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21世紀的亞洲火藥庫與中國稱霸的第一步？

序幕

未來的某一天，可能有兩艘漁船從菲律賓呂宋島出發，向西開往大海。它們將把航線定向一個珊瑚礁，它的名字即來自它們出發的港灣巴約‧狄‧馬辛洛克（Bajo de Masingloc）。過去三百年，這個島礁有過許多不同的名字。西班牙人稱它為馬羅納礁（Maroona Shoal），英國人稱它為斯卡伯勒淺灘（Scarborough Shoal），中華民國稱它為民主礁，共產中國將它改名為黃岩島，而最近菲律賓民族主義者給它取了一個並不貼切的名字帕納塔格礁（Panatag Shoal），意即寧靜礁（Tranquil Shoal）。當他們抵達時，一行人看不到什麼東西：只有從四千公尺底下的海床冒出來的一座山的峰頂。茫茫南中國海中孑然獨立的一塊岩尖。

如果它再矮個三公尺，除了對過往船隻構成危險之外，它就不值一哂了。但是即便是高潮時，幾塊岩塊露出水面，每塊大小只夠有人站在上頭。由於島嶼的正式定義是「自然形成的一片陸地，被水面包圍，在高潮時高於水面」，區區這幾公尺可就大大有學問。（註1）受承認擁有一個島嶼，主人就對海洋、四周的魚，以及海床之下或許出現的礦物擁有權利。近年來，擁有它更有其他意義。對某些國家而言，得之則榮、失之則辱，是大國或龍套地位之別。也正是因為如此，在未來的這一天，兩艘漁船試圖前往這個島礁。

在假設性的這一天，船上載著揮舞國旗的菲律賓人：國會議員、退役軍官和資深的街頭運動者。在夜色掩護下，他們企圖溜過一艘中國海警局（China Coast Guard）的船：它守在這兒就是為了防止有心人士擅闖。它們差一點達陣成功。中國海警船正在島礁的另一端巡邏時，它們硬闖潟湖入口。這是相當危險的舉動。入口有三百五十公尺寬，但是潮水、海浪幾乎把漁船推去碰暗礁。就在他們接近島礁時，他們聽到一聲槍響，燈火突然大亮。一艘小船快速向它們趨近，有人透過擴聲器以英語喊出警告：「這裡自古以來即是中國領土。請立刻離開。否則我們將被迫採取行動。」但是菲律賓人繼續往前衝：他們已幾乎進入潟湖。另一聲警告：「如果你們不立刻離開，我們將採取武裝行動。請立刻下令船隻掉頭。」第一艘漁船只距潟湖入口十公尺，中方又開了一槍。這一次它不是照明彈。子彈打在水面上。

菲方漁船上的軍人要求船長繼續向前衝。他們有過槍林彈雨的經驗，可不害怕。他們已經走了這麼遠，現在可不能退卻了。他們將在這塊菲律賓領土插上國旗。另一排槍彈掃射到甲板上。一名船員當場斃命；一位國會議員肩胛中彈，另兩名積極分子受了重傷。但是船隻已衝進潟湖——軍人掏出武器、還以顏色。中方快艇退走，但是母船現在擋住潟湖唯一出口。菲律賓船隻已彈痕累累，眾人十分驚慌。一方面對傷者施以急救，國會助理也忙著用衛星電話求救。他們立刻連線接受氣喘吁吁的電視新聞主播現場即時訪問。馬尼拉方面，群眾圍聚在國防部和中國領事館外頭，要求當局要有所行動。北京方面，另一批群眾向菲律賓大使館丟擲石頭，網路戰爭爆發，網站遭駭。人人都要求要有所行動。中國政府拒絕准許菲律賓漁船離開潟湖，聲稱它們非法擅闖中國領土，必須依法處理。菲律賓政府要求中方釋放漁船及船上一切人員，並且派它最大的軍艦戈里格里歐‧狄爾‧皮拉號（BRP Gregorio del Pilar）馳往現場。

