靈魂的轉向：柏拉圖的《帕默尼德》（簡體書）

在柏拉圖傳世的三十餘篇經典對話中，《帕默尼德》歷來備受柏拉圖研究者關注。這篇古希臘作品在西方思想傳統中經過漫長的翻譯、接受、解釋史，成為西方思想史上的樞紐性典籍，在新柏拉圖主義、中世紀經院神學、義大利文藝復興、德國古典哲學都佔有一席之地。尤其是啟蒙時代以後，西方研究《帕默尼德》的文獻浩如煙海，譯本層出不窮，解讀路向各不相同。
米勒這本著作是上世紀80年代以來《帕默尼德》解讀的重要作品。作為英語學界柏拉圖研究的主流學者，米勒努力嘗試對這部經典做出整體而全面的解讀，在米勒看來，這種整體性不僅在於關注文本自身結構，不僅在於關注情節與論辯細節，甚至也在於關注文本與讀者的整體。

米勒，瓦薩學院哲學系教授，柏拉圖研究專家，已出版《柏拉圖<治邦者>中的哲人》、《靈魂的轉向：柏拉圖的〈帕墨尼德〉》等多部學術專著。

曹聰，女，畢業於中山大學哲學系，獲哲學博士學位。現就職於揚州大學社會發展學院。譯著有：《懼怕差異》、《靈魂的轉向》、《古典政治理性主義的重生》（合譯）等。另發表學術論文多篇。

中譯本說明（曹聰）
在柏拉圖傳世的三十餘篇經典對話中，《帕默尼德》（Parmenides，又譯作《巴門尼德》、《巴曼尼得斯》）歷來備受國內外柏拉圖研究者關注。這篇古希臘作品在西方思想傳統中經過漫長的翻譯、接受、解釋史，成為西方思想史上的樞紐性典籍，在新柏拉圖主義、中世紀經院神學、意大利文藝復興、德國古典哲學中都佔有一席之地。尤其是啟蒙時代以後，西方研究《帕默尼德》的文獻浩如煙海，譯本層出不窮，解讀路向各不相同。
幾乎每個研究《帕默尼德》的學者都會在其專著的開篇提到，《帕默尼德》是柏拉圖全部作品中最令人費解的一部。這種說法有點偏頗，稍有經驗的柏拉圖閱讀者都深刻地體會到，柏拉圖的每部作品都結構精妙，呈現出不同的主題，彼此還有許多千絲萬縷的複雜聯繫，可以說，每一部柏拉圖對話都同樣令人費解。不過，閱讀《帕默尼德》在表面上確實更顯得艱深晦澀。讀者們首先面對的是文本形式上呈現的困難，如果說其他作品不乏精彩的妙語，即便沒有讀得通透，也能讓讀者獲得某些滋養靈魂的教誨，《帕默尼德》的形式則沒有那麼友善，甚至令人望而生畏。這部作品結構奇詭，語言冷峻。整篇對話截然分為兩個看似斷裂的部分，前半部分包含著不算生動的行動與言說，以稍嫌生硬的戲劇形式呈現青年蘇格拉底哲學生涯開始時的場景；後半部分則只剩純粹的邏各斯，問答的內容是由密集的論證層層構成的邏輯推理，論證的主題則是意義含混的“一”與“其他”，在“是/存在”與“非是/非存在”之間轉換。
這部對話的戲劇形式頗受輕視，早期重要的英譯解讀本，如1937年的Cornford本直接省略對話的問答形式，只翻譯帕默尼德的論證。不過，晚近的英語學界越來越意識到，在浩瀚論證前畏難止步，或是丟掉戲劇情節，都不能算是審慎地對待柏拉圖的作品，都有可能會與柏拉圖的意圖失之交臂，於是，學者們首先必須想辦法縫合這兩個看似斷裂的兩個部分——當然，這兩個部分只是看似斷裂。
米勒這本著作是上世紀80年代以來《帕默尼德》解讀的重要作品。米勒的主要研究領域是古典哲學，尤其專注柏拉圖哲學，同時兼涉中世紀、啟蒙與近代哲學。選擇翻譯米勒這本書最主要的原因就在於，作為英語學界柏拉圖研究的主流學者，米勒努力嘗試對這部經典做出整體而全面的解讀，在米勒看來，這種整體性不僅在於關注文本自身結構，不僅在於關注情節與論辯細節，甚至也在於關注文本與讀者的整體，他的解讀中不斷設想並探索柏拉圖為謹慎的聽者（critical hear）設置這些情節與論證的意圖。此外，米勒的註釋學術性很強，盡可能廣泛而細緻地討論當時其他重要學者的研究。在原書中，註釋作為尾註，佔據全書100頁篇幅。這些註釋對研究《帕默尼德》提供了豐富的資料。
