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奇女書：花蹊君子女九簪（簡體書）

女書，是當今世界上發現的唯一的系統女性文字，主要流傳在湘、桂、粵邊界的湖南省江永縣，所以又名江永女書。千百年來，女書只在江永縣東北部瀟水流域，以及與之交界的道縣部分村莊的農家婦女中使用，長輩教晚輩，或女紅姊妹互相學習，代代相傳。女書習俗已被國務院列入首批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女書具有語言學、文字學、社會學、人類學等價值，女書建構的精神家園具有人類普遍意義。
本書內容包括女書概況、女書選讀、女書的書寫方式等，精選女書作品原件掃描、逐字逐句對照翻譯，包括婚嫁三朝書、結交姊妹信、自傳訴苦歌、歌謠謎語等等，還收錄了季羨林、周有光、李學勤等專家力薦女書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的推薦信。力求原汁原味再現女書文化之一角，引領讀者分享傳奇的女書文化。
季羨林先生動情地說：“試想這是多么堅韌不拔的精神，多么偉大的毅力，能不讓人們，特別是我們男子漢們敬佩到五體投地嗎？這難道不能夠驚天地泣鬼神嗎？”（《中國女書集成序》）
周有光先生稱女書為“深山里的野玫瑰”。這野玫瑰帶著南嶺的清芬和瀟水的溫情，仆仆而來，愿君采擷，接受這份愛與美的饋贈。

趙麗明博士，清華大學教授。師從張舜徽、陸宗達，1988年1月獲歷史學博士學位，任教清華大學。研究領域涉及中國語言學史、漢語史、文字學、歷史學、人類學、民族學、語言學（包括方言學、社會語言學）、婦女學等。并課外指導學生SRT（Student research training ，即大學生科研訓練項目）、暑期社會實踐，自2002年以來連續獲清華大學挑戰杯特等獎、校院金獎、一二等獎。

主持國家重大社科基金項目“中國西南地區瀕危文字的搶救、整理與研究”、“清華大學中國西南地區瀕危文化研究中心”。兼中國民族古文字研究會副會長，中國訓詁學會常務理事，中國社會語言學會常務理事、中國女書研究專業委員會主任等。

已出版著作20余部（包括合作），主要有：《中國女書合集》（5卷本）、《女書用字比較》、《女書與女書文化》、《古代漢語研讀》（理工）、《漢字應用與傳播》、《中越文化交流與漢字傳播》、《中國西南瀕危文字圖錄》、《神奇的刺青——西雙版納文身調查》等。主要論文80余篇，主要有：《字位理論探討—從女書國際編碼談起》、《女書基本字與字源考》、《從出土邯鄲合文現象談起——兼談文字體制與文字制度》、《從漢字傳播看六書層次》、《段學述要》、《清儒說文古音研究》、《〈小學考〉的編撰及其學術史價值》、《坡芽歌書是文字嗎》、《康熙字典>對海外的影響——中外文化交通》、《馬禮遜與傳教士語言學》、《中國西南瀕危文字搶救報告》等。

●首部講述女書傳奇的經典力作，由女書研究專家，清華大學教授趙麗明傾力寫就，力求原汁原味再現女書文化之一角。
●女書是神奇的，它是目前世界現存的唯一一種女性文字，完全由女性創作并使用，代表著別樣的文化生態；女書又是日常的。它是江永女人日常書寫的文字，詠唱的歌謠。母女之情、姐妹之誼在此間蔓延，如花兒一般悄然綻放
●周有光先生稱女書為“深山里的野玫瑰”。這野玫瑰帶著南嶺的清芬和瀟水的溫情，仆仆而來，愿君采擷，接受這份愛與美的饋贈。

