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國與吾民（簡體書）

一
友邦人士之來僑居于中國者，其勢不能不有所感想于中國。此等感想，出于憐憫之態度者，將占絕大多數，出于失望者，間或有之，至若真知灼見，能洞察而明了中國者，恐將等于鳳毛麟角。固不問其人本為愛中國者抑或為憎中國者，即令其人實未身臨中國，有時亦免不了頗涉遐想，覺得中國是一個遙遠縹緲的老大國家，一若不甚與此世界相連屬者。而此縹緲遙遠的存在物，似頗具一種引誘魔力，及至真親履是邦，轉覺迷惑無從逞其思考，因遂不復有所意擬，只覺得世界上有這么一個國家，她是一個龐大的存在，龐大至于超越人類心靈所能包容之限度。她好像是荒亂而不測的深淵，遵守著她固有的生存律，扮演著她自己雄偉的人生戲劇：有時是悲劇，有時是喜劇，但總是如此有力而緊張的真實。于是人乃不免重起驚愕與詫異之思潮。
于是所生之反動，乃為感情作用的，僅足以表證其人為一浪漫的大同主義者，抑為自負自大之小丈夫者流；其人為愛中國者抑為憎中國者，其愛憎之主見已先定，然后以事實遷就其私意，進而申辯其愛憎之理由。對中國之愛與憎，實無關乎宏旨，蓋吾人既欲加以評論，固必須采取一種態度，庶不愧為其理智之人類。吾人今方盲目摸索論據，始則彼此閑談趣聞逸事，家常瑣碎，甚至信口雌黃，海闊天空，不意此等不經意之談論，倒也頗關重要。蓋其印象足以左右思考，一般批評中國之大哲學家，便由此養成。故使人們縱極平心靜氣，亦可構成嚴酷的批評。此輩對中國從不置一許可之詞，總是百無一是。反之，亦可變成中國之熱情的擁護者。當然，此等推論，未免愚拙，蓋因普天之下，人類意見都是如此構成，不可避免。繼之彼此試進而辯論，有幾位仁兄于辯論結局，十足自滿于本人見解之正確，自己保證對于中國及中國人民，已有一種公平主見。抱這樣的見解之人是握世界統治權的幸福的人，他們是貿遷有無的商人，是大老板，因之他們的主見總是對的。有些人則陷于疑惑與迷惘的煩惱中，生有一種畏縮與混亂之感覺，或竟是畏縮與神秘之謎的感覺，他們的思索就停止于其出發點。不過大家都感覺到有這么一個中國，一個神秘莫測的“狐大仙”。
中國實為現世界中一最大之“不可思議”，是一大迷惘之因素，緣由倒并非僅僅因為她的年齡之高大與境域之遼廣。中國在現存國家中年齡最高，而且保持著賡續一貫的固有文化；她挾有世界最多的人口；她曾經是雄視全球的強大帝國，是異民族的戰勝者，她貢獻給世界幾個重要發明；她涵育有完全自己的生活智慧，自己固有的文學與哲學；在藝術的境界中，當別個民族方拍翅學飛的時候，她已經振翅高翔了。可是，今日，她無疑是地球上最糟亂最失政的國家，最凄慘最無告，最不能和衷共濟以排萬難而奮進。上帝—假使真有上帝—愿意她成為寰宇人群中第一等民族，可惜她在國際聯盟中恰恰揀定了與哥達瑪拉相比鄰的末座；整個國際聯盟出其最熱忱之好意也不能幫助她—不能幫助她整頓政務，不能幫助她制息內戰，不能幫助她自拔于政客、文人、軍閥、叛逆者之深淵。
同時—這差不多是最稀奇的現實—就是她最不講求自救。好比是賭場中的老手，她把喪失一塊領土，幅員與德意志全國相埒一回事，泰然處之，不動聲色。當湯玉麟將軍在熱河神速退兵，打破世界紀錄，八天之內，喪地五十萬方里之時，四川方面叔侄二大將軍卻正斗得興高采烈，大比其武，未免令人惶惑。上帝將能否達到其最后目的，抑或只有上帝自身出場，才能匡助中國，使成為第一流民族！
另有一個疑竇，起于人們心中：中國的命運將怎樣？她是否能生存下去一如已往之光榮？能否不蹈其他古老民族之覆轍？上帝是否真愿意她成就為第一流民族，還是僅僅為“地球太太的流產兒”呢？
