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叢書‧經典隨行：中國史綱（簡體書）

《中國史綱》原為張蔭麟受聘編寫的高中歷史教材的一部分。作者依據自己的歷史觀，對東漢前的中國史實作了較為嚴格的選擇和取捨，把前人研究成果和自己“玩索所得”融會貫通，用講故事的方式寫出其間社會的變遷、思想的貢獻及若干重大人物的性格和活動。
這本書章節安排簡要得當，文字技巧活潑動人，思想智慧透徹通達，隨時流露出作者的才情與用心，不僅被譽為“歷史教科書中最好的一本‘創作’”（陳夢家語），更是一種別具一格的通史讀物。

張蔭麟（1905—1942），號素癡。廣東東莞人。1923年進清華學校，以“史、學、才”三才識為人稱道。畢業後赴美留學，四年後歸國，相繼執教於清華大學、西南聯大、浙江大學。學貫中西，兼通文史哲，後專門從事歷史研究，多有創見，故“終能在史學界取得第一流的地位”（賀麟語）。

編輯推薦
☆張蔭麟，讓梁啟超、錢穆、傅斯年等大師讚歎的史學奇才
☆以故事的形式講述歷史，寓哲理於敘事中，文字活潑，思想透徹

自 序
這部書的開始屬草，是在盧溝橋事變之前二年，這部書的開始刊佈，是在事變之後將近三年。
現在發表一部新的中國通史，無論就中國史本身的發展上看，或就中國史學的發展上看，都可說是恰當其時。就中國史本身的發展上看，我們正處於中國有史以來最大的轉變關頭，正處於朱子所謂“一齊打爛，重新造起”的局面；舊的一切瑕垢腐穢，正遭受徹底的滌蕩剜割，舊的一切光晶健實，正遭受天捶海淬的鍛煉，以臻於極度的精純；第一次全民族一心一體地在血泊和瓦礫場中奮紮以創造一個赫然在望的新時代。若把讀史比于登山，我們正達到分水嶺的頂峰，無論回顧與前瞻，都可以得到最廣闊的眼界。在這時候，把全部的民族史和它所指向道路，作一鳥瞰，最能給人以開拓心胸的歷史的壯觀。就中國史學的發展上看，過去的十來年可算是一新紀元中的一小段落；在這十來年間，嚴格的考證的崇尚，科學的發掘的開始，湮沒的舊文獻的新發現，新研究範圍的墾辟，比較材料的增加和種種輸入的史觀的流播，使得司馬遷和司馬光的時代頓成過去；同時史界的新風氣也結了不少新的，雖然有一部分還是未成熟的果。不幸這草昧初辟的園林，突遇狂風暴雹，使得我們不得不把一個萬果累累的時代，期於不確定的將來了。文獻的淪陷，發掘位址的淪陷，重建的研究設備的簡陋和生活的動盪，使得新的史學研究工作在戰時不得不暫告停滯，如其不致停頓。“風雨如晦，雞鳴不已”的英賢，固尚有之；然而他們生產的效率和發表的機會不得不大受限制了。在這抱殘守缺的時日，回顧過去十來年新的史學研究的成績，把它們結集，把它們綜合，在種種新史觀的提警之下，寫出一部分新的中國通史，以供一個民族在空前大轉變時期的自知之助，豈不是史家應有之事嗎？
自序中國史綱著手去寫一部通史的人，不免劈頭就碰到一個問題；以批評眼光去讀一部通史的人，也不免劈頭就碰到同一的問題，那就是，拿什麼的“筆削”做標準？顯然我們不能把全部中國史的事實，細大不捐，應有盡有的寫進去。姑勿論一個人，甚至一整個時代的史家沒有能力去如此做。即使能如此做，所成就的只是一部供人檢查的“中國史百科全書”，而不是一部供人閱讀的中國通史。那麼，難道就憑個人涉覽所及，記憶所容和興趣所之，以為去取嗎？這雖然是最便當的辦法，我懷疑過去許多寫通史的人大體上所采的不是這辦法。無怪佛祿德(Froude)把歷史比於西方的綴字片，可以任隨人意，拼成他所喜歡的字。我們若取任何幾種現行的某國或某處通史一比較，能否認這比喻的確切嗎？但我們不能以這樣的情形為滿足。我們無法可以使幾個史家各自寫成的某國通史去取全同，如自一模鑄出，除是他們互相抄襲。但我們似乎應當有一種標準，可以判斷兩種物件相同而去取不同的通史，孰為合當，孰為高下，這標準是什麼？