第四簪歌堂
進不了學堂，唱歌堂
女書既不是官方文字，也不是宗教文字。女書是地道的民間文字。女書的使用者乃至創造者是不能受到社會正規教育的普通的農家婦女。
女人不能上學讀書，不能進學堂，也不能進祠堂吃清明酒。用女書中的說法，不能頂門立戶“抵爺（父）名”。她們常常抱怨，身為女人“錯度紅花（女孩）不抵錢”，“只因皇帝制錯禮”，“弟弟讀書起高房，姊妹繡花坐繡樓”。但是她們為自己創造了一種文字，成了會讀書寫字的“君子女”。歌堂就是她們的學堂。
歌堂＝學堂
歌堂是傳承女書的學堂。女書歌堂主要有三種形式：
1、女紅歌堂。平日要好的姊妹常常一邊做女紅一邊唱女歌，習女書。這里婦女有結交姊妹“老同”的習俗，她們用女書寫結交書，互相邀請慰問，訴說苦樂，或結伴奉上女書向神靈許愿求福。
2、節日歌堂。每年四月初八，本來是男人們的“斗牛節”，女人則在家歡聚打平伙，各自帶食品錢餉，一起聚餐，一起唱習女書。男人的斗牛早就不搞了，姑娘們的節日卻傳下來，成了專門的女兒節。其他還有正月十五、六月的吹涼節、嘗新節等也是姊妹們聚會的節日。
3、婚嫁歌堂。特別是伙伴出嫁前，姊妹要來陪伴，多則半個月，少則三天，坐歌堂，唱陪嫁歌。精美的三朝書，是姑娘出嫁后第三天最珍貴的禮物。三朝書是女書的經典，是女書重要的教材。當地稱唱讀女書為“讀紙讀扇讀帕”、“唱紙唱扇唱帕”。這樣，唱讀女書歌和與之有關的女紅形成了一種特殊的女書歌堂文化，也是女書傳承的主要方式。
“君子女”與歌堂文化
在女書之鄉，歌堂文化是女書的溫床，女書是歌堂文化的靈魂。女書作品基本上都是長詩體韻文，90％以上是七言，偶見五言、雜言。女書的閱讀方式一定要唱誦，大多用一種特定的比較低沉、哀婉的曲調吟唱。女書作品幾乎都是唱本。其創作者是當地精通女書的“知識分子”，用女書中的說法叫做“君子女”。這些婦女又被稱作“歌頭”。
這樣能唱，能寫，又能創作女書的婦女不是很多的。通過對上江墟的20個自然村的調查，我們看到，近百年間，有30余名精通女書的婦女，有的村只有一、二個，有的村多達十來個。精通女書的人較多的村子有高家、甘益、河淵等。她們是女書的教授者、傳播者。她們出嫁所至，即女書傳播范圍所及。這些婦女在當地有很高的威望，往往以她們為核心，以女書為靈魂，凝聚著一個個結交老同姊妹群體。她們的社交活動場所是在家里的繡樓堂前。她們的社交活動方式為寫女書、唱女書，以及切磋女紅。每當女書歌聲響起的時候，姑娘、媳婦、老嫗便聚攏來一起“讀紙讀扇”，忘情入境。大家都沉浸在女性情感世界中，自演自唱，自娛自樂。
在女書之鄉，婦女們不一定人人會寫女書，但幾乎人人會唱女書歌。女書作品是共享性的，即使是自傳或信件，也是唱出來大家聽，甚至大家唱。女書文學是一種群眾性的民間說唱文學。女書文化是一種庭院式的歌堂文化。
女書“文房四寶”
女書的“紙”很多，有冊書、扇書、紙書、帕書、帶子花、銅幣。女書的經典文本是自制的布面冊本“三朝書”，款式同中國傳統線裝書，制作非常精美。除了作為紀念，女書文本還用于夾女紅花樣絲線等，將伴隨一生，去世時放進棺材或燒掉。它是由婦女們親手做的手寫本，有一致的裝璜、縫制的方法。每個文本大約32開本大小；布制封面一般有三層，外面是黑色自織或機織土布，里子常見為藍綢緞的，中間還夾有一層墊布；裝訂線圖案均為雙線回字格紋，上下有紅布抱角，外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處有彩條花邊為接縫，內為縱橫經緯布紋，外為斜經緯布紋，最外邊有包邊沿條。整個封面美觀、大方、堅固、厚實，便于經常翻閱、保存，便于攜帶、使用。此外，女書還有紙書、扇書和帕書等式樣。紙書指的是一張紙，常常是紅紙。扇子也是婦女喜愛的女書式樣，無論寫或讀，即展即合，文雅，方便。帕書是把女書繡在手帕上，有時是黃綢緞上，類似皇榜詔書，顯示了女書主人“君子女”的強烈自尊。所以也稱讀女書為“讀紙、讀扇、讀帕”。帶子花是繡在花帶上的女書歌、吉利話，并且用花帶拼成“八寶被”。20世紀末在南京發現了太平天國女書銅幣（見《人民日報》海外版2000年3月2日拙文）。女書是對男尊女卑的舊制度的文化抗爭，從山溝寫到京城，從紙書、扇書、帕書寫到太平天國的銅幣上，雖然只是彗星一閃，曇花一現，卻蘊含著一種質的升華。
女書的筆原來是用竹篾或“棍子筆”。女書的墨原來是“鍋底灰”。后來逐漸用毛筆、用墨，甚至“與時俱進”，用圓珠筆、簽字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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