她曾經握有至尊的權威，曾經是戰勝的豪雄。而今日，她的舉世最偉大之基業，幾乎是文化綿邈的國家中碩果僅存者。人們因是必須信仰她一定有一種能力，足使此種基業存續下來。吾人當能憶及希臘文化之燦爛，羅馬功業之彪炳，今乃久已銷聲匿跡；又必能憶及中國怎樣同化外來民族之思想行為，怎樣吸收外來民族之血胤。此種競存的事實，此種悠久之歷史，很明顯值得吾人之深思。對于一個古老的國家，似應相當致其尊敬之忱。好比社會對于銀髯白發之敬意，應適用于國家，一如個人與個人之間，甚然，即對其悠久之歷史，即對其綿永的生存，應致相當之尊敬。
無論中國的一切都是缺點，她有一種優越的生活本能，一種戰勝天然之非凡活力，是不可否認的。她已盡量發展其生活之本能，隨時局之變遷而適應其自身之經濟、政治、社會的環境。假令種族機構不及其強韌者處此，要將不免于隕滅。她接受了天然恩施，依附其優美的花鳥山谷，資為靈感與道德之營養。就是這種天然環境，保持她的心靈之健全、純潔，以免于種族的政治社會之退化。她毋寧生活于大自然的曠野，晝則煦浴于陽光，晚則眺賞于霞彩，親接清晨之甘露，聞吸五谷之芬芳；憑借她的詩，她的生活習慣的詩與辭藻的詩，她熟稔了怎樣去頤養她那負傷太頻數的靈魂！說得明了些，她的獲享此耆壽高齡，乃仿佛一般個人之健身法，多過戶外生活，以接受大量之日光與清鮮空氣。她經歷過艱難困苦的時期，反復循環之戰爭與癘疫，以及其他種種天災人禍。她總能秉一種可怕的幽默，與近乎獷野的沉毅氣度，冒萬難而前進；千辛萬苦，最后卒能撥亂誅暴，以自復于常軌。不差，她是民族之耆艾；就只是民族之耆艾，已該是值得嘆賞之所在。
現在她已達到了期頤之齡，超越乎精神與肉體之痛苦，但往往也有人認為這意義就是失卻希望，失卻挽救的機會。因為人們疑惑著：高大的年齡是一種力量呢？還是腐朽弱質呢？中國好似頗蔑視這個世界，她拿一種冷淡的態度對待它。這是她的高大的年齡實有以致之。不論如何遭遇，她的平靜的生命，永遠無擾而長流，不辭痛苦與憂愁，亦不震撼于虛榮與屈辱—細小之情感只足以激動幼稚的心靈—即如過去兩百年中，立即毀滅與立即崩潰之威嚇，亦曾未稍為所懾。勝利與失敗，已不復能彈動她的心弦，困厄與死亡失卻了它們的刺戟力，而聯系數百年的民族生命之暗影，亦遂失去任何嚴重的意義。仿佛尼采（Nietzsche）譬喻之大海，它大過于棲存于它體內的魚類、介類、軟體動物類，大過于膠泥，故能兼容并蓄，不致拒卻它們的投入。同樣，中國是大過于她的一切留學生之魯莽而殘缺不全之宣傳；大過于貪官污吏、倒戈將軍、騎墻革命家、假道學者之貪婪無恥；大過于戰爭叛亂，大過于一切污玷、貧窮與饑饉，因而能一一渡過此等難關而永生。側身乎叛亂戰禍之間，圍繞著貧苦的兒孫，愉快而龍鐘老態的中國，閑逸地吮啜著清茶，微微笑著；在她的淺淺笑窩之中，我偶爾看出她那絕無僅有的懶于改革的惰性，和那別有風味的高傲的保守性。
惰性乎？高傲乎？倒也不甚清楚。不過在她的心靈上，好像狙伏著某種老犬之機警，就是這種機警，便玄妙地動人。何等玄妙的高齡的心靈啊！何等偉大的高齡的心靈啊！
二
