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書總會復活（簡體書）

本書是作者近十年來作品的匯集，按照內容分為五個部分：第一輯《寸鐵殺人》，為讀書筆記，所涉書目多關乎社會政治、經濟方面；第二輯《談文論藝》，亦為讀書筆記，涵蓋中外古今熱點或經典文學作品；第三輯《知故識新》，此輯既提書也談人，更顯得血肉豐滿；第四輯《序和跋》，包括作者自己所編所著的書，以及為他人所作的序文；第五輯《其他》包含有作者的寫作感言、讀書目錄、訪談錄和一些回憶性文字等。

盧敦基，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生，浙江永康人氏。“文革”后第一批高考大學生。十年前求學于金庸先生門下。現供職于浙江省社會科學院。喜讀書，也寫一點文字。第一次公開發表文字即刊于《讀書》。不惑之年后，漸重學思兼行，自覺略有心得。

1、內容廣泛，知識滿目，書評涉及人文社科各領域好書，不啻為一讀書指南。
2、讀書有所思，所論縱橫捭闔，聯系實際，具有問題意識，頗具啟發性。

寸鐵殺人
十多年前，我的一個朋友拿到碩士學位上班工作，一天偶然說到他自己不懂經濟學，管他的副處長大喜，道：“我懂，我在黨校學過政治經濟學。”
我的情形，跟這位朋友相似。由于專業，更由于天性愚魯，數字過目基本上記不住，說得坦率一點，是點鈔票點到十后就必須從頭來：“一、二、三、四……”所以至今我收到的稿費不多，這都是為了便利本人盤點。經濟學的書，我歷來也看不懂，法律、教育等等，也是敬而遠之。拉得遠一點，這簡直有點像林語堂。當然，林語堂豈是隨便可比的？只是在此，可能見出中國傳統讀書人的一貫軟肋。
不過，經濟學的書，我還是從頭到尾讀過一本的。那便是香港張五常教授的《賣桔者言》。
讀《賣桔者言》，轉眼已過十來年，往事依稀，不必再提。但是最近逛書店，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一下推出張五常隨筆集三種。當時怕不懂，只買了一種：《學術上的老人與海》，回家丟在床頭。夜入子時，為催眠用，隨手揀出一讀，結果是越讀越警醒。半個時辰，大功告成，徘徊室內，深感一失足成千古恨：當時為何不把三冊一起購齊？
半夜無眠。
近年來，我對中國雜文界完全失望，對隨筆界三分之二失望。中國雜文，由魯迅開創，創始即是高峰，而后馬上風光不再。究其原因，作者有無直面現實的勇氣是一個問題，但是更關鍵的，是面對復雜的現代社會，一個文人如果只讀過一點文學哪怕再加上一點古書，又有何能力透視當今世界之風起云揚？如果再沒受過說理的現代科學訓練，“也許”“大概”一大堆，誅心是夠了，但結論有何證據？推理有何途徑？至于隨筆，有段時間流行女人的，這有關女權，不好亂說，但在當今社會，文學已經退隱到人心深處，隨筆如果不面對現實種種錯綜復雜，基于學識，出以快刀，一劍封喉，那又有什么意思？
所以，我讀張五常先生之隨筆，腦袋里只剩四個字——寸鐵殺人。
張五常是中國罕見的可與世界最高水準社科學者對話之人。他有不少厲害的師友。雅倫老師曾跟他說：世界很復雜；后來老友弗里德曼跟他說：世界很簡單。張五常說：“這兩者看來是各走極端的看法，其實是同一回事。雅老是說復雜的世事，不容易解釋；弗老是說若有可取的解釋，必定是簡單不過。這兩者加起來是說，復雜的世界以復雜的理論解釋，其成功機會近于零；復雜的世界是要以簡單的理論才有機會解釋的。”我沒學經濟學，不敢妄議張先生的經濟觀點，但是這兩句話，一下廓清理論界千里迷霧，一切玄而又玄、故作高深的借以蒙人兼作秀的學術，可以休矣。