讀者于此也許會想到一個現成的答案：韓昌黎不早就說過“記事者必提其要”嗎？最能“提要”的通史，最能按照史事之重要的程度以為詳略的通史，就是選材最合當的通史。“筆削”的標準就在史事的重要性。但這答案只把問題藏在習熟的字眼裡，並沒有真正解決問題。什麼是史事的重要性？這問題殊不見得比前一問題更為淺易。須知一事物的重要性或不重要性並不是一種絕對的情實，擺在該事物的面上，或蘊在該事物的內中，可以僅就該事物的本身檢察或分析而知的。一事物的重要性或不重要性乃相對於一特定的標準而言。什麼是判別重要程度的標準呢？
“重要”這一概念本來不只應用于史事上，但我們現在只談史事的重要性，只探究判別史事的重要程度的標準。“重要”一詞，無論應用於日常生活上或史事的比較上，都不是“意義單純”(Univocal)的；有時作一種意義，有時作別一意義；因為無論在日常生活上或史事的比較上，我們判別重要程度的標準都不是唯一無二的；我們有時用這標準，有時用那標準。而標準的轉換，我們並不一定自覺。唯其如此，所以“重要”的意義甚為模糊不清。在史事的比較上，我們用以判別重要程度的可以有五種不同的標準。這五種標準並不是作者新創出來的，乃是過去一切通史家部分地、不加批判地，甚至不自覺地，卻從沒有嚴格地採用的。現在要把它們盡數列舉，並加以徹底的考驗。
第一種標準可以叫做“新異性的標準”(Standard of Novelty)。每一件歷史的事情都在時間和空間裡占一特殊的位置。這可以叫做“時空位置的特殊性”。此外它容有若干品質，或所具若干品質的程度，為其他任何事情所無。這可以叫做“內容的特殊性”。假如一切歷史的事情只有“時空位置的特殊性”而無“內容的特殊性”，或其“內容的特殊性”微少到可忽略的程度，那麼，社會裡根本沒有所謂“新聞”，歷史只是一種景狀的永遠持續，我們從任何一歷史的“橫剖面”可以推知其他任何歷史的“橫剖面”。一個民族的歷史假若是如此，那麼，它只能有孔德所謂“社會靜力學”，而不能有他所謂“社會動力學”；那麼，它根本不需有寫的歷史，它的“社會靜力學”就可以替代寫的歷史。現存許多原始民族的歷史雖不是完全如此，也近於如此；所以它們的歷史沒有多少可記。我們之所以需有寫的歷史，正因為我們的歷史絕不是如此，正因為我們的史事富於“內容的特殊性”，換言之，即富於“新異性”。眾史事所具“內容的特殊性”的程度不一，換言之，即所具“新異性”的程度不一。我們判斷史事的重要性的標準之一即是史事的“新異性”。按照這標準，史事愈新異則愈重要。這無疑地是我們有時自覺地或不自覺地所採用的標準。關於這標準有五點須注意。第一，有些史事在當時富於“新異性”的，但後來甚相類似的事接疊發生，那麼，在後來這類事便減去新異性；但這類事的始例並不因此就減去“新異性”。第二，一類的事情若為例甚稀，它的後例仍不失其“新異性”，雖然後例的新異程度不及始例。第三，“新異性”乃是相對於一特殊的歷史範圍而定。同一事情，對於一民族或一地域的歷史而言，與對於全人類的歷史而言，其新異的程度可以不同。例如十四世紀歐洲人之應用羅盤針於航海，此事對於人類史而言的新異程度遠不如其對於歐洲史而言的新異程度。第四，“新異性”乃是相對於我們的歷史知識而言。也許有的史事本來的新異程度很低，但它的先例的存在為我們所不知。因而在我們看來，它的新異程度是很高的。所以我們對於史事的“新異性”的見解隨著我們的歷史知識的進步而改變。第五，歷史不是一盤散沙，眾史事不是分立無連的；我們不僅要注意單件的史事，並且要注意眾史事所構成的全體；我們寫一個民族的歷史的時候，不僅要注意社會之局部的新異，並且要注意社會之全部的新異；我們不僅要注意新異程度的高下，並且要注意新異範圍的大小。“新異性”不僅有“深濃的度量”(Intensive Magnitude)，並且有“廣袤的度量”(Extensive Magnitude)。設如有兩項歷史的實在，其新異性之“深濃的度量”可相頡頏，而“廣袤的度量”相懸殊，則“廣袤的度量”大者比小者更為重要。我們的理想是要顯出全社會的變化所經諸階段和每一段之新異的面貌和新異的精神。