但是偉大能值得多少呢？卡蘭莉好像在什么地方說過，真正偉大藝術之第一個印象，常常令人失神至于感到痛苦的程度。是以“偉大”之命數注定該為人所誤解的，中國之命數亦即如此。中國曾偉大而煊赫地被人誤解過。“偉大”往往是一種特別的名詞，專指吾人所不了解而愿意享用的事物。介乎愿意為人所熟悉了解與被稱為偉大，中國寧愿被人所了解，倘能被每個人所了解，那才再好沒有。可是怎樣能使中國被了解？誰將充當她的傳譯者？她具有那樣悠長的歷史，其間出了那么許多圣皇雄主，賢哲詩人，名師學者，以至勇敢母親，才干婦女；她有她固有的文藝哲學，繪畫戲劇，供給一般平民以分辨善惡的道德意識；加以無盡藏之平民文學、民間謠俗以助美德。可是這些寶藏未能直接受外人之了解，因為語言之不通，已夠掘成無法逾越的鴻溝。中國能不能利用洋涇浜英語來促使了解呢？所謂“中國通”者，是否將從廚子阿媽口中，探取對中國精神之認識呢？能不能經由仆歐，經由買辦，經由薩勞夫，或誦讀《字林西報》的通信以達到了解呢？這一類主意分明是失當的。
的確，想要嘗試去了解一個異民族及其文化，尤其像中國那樣根本與自己不同的文化，此種工作殆非常人所堪勝任。因為此種工作，需寬廣之友情，需要一種人類博愛之情感。他必須循依心臟之每一次搏躍，用心靈的視覺來感應。此外，他必須擺脫一切自己的潛意識，一切兒童時代所已深植的意識，和成年時代所得深刻印象，一切日常為人所看重的字義，“共和政體”“繁榮”“資本”“成功”“宗教”“利息”等。又不能讓他與研究下的國家生隔閡。他一方面需要超越的觀念，一方面也需要一個淳樸的心地。此種淳樸的心地，大詩人羅白脫朋斯是很好的典型，這位詩人赤條條裸裎了吾人的靈魂，揭露了一般人的性格、情愛并憂郁。只有秉此超脫與淳樸的心地，一個人始能明了一個異性民族的內容。
然則誰將為此傳譯者呢？這一個問題，殆將成為不可解決之懸案。那些身居海外而精通中國學術之學者，以及圖書館管理員，他們僅從孔氏經籍所得的感想中觀察中國，自然絕非肩荷此等工作之適當人物。一個十足的歐洲人在中國不說中國語言。而道地的中國人不說英語。一個歐洲人說中國話說得十分流利，將養成同化于華人的心理習慣，此等人將被其國人視為古怪人物；中國人說英語說得太流利而養成了西洋人的心理習慣，將被削除國籍。又有一種說英語的特種華人，或則系根本不會講本國語言的，或甚至用英語發音來說中國語的。這些人當然也不可靠。像這樣逐項排除，吾人勢必忍受所謂“中國通”的調度，而將傳譯責任大部依托于他的一知半解的認識。
此種中國通，讓吾們且慢著描繪他，因為他是你在中國問題上唯一的權威者。蘭遜先生曾把這樣一個人物精細描寫過。但照我想來，他是一個活潑的人物，吾人很容易把他描繪出一個印象來。可是切莫把他弄錯了。他或許是傳教士的兒子，或許是一個船主或水手，或則為領事館里的書記，亦可以是大腹賈，對于他，中國最好作為沙丁魚和花旗蜜橘的銷售市場。他不一定是未受過教育者，其實他或許是個出色的新聞記者，一面注視著政治顧問的活動，一面照顧些借款傭金，他在他的能力限度以內，或可收集很詳細的情報；這個限度是他不能講三個以上綴音的中國語言，而依賴他的會講英語的中國朋友以供給材料，但是他總能繼續他的事業。好在閑來玩玩高爾夫球，高爾夫球總能使他舒服。時而喝喝李普頓茶，讀讀《字林西報》，亦頗閑逸，不期此時卻激動了他的肝火，他對于土匪、綁票、內戰，那些清晨不快意的報道，不免惹氣，這一氣把他剛下肚的早餐消耗個干凈。他的胡子居常刮得煞光，服裝整潔，遠勝他的中國伴侶，皮鞋又擦得分外閃亮，遠勝他在英國之時，這于他所費無幾，因為中國的仆歐是最好的皮鞋擦手。每晨從寓所上寫字間，則駕一輛跑車，疾駛三四英里，然后自信有光顧史密斯夫人的茶點之需要。他的脈管中未必環流著縉紳先生的血胤，他的客廳里也沒有祖先的油繪像，可是他常能遠溯上古歷史以至原始森林時代，以證明他的遠祖確系貴族，這才使他的心境寬悅，而研究中國的一切煩慮也得以輕松了。