張五常另有一篇隨筆，是談毛潤芝的詞的。因為我上大學中文系的第一堂課就是“毛主席詩詞”，跟朋友的那個副處長一樣，也算是學過這門課的，所以有時不免談談：毛詞好，毛詩就差得多了。張五常則說：毛詞好，但有一點不好：沒感情。這也是寸鐵殺人。盡管毛是大政治家，本不必效小兒女輩哭哭啼啼，但指出沒感情這個特點，也沒關系。盡管張不弄文學，但憑這一點，也已是錦心繡口了。
張縱論古今經濟學，以為亞當??斯密的《原富》為經濟學第一好書。沒有辦法，我找出前兩年買的《原富》（今譯為《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一字一句讀讀看。奇怪，讀了前三十頁，居然很好懂。這也再一次證明，好的理論
確實常是簡單的。
（《學術上的老人與海》，張五常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
希望市場的邏輯能戰勝強盜的邏輯
近年來，網民的反應真是越來越有趣，其中一條就是對年輕人的成績越來越不順眼，特別是20多歲的人，如果當上一個副科級，就是逆天；如果他當了副處，簡直就該死了。哪怕他是寫了點文章的，像韓寒，那肯定是代寫的。每當看到這些新聞，我是又好氣又好笑：林彪23歲當了軍長，駱賓王7歲開始賦詩。今天偌大的中國，竟然看見任何一個年輕人有點成績就那么不順眼？當然，利用職權，謀取利益的應該反。但無論如何，當今的中國在心態上已經出了問題。簡而言之，是喪失了改革的精、氣、神。
去年夏天我上了近在咫尺卻也常常失之交臂的莫干山。在一處看見一幅照片，說的是首屆中青年改革理論研討會，1984年在此山舉行。那個會議真是一個改革的會議，眾人血氣方剛，充滿理想，爭論激烈，肆無忌憚。那是個真正為改革開放出謀劃策、過關斬將的重要會議。我所服務的單位是會議的發起者之一，這使我站在那里倍感自豪。而這兩天在讀張維迎的《什么改變中國》，才知道當時25歲的張維迎不僅參加了會，而且還提出了“雙軌制”，將改革推到了一個新階段。說實話，像我這經歷過“雙軌制”的人，當時對此無比反感：不就是可以利用職權尋租嗎？但讀他的書，卻也明白了：“雙軌制”是從全盤計劃經濟首先打開的一個缺口。而后來的“賣國企”等基本上也可同樣看待。到此才深知個人見解的渺小和生命的短暫，確實有些歷史是需要從發展去著眼的。
張維迎的基本思路有兩條：一是價格自由；二是弘揚企業家精神。這兩條我都無條件贊成。第一條已然實現，第二條目前正在推進。我指的是國務院近日在推行的減少審批權。什么是改革紅利？這就是改革紅利！問題是整體上能推到哪一步，能破除多少阻力。正如張維迎所說，企業家和歷史上的大官貴人是完全不一樣的！達官貴人要人家服侍，可以看成是相對笨一點的人在服侍相對聰明的人。企業家則是服侍人家，是相對聰明的人服侍相對笨一點的人，而他就靠此得到利潤！前者是強盜的邏輯，是靠武力和慣例；后者是市場的邏輯，靠的是市場的力量。我當然贊成后者。今天的問題其實是，如何保證市場怎樣才能不為其他所扭曲，因為事實上已經扭曲得不成樣子了。
