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生活世界的哲學（簡體書）

本書由四部分組成：“哲學與生活”、“價值哲學與現代價值問題”、“倫理學與道德危機”、“消費及其倫理問題”。這種結構安排既反映了作者進行學術探討的心路歷程，又體現了事物的運行邏輯。 本書從對哲學與生活關系的一般探討，到以價值哲學為依托研究現代價值問題；而現代價值問題的一個重要方面便是現代道德危機，這種危機不僅表現于政治領域、日常生活領域，更表現于經濟活動中，對消費現象及其倫理問題的研究，正是這種探討的主要方面。 全書通過對普遍性、特殊性和個別性等理論課題和現實問題的深入分析，力圖實現思想邏輯與歷史邏輯的統一。

晏輝 北京師范大學哲學與社會學學院倫理學與道德教育研究所所長、教授、博士生導師。現主要研究領域為“公民倫理”、“公共管理倫理學”、“當代生活世界”、“婚姻家庭倫理問題”、“企業文化與企業倫理”。近年來為校內外多種企業家研修班、企業家管理哲學博士研修班開設“國學與現代管理”、“公共管理倫理學”、“企業家與企業文化”專題課，計50余次，授課效果良好，深受企業家歡迎。

考察問題本身是確證“問題哲學”的理論前提。寬泛地說，問題有認識論的和存在論的兩種。認
識論的問題表現為疑惑、疑問，實質是對某些知識的缺乏，其旨趣在于明白某事或某物是什么和怎么樣。存在論的問題則同人的感覺和體悟能力有關，是人對某些矛盾、沖突、境域的困惑。在此意義上，問題就不再是疑惑、疑問，因為他對事物、事情是什么、怎么樣是清楚明了的，而是因其價值理念和生活旨趣無法實現甚至嚴重缺失所得到的苦惱，是痛苦的體驗。因此，存在論意義上的問題不再是問題而是難題，難題是與人的情感、意志和意義直接相關的。問題表現為疑問，難題呈現為追問。一個問題的產生是由于我們知道得太少而極欲知道得太多；一個難題的產生是由于我們知道得太多，而各種知識卻相互矛盾沖突。問題是好奇心的產物，難題則反映了知識的困境。問題尋求的是答案，難題尋求的是解決方案。 難題是處境的產物，是在處境艱難、理智困窘的時刻產生的，是在經歷不安、矛盾、沖突時產生的。

哲學問題與問題哲學——論一種可能的哲學觀? 閱讀提示：哲學觀是對人們用以進行哲學致思方式和方法的看法，是對哲思的反思或后思。反思與后思的意圖既在于考察哲學對象或哲學問題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更在于省察哲人進行哲思時提問題的方式、致思的層面和價值立場。反思人類哲學走過的心路歷程，旨在發現哲學問題與問題哲學之主題轉換的內在邏輯，自明現代哲學的社會歷史使命。哲學的定義隨時代的發展又因哲思者的理論旨趣而不同，但從哲學的使命說，它總是或應該是關注人類生活和人類命運的。在現代語境下，我們主張一種問題式的哲學致思路徑。
哲學問題? 哲學基本問題
恩格斯在《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中就哲學的基本問題說道：“全部哲學，特別是近代哲學的重大的基本問題，是思維和存在的關系問題”。① “思維對存在、精神對自然界的關系問題”是“全部哲學的高問題”。② 先把這里的“全部”究竟何指何謂、是否包括恩格斯在內、為何僅把思維與存在的關系視為哲學的基本問題等等這樣一些前提性的問題暫時“懸置”起來，直擊哲學的“靈魂深處”，我們發現，哲學不過是人們用以追問屬人世界何以可能、如何可能和怎樣可能的方式，它不同于宗教的、文學藝術的、實踐—精神的方式之處即在于它的追問“本體”的頑強意志和反思與批判的優良品質。其實，追問“本體”的偏好并非哲學所獨有，文學、歷史學、宗教學等也在苦苦地追尋著，但它們似乎從沒有像哲學那樣，沉思包括人在內的整個世界的可能性問題，而是考察與人相關的“本體”問題。因其是在自身規定的邊界內討論，主題顯得更加集中，更富人性化，它們更具生活性，與人們的日常意識和日常生活水乳交融，因而更容易被理解和接受。哲學追問本體的方式與文學、歷史學的不同，文學是以感性的方式、歷史學以敘事的方式、宗教學以想象的方式、倫理學以教化的方式，而哲學以理性的方式，借助理性，理論思維去掉了各種繁茂蕪雜的假象，而直握抽象的具體，唯其哲學是“直觀事物自身”的，更顯簡約和徹底。哲學在把握世界之方式上的優勢應由確定適合于自身的主題來保證。一如公正是指做適合于自己的天性的事情、得與自己的付出相對等的東西那樣，哲學應該做適合于自己的天性的事情，這集中體現在哲學的主題上。