當然，整體全面的解讀並不等於說米勒的研究不加取捨、不帶傾向。在本書問世之前，幾乎沒有研究者充分關注《帕默尼德》的戲劇形式。漢語學界至今還有一種誤解，認為註重柏拉圖戲劇形式的解讀只屬於西方學界的少數學派，這種解讀方式甚至對某些對話無效。事實上早在上世紀80年代，米勒就特地強調，即便是《帕默尼德》這樣充滿大量邏輯論證的對話，其戲劇形式對於解讀邏輯論證都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意義：
當然，《帕默尼德》的大部分篇幅都集中在論證上。然而，柏拉圖精細地將它編織成戲劇形式；他塑造了所有人物在一起的對話（就像我們即將看到的那樣）並且建構了合乎對話形式的結構。他以這種方式構建了這篇獨特的文本，當中的論辯首先就具有自身獨特的功能。忽略《帕默尼德》特有的戲劇形式，就是拒絕自己接近這項功能；也就是冒著只看論證表面含義的危險，從而忽視柏拉圖有意讓這些論證擔負起的特殊工作。
米勒強調，要理解柏拉圖對話，就必須注意兩個貫穿於柏拉圖全部作品的原則：即“模仿的佯謬”與對話的“四個關鍵時刻”。他認為，柏拉圖採用這兩個原則對讀者施行哲學教育。米勒發現，在柏拉圖的每部對話中都有主導性的哲人與類似於讀者的初學者的相遇。相遇中有四個關鍵時刻，即“激發”（elicitation）——哲人盤問非哲人；“反駁”（refutation）——非哲人做出無力的反駁，戲劇本身進入一種僵局；“重新規定方向的洞見”（the reorienting insight）——這種洞見展示出一條通往困惑的小徑；“復歸”（return）——最終時刻，返回到問題或困難中，甚至回到基本反駁之前的對話階段。最後一個時刻“開啟了唯一真正能通往蘇格拉底或柏拉圖意義上的'哲學'的道路，開啟了自我時刻的道路，也是一個人決定性探究活動的道路。”於是，米勒在讀者與文本之間建立起一種切己關聯，讀者與對話中被詰問的初學者一起接受啟發，最終開啟自己的哲學探究之路。米勒特意將對話的戲劇性從舞台上的對話者擴展到學園弟子、甚至擴展到任何時代的某個critical hear——小心謹慎同時又不斷提出質疑的警醒的讀者。這麼做的意義在於，米勒深刻領會到柏拉圖意義上的哲學與愛智人生的關係，哲學不僅是邏輯遊戲，而是關乎每個人靈魂的大事。（原書名為《柏拉圖的〈帕默尼德〉——靈魂的轉向》，中文版書名作了調整）
這本書的副標題是“靈魂的轉向”，在米勒看來，《帕默尼德》的核心計劃在於，讓靈魂從起初“感性地”把樣式理解為事物的模型，轉向“概念化地”清晰理解樣式如何構成事物基礎，用米勒的話說，這種轉向指的是青年蘇格拉底代表的年輕哲學愛好者從“物質性可感世界”轉向“可知世界”、從“多”轉向“一”、從“事物”轉向“樣式”、從“形象的比喻”轉向“概念化的邏輯推理”。倘若這樣簡單地理解“轉向”，米勒似乎就忽視掉，帕默尼德在第七組邏輯操練中依舊用“投影畫”的比喻來論證“多”與“一”的關係，而經過這次轉向的成年蘇格拉底在《王制》中依然沒有放棄比喻，而且這些比喻在論證中處於核心地位。因此，在全書的最後的結語部分，米勒也意識到這種轉向兩端的張力，他指出，在《王制》518c-d處，靈魂的“轉向”並不僅僅朝向[存在者]，尤其還朝向“最明亮的存在，……善”；可是，《帕默尼德》中的假設卻竟然沒有提到“善”。《帕默尼德》中對善的沉默或許恰恰反映出，假設的論證形式具有某種限度，使其無法達到對善的洞見。這些假設幾乎不包含形象的比喻（除第七組假設舉出“投影畫”的例證），比喻正是老年蘇格拉底在《王制》中指向善的唯一方法。米勒在“結語”的一條註釋中指出：“雖然這些假設中的論證模式讓人們能夠超出對比喻的依賴，並且藉此超越《王制》達到的實際（actual）洞見，但它讓人們失去了潛在（potential）洞見。”而對“善”的這種潛在洞見才是《王制》中哲學教育的最終目的。米勒清楚地看到，帕默尼德為何先是在“激發”的時刻將蘇格拉底的“樣式論”逼入僵局，但又在“復歸”中肯定蘇格拉底設定樣式作為思的起點，教他用假設的方法論證，同時也暗示，樣式本身作為“太陽”（善）的影像，並不是哲學探究的最終目的，假設法本身也包含著限度。
