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陽明全集(全五冊)（簡體書）

王文成公全書序
徐　階
《王文成公全書》三十八卷，其首三卷為《語錄》，公存時徐子曰仁輯；次二十八卷為《文錄》，為《別錄》，為《外集》，為《續編》，皆公死后錢子洪甫輯；最后七卷為《年譜》，為《世德紀》，則近時洪甫與汝中王子輯而附焉者也。
隆慶壬申，侍御新建謝君奉命按浙，首修公祠，置田以供歲祀。已而閱公文，見所謂錄若集各自為書，懼夫四方正學者或弗克盡讀也，遂匯而壽諸梓，名曰《全書》，屬階序。
階聞之，道無隱顯，無小大。隱也者，其精微之蘊于心者也，體也；顯也者，其光華之著于外者也，用也；小也者，其用之散而為川流者也；大也者，其體之斂而為敦化者也。譬之天然不已之妙，默運于于穆之中，而日月星辰之麗，四時之行，百物之生，燦然呈露而不可掩，是道之全也。古昔圣人具是道于心而以時出之，或為文章，或為勛業。至其所謂文者，或施之朝廷，或用之邦國，或形諸家庭，或見諸師弟子之問答，與其日用應酬之常，雖制以事殊，語因人異，然莫非道之用也。故在言道者必該體用之全，斯謂之善言；在學道者亦必得體用之全，斯謂之善學。嘗觀《論語》述孔子心法之傳，曰“一貫”。既已一言盡之，而其紀孔子之文，則自告時君，告列國之卿大夫，告諸弟子，告避世之徒，以及對陽貨詢廄人，答問饋之使，無一弗錄，將使學者由顯與小以得其隱與大焉；是善言道者之準也，而其為學固亦可以見矣。唯文成公奮起圣遠之后，慨世之言致知者求知于見聞。而不可與酬酢、不可與佑神，于是取《孟子》所謂“良知”合諸《大學》，以為“致良知”之說。其大要以謂人心虛靈莫不有知，唯不以私欲蔽塞其虛靈者，則不假外索，而于天下之事自無所感而不通，無所措而不當。蓋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必先致知之本旨，而千變萬化，一以貫之之道也。故嘗語門人云：“良知之外更無知，致知之外更無學。”于時曰仁最稱高第弟子，其錄《傳習》，公微言精義率已具其中。乃若公他所為文，則是所謂制殊語異莫非道之用者，匯而梓之，豈唯公之書于是乎全，固讀焉者所由以睹道之全也。謝君之為此，其嘉惠后學不已至歟？雖然，謝君所望于后學非徒讀其書已也。凡讀書者以身踐之，則書與我為一；以言視之，則判然二耳。《論語》之為書，世未嘗有不讀，然而一貫之唯，自曾子以后無聞焉。豈以言視之之過乎？自公“致良知”之說興，士之獲聞者眾矣，其果能自致其良知，卓然踐之以身否也？夫能踐之以身，則于公所垂訓，誦其一言而已足，參諸《傳習錄》而已繁；否則雖盡讀公之書無益也。階不敏，愿相與戒之。
謝君名廷杰，字宗圣。其為政崇節義，育人才，立保甲，厚風俗，動以公為師：蓋非徒讀公書者也。
賜進士及第、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知制誥、知經筵事、國史總裁致仕后學華亭徐階序。

卷一　傳習錄

傳習錄上
徐愛錄
先生于《大學》“格物”諸說，悉以舊本為正，蓋先儒所謂誤本者也。愛始聞而駭，既而疑，已而殫精竭思，參互錯綜，以質于先生。然后知先生之說，若水之寒，若火之熱，斷斷乎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也。先生明睿天授，然和樂坦易，不事邊幅。人見其少時豪邁不羈，又嘗泛濫于詞章，出入二氏之學。驟聞是說，皆目以為立異好奇，漫不省究。不知先生居夷三載，處困養靜，精一之功，固已超入圣域，粹然大中至正之歸矣。愛朝夕炙門下，但見先生之道，即之若易，而仰之愈高；見之若粗，而探之愈精；就之若近，而造之愈益無窮。十余年來，竟未能窺其藩籬。世之君子，或與先生僅交一面，或猶未聞其謦咳，或先懷忽易憤激之心，而遽欲于立談之間，傳聞之說，臆斷懸度，如之何其可得也？從游之士，聞先生之教，往往得一而遺二，見其牝牡驪黃而棄其所謂千里者。故愛備錄平日之所聞，私以示夫同志，相與考而正之，庶無負先生之教云。