中方不肯退讓，因此戈里格里歐號開火警告。沒有反應。菲律賓海軍特種部隊登上中國船隻，雙方在艦橋上鬥毆，有人開了催淚瓦斯，槍聲大作。接下來，兩架中國噴射機試圖掃射戈里格里歐號。它們沒有命中，但是這是最後一根稻草：菲方特種部隊退走，戈里格里歐號砲打中國船隻，打中它的船尾。中方船隻倉皇退走，菲律賓積極分子退出潟湖，被移到戈里格里歐號上施救。北京豈能容忍此一挑釁行徑。在全世界一片力促冷靜、要求節制的聲浪中，中方一支特遣部隊從海南島三亞的南海艦隊總部出海。

海上保險費率大漲，貨櫃輪取消航班，民航機改道飛行，半導體供應鏈斷了，「及時物流網」（just-in-time logistical network）開始瓦解。漁民停止捕魚、巿場架上空了、城市工人買不到食物、積極分子怒火上升、石油價格飛漲、政客喧囂叫罵、警告愈加嚴峻；但是情勢絲毫不見緩和。中國軍隊是在南沙群島最北的北子島（Parola）——位於黃岩島西方約數百公里——登陸。菲律賓薄弱的守軍只能象徵性的稍做抵抗。但是三公里之外，據守南子島（Dao Song Tu Tay）的越南軍隊，武裝較為精良，將中方的舉動視為攸關生死的重大威脅。他們以大砲及岸基飛彈攻打中國艦隊。雙方都召來空軍助陣。

戰鬥蔓延到南沙群島所有其他島嶼——各國在這片大洋的許多島礁、沙洲都紛紛派兵搶灘登陸。華府重申海洋自由攸關美國國家重大利益。它調派航空母艦戰鬥群進入本地區；其他國家派出象徵性船艦加入，以示國際決心。中、美船艦的對峙變得日益緊張：海上發生擦撞、潛水艇在水面下玩起貓捉老鼠的遊戲。日本軍艦奉令護送運油輪船。福島（Fukushima）核電廠事件之後，日本的發電業需要每六小時有一艘油輪抵達，才能維持穩定供電。印度政府表示願意援助其戰略夥伴越南，導致賭注越益攀升。接下來，德里有人決定，時機成熟，可藉以收復喜馬拉雅山脈一些失土……

以上所述只是一份劇本，而且即使我寫到這裡，仍有許多善心人士用心良苦想方設法防止它發生。但是也有一些力量在推動亞洲向反方向發展。經濟競爭、超級大國邏輯和民粹的民族主義都在增進衝突的機會。南海是中國的野心與美國的戰略意志硬碰硬的第一戰線。數十個其他角色，從中型國家到小政客，也想伺機從衝撞之中謀求好處。各方皆在評估利益，不斷組建同盟關係：戰略夥伴、共同防禦條約——種種承諾網絡把世界與這個區域的未來結合在一起。如果有人開了一槍、殺了大公爵，世局會如何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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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了解南中國海對廣大的世界之重要性，你可以在某個晴空萬里的一天，從新加坡樟宜機場起飛，向底下的水面望去。從最小的漁船、到極大的油輪，數百艘船隻塞滿了水道。駁船、拖網漁船、貨櫃輪船、載運汽車運輸船，以及大型貨輪，載運著現代生活的種種商品。往東去的石油引燃起南中國海另一端的台灣、南韓、中國和日本的巨大經濟體的活力。往西去的則是世界工廠的種種產品，硬體、軟體、頭飾和鞋類。根據最可靠的估計，除了全世界半數液化天然氣和三分之一原油之外，還有半數以上的海上貿易通過麻六甲海峽。如果這裡的船隻不動，不消多久，世界上某個角落的燈光將開始熄滅。