可是他還有不舒服的時候，每次有事使他必須穿過中國街道，那里就有許多異族人的視線，千千萬萬集射而來。他掏出一條手帕，胡亂掩著鼻子嗆一陣鼻涕，硬著頭皮苦挺一下，免不了抱著掃興而畏怯的神情。若泛泛地流盼一下那些穿藍襪子的人浪的波動，則覺得這些人的眸子倒并不像廉價小說的封面上所描繪的乜斜之甚。這些人是否會從背后暗算人呢？明亮的日光下，怕不會有這等事情，可是誰也不能預料！他在棒球場鍛煉出來的運動家氣概一股腦兒離別了他。他寧愿叫腦袋吃一下球棍的猛擊，卻不愿再度通過這些彎曲的街道了。不差，這是一種畏怯，是一個陌生人最初的畏怯。
但是他的心里并不單純至此，他的“仁慈”使他不忍睹視貧愁的光景，不忍安坐黃包車上而目睹可憐的“人獸”拖沉重的負擔—他因是必得坐一輛汽車。汽車的作用不光是代步的工具，它是一座活動的碉堡，從寓所把他載到寫字間，沿途庇護著他，使他與中國社會相隔離。他不愿離開他的汽車，也不愿離開他的文明自傲。在進茶點的時候，他告訴史密斯姑娘：一輛汽車在中國不算是奢侈品，而是必需品。每天三英里的驅車工作，把他深鎖的心掩藏于玻璃箱籠里，從寓所裝到寫字間；僑居中國二十五年，未始一日有例外。雖然，當他重返英吉利，固絕未提及此等情形。而在寄給倫敦泰晤士報通信中卻自署“二十五年僑華老旅居”，至于日常生活的實況則亦諱莫如深。他的通信寫得很動人，當然，他一定會知道他自己所寫的是什么。
同時，他所馳騁的這日常三英里幅徑，倒也不大肯超越范圍，除非偶爾玩玩越野賽馬，這才勞他玉趾賁臨，踐踏上中國農田。可是這一來，必得讓他爬出碉堡而拋頭露面于日光空氣之下，于其際，他也不會疏忽怎樣去防衛自身的。不過這種猜想又弄錯了，原來他從未下鄉，只當他戶外玩球之時，如此說說罷了。這一種秘密，一定是他肚皮里明白。他從不光臨中國家庭，復小心翼翼以規避中國旅館，也從未讓中國報紙見一個面。到了晚上，電炬初明，他踱進世界最華貴的酒吧間，吮啜著他的冰燒酒，掇拾一些街談巷議，無稽讕言，喝得開懷，同座間大談其中國海岸山海經，無非傳聞遺說，一鱗半爪，其材料可遠自十七世紀葡萄牙航海者流傳而來。當他察覺上海非是蘇賽克斯（Susex），風尚不能盡如其在英國時之習慣，未免掃興。及聞中國人民也來祝度耶誕圣節，不覺大快，不過中國人民之不懂英語，終屬可怪。至若他走在路上，則趾高氣揚，目無華人，倘或踏痛了同行者足趾，雖用英語說一聲“Sorry”也屬無例可援。不差，他從未學習過一個旅客應用的幾句客套華語，卻不斷抱怨華人之排外思想，可憐庚子拳匪之役的火燒圓明園，竟不夠好好給中國人一頓教訓，怎不失望。哦，你們西洋人固握有權威以鎮臨中國，以促進人道之普通義務啊！
上面所寫的種種，都是你所知道也很平淡無奇的，假使不是為了西方人對華人觀念之構成，與此等事實息息相關，我固毋庸在此多費篇幅。你必須仔細想想兩方言語上之隔閡，中國文字之極度難學，以及中國政治、學術、文學、藝術之紛淆現狀，并中西兩方風俗習慣上之廣大差異，始足與言了解中國。
這一本書可說是對一般誤解中國者之一篇答辯，它將根據較高的理解基點而覓取較善良解。不過一般“中國通”倘欲繼續寫他討論中國事務的書本或短文，也難以僅為他不懂華文而遽干涉其著作之自由。總之，此等書本與短文，只配做茶坊酒肆的閑談資料而已。
不過事情總有例外—譬如赫德與羅素—他們能從一個絕對不同于自己者的生活方式中觀察內在的意義。但是有了一個赫德卻有一萬個吉爾勃，有了一個羅素，卻有一萬個伍特海特。結果不絕產生輕蔑華人的戲劇式故事。它的內容是幼稚而歪曲，卻為西方人所樂道，它也可以說是前代葡萄牙航海者野史的承繼者，不過削除了當年水手們的下流口吻，而保存著此輩水手的卑污意志。