門人徐愛書

愛問：“‘在親民’，朱子謂當作‘新民’，后章‘作新民’之文，似亦有據。先生以為宜從舊本作‘親民’，亦有所據否？”
先生曰：“‘作新民’之‘新’是自新之民，與‘在新民’之‘新’不同，此豈足為據？‘作’字卻與‘親’字相對，然非‘新’字義。下面‘治國平天下’處，皆于‘新’字無發明。如云‘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如保赤子’、‘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之類，皆是‘親’字意。‘親民’猶如《孟子》‘親親仁民’之謂，‘親之’即‘仁之’也。‘百姓不親’，舜使契為司徒，‘敬敷五教’，所以親之也。《堯典》‘克明峻德’便是‘明明德’，‘以親九族’至‘平章’、‘協和’便是‘親民’，便是‘明明德于天下’。又如孔子言‘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便是‘明明德’，‘安百姓’便是‘親民’。說‘親民’便是兼教養意，說‘新民’便覺偏了。”
愛問：“‘知止而后有定’，朱子以為‘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似與先生之說相戾。”
先生曰：“于事事物物上求至善，卻是義外也。至善是心之本體，只是明明德到至精至一處便是。然亦未嘗離卻事物。本注所謂‘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得之。”
愛問：“至善只求諸心，恐于天下事理，有不能盡。”
先生曰：“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
愛曰：“如事父之孝，事君之忠，交友之信，治民之仁，其間有許多理在，恐亦不可不察。”
先生嘆曰：“此說之蔽久矣，豈一語所能悟？今姑就所問者言之。且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個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個忠的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民上求個信與仁的理。都只在此心。心即理也。此心無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須外面添一分。以此純乎天理之心，發之事父便是孝，發之事君便是忠，發之交友、治民便是信與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
愛曰：“聞先生如此說，愛已覺有省悟處。但舊說纏于胸中，尚有未脫然者。如事父一事，其間溫清定省之類，有許多節目，不亦須講求否？”
先生曰：“如何不講求？只是有個頭腦。只是就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講求。就如講求冬溫，也只是要盡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間雜。只是講求得此心。此心若無人欲，純是天理，是個誠于孝親的心，冬時自然思量父母的寒，便自要求去個溫的道理；夏時自然思量父母的熱，便自要去求個清的道理，這都是那誠孝的心發出來的條件。卻是須有這誠孝的心，然后有這條件發出來。譬之樹木，這誠孝的心便是根，許多條件便是枝葉。須先有根，然后有枝葉。不是先尋了枝葉，然后去種根。《禮記》言：‘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須有是個深愛做根，便自然如此。”
鄭朝朔問：“至善亦須有從事物上求者？”
