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像的陰影

歷史最終還是報復了我們。
我這一代人粗暴地理解了歷史，將世界看作一幅實用主義的圖景，
把任何事物都當成了手段，最終我們要承擔缺乏生命意義的痛苦。

中國曾化身一條邪惡的紅色巨龍，吞噬掉牠的子民。中國也曾以改革開發的新姿態擁抱資本主義，並掩蓋住殘酷的歷史記憶。現在，這條已經變得駁雜莫辨，混合了多種顏色和主義的巨龍，釋放出膨脹的夢想、向外投射出巨大的陰影。如何與之相處或共生，變成了一個全球性的議題。

這是中國的又一種新姿態嗎？而這會是所謂的新的常態嗎？

許知遠試圖從不同的角度——歷史的回溯、內部的各種掙扎、來自西方的評論、被逐出國境的異議分子的聲音、周邊國家的反應——來描述這個中國。他指出，對龍的迷戀與魔力，讓中國社會在經歷不管多麼劇烈的朝代更迭、社會災難之後，仍回到它的舊有軌跡。「歷史的暴政」、「暴政的歷史」，這兩種力量一直環環相扣，似乎形成一條巨龍，把其他可能性排除在外。「我曾經誤以為新一代將逃離這種歷史宿命，如今看來，這實在有點過分樂觀。」

尤其是，中國巨龍正越來越裹緊周遭的城邦、島嶼和國家。比鄰而居的香港和台灣之焦灼，正是這一衝擊的表層反應，也更可能是令人生疑的歷史變遷的一部分。
收錄在這本書的文章，陸續寫於過去幾年中，它由或是遊記、或是評論的散文構成，作者經常試圖藉此在現實與歷史中尋找平行線。「這種嘗試充滿不足，它太迷戀歷史的循環之感，簡化了問題的複雜性。我唯一的期待是，其中某一些段落能激發你某種聯想的樂趣。」

許知遠
一九七六年生於北京，二○○○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為當代中國知名作家、公共知識分子、媒體人。
許知遠以其對時勢堅定的批判立場、豐富的文化知識，以及個人獨特文風著稱；他是當代中國少見的向外部世界表達其中國思考、並以中國自身視角看世界的作家和記者。著有《極權的誘惑》、《偽裝的盛世》、《抗爭者》、《未成熟的國家》、《祖國的陌生人》、《一個游蕩者的世界》等書。

序＿邊緣的聲音
總記得那個初夏的午後。我和朋友驅車穿越過那個沙漠之城，到墨西哥的小鎮上短暫一遊。

租來的破車上，音樂應景，正是法蘭克．辛納屈（Frank Sinatra）的《國境之南》（South of the Border）。我的心情卻怎樣也無法放鬆。此前，我們剛拜訪過一個年過七旬的女士，談話的主題是她那位亡故的丈夫，一位天體物理學家。在八○年代的中國，他的名字無人不知，被視作科學與民主的精神化身。對於海外觀察者來說，他正是「中國版的薩哈羅夫」——一個熱忱宣導人權與自由的偉大科學家。

在過去的二十多年中，他們一直生活在亞歷桑納州（Arizona）的這個小城。他選擇此地，是因為這是全世界最適合觀測天空的地方之一。在因一九八九年夏天的巨變而產生的大批流亡者中，他算是最佳適應者之一。他失去了中國這個舞台，卻在科學領域中仍能確認自我。但對於中國社會來說，這損失卻無可估量，年輕人不僅無法聽到他富有號召力、思維清晰、視野開闊的聲音，甚至連他的名字都不知道。當公共生活中失去幾十個、幾百個這些值得信賴的名字與聲音，社會的墮落也隨之而來。

在這漫長的、經常是倍感沉重的交流之後，我們覺得應該舒緩一下。穿過國境線，氣氛陡然一變。在一家破敗的酒吧裡，我們喝龍舌蘭，聽街頭吉他手的演奏，看著臀部豐滿的女人們扭過，目睹一場突然到來又突然消失的暴雨……我感到精神突然鬆弛下來，開始想像他在一九八○年代的合肥時所引起的風暴。

收錄在這本書的文章，陸續寫於過去幾年中。它由或是遊記、或是評論的短小散文構成，但經常充滿著類似描述的情緒。我在一個陌生的地點，或是借由被忽略與遺忘的個人與事件，來重新描述歷史與現實。他們或是它們，都是主流敘述的邊緣者，也正是這邊緣視角促使我們重新思考一切。對我來說，不管是金門的奶茶、洛杉磯的孤獨的流亡者還是一個江南的叫魂案，都分享著同樣的特質。

