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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詩詞的女兒-葉嘉瑩
紅樓夢與曹雪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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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樓夢與曹雪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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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細膩的文筆和文學涵養來論析紅樓夢,從曹雪芹身世與詩筆起題,貫聯之篇章述及語言意境、賈寶玉的感官之旅、談及林黛玉葬花意識,也趣寫三姑六婆的生活處境,以及手工藝文化等等。讀完了《曹雪芹與紅樓夢》,讀者也會驚讚:說來誰也不相信,但是它就是好看!

本書特色

這部書能將讀者帶進廣闊無垠的紅樓世界,一窺其間的歷史滄桑與美學新境,進而將一切綿渺無盡的文化內涵,轉變為自我提升的動力,將來也向曹雪芹借鏡,從典籍中吸取養分,開創出令人驚呼連連的璀璨人生!

作者簡介

朱嘉雯

佛光大學中國文學與應用學系副教授
精通紅樓夢等古典小說,當代文學,西洋女性小說
佛光大學中國文學與應用學系系(所)主任
常在東森財經新聞台<現代啟示錄>等節目曝光,講述經典文學,歷史人物故事

目次

第一章 曹雪芹的身世與詩筆
第二章 曹雪芹的個人才華與家族興亡 
第三章 《紅樓夢》的語言意境
第四章 賈寶玉的感官之旅
第五章 林黛玉的葬花意識
第六章 三姑六婆的生活處境
第七章 手工藝術與女性文化
第八章 《紅樓夢》的音樂世界
第九章 《紅樓夢》與臺灣文學社團
第十章 《紅樓夢》與臺灣日據時代的家族書寫
第十一章 《紅樓夢》與臺灣現代主義
第十二章 《紅樓夢》與臺灣現代散文

書摘/試閱

第五章 林黛玉的葬花意識

一、 落花/傷春

《紅樓夢》作為三千年社會文化的歷史性總結,作者對於傳統中國文化的各層面描述,舉凡醫藥、園林、服飾、飲茶……等等,都有自覺性的完美鋪敘。特別是在清代以前詩文傳統的審美取向上,體現了深刻的思維與細膩的轉化。其中尤以傳承兩大文學傳統:傷春與悲秋,徹底展現了曹雪芹對歷來文化語境的領會與接受,同時以風格獨特的觀點和寫作筆法,在小說諸場景中,具體改寫與鋪陳出許多精緻優雅的生活片段。

作者為小說人物代筆賦詩,展現了文人於寫作當下以心摩手追,在游絲飄忽的文學語彙花園裡,找尋攀附的藤莖。緣「悲秋」以循繹,第四十五回林黛玉作〈代離別‧秋窗風雨夕〉,詩中描述秋霖脈脈,陰晴不定的昏黃時刻,女主人公心有所感,發為章句,其詞曰:「秋花慘澹秋草黃,耿耿秋燈秋夜長。已覺秋窗秋不盡,那堪風雨助淒涼。……寒煙小院轉蕭條,疏竹虛窗時滴瀝。不知風雨幾時休,已教淚灑窗紗濕。」詩人每到秋天,勾起身世遭遇而悲慨落淚,悵惘失意,在文學史上遙遙呼應了唐代首要詩人杜甫,其〈詠懷古跡五首之二〉:「搖落深知宋玉悲,風流儒雅亦吾師。」雖說「悵望千秋一灑淚,蕭條異代不同時」,然而杜甫吊宋玉、抒己懷,所牽引出的一條悲秋敘事傳統,已不言而喻。杜甫以宋玉為師,而宋玉的名篇〈九辯〉云:「悲哉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正是文學史上詩家悲秋的發端。

