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情之美：記十二位作家

一九七九年八月進入聯合報副刊，由於工作需要，頻繁與作家接觸。主編瘂弦先生為了磨煉我，把許多訪問作家的機會交給我。從那時起，在職業的「強迫」之下寫了不少長長短短的訪問稿，發表在副刊上。
一九八八年底，「允晨文化」林伯峰先生找我商量，說白先勇先生有兩本小說要交允晨文化出版，他們決定以此開始建立《允晨文選》系列，出版好的文學類、美術類書籍。他問我有沒有什麼書可出版？為了幫襯，讓先勇的書能熱熱鬧鬧出來，再加上允晨文化的發行人吳東昇先生，是知交吳玥玢的堂弟；於是我嘗試把九年來寫的訪問文字重新做一番檢視，去除掉新聞性太濃的、文章太短有待補充內容的篇數，挑出寫十二位作家的文字；依齒序排列，略做修訂，配加圖片、手跡，覺得有些史料價值，也有些趣味性、可讀性，乃決定合成一集，也算文學編輯生涯的紀念。

回想這十二位作家，與我不是如師便是為友；和他們的交往，讓我深深感受到「人情之美」。
一眨眼已二十多年，如今回頭審視《人情之美》書寫的十二位作家，其中九位已陸續離開人間，他們有的在整個中國文壇留下了永遠不可磨滅的崇高歷史地位，有的則在各別的文學創作領域裡被紀念頌揚。他們大部份寫作的高峰期，正是臺灣報紙副刊最蓬勃的時代，而我正巧在那段黃金時期擔任編輯，與他們展開文學因緣，何其有幸！

《人情之美》的新版印行，我重新大幅度整理修訂原本篇章內容的錯誤並做增補，並加寫了好幾篇新文章。瘂弦先生當年選用我為編輯，給我與作家交往訪問的機會，親自為我改稿；他既是上司又是我的導師，這份恩情是不能忘的。附錄 〈從波麗路到明星——文人與咖啡屋〉 一文，則希望能以另一個方式來窺探，一九五○年代至一九八○年代初臺灣文人的創作環境和創作熱情，那是一個文藝百花齊放的美好時代。——丘彥明

丘彥明，原籍福建，生於臺灣，現居荷蘭從事寫作、繪畫，蒔花種菜。
臺灣文化大學新聞系畢業、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比利時布魯塞爾皇家藝術學院油畫系肄業。
深圳商報文化副刊專欄作家，藝術家雜誌、藝術收藏＋設計雜誌海外特約撰述。曾任臺灣中國時報記者、編輯，聯合報副刊編輯，聯合文學雜誌總編輯等。一九八七年獲臺灣金鼎獎最佳雜誌編輯獎。二○○○年獲聯合報十大好書獎及中國時報十大好書獎。另在台北、比利時、荷蘭舉辦過個人畫展及參與聯展。
著有《浮生悠悠》、《荷蘭牧歌——家住聖安哈塔村》、《在荷蘭過日子》、《踏尋梵谷的足跡》、《翻開梵谷的時代》等書。

一段文學情緣——序丘彥明《人情之美》
⊙鄭樹森（美國加州大學榮休教授、香港科技大學榮休教授、嶺南大學特聘教授）

丘彥明一九七〇年代後期進入《聯合報‧ 聯合副刊》當編輯的時候，舊民國的一批著名文人東渡臺灣已三十年，都步入暮年歲月，例如二〇年代末就嶄露頭角的魯迅弟子臺靜農教授、三十年代參加《新月》的葉公超大使、多次和魯迅筆戰因此日後名字進入《毛選》的梁實秋教授等。而四十年代末才開始寫作的文藝青年也都邁向花甲，例如散文家吳魯芹教授、歷史小說家高陽先生。

算是這一群民國文人的弟子輩的作家，這個時候風華正茂、備受文壇矚目；例如大學時代就創辦《現代文學》雜誌的小說家白先勇先生、在《現代文學》發表譯作的綠色生態作家孟東籬先生、在《現代文學》以本名陳平發表少作的旅遊作家三毛女士、在《現代文學》發表第一篇小說的王禎和先生等。 與白先勇和孟東籬不同，臺灣花蓮土生土長的王禎和沒有任何老民國、舊大陸的記憶，但唸花蓮中學的時候，得周作人弟子、北京師範大學國文系畢業的郭立誠老師介紹，罕有地知道當時鮮為人知的張愛玲，曾自行搜羅張愛玲的小說來研讀；早年未發表的作品，據其生前自述，當刻意模仿張愛玲（這一點亦得王禎和兄花蓮中學同窗、臺北洪範書店主持人葉步榮先生旁證），由是種下日後熱情接待張愛玲的因緣。