先生曰：“至善只是此心純乎天理之極便是。更于事物上怎生求？且試說幾件看。”
朝朔曰：“且如事親，如何而為溫清之節，如何而為奉養之宜，須求個是當，方是至善。所以有學問思辨之功。”
先生曰：“若只是溫清之節，奉養之宜，可一日二日講之而盡，用得甚學問思辨？惟于溫清時也只要此心純乎天理之極，奉養時也只要此心純乎天理之極，此則非有學問思辨之功，將不免于毫厘千里之繆。所以雖在圣人，猶如‘精一’之訓。若只是那些儀節求得是當，便謂至善，即如今扮戲子扮得許多溫情奉養的儀節是當，亦可謂之至善矣。”
愛于是日又有省。
愛因未會先生知行合一之訓，與宗賢、惟賢往復辯論，未能決。以問于先生。
先生曰：“試舉看。”
愛曰：“如今人盡有知得父當孝、兄當弟者，卻不能孝，卻不能弟。便是知與行分明是兩件。”
先生曰：“此已被私欲隔斷，不是知行的本體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圣賢教人知行，正是要復那本體。不是著你只恁的便罷。故《大學》指個真知行與人看，說‘如好好色’，
‘如惡惡臭’。見好色屬知，好好色屬行。只見那好色時已自好了，不是見了后又立個心去好。聞惡臭屬知，惡惡臭屬行。只聞那惡臭時已自惡了，不是聞了后別立個心去惡。如鼻塞人雖見惡臭在前，鼻中不曾聞得，便亦不甚惡。亦只是不曾知臭。就如稱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稱他知孝知弟。不成只是曉得說些孝弟的話，便可稱為知孝弟。又如知痛，必已自痛了，方知痛。知寒，必已自寒了。知饑，必已自饑了。知行如何分得開？此便是知行的本體，不曾有私意隔斷的。圣人教人，必要是如此，方可謂之知。不然，只是不曾知。此卻是何等緊切著實的功夫。如今苦苦定要說知行做兩個，是甚么意？某要說做一個，是甚么意？若不知立言宗旨，只管說一個兩個，亦有甚用？”
愛曰：“古人說知行做兩個，亦是要人見分曉。一行做知的功夫，一行做行的功夫，即功夫始有下落。”
先生曰：“此卻失了古人宗旨也。某嘗說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會得時，只說一個知，已自有行在；只說一個行，已自有知在。古人所以既說一個知，又說一個行者，只為世間有一種人，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察，也只是個冥行妄作，所以必說個知，方才行得是。又有一種人，茫茫蕩蕩懸空去思索，全不肯著實躬行，也只是個揣摸影響，所以說一個行，方才知得真。此是古人不得已補偏救弊的說話。若見得這個意時，即一言而足。今人卻就將知行分作兩件去做，以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我如今且去講習討論做知的功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功夫。故遂終身不行，亦遂終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其來已非一日矣。某今說個知行合一，正是對病的藥，又不是某鑿空杜撰。知行本體原是如此。今若知得宗旨時，即說兩個亦不妨，亦只是一個。若不會宗旨，便說一個，亦濟得甚事？只是閑說話。”
愛問：“昨聞先生‘止至善’之教，已覺功夫有用力處。但與朱子‘格物’之訓，思之終不能合。”
先生曰：“‘格物’是‘止至善’之功。既知‘至善’即知‘格物’矣。”
愛曰：“昨以先生之教推之‘格物’之說，似乎亦見得大略。但朱子之訓，其于《書》之‘精一’，《論語》之‘博約’，《孟子》之‘盡心知性’，皆有所證據，以是未能釋然。”
先生曰：“子夏篤信圣人，曾子反求諸己。篤信固亦是，然不如反求之切。今既不得于心，安可狃于舊聞，不求是當？就如朱子，亦尊信程子，至其不得于心處，亦何嘗茍從？‘精一’、‘博約’、‘盡心’本自與吾說吻合，但未之思耳。朱子‘格物’之訓，未免牽合附會，非其本旨。精是一之功，博是約之功。曰仁既明知行合一之