中國人時而自起惶惑：中國海岸因何只值得吸引一班下流航海者和探險者呢？要明白解答這個疑問，最好先讀一讀摩斯的幾種著作（譯者按：摩斯氏歷任我國各地海關幫辦，所著研究中國之書籍甚多。其中《中國之國際關系》一書最為著名），然后探溯此輩航海者的傳家法寶與現代結合之線索，并審察早期葡萄牙人與現代“中國通”二者眼界之共通性，再仔細檢閱他們的利害關系，天然淘汰過程和驅使他們不遠千里而來的環境壓力，其間二者之異同如何，再質詢他們的目的何在，何為乎漂流異域，更絡繹不絕巴巴地趕到地球的這一角來。黃金與投機（載運貨物往外洋試銷）的第一個例子便是驅使哥倫布—最大的航海冒險家—探索到中國的航線。
一個人于是始明白此種嗣續的史實，明白哥倫布式航海者的傳統觀念何以能堅定而平衡地發展下來，于是更感覺到一種憐憫中國的意念。可憐那不是中國的社會美德，而是中國的黃金和她被作為“購買畜生”的購買力，總吸引西洋人到此遠東海岸來。那是黃金與利益才把西洋人與中國人連鎖起來，而投入卑污齷齪的旋流，實質上曾未嘗有絲毫人道精神之結合。他們本身，中國人和英國人，都不認識此種現實；因而中國人曾質詢英國人，假使他厭惡中國社會，為何不離開中國；而英國人也反問中國人，為何不退出租界；結果雙方均不知所答。故英國人并未勞神使自己被了解于華人，而忠誠的中國人尤從不念及使自己被了解于英人。
三
然則中國人能否了解自己呢？他們能否充任中國的最好傳譯者呢？具“自知之明”人盡知其比較的困難，在缺乏健全而清明的批評之環境內尤然，語言的困難，在受有較高教育的華人是斷乎不存在的；倒是悠長的中國歷史，卻相當難于整理；中國之藝術、哲學、詩文、戲劇也不易于精通而獲得優美的認識；至若昔日之知己同伴，電車上常遇之同車乘客，以至幼時同窗，今日膽敢擅握一省政權，于他亦屬難于寬容。
若夫種種前提條件，足以困頓一外國研究者，同樣也足以困頓一中國摩登青年，或許摩登青年的冷靜超越態度，還比不上外國研究家，亦未可知。在他的胸膛中，隱藏著一種（或不止一種）頑強的苦悶的掙扎。在他的理想中之中國與現實之中國，二者之間有一種矛盾。在他的原始的祖系自尊心理與一時的傾慕外族心理，二者之間尤有更有力之矛盾。他的靈魂給效忠于兩極端的矛盾撕碎了。一端效忠于古老中國，半出于浪漫的熱情，半為自私；其一端則效忠于開明的智慧，此智慧渴望社會的革新，欲將一切老朽、腐敗、污穢干癤的事物，作一次無情的掃蕩。有時矛盾起于羞恥心理與自尊心理之間，則此種矛盾更為重要，蓋此矛盾介乎單純的家族效忠心與事物現狀的嚴重羞恥性，這是優良本能，頗足以自動的刺激福利之增進。有時他的祖系自尊心理占了優越，而正當的自尊心理與無意義的復古熱，只隔著一線之差，則甚危險。有時則他的羞恥本能占了優勢，而真切的革新愿望與膚淺的摩登崇拜，又只隔著一線之差，當亦不妥。要避免此等矛盾，確乎非是輕易之工作。
然則將怎樣始能把握住這個了解的統一觀念呢？真誠之批評態度，配合以精密之鑒定眼光，用心靈來觀察，用精神來思慮，心靈與精神，合而為一，這樣神妙的境界，也不是寫寫意意所能達到的。因為它的工作，至少應包括救濟“古老文化”那種艱巨事業；有如整理家傳珍寶，雖鑒識家之眼光，有時有被欺蒙之虞，而手指有時有躊躇不決之患。它需要勇氣，更需要一種更稀有的德行：誠懇；更需要一種更為稀有的德行：心靈的不斷辯論之活力。
