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近代性1840-1919（簡體書）

1840—1919的政法變革是一個不可替代而又極富歷史和實踐意義的理論標本，本書以其為物件，著重考察了鴉片戰爭、戊戌變法、清廷預備立憲、辛亥革命、五四運動等事件，闡述了近代中國對西方由守舊到開放、由局部到整體，以及由模仿到吸收的“近代性”過程，主要回答了為什麼“富強焦灼感”替代“立憲主義”的本體論價值成為中國近代立憲的規定性情緒，我們應該如何認識此間面相複雜、歧義叢生的政制思想譜系，以及於今日而言, 其能夠開放出來的實踐意義又有哪些等問題，並在此基礎上認為，中國人在此過程中並非完全被動回應，而是有著主動、積極的自我選擇。毫無疑問，近代性是西方擴張的一個結果。西方大踏步地前進，中國則節節敗退。中國正是在這“前進—後退”的二元結構裡，展開了自己的立憲史及近代性——不斷革命成了我們的近代性自身。日本的近代性更多表現的是“順從”，而中國因為落後顯現的則是“抵抗”。日本的近代性帶有二重性：無論是“脫亞入歐”還是“興亞抗歐”，中國這個因素一直是繞不過去的。要“入歐”首先是要“脫亞”， “脫亞”之“亞”的真實意思是中國，“脫亞”首先得“脫華”，不脫去中國文化的影響，日本就不可能“入歐”。而中國的“抵抗”則主要表現為在西方面前的極端落後性。這種落後性可以用反動勢力的強大進行解釋，也可以用中國國家自身的性質來說明。這倒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中國的所有西方意義上的進步之路全都被堵死了。當上層官僚的異議都成為禁忌，中國革命只能越來越向下層民眾推移，“下層革命”就成了中國抵抗的方式。而抵抗，則凸顯了中國近代性的特質。無論我們有多少不情願、不甘心，也無論我們對歷史做過多少次假設，我們無法、也無能接納西方的“進步”則成了一種最嚴酷的事實。而不斷革命成了我們的近代性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