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眼鏡的女孩（諾貝爾文學獎修訂新版）

文字與圖畫大師的相遇，跨時代典藏的繪本小說

二○一四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小淘氣尼古拉》繪本大師桑貝
　
莫迪亞諾的童年寓言
描寫父母親異地工作，分隔三年的童年往事
只有父親的日子，女孩戴起了眼鏡
她學會分辨夢境並且準確地去觀察世界真正的樣子
學會媽媽擅長的芭蕾舞蹈，以雙腳朝人生交擊跳躍

特殊十八開精裝共讀典藏版
獻給每顆思念家人並渴望擁抱溫暖的心
一起戴上眼鏡享受閱讀時光吧

「到了很久以後，我才覺得我的童年莫測高深，讓我有了寫作的欲望」　
──派屈克．莫迪亞諾，二○一四年諾貝爾文學獎，得獎感言

當我不戴眼鏡時，眼底的世界不再那麼粗糙，人與物銳利分明的輪廓邊線消失了，全變得朦朧、柔和；聲音也漸次低沉。它像我依偎在臉頰邊的大枕頭一樣軟乎乎、毛絨絨，我總是沉睡其中。
「你又在做夢啊，卡德琳？」爸爸問我。「該把眼鏡戴上了。」
我聽他的話戴好眼鏡，一切又變得像平常一樣堅硬、準確。透過眼鏡，我看見世界本來的面目。我不能再沉溺於夢境。
我好想念媽媽，分開了這麼多年以後，終於要見面了，我好高興。

本書記述一個戴眼鏡的女孩，與她父親兩人在巴黎第十區度過的一段童年故事。他們住在一間倉庫的樓上，女孩的父親從事著詭異的轉運工作，母親則曾是一名舞蹈者，人在美國．一家人分隔了三年…

　作者透過女孩的筆觸，細膩而柔性地描述著女孩眼中的世界和所見所聞，文字洋溢著純稚而淡雅的風格。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迪亞諾以其獨特的簡單回溯敘述方式，帶領我們進入一個溫暖和煦的世界，非常平實的情節，卻包括了一種生命的深度內容，使得整部作品就宛如一首流暢的鋼琴樂章一般，配合法國插晝大師桑貝大量的趣味插圖，本書不僅讀者愛不釋手，更具典藏價值　。

派屈克．莫迪亞諾／故事

二○一四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派屈克．莫迪亞諾，Patrick Modiano，一九四五年出生於巴黎一個富商家庭，父親是義大利猶太人後裔。他的小說常以二次大戰德軍佔領法國時期為背景，渲染當時恐懼、曖昧未明的不確定氣氛，描寫一些形跡可疑的小人物，生活在大時代中身不由己的悲哀。記憶、身份和追尋成為他小說中常見的主題，處理時間和記憶的藝術性，被譽為當代的普魯斯特。

莫迪亞諾一九六八年出道作《星形廣場》（La Place de l'étoile） 即榮獲羅傑‧尼米耶文學獎；之後陸續以《環城大道》（Les Boulevards de ceinture）榮獲法蘭西學院小說大獎，一九七八年以《暗店街》榮獲法國文壇最高榮譽「龔古爾獎」。莫迪亞諾至今創作三十多部作品，包二十八本小說、八部電影戲劇劇本、兒童文學、歌詞創作等。他的作品普遍篇幅不長，俱是傑作。《暗店街》成為他至今最為全球熟知的代表作

他是第十五位榮獲諾貝爾文學獎肯定的法國作家，也是當今文壇第一位先後榮獲龔固爾獎及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

桑貝 /插畫

尚‧賈克‧桑貝，Jean-Jacques Sempé，世界級插畫及繪本大師。一九三二年生於法國波爾多，十九歲即投身漫畫界。一九六○年與赫內‧葛西尼合作創作了《小淘氣尼古拉》系列作品，一舉成名，成為他的代表作。桑貝擅長用淡雅色彩與細緻筆觸，搭配簡單的文句，描述出最單純的人性價值，觸動人心。他也對法國與西方社會變遷觀察入微，時事景況經常出現於他的畫作中，將複雜的議題轉換成能使人會心一笑的幽默。除了散見於世界各大報章雜誌外，他也定期為美國的《紐約客》雜誌畫製封面。法國媒體更盛讚桑貝是集哲學家、社會學家、小說家與詩人於一身的畫家。