假如我們的歷史興趣完全是根於對過去的好奇心，那麼，“新異性的標準”也就夠了。但事實上我們的歷史興趣不僅發自對過去的好奇心，所以我們還有別的標準。
第二種標準可以叫做“實效的標準”(Standard of Practical Effect)。這個名詞不很妥當，姑且用之。史事所直接牽涉和間接影響于人群的苦樂者有大小之不同。按照這標準，史事之直接牽涉和間接影響于人群的苦樂愈大，則愈重要。我們之所以有這標準，因為我們的天性使得我們不僅關切于現在人群的苦樂，並且關切于過去人群的苦樂。我們不能設想今後史家會放棄這標準。
第三種標準可以叫做“文化價值的標準”(Standard of Cultural Values)。所謂文化價值即是真與美的價值。按照這標準，文化價值愈高的事物愈重要。我們寫思想史、文學史或美術史的時候，詳於灼見的思想而略於妄誕的思想，詳于精粹的作品而略於惡劣的作品（除了用作形式的例示外），至少有一大部分理由依據這標準。假如用“新異性的標準”，則灼見的思想和妄誕的思想，精粹的作品和惡劣的作品，可以有同等的新異性，也即可以有同等的重要性，而史家無理由為之軒輊。哲學上真的判斷和文學美術上比較的美的判斷，現在尚無定論。故在此方面通史家容有見仁見智之殊。又文化價值的觀念隨時代而改變，故此這標準也每隨時代而改變。
第四種標準可以叫做“訓誨功用的標準”(Standard of Didactic Utility)。所謂訓誨功用有兩種意義：一是完善的模範；二是成敗得失的鑒戒。按照這標準，訓誨功用愈大的史事愈重要。舊日史家大抵以此標準為主要的標準。近代史家的趨勢是在理論上要把這標準放棄，雖然在事實上未必能徹底做到。依作者的意見，這標準在通史裡是要被放棄的。所以要放棄它，不是因為歷史不能有訓誨的功用，也不是因為歷史的訓誨功用無注意的價值，而是因為學術分工的需要。例如歷史中的戰事對於戰略與戰術的教訓，可屬於軍事學的範圍；歷史人物之成功與失敗的教訓，可屬於應用社會心理學中的“領袖學”的範圍。
第五種標準可以叫做“現狀淵源的標準”(Standard of Genetic Relation with Present Situations)。我們的歷史興趣之一是要瞭解現狀，是要追溯現狀的由來，眾史事和現狀之“發生學的關係”(Genetic Relation)有深淺之不同，至少就我們所知是如此。按照這標準，史事和現狀之“發生學的關係”愈深，愈有助於現狀的解釋則愈重要。大概的說，愈近的歷史和現狀的“發生學的關係”愈深，故近今通史家每以詳近略遠為旨。然此事亦未可一概而論。歷史的線索，有斷而複續的，歷史的潮流，有隱而複顯的。隨著社會當前的使命，問題和困難的改變，久被遺忘的史跡每因其與現狀的切合而復活於人們的心中。例如吾人今日之于墨翟、韓非、王莽、王安石與鐘相是也。
以上的五種標準，除了第四種外，皆是今後寫通史的人所當自覺地、嚴格地，合併採用的。不過它們的應用遠不若它們的列舉的容易。由於第三種標準，對文化價值無深刻的認識的人不宜寫通史。由於第五種標準，“知古而不知今”的人不能寫通史。再者要輕重的權衡臻於至當，必須熟習整個歷史範圍裡的事實。而就中國歷史而論，這一點決不是個人一生的力量所能做得到的。所以無論對於任何時代，沒一部中國通史能說最後的話。所以寫中國通史永遠是一種極大的冒險。這是無可如何的天然限制，但我們不可不知有這種限制。