說，此可一言而喻。‘盡心知性知天’是‘生知安行’事，‘存心養性事天’是‘學知利行’事，‘夭壽不貳，修身以俟’是‘困知勉行’
事。朱子錯訓‘格物’，只為倒看了此意，以‘盡心知性’為‘格物知至’，要初學便去做‘生知安行’事，如何做得？”
愛問：“‘盡心知性’何以為‘生知安行’？”
先生曰：“性是心之體，天是性之原。盡心即是盡性。‘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知天地之化育。’‘存心’就是沒有盡心。‘知天’的知猶如知州、知縣的‘知’，是自己分上事，己與天為一。‘事天’如子之事父、臣之事君，須是恭敬奉承，然后能無失。尚與天為二，此便是圣賢之別。至于‘夭壽不貳’其心，乃是教學者一心為善，不可以窮通夭壽之故，便把為善的心變動了。只去修身以俟命，見得窮通夭壽有個命在，我亦不必以此動心。‘事天’，雖與天為二，已自見得個天在面前。‘俟命’，便是未曾見面，在此等候相似，此便是初學立心之始，有困勉的意在。今卻倒做了，所以使學者無下手處。”
愛曰：“昨聞先生之教，亦影影見得功夫須是如此。今聞此說，益無可疑。愛昨曉思‘格物’的‘物’字，即是‘事’字，皆從心上說。”
先生曰：“然。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發便是意，意之本體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于事親，即事親便是一物；意在于事君，即事君便是一物；意在于視、聽、言、動，即視、聽、言、動便是一物。所以某說無心外之理，無心外之物。《中庸》言‘不誠無物’，《大學》‘明明德’之功，只是個誠意，誠意之功，只是個格物。”
先生又曰：“‘格物’如孟子‘大人格君心’之‘格’，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體之正。但意念所在，即要去其不正，以全其正，即無時無處不是存天理，即是窮理。‘天理’即是‘明德’，‘窮理’即是‘明明德’。”
又曰：“知是心之本體，心自然會知。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弟，見孺子入井自然知惻隱。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若良知之發，更無私意障礙，即所謂‘充其惻隱之心，而仁不可勝用矣’。然在常人，不能無私意障礙，所以須用‘致知’‘格物’之功，勝私復理。即心之良知更無障礙，得以充塞流行，便是致其知。知致則意誠。”
愛問：“先生以‘博文’為‘約禮’功夫，深思之未能得，略請
開示。”
先生曰：“‘禮’字即是‘理’字。‘理’之發見可見者謂之‘文’，
‘文’之隱微不可見者謂之‘理’，只是一物。‘約禮’只是要此心純是一個天理。要此心純是天理，須就‘理’之發見處用功。如發見于事親時，就在事親上學存此天理；發見于事君時，就在事君上學存此天理；發見于處富貴、貧賤時，就在處富貴、貧賤上學存此天理；發見于處患難、夷狄時，就在處患難、夷狄上學存此天理。至于作止語默，無處不然，隨他發見處，即就那上面學個存天理。這便是博學之于文，便是約禮的功夫。‘博文’即是‘惟精’，‘約
禮’即是‘惟一’。”
愛問：“‘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以先生精一之訓推之，此語似有弊。”
先生曰：“然。心一也。未雜于人謂之道心，雜以人偽謂之人心，人心之得其正者即道心，道心之失其正者即人心，初非有二心
也。程子謂人心即人欲，道心即天理，語若分析，而意實得之。今曰道心為主，而人心聽命，是二心也。天理人欲不并立，安有天理為主，人欲又從而聽命者？”