譯者簡介
邱瑞鑾，東海大學哲學系畢業，譯有法國作家馬歇爾．埃梅短篇小說集《貓咪躲高高》。

紐約今天下雪，我從五十九街住的公寓窗口，看望對面大樓裏我開辦的舞蹈學校上課的情形。在大幅的玻璃後面，穿緊身衣的學生剛練習完腳尖點地和雙腿交擊的動作。我女兒在那裏擔任助教，正隨著音樂向學生示範爵士舞，好讓怹們放鬆肢體。
待會兒我就要過去和他們一起練舞。
在這羣學生裏，有一位戴眼鏡的小女孩。她上課前都先把眼鏡擱在椅子上，就像我在她那個年紀，去狄絲邁洛娃太太那裏上課時一樣。沒有人戴著眼鏡跳舞的。我記得，在狄絲邁洛娃太太那裏跳舞的那段期間，白天練舞，我都沒戴眼鏡。當我不戴眼鏡時，眼底的世界不再那麼粗糙，人與物銳利分明的輪廓邊線消失了，全變得朦朧、柔和；聲音也漸次低沉。它像我依偎在臉頰邊的大枕頭一樣軟乎乎、毛絨絨，我總是沉睡其中。
「你又在做夢啊，卡德琳？」爸爸問我。「該把眼鏡戴上了。」
我聽他的話戴好眼鏡，一切又變得像平常一樣堅硬、準確。透過眼鏡，我看見世界本來的面目。我不能再沉溺於夢境。
在紐約，我曾經在一個芭蕾舞團當了幾年團唄。後來，我和媽媽一起開設舞蹈班，媽媽退休後，便由我獨力經營。現在則有女兒和我一起工作。其實爸爸也應該退休了，但他還拿不定主意。不過，話說回來，他要從哪兒退，哪兒休呢？我一向搞不清楚爸爸真正的職業是什麼。他和媽媽現在住在格林威治村的一間小公寓裏。總之，我們這家人沒什麼特別好談的，紐約多的是這樣的人。唯一和他人有點不同的是，我是在巴黎第十一區度過童年的。這已經是三十年前的往事了。
當時我們住在一個像倉庫一樣的地方的樓上，每天晚上七點鐘，爸爸就放下一樓倉庫的鐵捲門。這個地方像是鄉下火車站的庫房，有人寄放行李，有人寄發行李。每天都堆滿了一堆箱子和盒子。倉庫裏還有一個磅秤，磅秤的秤台很大，和地面齊高；指針刻度可以指到三百公斤，是用來秤很重的東西。
我從來沒看過這個磅秤秤過什麼東西。只秤過爸爸。偶爾幾次，爸爸的合夥人卡斯德拉先生不在店裏時，他就一動不動、一聲不響的站在秤台中央，雙手插進口袋，臉朝下。冥思著什麼似的凝視著秤表，秤表上的指針指著──我還記得很清楚──六十七公斤。有幾次，他對我說：
「要不要來，卡德琳？」
於是我到秤台上和他站在一起。我們兩個人就直立那裏，爸爸的手搭在我的肩上。我們動也不動，好像在照相機前擺弄姿勢一樣。我拿掉我的眼鏡，爸爸拿掉他的。四周一切都變得柔軟、熏熏然。時間靜止了。我們好舒暢。
有一天，爸爸的合夥人卡斯德拉先生撞見我們站在秤台上。
「你們在幹嘛？」他喝道。
熏熏然的氛圍消失了。爸爸和我，我們重新戴上眼鏡。
「我們在秤體重啊，你看到的。」爸爸回答。
卡斯德拉先生不屑回答我們，煩躁的踩著步子走到玻璃帷幕後面的辦公室。辦公室裏，面對面擺著兩張胡桃木製的辦公桌，桌前各有一張旋轉椅：這是爸爸和卡斯德拉先生的座位。
在媽媽離開以後，卡斯德拉先生才和爸爸一起工作。我媽媽是美國人。她二十歲時是舞團的舞者，隨飛團來巴黎巡迴演出。她就是在這個時候認識了爸爸。後來他們互訂終身，結了婚。媽媽繼續在巴黎的音樂廳跳舞，像帝國音樂廳、街頭藝人音樂廳、阿罕布拉音樂廳等處。我保存了所有媽媽演出的節目單。不過媽媽得了思鄉病。幾年後，她決定返回美國定居。爸爸答應她，等他處理好「生意上的事」，我們就去美國和她團聚。至少，爸爸是這麼對我說的。不過，後來我明白了，媽媽離開我們是另有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