除了“筆削”的標準外，我們寫通史時還有一個同樣根本的問題。經過以上的標準選擇出來的無數史實，並不是自然成一系統的。它們能否完全被組織成一系統？如是可能，這是什麼樣的系統？上面說過，眾史事不是孤立無連的。到底它們間的關係是什麼樣的關係？同時的狀況，歷史的一“橫切片”的種種色色，容可以“一個有結構的全體之眾部分的關係”(Relation Between Parts of An Organized Whole)的觀念來統馭。但歷史不僅是一時的靜的結構的描寫，並且是變動的記錄。我們能否或如何把各時代各方面重要的變動的事實系統化？我們能否用一個或一些範疇把“動的歷史的繁雜”(Changing Historical Manifold)統貫？如其能之，那個或那些範疇是什麼？
我們用來統貫“動的歷史的繁雜”可以有四個範疇。這四個範疇也是過去史家自覺或不自覺地部分使用的。現在要把它們系統地列舉，並闡明它們間的關係。
（甲）因果的範疇。歷史中所謂因果關係乃是特殊的個體與特殊個體間的一種關係。它並不牽涉一條因果律，並不是一條因果律下的一個例子。因為因果律的例子是可以複現的；而歷史的事實，因其內容的特殊性，嚴格地說，是不能複現的。休謨的因果界說不適用於歷史中所謂因果關係。
（乙）發展的範疇。就人類史而言，因果的關係是一個組織體對於另一個組織體的動作，或一個組織體對其自然環境的動作，或自然環境對一個組織體的動作(Action)，或一個組織中諸部分或諸方面的交互動作(Interaction)。而發展則是一個組織體基於內部的推動力而非由外鑠的變化。故此二範疇是並行不悖的。發展的範疇又包括三個小範疇。
（1）定向的發展(Teleogical Development)。所謂定向的發展者，是一種變化的歷程。其諸階段互相適應，而循一定的方向，趨一定鵠的者。這鵠的不必是預先存想的目標，也許是被趨赴於不知不覺中的。這鵠的也許不是單純的而是多元的。
（2）演化的發展(Evolutional Development)。所謂演化的發展者，是一種變化的歷程，在其所經眾階段中，任何兩個連接的階段皆相近似，而其“作始”的階段與其“將畢”的階段則劇殊。其“作始”簡而每下愈繁者謂之進化。其“作始”繁而每下愈簡者謂之退化。
（3）矛盾的發展(Dialectical Development)。所謂矛盾的發展者，是一變化的歷程，肇於一不穩定組織體，其內部包含矛盾的兩個元素，隨著組織體的生長，它們間的矛盾日深日顯，最後這組織體被內部的衝突綻破而轉成一新的組織體，舊時的矛盾的元素經改變而潛納於新的組織中。
演化的發展與定向的發展，矛盾的發展與定向的發展，各可以是同一事情的兩方面。因為無論演化的發展或矛盾的發展，都可以冥冥中趨赴一特定的鵠的。惟演化的發展與矛盾的發展則是兩種不同的事情。
這四個範疇各有適用的範圍，是應當兼用無遺的。我們固然可以專用一兩個範疇，即以之為選擇的標準，凡其所不能統貫的認為不重要而從事捨棄。但這辦法只是“削趾適履”的辦法。依作者看來，不獨任何一個或兩三個範疇不能統貫全部重要的史實；便四範疇兼用，也不能統貫全部重要的史實，更不用說全部的史實，即使僅就一個特定的歷史範圍而論。於此可以給歷史中所謂偶然下一個新解說，偶然有廣狹二義：凡史事為四範疇中某一個範疇所不能統貫的，對於這範疇為偶然，這偶然是狹義的偶然；凡史事為四範疇中任何範疇所不能統貫的，我們也說它是偶然，這偶然是廣義的偶然。歷史中不獨有狹義的偶然，也有廣義的偶然。凡本來是偶然（不管狹義或廣義的）的事，謂之本體上的偶然。凡本非偶然，而因我們的知識不足，覺其為偶然者，謂之認識上的偶然。歷史家的任務是要把歷史中認識上的偶然儘量減少。
到此，作者已把他的通史方法論和歷史哲學的綱領表白。更詳細的解說不是這裡篇幅所容許。到底他的實踐和他的理論相距有多遠，願付之讀者的判斷。
二十九年二月昆明