關於對話的第二部分，米勒的工作集中在解釋帕默尼德如何以論證幫助青年蘇格拉底建立起概念化的樣式論。米勒認為，在第一組假設與第二組假設中，帕默尼德在類別上區分了樣式與事物，從而解決蘇格拉底在第一部分留下的難題。從155e開始的附加推論（即“第三次著手這個論證”）則證明，樣式如何能夠既區分於事物，又能成為時間中存在之物的延續與存在。這樣一來，蘇格拉底的“樣式論”在原則上得到“拯救”。在米勒看來，後面的六組假設是對前兩組（包括附加組）的擴展，第三組與第四組探討樣式與事物之間的分有關係；第五組與第六組處理樣式的可知性與樣式的存在問題；第七組與第八組則考察事物的地位。
按照米勒的這種理解，柏拉圖就在對話第二部分，利用帕默尼德這個人物認真地解決“樣式論”或“理念論”的理論困境，並且幾乎獲得了成功。可是在“結語”中，通過對比《王制》，米勒最終隱約意識到即便修補好理論上的漏洞，編制出一套精美的邏輯體系，也依舊沒有達到最高的洞見。事實上，柏拉圖煞費苦心地讓許多推論顯得沒那麼有說服力這種看似詭辯的推論在第二組假設中尤其多。，甚至顯得是詭辯，更像是玩笑，這本身就是一種佯謬。不過米勒在處理第二部分的時候，過於專注於“樣式論”的拯救問題，他對第二部分的研究恰似柏拉圖所謂的類幾何學的“技術的研究”，一種“理智的”、而非“理性的”研究（參見《王制》271d），於是，他顯得有些忘記自己在序言中指出的“模仿的反諷”。經過拯救的“樣式論”仍舊沒有涉及到“善”的問題，這個問題恰恰是蘇格拉底在對話第一部分錶達出的基本關切——蘇格拉底執著於好、美、正義，而不理會頭髮、泥巴和污穢，這本是蘇格拉底哲學生活最初、也是最基本的關切。米勒意識到這是個問題，卻關注得太少也太晚，只在“結語”中有些匆忙地補充說，《帕默尼德》中對善的沉默或許恰恰反映出假設論證形式的限度使其無法達到對善的洞見，沒能充分展現假設的論證形式為何具有這種限度。米勒解讀文本的部分顯得過於看重“概念化論證”的地位，似乎陷入帕默尼德的假設海洋。把握《帕默尼德》的論證邏輯是一回事，把握論證邏輯背後的意圖是另一回事。不過好在最終在“結語”中，他並未與柏拉圖的潛在意圖失之交臂。至於《帕默尼德》與其他埃利亞對話的關係，米勒也在“結語”的最後一部分給予關注。在本書出版之前，米勒曾經出版《柏拉圖〈治邦者〉中的哲人》（The Philosopher in Plato's STATESMAN，1980），後來米勒又撰寫新序言，並附一篇重要論文“柏拉圖《治邦者》中的辯證術教育與未成文學說”（Dialectical Education and Unwritten Teachings in Plato's
帕默尼德開始辯證術操練之前，已經告誡聽者們，若要“游過如此寬廣的言辭的大海”著實令人膽寒，穿越第二部分的言辭是在“玩費力的遊戲”（137a- b）。對於我們這些哲學的初學者而言，難免陷入邏各斯的廣闊海洋。米勒已游過了這片海，也還游過浩如煙海的研究文獻，因此，本書為我們試圖游過這片大海的人們提供了一幅地圖，給了我們不少值得借鑒的經驗與線索。由於紮實而富有創見的研究工作，本書一經問世，米勒就成為與Cornford、Allen同樣聲名赫赫的《帕默尼德》研究名家，本書也成為西方學界的《帕默尼德》研究中的重要文獻。