也是因緣際會，丘彥明進入《聯合報‧ 聯合副刊》的時候，正值經濟起飛、政治開始寬鬆，副刊銳意革新，力謀擴大版圖，爭取讀者。由於臺灣長期戒嚴，又有不能開辦新報、原有報紙限定張數等箝制，報紙的主要戰場很自然由新聞版轉移至沒有太大掣肘的副刊。留學英國、曾任東北行轅新聞處處長的余紀忠先生創辦的《中國時報》（原《徵信新聞報》），安排青年詩人高信疆（高上秦、高歌）出主《人間副刊》。信疆兄上任後推動新議題、提倡新文類（如報導文學）、發掘新作家、鼓勵新創作（開辦文學獎），令到另一大報《聯合報》力謀反攻，禮聘自美返臺的原《幼獅文藝》月刊主編詩人瘂弦（王慶麟）先生出掌《聯合副刊》。據瘂弦親述，當年飛機抵達臺北松山機場時，信疆兄搶先接機，馬上直奔《中國時報》大本營，連同余先生全力遊說，甘詞厚幣之餘，另加住宅安排，務求瘂弦能「陣前起義」。臺灣兩大報當時戰況之激烈於此可見。

瘂弦重言諾，不願臨時反戈，脫身後還是到《聯合報》 主持副刊，由是丘彥明才會成為他最得力的副手。彥明的主要工作就是和老作家及中生代聯絡。這種聯絡和今天的年輕編輯發個短訊大不相同。書信必定手寫，深入瞭解作家的背景和作品不可或缺（不然拉稿時豈能言之有物），逢年過節定必致意，有時候更免不了代辦一些瑣事（尤其是海外作家）；經年累月，老輩作家和彥明的關係自然變成一師半友，不少中生代作家更是一輩子的朋友。

一九八三年《聯合報》全盛時期，王惕吾老董事長頗思回饋社會，瘂弦主張辦一份大型文學刊物。在王老先生支持下，一九八四年秋《聯合文學》月刊創刊，瘂弦出任社長兼首任總編輯，彥明自此又多一重擔；到一九八六年年底，更接任總編輯，至一九八八年年初赴歐休息進修為止。離臺前更獲臺北最高行政當局的年度最佳雜誌主編金鼎獎，替她這段編輯生涯劃下完美句點。

彥明這本書所記載的雖祇是她十多年編輯生涯中特別珍惜的一些情誼，但卻為文壇記下舊民國老文人的晚年風釆，也為當年中生代作家的崢嶸歲月留下寶貴的記錄，因此意義絕對遠超一己人情之美，而是文學史的一手材料。彥明這一段文學情緣，我有幸在港、臺、美三處越洋或在地參與，也就不揣淺陋，略為勾勒當年脈絡，以便今天的讀者。

鄭樹森序

與允晨文化的因緣——丘彥明二版序言

臺靜農
‧荷香‧長者－－臺靜農先生談他的小說創作
‧「歇腳庵」二、三事

梁實秋
‧春華秋實－－梁實秋先生生日談文學與人生
‧綠楊門巷今在否
‧一盤等了三十五年的棋
‧今我往矣，雨雪霏霏－－記梁實秋教授最後的醫院生涯
‧豈有文章驚海內－－訪梁實秋教授
‧「雅舍」不再？

葉公超
‧第四十五病房第九室－－懷念葉公超先生

吳魯芹
‧「老漢」、「好漢」難分，「散坐」、「包月」有別
‧仰望晴空－－吳魯芹先生的家
‧失友遂無聞過日－－記吳魯芹先生與「台北一月和」
‧燦爛的夕陽

張愛玲
‧張愛玲在台灣
‧張愛玲給我的信

高陽
‧孤鶴寒潭照影癯
‧懷念高陽先生

孟東籬
‧海洋的呼吸－－記孟東籬的海邊茅屋
‧華爾騰湖畔－－從梭羅憶孟東籬

白先勇
‧遊園－－在白先勇家
‧白先勇的小說世界
‧是聖塔芭芭拉？還是墾丁？－－白先勇和小說「骨灰」
‧和白先勇在一起

西西
‧像這樣的一個女子
‧西西縫熊

王禎和
‧把歡笑撒滿人間－－訪小說家王禎和

三毛
‧加那利記事
‧從披肩憶三毛

王拓
‧王拓回到文學的天地

附錄
‧從「波麗路」到「明星」－－三十年來台灣文人與咖啡屋窺探
‧ 丘彥明又記

丘彥明後記

「歇腳庵」二、三事

一九八六年春末，我特地去到美國休士頓，與已十三年未見的高中時代同班摯友鄒淑蓮相聚。兩人竟夜長談「十三年前」、「十三年後」，不知不覺天漸微明。

淑蓮慎重的問我：「你最希望自己將來是什麼樣子？」我沉思了一下回答：「像臺靜農先生那樣。每個人到我這裡來，不只是從眼睛、舉止中覺得溫暖安靜，而且讓年輕人感覺到歷史，感覺到自己的未來有個支撐的力量。總之，希望自己是個樸實、恬淡、溫暖，不是靠文憑而是真正肚裡有學問的人。」