我也經常試圖在現實與歷史中尋找平行線。這種嘗試充滿不足，它太迷戀歷史的迴圈之感，簡化了問題的複雜性。我唯一的期待是，其中某一些段落能激發你的某種聯想的樂趣。
二○一五年四月
許知遠

壹∣歷史的迴旋
帝國的遺產
老舊戰艦的陌生挑戰
一個國家的慢性潰瘍……
模糊的五四神話
鄭芝龍與資本主義幻影
批判的荒謬劇
《革命軍》與另一種幻想
錢穆的中國

貳∣他方的回聲
蒙古大夫的良方
孟德斯鳩與中國模式
卡夫卡的中國長城
天鵝絨監獄
叫魂――焦慮的盛世
知識分子的北京夜話

參∣沉默的哲學
一個村莊的故事
被遺忘的人
沉默的哲學
一個詩人的轉變
朋友們
一個脫黨者

肆∣流亡的囈語
流亡的里程碑
巴黎的先時之聲
漫長的休假
鎮定的黑手
從北京到台北
寧做太平狗
從夾邊溝到拉斯維加斯

伍∣傷痕與再生
俠客的風骨
台北的尹縣長
複製的領袖
偶像的陰影
民主的遊客
毛澤東奶茶
鍋貼、凍蒜與名嘴

陸∣與巨龍共處
魯迅與「洗腦」
澳門—廣州—上海—香港
與巨龍共處
遲鈍的巨人
番茄與龍葵
模糊的憤怒
強人的誘惑

參、荒誕與沉默

一個村莊的故事

人民幸福就是社會主義，全人類幸福就是共產主義。
——吳仁寶

山頂上的天安門城樓上有點清冷，它的兩旁是蜿蜒的長城城牆，緊鄰城樓的是山海關。山下遙遙望去則是巴黎凱旋門、華盛頓國會大廈和雪梨歌劇院，更遠的地方，是成排的英國式、美國式別墅，還有那一片塔林，其中最著名那座叫做華西金塔，這一切籠罩在有點灰濛濛的空氣中，遠遠地你看到煉鋼廠的高爐與巨大的傳輸帶……

那個來自河南的小夥子正站在這座的天安門城樓前，身後金水橋，兩座金色的老壽星雕像矗立在一旁。「天有些冷，人不太多」，這個年輕人說，「夏天和秋天人特別多」。他還猜測說那座壽婆雕像的原形可能是佘太君——一門忠烈楊家將中的老夫人。

那一瞬間，我不知身在何處。我是昨天晚上從上海來到江陰的，一百八十公里，只要兩個小時的車程。夜幕下，京滬高速公路兩旁的若隱若現的景物，有一種淡淡的疏離感。我想起一年多前，我半夜時乘車從浙江省的溫州到溫嶺，穿過一個又一個山洞，我會突然想起《西遊記》和《聊齋》裡的情景。在大城市的明亮的燈光下生活太久了，心中對於那種黑暗之處的神秘性都被壓抑了。

夜幕中我看到了懸掛著霓虹燈的幾排形狀怪異的高樓。「那是華西村的金塔」，為我們開車的小夥子說，他還談到了這個村年輕的黨委書記吳協恩的那輛賓士六○○，「他不喜歡坐飛機，他管的公司到處都有，他開車去視察。」

江陰有很多值得談論的東西。在新市區內我看到了徐霞客的雕像，為了爭辦魅力城市，被遺忘多年的歷史人物重新煥發生機。在餐桌上，一位滿臉學生氣、二十七歲的市長助理還講述了江陰的另一段佳話：在明朝末年抵抗滿洲人入侵時，是江陰這個地方進行了最悲壯的抵抗，他們堅守了八十一天，清兵屠城了十日，比揚州三日更悲慘，據說最後只有五十三人倖存。中國的歷史充滿了黑暗與猥瑣，但在一些時刻，人們的氣節又令人讚嘆。

在一個黃昏，我還在一處舊民居遊蕩，據說它是囚禁晚年張春橋的地方。人們喜歡談論江陰的商業精神，在不過一百多萬人口的江陰市，有十八家上市公司，它是蘇南模式最有代表性的地區。江陰的實業家們質樸、謹慎卻個性鮮明，他們之中命運最戲劇性的一位叫仰融，他先是幫助一家東北的國有企業在美國上市，成為中國經濟改革中的英雄，然後在另一場糾結權力、金錢、傲慢與陰謀的鬥爭中，逃往美國，成為中國現代化中的一個注腳。