愛問文中子、韓退之。
先生曰：“退之，文人之雄耳。文中子，賢儒也。后人徒以文詞之故，推尊退之，其實退之去文中子遠甚。”
愛問：“何以有擬經之失？”
先生曰：“擬經恐未可盡非。且說后世儒者著述之意與擬經
如何？”
愛曰：“世儒著述，近名之意不無，然期以明道。擬經純若為名。”
先生曰：“著述以明道，亦何所效法？”
愛曰：“孔子刪述《六經》以明道也。”
先生曰：“然則擬經獨非效法孔子乎？”
愛曰：“著述即于道有所發明，擬經似徒擬其跡，恐于道無補。”
先生曰：“子以明道者，使其反樸還淳而見諸行事之實乎？抑將美其言辭而徒以于世也？天下之大亂，由虛文勝而實行衰也。使道明于天下，則《六經》不必述。刪述六經，孔子不得已也。自伏羲畫卦，至于文王、周公，其間言《易》，如《連山》、《歸藏》之屬，紛紛籍籍，不知其幾，《易》道大亂。孔子以天下好文之風日盛，知其說之將無紀極，于是取文王、周公之說而贊之，以為惟此為得其宗。于是紛紛之說盡廢，而天下之言《易》者始一。《書》、《詩》、《禮》、《樂》、《春秋》皆然。《書》自《典》、《謨》以后，《詩》自《二
南》以降，如《九丘》、《八索》，一切淫哇逸蕩之詞，蓋不知其幾千百篇。《禮》、《樂》之名物度數，至是亦不可勝窮。孔子皆刪削而述正之，然后其說始廢。如《書》、《詩》、《禮》、《樂》中，孔子何嘗加一語。今之《禮記》諸說，皆后儒附會而成，已非孔子之舊。至于《春秋》，雖稱孔子作之，其實皆魯史舊文。所謂‘筆’者，筆其書；所謂‘削’者，削其繁，是有減無增。孔子述《六經》，懼繁文之亂天下，惟簡之而不得。使天下務去其文以求其實，非以文教之也。《春秋》以后，繁文益盛，天下益亂。始皇焚書得罪，是出于私意，又不合焚《六經》。若當時志在明道，其諸反經叛理之說，悉取而焚之，亦正暗合刪述之意。自秦漢以降，文又日盛，若欲盡去之，斷不能去。只宜取法孔子，錄其近是者而表章之，則其諸怪悖之說，亦宜漸漸自廢。不知文中子當時擬經之意如何，某切深有取于其事。以為圣人復起，不能易也。天下所以不治，只因文盛實衰。人出己見，新奇相高，以眩俗取譽。徒以亂天下之聰明，涂天下之耳目，使天下靡然爭務修飾文詞，以求知于世，而不復知有敦本尚實、反樸還淳之行，是皆著述者有以啟之。”
愛曰：“著述亦有不可缺者，如《春秋》一經，若無《左傳》，恐亦難曉。”
先生曰：“《春秋》必待《傳》而后明，是歇后謎語矣。圣人何苦為此艱深隱晦之詞？《左傳》多是《魯史》舊文，若《春秋》須此而后明，孔子何必削之？”
愛曰：“伊川亦云：‘《傳》是案，《經》是斷。’如書弒某君，伐某國，若不明其事，恐亦難斷。”
先生曰：“伊川此言，恐亦是相沿世儒之說，未得圣人作經之意。如書‘弒君’，即弒君便是罪，何必更問其弒君之詳？征伐當自天子出，書‘伐國’，即伐國便是罪，何必要問其伐國之詳？圣人述《六經》，只是要正人心，只是要存天理、去人欲。于存天理、去人欲之事，則嘗言之。或因人請問，各隨分量而說。亦不肯多道，恐人專求之言語。故曰‘予欲無言’。若是一切縱人欲、滅天理的事，又安肯詳以示人？是長亂導奸也。故孟子云：‘仲尼之門，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無傳焉。’此便是孔門家法。世儒只講得一個伯者的學問，所以要知得許多陰謀詭計。純是一片功利的心，與圣人作經的意思正相反，如何思量得通？”因嘆曰：“此非達天德者，未易與言此也。”又曰：“孔子云：‘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孟子云：‘盡信書，不如無書。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孔子刪《書》，于唐、虞、夏四五百年間，不過數篇。豈更無一事？而所述止此，圣人之意可知矣。圣人只是要刪去繁文，后儒卻只要添上。”
愛曰：“圣人作經，只是要去人欲，存天理。如五伯以下事，圣人不欲詳以示人，則誠然矣。至如堯舜以前事，如何略不少見？”