每次在臺先生的「歇腳庵」——「龍坡丈室」裡，真的就是歇下腳來的輕鬆。

對於「歇腳庵」 至「龍坡丈室」 的轉變，臺先生曾在《龍坡雜文》序言中自道：

臺北市龍坡里九鄰的臺大宿舍，我於一九四六年就住進來了。當時我的書齋名為歇腳庵，既名為歇腳，當然沒有久居之意，身為北方人，於海上氣候，往往感到不適宜，有時煩躁，不能自已，曾有詩云：「丹心白髮蕭條甚，板屋楹書未是家。」然憂樂歌哭於斯者四十餘年，能說不是家嗎？於是請大千居士為我寫一「龍坡丈室」小匾掛起來，這是大學宿舍，不能說落戶於此，反正不再歇腳就是了。落戶與歇腳不過是時間的久暫之別，可是人的死生契闊皆寓於其間，能說不是大事？

臺先生的住家是幢日本式的木造瓦房，撳了鈴進入前院，臺先生已站在玄關邊，抓了雙拖鞋放著。待我趿著拖鞋走兩步踏進「歇腳庵」，他人已不見，轉過臥房到廚房去替來客倒一杯茶。在這兩分鐘之內，我自己隨意選一張椅子坐下瀏覽全室：一張大書桌、一個木櫃、一張小茶几、三張沙發。不論窗櫺、木櫃、椅子扶手、書桌和地板都是深褐紅色，樣式古樸卻明顯老舊；每件東西都是幾十年進屋就放在固定的位置，安安穩穩的過一輩子，不必擔心被拋棄換新。然後，我欠身接過熱騰騰的一小杯好茶，抿一下；臺先生圓胖的身軀已擠進他固定的書桌前座椅上，順手燃起香菸來。說事聊天，兩人講到盡興彼此哈哈大笑；不想說話時就停下來，久久不語互相也不覺尷尬。那情境就像寫文章一樣，原本就需要加逗點、句號、分段，停停說說應當如此。

臺先生說，以前曹錕（做過大總統）的兒子住溫州街他家附近，中風後還由太太推著輪椅出來散步，他夫人是馮國璋（也做過大總統）的女兒。他們與一般人無異，真是進入尋常百姓家，而彭明敏（臺獨運動主要領導人之一，起草臺灣自救運動宣言被判刑）逃亡海外之前就住在他隔壁。

臺先生說人說事，似乎總是這樣，像是有故事，又像沒故事；反正事情發生過就是了。遇到了人，見到了事，知道了，也不去探問多些，提起來也不去穿鑿附會。他寫文章也是這般：一點不帶火氣，真有感覺短短數千字寫下，都是活活生生、紮紮實實在眼前的人與事；不僅散文如此，小說亦然。他的文字質樸無飾、不掩不藏、不虛不誇，已達爐火純青，人、文一致的境界；對鄉下、市井小民的語言掌握精確，讀起來特別自然親切。

討論出版文學雜誌、出版文學書籍。臺先生表示，一向看這類文字的人口就不多，但是有存在的必要和價值。回憶當年他們一群朋友組織「未名社」出版書，雖然一本書也就銷個千來本，但是連雲南都來批書呢！他回憶雲南的經銷商把書款結了之後，因當時幣制紊亂，他們便以物易物。第一次把寄來的「錢」拆開來一看：赫！是把退書中間挖洞塞進「雲土」（鴉片）。看得大家一驚。一則佩服寄者的聰明，以此法不被查獲；二則「雲土」是不能買賣的，頓時頭痛。後來書商改寄雲南火腿，大夥兒可樂了，不時有鮮美的火腿可吃，十分開心。他講，從前辦雜誌、出書完全是興趣、理想，與現在非得考慮銷售數字、讀者閱讀傾向，大有差別。

臺先生在吞雲吐霧香煙裊裊中，繚繞出鴉片的記憶，別有趣味。

臺先生偶爾也會和我說一些掌故。記憶最深的是，《聯合文學》第三十三期「抗戰文學專號」上做了一卷魯彥作品選刊及剖析，臺先生讀完雜誌後，興沖沖打開話匣，告訴我說，他們是舊識。