近些日子我常常想起一件舊事：在紀念改革開放10周年時，我們省在新新飯店開過一次理論研討會，我有幸參加。中午吃的是盒飯，一盒飯上放了點芹菜炒什么。恰巧我不喜芹菜，就是吃了幾口白飯。所以印象特別深。如今的會當然不可能再像當時那樣開，但是那時會議上的精神今日又怎能覓得？當然，社會上各種階層包括公務員、學者、民眾等等，都會在較優越的環境中變得怠惰，所以需要優秀的企業家，因為只有他們才能永不懈怠，市場每時每刻在逼迫著他們！馬云剛剛退了下來，我只希望這是他個人的原因而非其他。市場的邏輯已然存在，關鍵的問題是如何保證她能運行且時時抵抗來自他處的脅迫。 （《什么改變中國——中國改革的全景和路徑》，張維迎著，中信出版社，2012）
無組織的組織力量
1492年，在歐洲活字印刷出現大約50年后，斯本海姆修道院院長約翰尼斯?特里特米烏斯撰寫了《贊謄寫者》，為傳統的謄寫者提供了熱情洋溢的贊頌：他們從書寫中享受到四種特別的益處：珍貴的時間被用于有益的工作；書寫中增長了知識；激發內心的熱愛；因此獲后世特別獎賞。
余生也晚，不過，距這篇文字發表又過近五百年，竟然還有緣看到中國的謄寫者。那還是我讀大學時分，記不清是何種機緣了，看到了一份謄寫者給國學大師文稿的謄寫件。首先，要知道，當年的國家大師肯定多過如今的大熊貓，與我同過事的國學大師的女兒經常說：“我爸爸他們當年如何做學問？玩夠了，坐下來稀里糊涂寫一通，也不用查書，自有人去謄寫出來，給一點錢就是了。家里還有老媽子燒飯、煮菜、收拾東西，還不止一個。那樣的條件！”二十世紀的七八十年代，其實還容得這樣的謄寫者存在。我隱約記得那個謄寫者腿有殘疾，但那一筆娟秀流利的字跡，足以讓印刷品汗顏羞愧。一個念頭在我腦海中掠過：假如不會做別的事，我也來做一個這樣的謄寫者罷……
然而，最諷刺的是：《贊謄寫者》是以活字印刷發行的，中國的謄寫者可能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就已絕跡——那時候還不關電腦什么事，倒是平均主義的工資和低廉的稿費養不活那樣的謄寫者了。但是類似的事件仍有發生：如我的兒子，小學時一度學習算盤，那是因為教育局的領導擔憂有朝一日會找不到計算器。
在我小時候，盡管科學的氛圍已為革命取代，但原子能時代和太空時代確實誘惑著我。但是，到今天，大家都明白了：最重要的發明不是原子能和太空飛行，而是晶體管和避孕藥。電腦在九十年代進入我的家庭，至今淪落成一種便利、廉價、幾乎唾手可得的工具。但是我沒有QQ，沒有博客，更沒有微博。一直未曾深思是何緣故，克萊?舍基的一句話搗碎了我的心肺：“對我們來說，無論我們多么深入地沉浸到新科技中，它總歸都有某種臨時性的性質。”是的，我還習慣于青年時期的出版社會，那個由書籍和報刊逞英豪的時代，影視永遠是淺薄和不堪入目的代名詞。光線是美好的，它陪伴著一摞摞莊嚴的書籍和一沓平靜的稿紙，我愿為此獻出終身。
將“無組織的組織力量”命名為《未來是濕的》出版。盡管也有譯者自己的考慮，但失之穿鑿，已離開了文字的邏輯。但是這部書太是一部真正的好書了。書店里近年發售的暢銷書就跟幸福的家庭相似，大32開，封面印滿推薦語，圖案花里胡哨且富于現代氣息，當然，絕大多數曇花一現，不堪回味，其中少數甚至不堪卒讀。關鍵仍在于內容。說句實在話，就如此書，如若不是英國的《衛報》今年將其列入有史以來100種“最偉大的非虛構圖書”，我是決不會專門找來讀的。但是一讀之下，覺得實至名歸，不禁贊嘆不已。讀完之后，更是余思不斷：電子和網絡社會，到底給我們規定了什么新的行為邏輯？
此書與同類的書一樣，提供了不少生動新穎的實例。但是，經過反復思忖，最后我選中了兩個最有意味的在此略加介紹：