南中國海既是世界貿易的槓桿支點，也是角力的戰場。一九七四年和一九八八年，這個區域發生過戰爭，此後又有數十次規模較小的武力對抗。美國自始就捲入其中，印度則開始對南中國海產生興趣。這個區域值得我們注意，可是除了一小撮學者、專家及其他狂熱分子，外界對它非常不了解。對於爭議有許多公認的事實真相，不斷反覆出現在媒體報導上，但其實它們並不正確或是未經證實。南中國海的石油和天然氣資源並沒有特別豐富，繫爭島礁上的軍事基地並不特具「戰略」意義，因為只要發射一顆飛彈、幾乎全可把它摧毀；領土爭議涉及到六個國家、不是五個國家，因為印尼雖假裝不受影響，其實也是其中之一；而且繫爭各國所謂的「自古以來即有的權利主張」，也是相當現代的事情。

有關南中國海的許多關鍵著作——至少是英文著作——可以追溯原始源頭到兩份西方學術著作：一是德國歷史學者戴耶德‧海恩茲（Dieter Heinzig）一九七六年寫的論文〈南中國海繫爭諸島〉（Disputed Islands in South China Sea），以及美國地理學者馬文‧薩繆爾（Marwyn Samuels）一九八二年出版的專書《競逐南中國海》（Contest for the South China Sea）。它們是令人大開眼界的開路先鋒作品，讓各界對此一主題有了迫切需要的了解。但是這兩本書敘述的歷史，相當大部分依據一九七四年一月中國入侵西沙群島之後，中國共產黨刊物所刊載的文章。其中之一發表在一九七四年三月號《七十年代月刊》，另兩篇發表在一九七四年五月號《明報月刊》。它們很明顯不是中立性質的學術作品：它們意在合理化中國的入侵行為。這也怪不得海恩茲和薩繆爾，因為當時能參考的材料本來就有如鳳毛麟爪。

然而，透過依賴這些早期作品（以及依賴這些作品的其他作品），太多學者和評論員仍然允許這三篇已經出版四十年的中文文章框限有關南中國海的整個辯論。在那之後，我們對於南中國海歷史及當前情勢的了解已經擴大，允許研究者重新檢視過去的定論。太多這類新材料躺在學術刊物之中，沒人讀它們。我希望藉由將這些作品推廣、得到更多人注意，讓這本書能對改變辯論有所貢獻。

除了為幾塊荒島礁石爭吵之外，其實南中國海還有更重大的意義。在它四周海岸曾有過神秘的文化興起與覆滅，外來的侵略者來了、又走了，而數百年來貿易風和戰爭已經把南中國海和遠處的帝國之命運直接連結起來。它的歷史也是全球歷史。它的未來應該得到全球關心。在我們這一代，南中國海發生的事將界定未來。中國的崛起將會導致超級大國之間的衝突嗎？中國領導人將會遵循國際賽局規則、或是挑戰它們？美國有意志堅持立場嗎？東南亞各國從超級大國的競爭中會得利還是吃虧？追求碳氫化合物會如何影響衝突？總而言之，我們能做什麼來阻止戰爭爆發？南中國海的資源要如何讓居住在它周邊的數億窮人能夠雨露均沾呢？請繼續讀下去。

作者識於二〇一三年十二月緬甸仰光

第四章 島與礁：從國際法看南海主權爭議
太平島與中華民國

如果國際法院被要求裁判南沙群島的合法所有權，它勢必要解開一個盤根錯節又相互牴觸的各種主張。六個國家可能會涉入：法國：依據它在一九三三年的發現和占領，以及一九四六年十月的再度占領；菲律賓：依據副總統季里諾一九四六年七月的宣布（可能還有美國做為殖民國家在一九三〇年代的活動）；（台灣的）中華民國：依據它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的占領及此後的活動（雖然因為它不是受承認的聯合國會員國，不能向國際法庭直接訴求）；中華人民共和國：其主張乃奠定在中華民國的行為的基礎上，它必須是合法的「繼承國家」（successor state），才享有此權利；越南：依據它是法屬印度支那的繼承國家及其後續行動提出主張。