但是所有談話總是不由自主滑到華西村與吳仁寶，在江陰人們不用吳仁寶這個名字，而是用老書記。在矗立在公路旁的看板上，在當地的報紙上，在人們的談話裡，對於我們這些外來者來說，華西村比這座城市更有誘惑力，吳仁寶則是一個必定被載入歷史的傳奇。

像很多人一樣，我對於華西村耳熟能詳，卻知之甚少。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它與天津的大邱莊、河南的南街村一樣，是中國社會發展的楷模。二十世紀後半葉的中國，充斥了類似的楷模，它可能是一個人、一個地點或是一個組織。我們總在尋找一種對應世界的簡單模式，期待只要複製這種模式，就可能解決所有的難題，我們也生活在一種虛幻的對精神力量的崇拜中，絲毫不理會現實是什麼樣子。我們有過「王進喜的鐵人精神」，「張秉貴的服務精神」，也有過「農業學大寨」、「紅旗渠」……榜樣的力量令人鼓舞，卻經常迅速煙消雲散，乃因時代總是變化得令人猝不及防，昨日的楷模到了今日就變成了尷尬，誰能真正理解陳永貴在一九八六年去世時的內心感受？我也記得一九九三年禹作敏鋃鐺入獄時給人的震驚，僅僅一年前他還是「全國優秀企業家」，這是國務院主管部門所能給予最高榮譽。但是，吳仁寶領導的華西村卻成功避免了進入這個不斷延伸的序列。

──

在民族宮大會堂的門口，人們在排隊、抽菸、拍照，他們來自河南、陝西，戴著旅行帽，穿著不太合體的西裝，用各自的方言談笑。我站在人群中，身後不遠處是那輛赭色的老式卡迪拉克，那是二十年前，禹作敏送給吳仁寶的禮物。那個時刻，大邱莊是中國最受矚目的村莊，它的富有程度讓當時接受這輛車的吳仁寶深受刺激。

我們都在等待吳仁寶十點半開始的講話。華西村裡到處都是大型轎車，一張門票一百元，還有那些十座塔林裡的餐館、酒店、紀念品商店可供消費，昔日這個以貧瘠著稱的鄉村，如今成了一個旅遊勝地。人們參觀石獅子林，龍西湖公園、微縮的雪梨歌劇院、美國鄉村別墅、二十四孝的壁畫，雕刻著桃園三結義的長廊，它們不相干地混雜在一起，撞擊剛剛鑄造出的全世界最大撞鐘，是典型的「後現代景觀」，就像是我的錫劇《看稀奇》中那句歌詞：「早上在法國凱旋門口喝牛奶，中午到美國白宮去吃肯德基，晚上到澳大利亞吃海鮮，睡覺睡到英國倫敦皇宮裡，一日遊遍全世界，你說稀奇不稀奇。」

它令我想起亨利．福特（Henry Ford）在底特律建立的Greenfield Village，這個T型車的發明人希望能夠建造一座公園，容納所有的美國特色，木匠、鐵匠、馬場、小學、集市，以及愛迪生的實驗室，一代代美國人在此體驗濃縮的美國生活。那麼華西村呢，它像極了那個突然從民間演義拽入了全球化時代的中國，在內心深處我們仍遵循前者的影響，但我們又希望體驗所有的生活。

所有的景觀，都比不上吳仁寶那樣富有吸引力，他已經七十八歲了，仍是中國八億農民中最閃亮的明星。他的個人成長像是一部濃縮的二十世紀的中國政治經濟史。

吳仁寶一九二八年出生時，中國農村在很大程度上仍未捲入現代世界，中國共產黨則開始在農村中尋求中國變革的力量，通過許諾讓每個人獲取土地而贏得他們的支持。當他一九六一年成為華西村的黨委書記時，農村進入一個勇敢的新世界，人民公社取代家庭成為基本的單元，傳統農村社會中由士紳和農民達成的穩定結構消退了，政治力量前所未有地深入，新的意識形態否定了一代代農民所遵從的驅動力——他們為生存所迫，為基本利益計算。他在一九八○年結束了五年的江陰縣委書記生涯，回到華西村時，農村在打破舊軌道上所表現出的決心和創造力，鼓舞了整個社會；但是，僅僅十年後，中國農村又陷入了尷尬：在全球化與技術革命、消費主義驅動的新的經濟增長中，農民未分享到足夠的成功，同時，他們依賴了多年、給予自己內心穩定的價值觀正在崩潰……