由哲學的使命與品格說，哲學的主題由三部分組成：存在論、認識論和價值論。其中存在論與價值論具有典型的哲學性質，而認識論從其發軔的時候起，就與腦科學、神經生理學、心理學有不解之緣，它是一系列可以通過實驗、通過物化的形式再現的過程，它往往是可以還原的，是可以通過相關數據加以證明的，原則上不是純粹的邏輯推論的過程。而存在論和價值論是不能通過實驗證明的，在理論上表現為純粹的邏輯分析，它不是基于相關的實驗過程和數據，而是基于哲思者對存在的想象和對生活之意義的感悟，它追求個性化，無論提問題的方式還是解決問題的路徑都是個性化的，而實驗是可以重復可以模仿的，哲學把握世界的方式只有與自己對生活的內在的感受性、與自己的理智的德性和道德的德性相結合才能得來，與悟性密切相連。由此觀之，僅把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問題作為哲學的全部主題，這種舍棄存在和價值的哲學觀看來是值得討論的，因為認識問題只是哲學主題中的一部分。
追問存在和價值是哲學的根本主旨。存在與價值原本就是“一物兩體”，價值附著在存在之上，存在顯現著價值，至于存在，不一定僅限于物質性的可識見的存在物，精神性的、不可能還原為物質性的存在，只要它是某種意義的承擔者即可能成為哲學的對象。存在與價值原本是不能分離的，但從邏輯上存在更具有優先性。哲學盡可以觀察表象、個別，但哲學的主旨在于發現、澄明和解釋性的存在。這種看法與人類哲學發展的心路歷程相一致。古希臘哲學作為人類哲學發展的原生形態，首先表現為對存在的追問：泰勒斯的“水”、阿那克西曼德的“無限”、阿那克西美尼的“氣”、畢達格拉斯的“數”、赫拉克利特的“邏格斯”、德謨克利特的“原子”、蘇格拉底和柏拉圖的“善”的理念，等等。從蘇格拉底以降至伊壁鳩魯，作為本體的存在發生了由自然哲學向人的哲學的轉向，它意味著哲思者開始把價值作為一個思考問題的維度加諸哲學的主題之中。其實，即便在古希臘的自然哲學家那里，價值問題也一直存在，并滲透到他們的理念里。阿那克西曼德就用“無限”的原理指稱人世間的正義的根基，“阿那克西曼德的無限定不完全是自然的，所以不能排除這樣的可能性，即他是用社會倫理學的概念來認識自然過程的，或者相反，把社會倫理學問題說成是自然過程的”。① 阿那克西曼德說：“萬物由之產生的東西，萬物又消滅而復歸于它，這是命運規定好了的。因為萬物在時間的秩序中不公正，所以受到懲罰，并且彼此互相補足。”② 辛普里丘說“這是他以頗帶詩意的語言說出的話”。對我們來說，“萬物在時間的秩序中”為何“不公正”？“不公正”造成了什么結果？“受到懲罰”是為了彼此互相補足嗎？補足什么？如何補足？首先，萬物在時間的秩序中不公正，不是由于它們由之產生而又復歸于它的“始基”即“無限定”的不公正，而是各個具體事物本身。公正同“無限定”具有原始同一性。這樣，個別事物的不公正就不在于它們脫離了始基，而在于在脫離的過程中從原始的公正倒退了。個別在自身上不充分地、部分地體現出共同的本質。它們超出了始基規定給它們的限度，個別事物的“不公正”、“罪孽”在于偏離了它們的始基，在于它們的“高傲”，在于它們的錯誤“排列”。其次，每一種個別事物都表現出要超出自己界限的傾向并試圖危害他物的獨立，這就導致了它們相互關系的“不公正”，由此導致相互破壞，互相受到懲罰。物不能“容忍”自己的存在有止境，并且企圖犧牲他物來打破對自己的限制，賦予自己的存在以性，它們的“不公正”正在于這一點。后，阿那克西曼德以思辨的語言表達了個別、部分對普遍的關系問題，他給出了個別對待普遍關系的原則與界限。個別在自己的存在中愈是充分地實現普遍的必然性，愈是準確地恪守為其規定的存在范圍，就愈會由此改變個別物的命運。這里隱藏著一系列基于本體追問之上的價值分析。在稍晚的赫拉克利特那里，作為本體的“邏格斯”同樣蘊涵著價值分析的內容。至于亞里士多德更是把“善”作為哲學研究的主題：“每種技藝，每種學科，以及每種經過考慮的行為或志趣，都是以某種善為目的的。