先生曰：“羲、黃之世，其事闊疏，傳之者鮮矣。此亦可以想
見，其時全是淳龐樸素，略無文采的氣象，此便是太古之治，非后世可及。”
愛曰：“如《三墳》之類，亦有傳者，孔子何以刪之？”
先生曰：“縱有傳者，亦于世變漸非所宜。風氣益開，文采日勝，至于周末，雖欲變以夏、商之俗，已不可挽，況唐、虞乎？又況羲、黃之世乎？然其治不同，其道則一。孔子于堯舜則祖述之，于文武則憲章之。文、武之法，即是堯、舜之道。但因時致治，其設施政令，已自不同，即夏、商事業施之于周，已有不合。故周公思兼三王，其有不合，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況太古之治，豈復能行？斯固圣人之所可略也。”
又曰：“專事無為，不能如三王之因時致治，而必欲行以太古之
俗，即是佛、老的學術。因時致治，不能如三王之一本于道，而以功利之心行之，即是伯者以下事業。后世儒者許多講來講去，只是講得個伯術。”
又曰：“唐、虞以上之治，后世不可復也，略之可也。三代以下之治，后世不可法也，削之可也。惟三代之治可行。然而世之論三代者，不明其本，而徒事其末，則亦不可復矣。”
愛曰：“先儒論《六經》，以《春秋》為史，史專記事，恐與《五經》事體終或稍異。”
先生曰：“以事言謂之史，以道言謂之經。事即道，道即事。《春
秋》亦經，《五經》亦史。《易》是包犧氏之史，《書》是堯、舜以下
史，《禮》、《樂》是三代史。其事同，其道同。安有所謂異？”
又曰：“《五經》亦只是史。史以明善惡，示訓戒。善可為訓者，特存其跡以示法。惡可為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
愛曰：“存其跡以示法，亦是存天理之本然。削其事以杜奸，亦是遏人欲于將萌否？”
先生曰：“圣人作經，固無非是此意。然又不必泥著文句。”
愛又問：“惡可為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何獨于《詩》而不刪鄭、衛？先儒謂‘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然否？”
先生曰：“《詩》非孔門之舊本矣。孔子云：‘放鄭聲，鄭聲淫。’又曰：‘惡鄭聲之亂雅樂也。’‘鄭衛之音，亡國之音也。’此是孔門家法。孔子所定三百篇，皆所謂雅樂，皆可奏之郊廟，奏之鄉黨，皆所以宣暢和平，涵泳德性，移風易俗，安得有此？是長淫導奸矣。此必秦火之后，世儒附會，以足三百篇之數。蓋淫泆之詞，世俗多所喜傳，如今閭巷皆然。‘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是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辭。”
徐愛跋
愛因舊說汨沒，始聞先生之教，實是駭愕不定，無人頭處。其后聞之既久，漸知反身實踐。然后始信先生之學，為孔門嫡傳。舍是皆傍蹊小徑，斷港絕河矣。如說“格物”是“誠意”的功夫，“明善”是“誠身”的功夫，“窮理”是“盡性”的功夫，“道問學”是“尊德性”的功夫，“博文”是“約禮”的功夫，“惟精”是“惟一”的功夫。諸如此類，始皆落落難合。其后思之既久，不覺手舞足蹈。
陸澄錄
陸澄問：“主一之功，如讀書則一心在讀書上，接客則一心在接客上，可以為主一乎？”
先生曰：“好色則一心在好色上，好貨則一心在好貨上，可以為主一乎？是所謂逐物，非主一也。主一是專主一個天理。”
問立志。
先生曰：“只念念要存天理，即是立志。能不忘乎此，久則自然心中凝聚，猶道家所謂‘結圣胎’也。此天理之念常存，馴至于美大圣神，亦只從此一念存養擴充去耳。”
“日間功夫覺紛擾，則靜坐。覺懶看書，則且看書。是亦因病而藥。”
“處朋友，務相下則得益，相上則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