先進真理”的時候，也懷抱著一種普世主義的情懷。特殊主義常常是弱國自我維系其自戀情結的理念，它畏懼交流、害怕“拿來”、拒絕學習、恐懼融匯。特殊主義從來不支持大國崛起，或者僅支持扭曲的大國崛起。就此而言，建立適合中國崛起的普世主義國際話語，就成為中國官民共同努力的事情。而就國家利益的國際維護來看，中國必須首先融入現有國際秩序之中，進而在現有國際秩序中找尋矯正不利于自己國家利益的國際規則。一種外部的指責態度不足以改變國際規則，因而也就不足以維護國家利益。“合縱連橫”的外交方略不僅是一種外交政策，更是一種外交思維。
再次，中國的國際戰略應當有更為系統的理論支持和更為巧妙的外交手段支撐。由于中國缺乏自己的外交理論，因此在利用別國的外交理論的時候，常常無法保證自己的國際話語的邏輯一致性、政策連貫性和理論自洽性。為此，在中國決斷自己的國際戰略的時候，必須將國際關系、國際政治的研究放置到與已經先行的國際經濟、國家貿易與國際金融同樣重要的位置來對待。而且，必須承諾國際關系的理論研究與國際關系的實際處置之間相互尊重的狀態。高超的國際關系處理技巧與高妙的國際關系理論聯袂出場，是一個成熟的現代大國的標志之一。沒有成熟的國際關系理論指引，一個國家對國際關系的處置常常就會陷入一種前后不一的經驗陷阱；沒有高超的外交手段，一個國家的理論家就不足以概括出高妙的國際關系理論。這兩個方面，都是中國需要加大力度補課的。
無疑，中國正面對國家戰略與國際戰略同時決斷的艱難時刻。這一艱難決斷，既受到中國發展態勢的催迫，也受到中國政治運行周期的緊逼。就前者言，中國市場經濟向縱深的推進，在在需要穩定的國內環境和寬松的國際環境的支持。就后者論，決定性地制約中國未來發展的執政黨——中國共產黨，處在自己兩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中段時期，無疑需要以反思的姿態檢討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制定的國家方略與國際政策的實效，同時需要草擬中國共產黨十八大的國內外政綱。前者是中國發展態勢注定的國家決斷問題；后者是國家政治核心力量的運行周期決定的內政外交反思。前者之長期而持續的動力、與后者當下而切近的推進，都顯示出國家正在進入一個決斷的時期。申述這一“不進則退”的國家決斷邏輯，就是推動決定性影響國家前程的人們勇于在決斷關頭體現出內在的政治勇氣，在關鍵的歷史時刻率爾推動國家的進步。
中國發展至今，進則有理，退亦有據。近十來年，不同主張的人們既強力申述了推進中國社會向現代規范狀態進逼的理由，也強調了維護某種剛硬形態的“社會主義”國家形態的依據。兩種主張都有強大的理論論證，也都有強大的政治力量支持。前者可謂“進”的選擇，后者可稱“退”的道路。進退之間，“兩強相遇勇者勝、兩勇相遇智者勝”的歷史教誨再次回響在我們的耳畔。中國人尤其是中國的領導人必須以巨大的勇氣、高超的智慧引導國家前行。這不是個人喜好的表達，這是歷史的深沉召喚。
因應這一召喚，學界中人自然應當沉潛思考、深刻反思，以提出負責任的國家決斷方案，并提供給國家領袖以決斷的智性支持。這正是一批學者聚集在一起申述“中國向何處去”的看法最直接的動力。看法容有乖謬，見解或有失誤，對策抑或“怪誕”，但對國家忠誠的赤子之心或可啟發關注國家決斷的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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