國際法院需要決定的第一件事是「關鍵日期」（critical date）——重大事件發生、且爭議已經「具體化」（crystallized）的那一刻。選定那一天通常會攸關結果的裁定。例如，如果國際法院在一九四七年被要求裁定太平島的主權歸屬，它可能做出有利法國的裁定，根據是法國早在任何國家之前已清楚提出主張、且「占領」（在法律意義上）了它。但是如果今天要裁判，法官或許決定要納入更多近年事件——尤其是過去六十年法國明顯沒有維持它的權利主張——而可能有利於中華民國。

「關鍵日期」還有另一層意義：在這個時點之後，爭議當事人所採取的行動在國際法眼裡沒有效果。由於爭議已經「具體化」——各造都已經表明立場——新蓋一條跑道、把島嶼納入某一省市管轄，或是在新地圖上把它們標出來，在國際法院法官的裁定上已不具任何份量。以南中國海這個案例來講，「關鍵日期」肯定是在幾十年前。各個島嶼的主張國似乎不明白這一基本法理，一再地做出不相干的姿勢，和抗議別國所做的不相干的姿勢，即使它們在國際法上不具任何意義。它們只是他們大賽局中另一些咋唬策略罷了！

如果各造要提訴的話，國際法院或許會被要求裁示，對太平島的權利主張是否只是針對太平島本身的合法主張，或是對太平島緊鄰地區的主張，或甚至是對整個南沙群島的主張。過去是有先例的。例如，一九三三年針對東部格林蘭（Greenland）的地位做裁決時，國際法院實質上決定，一個國家未必需要實體占領一個偏遠、荒涼島嶼的每一部分才能聲張對其全部擁有主權。如果遵循這個先例，對太平島主權的裁決就有可能適用到它所座落的珊瑚礁——通稱堤閘灘（中華民國稱之為鄭和群礁）——之其他地貌。它們包括越南人占領的鴻庥島（越南名Dao Nam Yet）、敦謙沙洲（Sandy Cay，越南名為Da Son Ca），和舶蘭礁（Petley Reef，Da Nui Thi），以及共產中國占領的南薰礁、西南礁和安達礁，它們彼此相距都不超過四十公里。不過，國際法院也可能裁決這些都是個別的島礁、各有各自的權利歸屬。

更具爆炸性的問題是，對太平島的裁決是否適用在南沙群島其餘島礁。越南和兩個中國都以最大框架提出他們的主張，宣布他們的主權及於全部的長沙群島或南沙群島。菲律賓也是同樣的說法，只是它只包含它稱之為卡拉揚島群（其中包含太平島）的一部分南沙島礁。如果這些國家全都堅持立場，要求國際法院把全部島嶼作為一個整體做裁決，那麼南威島、中業島和其他島礁的所有權恐怕都要歸於對太平島的主張最有力的那個國家。鑒於它在過去七十年絕大部分時間由中華民國控制，贏家極有可能是中華民國。屆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就需要主張它有合法權利繼承中華民國的權利主張——那又是另一番爭議了。

太平島將是對南中國海提出主權主張的任何國家最核心的一塊領土，共產中國和越南明顯都覬覦它。中華民國一直都擔心會遭到入侵，具有強烈的憂患意識。太平島是在強敵環伺之下汪洋大海中的小小一個據點。天候良好的時候從台灣最近的高雄港也要花三天才能走完一千四百公里的行程，若是遇上颱風，那就不只三天了。台灣政府一直很努力為太平島尋求一個定位，其意向上是和平的，但是守衛的決心堅毅不拔。和南威島、中業島或永興島不一樣，太平島沒有搞些什麼平民生活的虛象，島上沒有小學校或觀光旅館這種東西。

一九九九年，台北政府試圖降低南中國海日益上升的緊張，宣布從太平島撤走陸戰隊，改由海巡部隊進駐。不過他們可不是一般的海巡部隊：他們配備一二〇釐米榴彈砲、四十釐米加農砲，也由軍方訓練。二〇一二年九月，他們舉行實彈演習，展現擊退來犯敵軍的決心。和南沙群島另兩個最大島嶼一樣，太平島的主要地貌也是一條跑道，島長一千四百公尺，它就占了一千二百公尺。它在兩百七十三天之內搶建完成，陳水扁總統還在二〇〇八年三月總統大選之前一個月親自飛抵太平島、主持啟用典禮。陳水扁宣布跑道要供人道救援之用——協助拯救受困漁民——但很少人會相信他這套說詞。跑道是否興建討論了十五年，隨著兩岸關係冷暖變化而起伏不定。啟用它是為了展現陳水扁支持台灣更加獨立。不過它並無助於陳水扁所屬的政黨贏得大選。