自序
初版自序
再版自序
《中國史綱》獻辭

第一章 中國史黎明期的大勢
第一節 商代文化
第二節 夏商大事及以前之傳說
第三節 周朝的興起
第四節 周代與外族

第二章 周代的封建社會
第一節 封建帝國的組織
第二節 奴隸
第三節 庶民
第四節 都邑與商業
第五節 家庭
第六節 士
第七節 宗教
第八節 卿大夫
第九節 封建組織的崩潰

第三章 霸國與霸業
第一節 楚的興起
第二節 齊的興起（附宋）
第三節 晉楚爭霸
第四節 吳越代興
第五節 鄭子產

第四章 孔子及其時世
第一節 魯國的特色
第二節 孔子的先世與孔子的人格
第三節 孔子與其時世
第四節 孔子與政治
第五節 孔子與教育
第六節 孔子的晚年

第五章 戰國時代的政治與社會
第一節 三晉及田齊的興起
笫二節 魏文侯李克吳起
第三節 秦的變法
第四節 經濟的進步與戰爭的變質
第五節 國際局面的變遷

第六章 戰國時代的思潮
第一節 新知識階級的興起
第二節 墨子
第三節 墨子與墨家
第四節 孟子許行及周官
第五節 楊朱陳仲莊周惠施老子
第六節 鄒衍荀卿韓非

第七章 秦始皇與秦帝國
第一節 呂不韋與嬴政
第二節 六國混一
第三節 新帝國的經營
第四節 帝國的發展與民生

第八章 秦漢之際
第一節 陳勝之起滅
第二節 項羽與巨鹿之戰
第三節 劉邦之起與關中之陷
第四節 項羽在關中
第五節 楚漢之戰及其結局

第九章 大漢帝國的發展
第一節 純郡縣制的重建
第二節 秦漢之際中國與外族
第三節 武帝開拓事業的四時期
第四節 武帝的新經濟政策

第十章 漢初的學術與政治
第一節 道家學說的全盛及其影響
第二節 儒家的正統地位之確立
第三節 儒家思想在武帝朝的影響

第十一章 改制與“革命”
第一節 外戚王氏的專權
第二節 哀帝朝的政治
第三節 從王莽複起至稱帝
第四節 王莽的改革
第五節 新朝的傾覆
第六節 東漢的建立及其開國規模