在翻譯這本書的過程中，作為初學者的譯者艱難地隨著米勒游過《帕默尼德》這片神秘而寬闊的海，游過各種解讀文獻的海洋，或因學力不逮而陷入迷途，如有舛誤，或理解不當，誠請方家批評指正。
曹聰
2014年元旦於揚州半塘

中譯本說明
致謝
序言： 解讀《帕默尼德》
一、對話形式： 模仿的反諷與結構
二、作為對話的《帕默尼德》： 展望與計畫
三、關於主觀解讀問題的一項說明
第一部分 準備重新思考“樣式論”
第一章 戲劇背景
一、歡迎的主題以及洞察與調和的數級層次
二、場景： 為學園回顧《王制》
三、柏拉圖利用埃利亞思想
第二章 帕默尼德挑戰蘇格拉底
一、誘導： 蘇格拉底的雙重區分
二、反駁： 帕默尼德審查蘇格拉底
三、轉換： 蘇格拉底與學園聽者
第二部分 密集的精微論證
第三章 帕默尼德的幫助
第四章 假設之一、假設之二與假設之二a：樣式、分有者及雙方關係(137c—157b)
一、關於“一”的矛盾
二、解決悖論： 區分樣式與事物(假設之一和之二)
三、沿途的謎團： 暗示與預期
四、講述“區分”： 事物在樣式中的基礎(假設之二a)
第五章 假設之三—之八： 之一—之二a的展開(157b—166b)
一、分有： “多”與“界限”(假設之三—之四)
二、樣式： 可理解性、共有、存在(假設之五—之六)
三、事物的現象性(假設之七—之八)
結語：關聯與可能
一、《帕默尼德》與《王制》： 重構抑或背離？
二、《帕默尼德》與埃利亞對話： 樣式作為整體與部分？
附錄一：《帕默尼德》的結構
附錄二：從事物到樣式的轉變過程的步驟
引用文獻
普通索引
引用文本索引

作為對話的《帕默尼德》：展望與計劃
如果我們藉助這些思考來初步看一看《帕默尼德》，就會逐漸懂得，“對話形式”這個概念正是、並且為什麼正是解讀對話的鑰匙。兩個本質特徵都明顯地呈現出來。第一，《帕默尼德》的模仿反諷非常清楚。正如我們可以看到，不僅是帕默尼德向蘇格拉底映證出蘇格拉底自己在數頁的篇幅中誤解“樣式”；更為基本的是，有著很好的內在與外在理由讓我們把戲劇角色蘇格拉底視為年輕學園門徒的再現，這個角色再現這些門徒自己，還再現他們在“樣式論”上遭遇的困境。第二，依據剛才勾勒的對話結構來看，《帕默尼德》的兩個部分共同構成一個典型的戲劇整體。芝諾通過他那篇爭辯性的（eristic）論文，誘使蘇格拉底再現其“樣式論”。帕默尼德接著給出了一系列基本的，表面看似無可辯駁的反駁，從而將蘇格拉底引入困惑，隨後，為回應蘇格拉底的請求，帕默尼德打算用他的假設法作為重新扭轉及重新構想“樣式論”的必要方法。在我們進入細節分析之前，還必須呈現一個要害問題，即帕默尼德演練其方法——假設本身——的意義構成“回歸時刻”。有許多跡象表明這一點。在雙重意義上，即便最讓《帕默尼德》解釋者感到困惑的那些假設的特徵，如今也可以找到它們的合理位置與作用。一方面，假設在形式與邏輯上的缺陷暗示，再次回到談話開始時的那種芝諾式論文；這些假設用互相矛盾的結論、關於“一”的含混定義以及我們看到的那些錯誤修飾他們的辯論，[10]重新讓我們退回到芝諾論文的層面。另一方面，這些特徵還扮演著激發聽者的作用；正如蘇格拉底初次聽到芝諾講話時所做的那樣（127d以下），聽者也想要回到開端，對帕默尼德擺出的那些謎題進行謹慎的重新思考。年輕的亞里士多德（蘇格拉底的伙伴，亦是對學園中潛在哲人的一種模仿再現）古怪而又被動地全盤接受這些假設，這只會增強聽者的這種願望。我們已經再次清楚地意識到，《帕默尼德》中的模仿反諷與對話結構如何共同起作用：柏拉圖讓戲劇角色亞里士多德沒能洞悉到這些矛盾，以此考驗自己的聽者們——也就是學園門徒，他以一種很好的蘇格拉底模式邀請並激發他們自己為自己洞悉這些矛盾。