例一：2006年，《紐約時報》的記者朱迪恩?米勒，因為在一件正在進行的聯邦調查中拒絕透露她的消息來源，被判85天監禁，一時間引起轟動。在美國，本有所謂新聞記者的特權，即為了說服潛在的消息來源與之合作，新聞記者有權許諾為其保守秘密。美國50個州有49個州有類似的規定，但聯邦法卻沒有。多數國會議員曾提出聯邦也應通過絕大多數州已經存在的法律，但都未獲通過。“一個簡單的問題造成了種種困難：究竟誰應該享受新聞記者的特權？”如果回答是“新聞記者”，那“新聞記者”又是誰？《牛津英語大詞典》說新聞記者是“為報紙或雜志寫稿，或者準備新聞給廣播電臺或電視播出的人”，卻沒有描述新聞工作的內容而只強調了雇傭關系。當然，在以前，當出版成本昂貴時，出版商少，所雇傭的新聞記者范圍較為明確。但是，在今天，發達世界內任何人任何時間可以發布任何事情，任何人都能在任何時候充當出版商和新聞記者，這樣，新聞記者的特權就會變成一個巨大的法律漏洞。“新聞記者的特權基于原先出版資源的稀缺。”“自由的全球出版使得公眾言論和行為更有價值，雖然其絕對的豐富充裕令職業出版不斷失去特別意義。”讀到這里，我腦子里固有的、根深蒂固的對出版的崇拜和確信從此化為烏有，也為我自己沒有投身出版業而感到慶幸。無論如何，傳統出版業的沒落已然無可挽回。
例二：1991年，一個叫林納斯?托瓦茲的芬蘭年輕程序員在一個討論組中發布了一條短短的信息，主題是關于電腦運行的基礎軟件的。他說：
我在做一個（免費的）操作系統（只是個人愛好，不會像GNN工程那樣大型、專業）……我想了解一下大多數人都希望有哪些功能。歡迎你提出任何建議，不過不能保證我會把它們全部實施。
這個系統后來演變成Linux，現在這一系統已經運行在約占全世界40%的服務器上，它幾乎單槍匹馬地阻止了微軟像統治個人電腦市場那樣統治服務器市場。從事后諸葛亮的角度來看，上面那段短短的信息已經包括了Linux成功的所有提示：首先，這個新項目是免費的，這對于鼓勵社群參與非常關鍵；其次，它沒有改變世界的宏大目標，只靠人們自愿的貢獻，一個版本一個版本地完善建構；再次，這個新項目是完全開放的，任何人有任何好的建議都可以吸收。由于有了一個全球性的可以任意交流的網絡，自由軟件有了可能。當然，這不是說有了網絡這種努力必然成功，恰恰相反，這種努力更容易失敗。與傳統社會唯一的區別是：這種失敗的成本大大降低了。如果在微軟這種嚴密的組織里，嘗試這樣的軟件成本非常昂貴：要有人提出一個念頭，過關斬將，到達總裁一級決策實施，組建工作班子，投入巨額資金等等。而在網絡社會，失敗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但失敗的成本則巨幅下降。正是這一點，才是網絡社會新的邏輯！
維基百科的例子本來我也準備復述，但它與Linux太同一了，寫到這里我才決定放棄。但是維基百科對傳統的辭書編撰確實提出了巨大的挑戰。就說我自己，雖然也在參與（其實一開始是提出）一個大型辭典的編撰，但我一直以來在懷疑傳統的編撰方法。如果不考慮科研成果的認定而光考慮實用性，還有比直接放到網上的辭典更可用而且更可以隨時修正錯誤的東西嗎？
最后，再說一個看電影的事：
假如你是個自由人，那你只要考慮電影院和你的機會成本就可以了。如果是兩個人，就得加上種種因素，如一同喜歡看什么等等。如果是30個人，那么，按照傳統的組織法，勢必得區分兩個途徑：一是在集中命令下前往；一是在得利狀態下自由前往。然而，網絡社會給第三種途徑提供了可能：在一個承諾和協議下，通過一種方法共同前往。這在當今已經不是奇跡了，維基百科、Linux以及種種遍地可見的自發的群體性行為都是鐵證。依照克萊?舍基的說法，關鍵在于三點：承諾、工具和協議。至于這三者究竟是什么，我想我過河建橋的工作已經完成，用不著再饒舌了。我只能說：當今像這樣提出重大原則改變的書其實極少，而且物以稀為貴的邏輯至今尚未改變。