吳仁寶在這種不斷變化的社會風尚中，始終處於時代的中心。在講究意識形態的年代，他是學大寨的表率；在追求經濟增長的年代，華西村創造了最高四百億元的銷售額；在一個人人感慨人心渙散、自私自利的年代，華西村又成了社會主義的實驗樂園，它平等、和諧、積極向上，是「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榜樣……

在媒體上過分簡化描述的吳仁寶到底是什麼樣子？在中國官方的表述中，他被一邊描繪成一位真正理解共產主義精神的共產黨員，或者按照一位傳記作家的說法：一位偉人；而在另一些時刻，他則被充滿懷疑的認定為在一個鄉村樹立了「家天下」，在位四十年之後又讓他的第四個兒子成為了下一任領導者。

──

十點三十分，吳仁寶準時出現了，修建得像是縮小版的民族宮大會堂立刻安靜下來。他不疾不徐地從後台走到舞台中央小小的方桌子前坐下，深灰色的毛線衫和滿臉的謙和，就像人們期待中的鄉村教書先生的形象。當他他開始講話時，我才知道為什麼一位滿臉嚴肅的女孩子也要坐在一旁。吳仁寶的江陰話對於台下的觀眾是一種完全陌生的語言，必須經由那個女孩子的普通話翻譯，我們才能瞭解他到底說了什麼。一老一少配合的形式本身，甚至沖淡了講話內容，總是在年老的方言最後一個字尚未落下時，年輕的普通話就一板一眼、從不改變節奏地響起。這種配合已經持續了幾年，面對不斷湧到華西村的參觀者來說，這是最重要的節目。

吳仁寶的談話都是以打油詩的形態出現的，在長久的歲月裡，它和說書人口中的三國、水滸故事一樣，是中國農民最易接受的文化形態。前一晚，在閱讀那本由江陰宣傳部所編寫的《吳仁寶的故事》中，我已熟悉了這種形式。

我閱讀了吳仁寶所編寫的《十窮戒詞》、《十富讚歌》，那其中「智能富—學文練藝成才富」、「勤勞富—愛崗敬業辛勞富」，「逐漸窮—多因放蕩不經營」，「三害窮—嫖賭吸毒徹底窮」……它給我的感覺是奇特的，它讓我想起了富蘭克林的《窮理查年鑑》（Poor Richard's Almanack）──它為普通人的世俗生活提供了規範與價值觀。這本紅色小書的敘述語氣，則像是我童年時期閱讀的民間故事的翻版，吳仁寶被塑造成一名面對各種逆境都能尋找到機智對策的神奇小子，他的靈活與深刻的實用主義總是能夠挽救他。

於是，在農村合作社剛興起的年代，他可以像捉鬼一樣捉到那些拒不合作的落後分子；而在意識形態高漲的時刻，他在學大寨的背後又偷偷在村內開辦小五金廠，只要檢查者一離開，小工廠照舊開工；為了促進村民的和諧，他用金錢獎勵來促使兒女孝順父母……他深諳中國社會的運行之道——在紙面與講話上傳達一套規則，而在實際操作上必須依靠另一套規則。而且，他比任何人都知道如何使第一套規則代表的形式為第二套規則所代表的利益服務。

華西村就像是一個奇異的混合體。共產主義教條式的空洞宣傳，是與民間的順口溜、打油詩相結合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是通過二十四孝、龍王故事這些民間傳說展現的……吳仁寶知道如何躲避政治的不確定性和官僚體系，並使它們為華西村提供幫助；同時，吳仁寶的個人自制力，使他避免了可能出現的傲慢──在中國社會，這種傲慢經常是導致災難的前奏。

我沒有和普通的華西村民深入交談，這個村莊已被展示太多，以至於從表面上看來，一種集體性的榮譽感已深入人心。我對於華西村的態度則深感矛盾，一方面它的確取得了驚人的成就；但另一方面，它代表的方向卻不可能是中國農村應該效仿的──我們仍不清楚它所推崇的人人平等的集體所有制的真相到底是什麼，也不清楚它試圖為農民塑造的新的意識形態是否正是現代中國所追求的，而且，華西的奇跡充滿了歷史的偶然性，如果沒有吳仁寶的個人能力，這一切根本不可能發生。

至少在表面看起來，今日的華西村仍像是中國歷史上不斷出現的一些現象。一位強有力的領導者，按照自己獨特的方式，為自己所屬的地方帶來了安定與繁榮，它是中國歷史書上不斷出現的一個明君和一個時代，或是一位清官與一方水土的關係。這些官員的首要特徵，不在於他們能夠為社會制度帶來某種新面貌，而是在既有的框架內，利用所有可調動的資源，為自己的所屬的地方帶來最大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這正是所謂的中國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