《紅樓夢》的作者在寫作伊始,便已將悲秋的文化傳統融入自己的筆端,甚至於融入自己的生命。創作者泅泳於歷史文化之洋,使得傳統背景成為作家寫作與生存的必然,於是「悲秋」語境的內涵在異代文人的各自語境下,隨即因閱讀與接受而連綿不斷地被改寫與再創作,對於所有的作者而言,那不僅僅是宿命,同時也是一種挑戰;在讀者的眼中,文化語境的吸收與理解,則有助於更為準確地掌握單一文本的語言符號系統。上一世紀二十年代,波蘭籍人類語言學家馬林諾夫斯基(B.Malinowski)曾將「語境」(Context)分為文化語境(Context of culture)和情景語境(Context of situation)。前者泛指語言背後長期累積的歷史、文化、風尚、習俗、價值和思維;後者則具體指陳語言行為發生當下的特殊情境。曹雪芹所接受的挑戰,便是將歷代詩人於秋天感逝悲愴的漂泊情緒,由文化語境轉換為使林黛玉的藝術形象更加飽滿的情景語境。「粉墮百花州,香殘燕子樓。一團團逐對成毬。飄泊亦如人命薄,空繾綣,說風流! 草木也知愁,韶華竟白頭!嘆今生誰拾誰收?嫁與東風春不管,憑爾去,忍淹留。」《紅樓夢》第七十回時序正是「桃花簾外東風軟,桃花簾內晨妝懶」的初春時節,林黛玉填寫一闕〈唐多令〉,眾人看了,俱點頭感嘆:「太作悲了。」原來傷心不獨悲秋,春天這良辰美景,在詩人眼中卻往往別有懷抱。在力透紙背的惜春詩句裡藏裹著嚴酷的現實,又透露著春天將逝的消息。

第二十七回的長篇歌行〈葬花吟〉,起首便綰合了歷代詩歌中的落花意象和葬花人落落寡歡的情思。據《石頭記》庚辰、在俄、楊藏、甲辰諸本,首句為「花謝花飛花滿天」;程甲本改為「花謝花飛飛滿天」。詩句一旦成形,則賦予該文本意義的背景知識與符號系統,即刻形成一個與之參差對話的語境網絡,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法國後結構主義批評家茱莉亞‧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在《詩歌語言的革命》中指出:「每一個文本從一開始就處於其他話語的管轄之下,那些話語把一個宇宙加在了這個文本之上。」〈葬花吟〉起首四句:「花謝花飛花滿天,紅消香斷有誰憐?游絲軟繫飄春榭,落絮輕沾撲繡簾。」花瓣如雨勢磅礡飄零的落花意象,自從唐代杜甫的〈曲江二首〉始,即有:「一片花飛減卻春,風飄萬點正愁人。」繼而有韓翃所作〈寒食〉:「春城無處不飛花。」以及晚唐李商隱的〈落花〉詩句:「小園花亂飛。」清初曹雪芹友人張宜泉即以〈春城無處不飛花〉為題,吟詠春天飛花處處的景象:「芳城開麗景,淑氣動飛花。得意乘時豔,含情逐地華。迎風光不定,帶雨色偏嘉。冉冉歌臺繞,盈盈舞榭斜。連街翻碎錦,匝巷障團紗。膩粉妝苔美,嬌脂映竹誇。蜂簧來別院,蝶拍過鄰家。省識春優渥,狂香引處奢。」春天爛漫飄灑的飛花,迷濛了詩人的眼眸,清初文人引唐詩為題,遙相唱和,編織出一個文本意義彼此糾結,相互牽連,使各詩句不再是單獨的存在,而是互為詮釋的文化符號網絡,始見落花意象隨著時代推移,愈趨富麗繁盛如一幅精緻典雅的蕾絲般紋網。

第六章 三姑六婆的生活處境

一、文士的集體隱憂

「女丑」一詞起源於中國戲曲中,插科打諢以逗笑觀眾的詼諧女性角色。然而傳統戲曲行當裡扮演女丑者,實際上是以男性演員為主,導致女性丑角在戲曲舞台上長期缺席的遺憾。二十世紀初期女性演員方始逐漸崛起,然也以旦行居多,女武生、女花臉甚至於女丑角,可謂鳳毛麟角!及至現代京劇四大名丑也全數為男性。