(《未來是濕的――無組織的組織力量》，,克萊?舍基著，胡泳、沈滿琳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
暴力的衰落
暴力衰落了嗎？不好說。但是在歐洲是確切的。在那個爆發過兩次世界大戰的熱土，2003年2月15日，爆發了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示威活動：抗議美國即將對伊拉克的戰爭。倫敦100萬人，巴塞羅那和羅馬有100萬人，米蘭60萬人，柏林50萬人。有許多示威者全家出動，父母和祖父母60年代以來第一次參加游行。有人宣稱：一個新的“歐洲國家”從此誕生。觀察家指出：歐洲擁有強大的經濟，但對把實力轉化為軍事力量興趣索然，傾向于用經濟、文化和法律的實力影響世界，用價值觀和體制影響世界。
其實，僅僅在五六十年前，歐洲還是一個推崇暴力和英雄主義的世界。法西斯主義“把戰爭的習慣和情感融入生活，把戰爭的殘忍和攻擊性變成制度”。而在蘇聯，暴力幾乎成為了這個國家的氣質：無止盡的清洗，造成了幾千萬無辜生命的喪失。而另一方面，人們也敢于走上沙場，接受生死考驗，沒有一個大國的名門望族試圖保護其子嗣逃避前線服役：法國的福煦元帥在1914年的數日內便已失去一子一婿，英國的首相赫伯特?阿斯奎思1916年痛失愛子，斯大林長子也被德國俘虜，而且拒絕交換。二戰引起的死亡人數約5000萬，其中有一半為蘇聯人。
歐洲確乎從兩次大戰中學到了很多，最深刻的莫過對暴力的拋棄。不管為了什么理想和主義，將人卷入死亡的深淵總歸不道德。許多部隊開始民事化，放松紀律要求，降低操行標準：荷蘭設立軍隊工作時間制，為超時勤務支付額外薪水，并允許士兵成立工會。丹麥應征兵無需理由就可選擇非軍事服務崗位。到2000年，在歐洲所有國家的象征物和典禮中，軍隊地位無不下降。歐洲人從20世紀的前半部歷程中明白，暴力“是對正常社會的病態侵襲”。“那些想要拋頭顱灑熱血的人，不管出于什么理由，現在被視為罪人、狂人或瘋子，而不是理想主義者、英雄或救世主。”1968年法國死于暴力的44681人中，只有6人的死與政治有關，其余幾乎都來自交通事故、暴力犯罪或自殺。
在中國，提出暴力為非合法性權利的觀點實在極早極早。大約公元前1044年，距今已約3千年，周武王以車載文王木主，出兵伐紂。從遠處趕來投奔文王的伯夷、叔齊叩馬而諫。左右欲殺之，姜太公道：“此義人也”，扶而去之。等到武王滅紂，伯夷、叔齊隱于首陽山，作歌曰：“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兮”，以為以暴力推翻暴力，不是一條正義之路。但是問題雖極早提出，完滿的解答則今日仍遙遙無期。歷史真的能教會我們什么嗎？我們今天對暴力的熱愛與熱情，與歐洲的巨大落差，讓人瞠目結舌，一語難發。
（《暴力的衰落》，[美]詹姆斯?希恩著，黃公夏譯，大象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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