太平島只有三百七十公尺寬，但是有自己的淡水，也有天然植栽。它顯然能夠支持至少最低度的人類居住，不過島上一百二十多名守軍的補給完全仰賴台灣本島運補。跑道兩側的條狀土地建置宿舍、防禦工事、一座太陽能設施（減低島上發電所需的柴油之耗用），還有一片生態保護區，供瀕臨絕種的綠蠵龜棲息。

簡單地講，台灣在太平島的地位是安全的。因此，從法律意義而言，或許越南和菲律賓應該修正他們的立場，不要再爭取對大群島礁的主權，只對特定地貌提出權利主張。屆時，透過長期占領與使用的歷史，越南或許能對南威島（大長沙島）及其他島礁提出最堅強的主張，菲律賓也能對中業島（派格阿薩島）及其他島礁提出最堅強的主張。同樣情況也可能出現在越南和中國對西沙群島提出的權利主張——越南對永樂群島的主張比較有力、而中國對宣德群島的主張比較有力。然而，在民族主義高度緊張之下要從全面主張的立場後退，恐怕在政治上必須極其勇敢才行。

第六章 殖民與民族：誰是朋友？誰是敵人？
解放軍鷹派的作用

拜揚和阿克拜揚各自號召支持者在馬尼拉街頭示威之後三個星期，另一批抗議民眾也聚集在北京的菲律賓大使館門口。中國著名的「憤青」集合起來要維護中國在黃岩礁的權利。二〇一二年五月十二日星期六的這場抗議活動相當熱烈，但是立刻遭到當局取締。當局沒費太大勁，因為在擁有兩千萬人口的北京，全部抗議民眾也不過區區五個人。（註20）儘管出席人數少得可憐，新華社覺得事件值得報導，不但發文字稿新聞，還上了它的電視網。但是，為什麼抗議者在馬尼拉事件過了那麼多天之後才走上菲律賓大使館門口？這是純粹自發性的民族主義怒火嗎？

抗議之前的星期二，中國外交部才發表對菲律賓大使駁斥的全文，指責菲律賓政府「犯了嚴重錯誤……提高升高緊張的作法」。（註21）同一天夜裡，外交部警告菲律賓境內中國公民留在家裡、不要外出，避免「反中抗議」。中國中央電視台也播報中國駐馬尼拉大使館發出的警告，預期那個週末馬尼拉街頭會有大規模的反華遊行。中國民族主義者喜愛的《環球時報》當天晚間亦發表社論，指稱兩國之間「若不發生衝突，才是奇蹟」。星期三，五大網路新聞有四個以馬尼拉可能會出事故的消息做為頭條新聞，而且微博也以它為頭條要聞。（註22）以當局動輒封殺微博上它不喜歡的內容來研判，現在這樣處理肯定是得到官方核可。外交部發言人甚至在例行記者會中表示：這個問題「已經導致國內外中國群眾的強烈反應和關注」。

要怎麼解釋如此刻意地挑激民族主義怒火呢，我們從證據中找到兩個解答。首先，這些動作出現的同一時期，中國盲眼人權鬥士陳光誠正在北京的美國大使館之內尋求庇護。這一尷尬事件之前一個多月，身陷醜聞的前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剛被公開免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的職務。和黃岩島對峙事件相反，陳光誠事件和薄熙來事件的消息在中國傳媒和社群網站上都遭到封殺。傳媒批評馬尼拉，有一部分原因或許是要轉移民眾對國內問題的注意，不過這樣說並不能完全解釋一切。