反觀中國古典小說裡的女丑形象便蔚為大觀,尤其是在明清世情小說裡的三姑六婆形象,往往為小說結構興起穿針引線的作用,為廣大無垠的愁苦悲劇點綴甘甜的喜鬧劇藝術,為文學文本世界增添更強烈的戲劇張力。同時也因中國傳統書寫文化與文獻史料的傳承,掌握在士大夫階層的手中,以社會階級和性別意識等雙重光譜檢視,與文士階層遙相對反的職業類別,恰是引車賣漿之流的「三姑六婆」。因此無論從婦女拋頭露面以從事特種職業的角度觀之,抑或是由民間婦女的宗教信仰模式予以盱衡,姑婆們在文獻史料中自然士大夫被列入「不可觀」之列。小說作家往往還更加誇大其缺點,將之與道教中的「三刑六害」並論。

中西方文化體系中各自在某些特定時期,呈現出對於熟稔於製藥、行醫,甚至善於閱讀與書寫的女性,予以歧視。猶如歐洲中世紀時期的教會組織曾將女巫視為挑戰權威、背叛正統的異端,因而往往對她們施行嚴酷的肉體刑罰。其後黑死病爆發,造成人口銳減,當時這群經驗熟練的助產婦,因為同時也掌握了節育避孕的技巧,故而遭受更為嚴厲的打壓與敵視。菁英士人階層特別因為這些年長而具有特殊技能的女性,具有破壞年輕女性貞節的潛在能力,因此反映在通俗文本中,普遍施以詆毀性的主觀描述。元末明初的落第文人陶宗儀,曾在《南村輟耕錄‧卷一○》中記載當時稱市井中、老齡女性為「三姑六婆」的定義:「三姑者,尼姑、道姑、卦姑也。六婆者,牙婆、媒婆、師婆、虔婆、藥婆、穩婆也。蓋與三刑六害同也。人家有一於此,而不致姦盜者,幾希矣。若能謹而遠之,如避蛇蝎,庶乎淨宅之法。」

因受制於男尊女卑的集體意識,故「三姑六婆」在宋、元之間逐漸成為一種刻板而習用的成語,專指多舌挑撥、貪佔便宜的婦女。至元代以降,文人對「三姑六婆」的看法,更是定型在一個「貪」字。及至明代,隨著通俗文本的蓬勃興發,與戲曲小說裡男女傳情主題發展的需要,姑婆的形象愈趨低下和粗俗,文人對她們幾乎是一致性地帶有相當激烈的貶抑與歧視,因此她們的惡劣形象便大量出現在筆記與說部之中,聲形畢肖地對她們的負面評價亦隨處可見。

「三姑六婆」為男性文人所一致詆毀的情況,同時亦散見於明清時期章回小說。如《鏡花緣》的作者即寫道:「吾聞貴地有三姑六婆,一經招引入門,婦女無知,往往為其所害,或哄騙銀錢,或拐帶衣物。」又如《紅樓夢》第一百二十回:「我說那三姑六婆是再要不得的!我們甄府裡一概不許上門的。」「三姑六婆」以不婚之故、占卜施咒、為女性體檢,以及從事情色商業活動等事務,令男權社會中的男性如此忐忑不安!她們的命運雖未如西方女巫曾遭到搜捕治罪,然而在通俗文本中卻因其集體的弱勢,而被掌握話語權力的文人階層所污名化、邊緣化,甚至於妖魔化。例如《水滸傳》的作者則將她們的潑賤形象,發揮得淋漓盡致:「裡邊出來了一個老婆子,年紀五十上下,頭包元青縐紗,身穿藍綢棉襖,外罩青緞領褂,黑綢褲腿虛鑲裹著繡花褡膊,尺二金蓮,一雙鞋跟露著白襪,一臉粉花皺紋,兩帖頭風膏藥,分明積世虔婆親自開門接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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