但以中國青年比起外國研究家來，在便利方面究占一種顯明之優勢。因為他自身是中國人，因為是中國人，他不獨能用心靈來觀察，更能用精神來思慮。他知道，在他脈管里挾著自尊與羞恥的洪潮而奔騰環流的血，是中國人的血。這是在他的生物化學機體中運轉著中國之過去與未來的神秘之神秘，而負荷著中國一切尊榮與恥辱，功業與罪惡之負擔者；過去與未來，其命運真是千變萬化。何以而非切身之關系？至是，所謂整理家傳珍寶之譬喻，因而覺得頗不完全，亦不正確，蓋不自覺的民族遺傳性含存于他的血管內，亦即構成他的身體之一部。故其本身亦即為古董一分子，而非獨立之鑒識家。他或許會玩玩英國式足球，其實非真愛好足球；他或許會贊美美國式功率制，而內心實反對功率制；他或許在食桌上使用茶巾，心上卻討嫌茶巾；聽了舒伯特的諧曲與蒲拉謨的詩歌，他體會出一種東方情調的陪音，有如古代民謠與牧童情歌的回響，禁不住這種故國情調的誘激，他的心靈安得不魂兮歸來。他發掘出了西方文化的優美與榮華，但他還是要回返到東方，當他的年齡將近四十歲，他的東亞的血流便克制著他。他瞧見了父親的畫像，戴一頂瓜皮緞帽，不由卸卻他的西裝，換上一套長袍和平底鞋，嗚呼噫嘻，不圖竟乃如此舒服，如此適意，如此雅逸，蓋套在中國式長袍和平底鞋里，他的靈魂得到了休息。于是他不復能明了西方“狗頸圈”有何意義，不識當初何以竟會貿然服用了那么長時間。他從此也不復再玩足球，而動手練習中國健身法，遨游桑田竹林之間，憩息松影柳蔭之下，如此行動，非如英人所知之鄉村散步，而為東方別有意義之遨游，有益于肉體，亦有益于心神。他討嫌這個字“體操”，操練什么呢？這完全是可笑的西方意義。嗟吁，就只消看看那些威儀棣棣的成年小伙子，竟會在曠場之上豕突狼奔，橫沖直撞，爭逐一顆小小皮球，現在想來，怎不可笑；至若炎夏天氣，運動之后，把身體裹以熱潑潑的法蘭絨和羊線衫，更覺可笑。營營擾擾，所為何來？他回想一下，記起當年自己嘗樂此不倦，那時他還年輕，還沒有成熟，那時的他，不是他自己，只能算一瞬之幻覺，而非真有愛好運動之本性。蓋他所生長的環境決然不同，他生長于磕頭、閑逸、文雅的環境，而非生長于玩足球，套狗頸圈，抹茶巾，講功率制的環境，真不應該東施效顰。他有時把自己看作一頭豬而把西洋人看作一條狗。狗往往歡喜咬弄豬，而豬只能報之為“唔嗯”。此一“唔嗯”，或許即是一表示滿足之“唔嗯”。他甚至竟或愿意變成一頭真正的豬，因為它的生活實在夠舒服。所以也不致羨慕狗的頸圈，不致羨慕狗的功率制，也不致羨慕狗的妖狐式的勝利。他唯一所巴望的是：狗不要來糾纏它，好讓它獨個兒自在著。
當其縱覽中西兩方文化，發現現代中國，便該是這個樣兒。要考察并認識東方文化，只有取這個樣兒的態度。因為他的父親是中國人，母親也是中國人，每當他談到中國，總得念及他的父親、母親，或追想他們的遺容遺行。那是一個活躍的生命，他們共同的生命，充滿著興奮、忍耐、痛苦、快樂和毅力，此等生命，未曾接觸過現代文化的影響，可是他們的偉大、尊貴、謙和、誠信，未見稍有遜色。這樣，他真認識了中國了！我以為觀察中國之唯一方法，亦即所以觀察其他任何各國之唯一方法，要搜索一般的人生意義，而不是異民族的舶來文化，要滲透表面的古怪禮貌而覓取誠意的謙德；要從婦女的艷裝異服下面，尋求真正的女性與母型；要留意男孩子的頑皮而研究女孩子的幻想。此等男孩子的頑皮，女孩子的幻想，以及嬰兒之笑窩，婦人之哭泣，丈夫之憂慮—它們都是全世界各處相同的表象。是以吾人只有經由丈夫之憂慮與婦人之哭泣，始可能正確地認識一個民族，差異處蓋只在社會行為之形式而已，這是一切健全的國際批評之基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