鑒於民粹的民族主義在中國的影響力，或許這件事讓人最訝異的是，民眾的反應幾近無感。儘管又有兩天的高調報導——星期四，有個電視台記者獲准穿過中國封鎖線，踏上黃岩島立起國旗；星期五，新華社轉發外國媒體報導，指中國的南方軍區已動員備戰——星期六卻只有五個人出現在菲律賓大使館門口。網路上群情激憤，可是社會上卻風平浪靜。過去好幾次的國際緊張時期，中國當局允許、甚至鼓勵街頭抗議。比如一九九八年印尼華人受到攻擊、一九九九年美國軍機轟炸貝爾格勒中國大使館、二〇〇五年日本修訂歷史教科書、二〇〇八年在歐洲傳遞奧運聖火時發生聲援西藏人的抗議，以及二〇一〇年和二〇一二年為釣魚台/尖閣群島和日本對峙，凡此種種事件之後都有街頭示威活動。可是，二〇一二年四月，北京街頭相當平靜。

街頭沒有示威抗議並不代表這個議題不受關心。二〇一三年底，專門研究中國外交決策的澳大利亞專家安德魯‧查布（Andrew Chubb），受委託就中國民眾對南海的態度進行商業調查。結果顯示百分之五十三的中國民眾表示「密切」或「很密切」注意南海局勢發展，另有略低於百分之六十的民眾表示「密切」或「很密切」關心東海爭議——前一年因釣魚台爭議，中國爆發嚴重動亂。同樣的人民很有可能因南海爭議鬧上街頭。可是，他們卻沒有動靜。查布認為在刻意遏制黃岩島引起的怒火之後，立刻鐵腕取締街頭抗議，顯示民族主義的感情受到政府刻意的操縱。

這段期間，一小群解放軍現役或退役將校經常在中國傳媒上發表鷹派、甚至威脅性的評論。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六日，羅援少將在一篇談論黃岩島事件的文章中宣布菲律賓已在戰略上「發出第一槍」。它必須為此付出代價，我們不能讓它立下先例，挑釁了我們之後又通過談判重修舊好。（註23）光是這篇文章就吸引了數十萬微博和網民的熱切討論。空軍上校戴旭也是知名的電視評論員。二〇一二年八月二十八日，《環球時報》發表戴旭一篇文章，痛罵越南、菲律賓和日本是「美國在亞洲的三隻走狗」。他宣稱：「我們只需要宰上一條，其他兩條馬上就老實。」（註24）戴旭還化名龍韜，發表了更加嗜血、露骨的文章。他曾經不點名針對在「U形線」內開鑿油氣的一個東南亞國家提出警告：「這些鑽井平台變成火炬時，誰的損失最大？」（註25）

這些軍官終其事業歷程都在軍事院校裡，以確保解放軍遵守黨的路線。二〇一二年四月，羅援接受《南方周末報》專訪，提到他的工作是：「我軍是由共產黨創建，我們出生後每個人都應該曉得我們為誰而活、為何存在。」（註26）羅援是中共的官二代，他父親羅青長曾任共產黨對外情報單位首長。戴旭也有很有趣的背景關係。當他以筆名龍韜撰文時，經常自稱是一個名氣不大的智庫「中華能源基金委員會」的戰略分析家。中國能源基金委員會的負責人是葉簡明。二〇〇三年至二〇〇五年期間，葉簡明是「中國國際友好聯絡會」上海分會副會長。中國事務觀察家，如華府的智庫「二〇四九年項目研究所」（Project 2049 Institute），認為中國國際友好聯絡會是中國非常重要的軍事情報機關——解放軍總政治部聯絡部——的外圍組織。（註27）安德魯‧查布研判葉簡明有可能是解放軍海軍前任司令員葉飛的孫子，或者甚至是總政治部聯絡部前任部長葉選寧的兒子。（註28）