附錄
漢帝國的中興與衰亡
宋朝的開國和開國規模
北宋外患與變法
北宋四子之生活與思想

第五章 戰國時代的政治與社會
第一節 三晉及田齊的興起
春秋時代的歷史大體上好比安流的平川，上面的舟楫默運潛移，遠看仿佛靜止；戰國時代的歷史卻好比奔流的湍瀨，順流的舟楫，揚帆飛駛，頃刻之間，已過了峰嶺千重。論世變的劇繁，戰國的十年每可以抵得過春秋的一世紀。若把戰爭比於賭博，那麼，春秋的列強，除吳國外，全是涵養功深的賭徒，無論怎樣大輸，決不致賣田典宅；戰國時代的列強卻多半是濫賭的莽漢，每把全部家業作孤注一擲，每在旦夕之間，以富翁入局，以窮漢出場，雖然其間也有一個賭棍，以賭起家，終於把賭伴的財產騙贏淨盡。
這變局怎樣造成的？因為春秋戰國之交記載特別殘缺，我們還不能充分知道。但有一點可以確說的：先後參加這國運的狂賭的列強，即所謂七雄者，其中除燕國在春秋末期和戰國初期的歷史完全是空白外，其餘趙、魏、韓、田齊、楚和秦，我們都知道是曾起過一番政治經濟的大變革，曾把封建的組織加以人工的有計劃的摧毀的；前四國本身並且就是政治革命的產物。
趙、魏、韓即所謂三晉。它們的前身是晉國的三個封區。趙氏的祖先本是累代替周王禦車的。穆王時，著名的神禦造父以功封于趙，因以邑為氏。造父的七世孫趙叔帶，因為幽王無道，脫離周室，往仕晉國。後來晉獻公用趙夙做“禦戎”（戰時禦君車的），畢萬為副，以滅耿、滅霍、滅魏。臨到論功行賞，把耿給了趙夙，把魏給了畢萬。此時趙氏在晉國始有了根據地，而畢萬始建魏氏。韓氏也以封邑韓原得名，其受封略後於魏氏，惟確實年代不可考。前五八三年，晉景公聽信讒言，疑趙氏謀叛，把這一家幾乎殺盡了，把它的田邑沒收了，因韓氏的勸諫，景公才複封趙氏一個僅存孤兒。這件故事，後經點竄，成為一件很動人的傳說；我國在十八世紀間最先傳譯於歐洲的一部戲劇《趙氏孤兒》，是以這段傳說做底子的。趙氏複嗣後，不到四十年，成為把握晉國政權的六卿中最強的一族。所謂六卿包括上說的三家和範氏、中行氏、智氏。範、中行氏後來和趙氏火拼；內亂連年的結果，二氏於前四九一年（孔子卒前十二年）被逐出晉國。他們的土地終於歸入其餘的四家。前四五五年，智伯又脅迫著韓、魏和他合兵攻趙，把趙襄子圍在晉陽。聯軍決汾水灌城，只差三版便把全城淹沒。臨到城快要破的時候，韓、魏卻突然和趙勾結起來，把智伯殺掉，把他的土地也瓜分了。不久公室的土地也被分割到只剩下可忽略的數量，晉君竟卑屈到要去朝見三家的大夫，他後來的命運這裡也可以不表了。前四〇三年，周威烈王竟把三家的大夫升格為侯。通常以這一年為戰國時代的開場。於是三個新國出現於歷史的舞臺上；魏佔有舊晉的中部和西南部，都于安邑（今山西夏縣），趙佔有舊晉的北部，都于中牟（今河北邢臺與邯鄲之間），韓佔有舊晉的南部，都于陽翟（今河南禹縣）。開國初的四十年內，三晉先後把國都遷到最適宜于向外發展的地帶。趙南徙邯鄲（今河北邯鄲縣）；韓滅鄭，即以鄭都為新都（今河南新鄭）；魏則東徙大樑（今河南開封）。
三晉建侯後十七年（前三八六年）而齊的蛻變也完成。這年齊大夫田氏托魏文侯請得了周王的冊命，升格為侯。田氏即陳氏（陳田古音相同，春秋的記載用陳，戰國的記載用田），它的始祖乃是陳國的一個公子，名完，和齊桓公同時的。公子完避亂奔齊，甚得桓公的寵悅，仕為“工正”，以祖國的名號為氏。傳說公子完在本國娶親之前，他的岳家為婚事問卜，得到下面的讖辭：
鳳凰於飛，和鳴鏘鏘。
在媯之後，將育于薑。
五世其昌，並於正卿。
八世之後，莫之與京。
這神驗的預言無疑地是事後追造的。所謂五世，便是弑齊簡公的罪魁，孔子所要討伐的陳恒。陳恒既立新君，便專齊政，把國內稍強大的貴族盡數鋤去，只把自己的封地增加到多過齊君的埰地。陳恒的兒子繼做齊相，更把齊都邑的大夫盡換了自己的宗人，再傳兩世到田和，恰好遇著一個沉迷于酒色的齊康公。田和索性把他遷海邊，留一個城邑給他過快活的日子，而自己踐登侯位。
政變的潮流不久又波及周室。三晉和田齊的建國還須借重周王的冊封。但三晉受封後三十五年，韓、趙便過河拆橋，合兵攻周，扶植兩個有力的王親，把周室分裂為二：東周都于洛陽的舊王城，西周都于鞏。此後周王的力量還比不上從前一個侯國裡的小封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