這項研究的首要關注點在於，謹慎而詳盡地對這篇對話做出這種解讀。我的導引問題是：柏拉圖編織這些假設想要做出什麼樣的審查與激發，他希望從傾聽者那裡獲得什麼樣的回應？第一部分證明問題本身的合理性，並為之做好鋪墊。第一章討論《帕默尼德》的敘述結構、戲劇背景與戲劇人物；第二章分析芝諾與帕默尼德用來面對蘇格拉底的誘導性與反駁性論證。這些思考的主要計劃在於，辨認出柏拉圖的目標傾聽者，最重要是要識別，在柏拉圖看來，什麼才是這些聽者的困境與任務。如果這些思考獲得成功，我們將會為第二部分的核心計劃做好充分準備：重新建構出柏拉圖打算讓這樣一位聽者（這位聽者得到激發，開始謹慎地重新思考）在這些假設中尋覓的潛在意義。
關於主觀解讀問題的一項說明
除《帕默尼德》當中論證佔據了壓倒性的優勢比例之外，還有第二個，也是更普遍的理由來說明，學者們為何如此嚴重地忽視讓這部作品成為戲劇性或詩性整體的那些特徵。這個理由就是，他們擔心[11]解讀會變得徹底主觀化。對戲劇背景與任務的探究、激發柏拉圖目標傾聽者的嘗試，以及借助設計好的功能對論證內容作出的解讀——這一切當然都會引發這樣的擔憂，即擔心我們會把意義解讀進文本之中，而非從文本之中解讀出意義。
我也有這樣的考慮；事實上，它內在地激發並規範著我本人的寫作，驅使我給出論證與解釋。我希望這將在這項研究的整個過程都具體而顯著。此刻，讓我僅僅說出兩項代表我的解讀路向的觀察。第一，任何試圖尋找文本微言大義的探究都會冒許多風險，但這些風險並不足以阻止探究。當然，決定性的要害在於文本的本質（the nature of the text），在於它向它的讀者提出那種要求。倘若我接下來關於柏拉圖對話的本質的判斷正確，我們幾乎毫無其他任何選擇。尤其是，如果剛才勾勒的模仿反諷與特殊結構真的是對話形式的本質特徵，那麼，由於這些作用要啟發聽者超越文本表面，我們就必須做出這種嘗試；為規避誤讀而力求克制，這樣做實際上無法彰顯文本自身的形式，因此，也不啻為另一種形式的誤讀。第二，在任何意義上，我倡導的那種讀法都不能說是標新立異的解讀。關於這一點，我的分析的某些主要特徵乍看上去頗有主觀之嫌，實際上卻恰恰相反，這些分析正是為了預防主觀。例如，我通過不斷思考戲劇人物的模仿作用或再現作用，意在阻止這種自然的傾向——尤其是，每個讀者（包括我本人）都會有意無意地傾向於認定自己就是柏拉圖心目中的傾聽者；不做這樣的分析、不認為自己能夠判定誰是目標傾聽者，就無異於冒最大的危險給出這種假設。反過來，通過我對結構的思考，我要求自己在靠近對話每個部分時，都關注它與其他部分的關係，進而也就關注它在[12]整體中的位置；這樣做的效果是，防止脫離文本的閱讀，防止沉湎於過度關注——當人們對著文本吹毛求疵時總是最容易出現危險。最後，我在解決這些假設的表面論證時，立足於一點——即反复追問該論證的出現是否有助於以及如何幫助我們解釋該文本表面存在的那些令人困惑的細節。這些內容一度顯得如此規模龐大、令人惶惑不安，以至讓人無可避免地關注其內在連貫性，而非給出自己的解讀。不過，服從這些誘惑則帶來一種危險，即解讀或許會變得過分簡要，並且自說自話，最終解讀本身取代了文本，而不再探究文本；針對這一點，最佳保護措施就是，我反復強調過的那種對文本表面細節的謹慎回歸。
當然，這種方法論聲明只具有序言價值。對於任何一種解讀立場而言，值得考慮的東西就是確實豐富的含義，以及文本中出現的關聯的範圍。牢記這一點，讓這些方法上的解釋先訂立為一條假設。一方面，如果接下來的解釋是一種“方法”的“運用”，那麼，更進一步，這種解釋也是對“方法”與“運用”兩者的檢驗。這次檢驗的工具正是遁隱於層層迷霧中的《帕默尼德》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