換句話說，至少中國兩個最知名的「鷹派軍人」和中國軍事情報及宣傳部門的核心有直接的個人關係。他們自己也承認，（註29）這些「鷹派」是在解放軍與共產黨的紀律內運作，而且鑒於他們與傳媒關係深厚，他們的角色顯然是要渲染中國是個威脅的形象。為什麼北京領導人要放大「鷹派」的聲音呢？最可能的原因是，它們可以達到兩個目的：國內的及國外的。他們鼓吹人民的愛國精神，也鼓勵「憤青」在網路上發洩情緒。領導人可以藉此聲稱因為國內壓力，只好採取強硬路線——這一來它就方便和其他國家談判了。他們也創造出一種印象，即「鷹派」代表軍中一股真正的聲音，軍方是會想要奪取決策權的。如果其他政府，尤其是馬尼拉和華府，變得害怕刺激這些「鷹派」的不理性行為，他們的政治決心或許就會減損。換句話說，傳媒上出現的「鷹派」的一個功能即是恫嚇區域內的對手，並且靠著虛張聲勢以彌補中國軍事力量的不足。他們也讓中國的整體戰略更加撲朔迷離，因此更難對付。因此之故，媒體上的強悍表態未必是北京領導人拚命要控制極端民族主義浪潮的跡象，而是細膩運用民族主義情緒做為外交工具。如果它要允許街頭抗議，黨的領導人也會面臨越共碰上的相同問題：星火燎原，一發不可收拾。網路上的激越評論比較容易關掉。北京寧可顯得受到民眾的指責，也不願真正有公然失序的威脅。

和在越南一樣，中國也有一大批民眾對南中國海有強烈的感受，但是中國的政策不會受此驅動。中、越兩國群眾都不可能促使政府去對峙抗爭，反而是政府利用民族主義來遂行政策目標。中國共產黨和越南共產黨都在追求兩種正當性：物質方面的正當性和心理方面的正當性。兩黨領導人都需要促成人民生活水平上升，也要證明他們在「道德上」適合統治。兩黨面臨相同的生存威脅——如果他們不能促進經濟發展，民眾的支持就會退潮；另外還有別人虎視眈眈覬覦他們的權位。他們希望在南海問題上堅持強硬立場，將有助於他們取得當地的資源，以提振國內發展，並且也展現他們比批評者更加高明。為了增強他們統治的權利，兩黨都力推官方版的歷史，把自己形塑成民族英雄。

一九九一年，即鎮壓天安門廣場民主運動之後兩年，中國共產黨領導人頒訂「愛國教育」運動，以「提振國家精神，強化團結，培養民族自尊，鞏固與發展愛國統一戰線到最大極限，指導與號召群眾愛國熱情，走向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偉大路線」。（註30）再隔二十年，二〇一一年三月一日，天安門廣場上的中國國家博物館推出全新的永久展覽「到復興之路」。博物館北端的兩層樓，以高畫質的全景投影敘述著中國從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直到一九四九年人民革命勝利的百年屈辱歷史。展覽的主辦官員曹欣欣告訴記者們，展覽的目的是要「讓參觀者看到歷史的真實現場」。（註31）再隔十八個月，新上台的共產黨總書記習近平選擇這個展場揭櫫他的大理想——「中國夢」。

從各地學校教室到國家博物館，領導人努力灌輸一個觀念：中國現代史充滿了羞辱，直到黨掌握了政權才改觀。固然訊息的重點是以國家當前的成就為傲，但是它的調子是中國國土遭列強瓜分、中國人民遭外夷欺凌的奇恥大辱。這個說法現在支撐著對領土問題的主流論述。對它稍有質疑即會招致嚴厲批判。二〇〇六年，共青團的週刊雜誌《冰點》因為登了退休哲學教授袁偉時一篇文章遭到停刊兩個月的處分。他在文章中指出，學校裡教的歷史有如「喝狼奶」：「如果天真純潔的孩子吞食的竟是變味甚至有意無意假造的丸丹，只能讓偏見伴隨終生，甚至因而誤入歧途。」黨不同意他的觀點，直到它同意另登一篇長文駁斥袁偉時才准它復刊。