魯彥從寧波到北京。原來他在家鄉是做學徒，到北京參加了「工讀互助會」，後來到北京大學旁聽課，學世界語，認識俄國詩人愛羅新科，還真翻譯了世界語的作品，其他時間跟劉天華（當時還沒名氣）學琵琶，彈得還不錯。以後他到長沙女子學校教書，學生們有一大會請他表演，他就彈了個《十面埋伏》。

臺先生又說在北京時，他曾「掩護」魯彥。為什麼說「掩護」？魯彥沒錢，他們住在同一間旅館裡，房子很大，放兩張床，臺先生睡一張，魯彥睡一張。魯彥沒錢付房租，由臺先生支付，所以名為「掩護」是也。

魯彥在長沙與一女學生戀愛、私奔，後來回到北京，抗戰時才再轉往桂林，與臺先生也就沒再聯絡了。後來臺先生見過魯彥的元配以及第二任太太，感慨斯人早逝，如此一個爽快、開心又帶著虛無主義的人。

魯彥第一篇小說篇名〈柚子〉，從此走上寫作的路。他曾寄一篇稿子給魯迅，附信寫道：「這文章你可千萬不能丟，這比你的腦袋還值錢。」說完，臺先生忍不住哈哈大笑起來。

還有一回，應人之託，我帶了臺先生在大陸老友的一張照片去「歇腳庵」，他端詳了一下說：「頭髮都白了。」然後我們談別的事，過一些時他又端起相片，笑笑：「頭髮白了。」那神情是早料到人到這年齡該是這模樣，一種我老了，你也老了，人生就是這麼回事的坦然；而聊聊幾字之言，則是真正對好交情朋友才有的直白話語。在那一刹那，臺先生自然有情的性格，全展現了出來。

臺先生自成一家的書法，是大家夢寐所求的墨寶。好幾次我受作家之託前去求字，也替聯合報副刊要過一塊題匾，他總是爽快的有求必應。我心中感激，知他疼惜我工作、約稿不易，替我搭關係呢！替其他作家求字，我倒從沒為自己求過任何一幅字。有一回為出臺先生專輯我向他借字，他特意寫了一幅交我，溫煦的說道： 「製版後不必還我，妳就留下做個紀念。」因此我有幸擁有了臺先生的墨蹟，仔細珍藏。但是，做為文學編輯，我最最渴望的是得到他的文章。每次坐在「歇腳
庵」什麼話都敢說、什麼事都敢提，就是不敢開口要文章，生怕把單純探看他、尊敬他、喜歡他的意思給扭曲了。

直到一九八七年九月籌畫《聯合文學》十二月號第三十八期——我結束編輯生涯，主持雜誌編務的最後一期，實在不願自己編的雜誌裡出現不曾刊載臺先生文章的遺憾；不敢去拜訪親口相求，躊躇許久，終於決定提筆，誠惶誠恐的寫了封約稿信寄給他。沒料到他收信後立刻撥來電話：「彥明，可以的，你一定有。」 我吃了一驚， 恍若夢中，那種欣喜若狂可想而知。

約定取稿的日子，臺先生得到一束豔麗明媚的褐紅色大理花，我得到朝思暮想的文章〈始經喪亂〉。他歉歉然說，眼睛不好不能寫小字，字都寫到格子外了。我緊握稿件，這是我最珍貴的手稿。

文章裡，臺先生寫下在青島山東大學教書，暑假搭膠濟路火車到濟南，然後到北平訪友的一段舊事。豈料抵達北平後第四天發生七七事變，一九三七年七月三十日日軍宣布佔領北京城。八月初，他離開北平，受友人請託，決定為抗日戰爭北大將來問題，先赴南京向胡適之請示，再去蕪湖與家人相聚。因天津到南京火車已斷，他轉經煙台、濰縣、濟南才到南京面見胡適。文章敘述中日戰爭裡「國破山河在」，他親身經歷喪亂的開始。文章讀來沉重痛心，是臺先生生平中具重要史料價值的一段自傳。

一九九〇年，我從歐洲回臺灣，得知臺先生病臥臺大醫院，立刻奔去探望。他虛弱的躺在床上，無法言語，卻一直帶著慣有的溫暖笑容。我說：「臺先生，告訴您個好消息，我這次再回到歐洲要結婚了。唐效是成都人，物理博士，但這些並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他對我非常好。」 臺先生邊聽邊歡喜點頭，待我說完，他竟像個孩子般開心的拍起手來，把在旁邊幫忙照顧的家人和我都惹笑了。我知道，臺先生對我浪跡在外能有好的歸宿，除了歡喜更有安心。

到現在，此時此刻，我依然很肯定，若還有人問我：「你最希望自己是什麼樣子的人？」我的答案一如往昔：「像臺靜農先生那樣。」

初稿寫於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二〇一四年增補修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