結果就是，有關南海的討論，不論是菁英或庶民、民族主義者或自由派，現在都落在從南海諸島天生就是「我們的」——自古以來即是祖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外國人不當地從「我們」這兒搶走的論述開始。這成為網路憤青和菁英決策的共識基礎。更重要的是，它構成一個全國論述，於是導致把統治菁英的正當性押注在他們於這些小島礁的表現之上。當挪威研究者勒妮‧史丹瑟絲（Leni Stenseth）一九九八年完成她對這個議題的研究時，她可以說，「南沙衝突只在有限度範圍內出現在官方民族主義的討論中」，因為在官方傳媒中的文章相當稀少。（註32）十六年過去，情勢大為改變：每天報紙、網路和廣電上都會有許多文章侃侃而談。在台灣海峽兩岸對誰掌法理正統仍未有定論的情況下，北京在面對台北時不可能在南海立場上稍有退卻，以免傷及到本身的正當性。

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經濟教授查道炯是個溫文儒雅但治學嚴謹的老師，也強調中國對南海問題的立場不是受群眾民族主義的驅動，而是應該北京領導人需要可信度——無論是對國內還是國外。他告訴我說：「這裡涉及到立場堅定與否，不是光跺腳、揮拳卻毫無動作就行。」他認為關鍵的轉捩點出現在二〇〇八年九月，即北京奧運盛大落幕之後一個月，美國雷曼兄弟公司（Lehman Brothers）垮台，香港四萬名投資人集體損失高達二十五億美元。雖然這些錢在三年後幾乎全數獲賠，這股震撼已經讓中國菁英對美國處理世界事務的方法之信心造成無可修復的傷害。根據查道炯教授的說法，在此之前，中國決策者樂於採用美國的詞彙和思維。在此之後，他們得再想想了。

在這段期間，另起一套「中國模式」的思想開始出現。香港大學中國傳媒計劃（China Media Project）的大衛‧班杜斯基（David Bandurski）估計，這個字詞二〇〇七年出現在網路標題中約五百次，在二〇〇八年約八百次，但是在官方新華社稍一推動之下，二〇〇九年暴增為三千次。（註33）這個詞彙旋即退燒——現在換成習近平的「中國夢」——但是一股與眾不同的特殊意識仍然餘音繞樑。班度斯基稱之為「盛世話語」。當年言論賈禍的袁偉時教授把根源追溯到十九世紀的民族主義勃興，認為「這種自命正確的意識被當做精神上的天生權利代代相傳」。（註34）

從某個關鍵面向來看，中國言論上如此發展恰恰是延續著美國的軌跡：現在中、美兩國都有一種半官方的論點、一種「卓異主義」（exceptionalism）的國家意識型態。美國的菁英和一般民意都自認美國有「明顯的命運」（manifest destiny），要向全世界散播自由，而現在中國官方也逐漸認為它在國際事務上義無反顧、當仁不讓。這股理所當然的姿態——結合受害者意識和優越意識——讓小國家在和它打交道時愈來愈覺得北京傲慢驕縱。這種不知檢點的自我觀點到頭來可能傷害到它的整體目標。它可能刺激本地區其他國家抗拒北京的擴張。

現在，南海周邊各國的「憤青」們在英文新聞網站的評論版隔空交火。當海上風雲緊張時，網路上也殺聲價響。新的想像共同體正在你來我往的貼文、論戰中強化，而新的鴻溝也在加深。戰鼓隆隆、旌旗蔽天，聳動的口號給了編輯下標題的靈感，好把爭端兜售給還搞不清楚狀況的讀者，但其實誤導了大家對真相的理解。中國和越南政府在外交事務上很少受到民意影響。在菲律賓，出現團結一致且有影響力的的民族主義運動還遙不可及，而本區域其他地方民眾對爭議也漠不關心。然而，所有這些政府都會因看來像受到魯莽的民族主義者的攻擊而得到好處，即使可能被迫要採取似乎魯莽的動作，只要在對付敵手時能占到上風就行。如此展現力量其實有一步錯棋就會引爆衝突的風險。但是在目前對南海和平與安全最大的威脅，不是火爆的街頭民族主義，而是這些區域爭議之間的交互作用，尤其是本地區兩個大國之間日益升高的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