因此，說善是一切事物所追求的目的，這話是很正確的。”① 而且“善”這名詞與“存在”一樣，在應用上有很多意義：“如應用于本體的范疇上為上帝、理性；應用于性質的范疇上，為德性；應用于數量的范疇上為適中；應用于關系上為效用；應用于時間上，為機會；應用于地點上，為安居，等等。”② 在“善”的各種類型中，有一種善是以自身為目的的，它不為他物服務而為自身所追求，這種“善”為至善，幸福就是至善。幸福是世間優美、高尚、快樂的事了。“人類的善（幸福）就應該是心靈合于德行的活動；假如德行不止一種，那么，人類的善就應該是合于好的和完全的德行的活動。”③
可以斷定，無論從哲學的本意還是從哲學的原生形態看，哲學都是一種追問本體何以可能、如何可能和怎樣可能的方式，且所追問的本體大都與人的存在與社會的存在密切相關。本體論作為追問形上本質的理論與方法乃是哲學理論的“始基”，它構成這個哲學體系的理論前提。本體是諸多存在中的本原性存在，是眾多殊相背后的統一，它不是指具體的存在物而是邏輯上在先的一種潛能和力量。本體的設定是一種承諾，它假設著，在屬人的世界中存在著這樣的東西，這種東西是人們在不斷地重復著的生活中體悟得到的，這就是作為意義總體的“一”。人是追求“一”并不斷變換“一”的存在狀態的存在物。作為宗教形態的“一”給信眾供給一種用以降低風險與不安的信仰承諾，通過統一的宗教儀軌和祈禱活動獲得一種性的關懷；作為哲學形態的“一”是哲學家用以解讀世界的本體論承諾，是哲學家將其思想貫徹到底的本體；作為制度形態的“一”是社會用以規約人的思想和行為繼而達到社會整合之目的符號承諾，通過公共理性使思想和行為能夠相互認同，使信用成為可能、活動可以預期；作為倫理形態的“一”為人們的信、知、情、意能夠通約和過渡從而使生活獲得說明和意義支持奠定基礎；作為生活形態的“一”是人與人之間、人與自身之間的相互認同、相互信賴、相互關懷，是使生活變得有意義的感性基礎。人類創設出諸多形態的“一”，其共同目的在于把無限的意義注入到有限的世界中去，以解決人的未完成性和性。人的生活世界不能沒有“一”，就像一個人不能沒有理想一樣。哲學不過是以其特有的方式和語言把各種形態的“一”顯現出來的理論而已。
本體論承諾還有另外一個用途，這就是哲學把握世界的方式：從眾多殊相中抽象出包含著眾多殊相的本體，繼而用極具濃縮性能的范疇表達這一本體，這個范疇包含事物的各個環節于自身，當這一范疇展開其自身的時候，諸種要素與環節便運動起來、跳躍起來，恢復了往日的生機，獲得了第二次生命，它原本就是有生命的，只是現在是以理論生命的形式表現出來的。
可以肯定地說，哲學就是圍繞著人而展開的理論形式，人的存在與意義問題始終是哲學的主題，但到了近代，這種密切關注人的問題的哲學主張發生了轉向：人的理性、人的認識何以可能？基于人的理性與認識之上的真理如何可能？這些認識論問題一時間成了哲學的主題。其實這種轉向是有根據的。（1）自泰勒斯始至費爾巴哈止的西方傳統哲學有兩個哲學傳統，這兩個傳統均以承諾的形式設定下來，其何以可能的前提考察始終未徹底地進行過。個傳統是，包括人在內的無限世界存在著一個統一的本體，至于本體的表現形式可能各種各樣，但它們的存在是不容置疑的。但這種存在論意義上的本體論承諾是以認識論上的本體論承諾為前提的。要解決無限世界的本體何以可能的問題，就必須相信另一個假設是成立的，這就是第二個傳統，人具有足夠的理性能力和認識能力，把握“無限定”的世界及其本質，而無論從實驗的角度還是從日常意識上，人們都感到，人們的理性是稀缺的、有限的，以有限的生命及其有限的理性和認識何以能夠認識無限的世界，這顯然是一個根本性的問題。西方近代哲學的主要任務即在于考察人的認識本身，盡管有英國的經驗論和大陸的唯理論之爭，但它們均屬認識論范圍的內部論爭。作為主流哲學，認識論成為西方近代哲學中的顯學，它使人們產生一種印象，似乎認識問題就是哲學的全部主題，至少是基本的或高的主題。（2）西方近代哲學的認識論轉向同時也是一種知識論轉向，哲學似有一種被自然科學化的可能與必要，哲學變成了一套可以學習的知識體系，甚至是一套可以熟記、背誦的符號系統。當然，西方近代哲學出現的知識論轉向，除了哲學上的內在發展邏輯使然之外，更重要的乃是社會發展的要求。“在從笛卡兒到黑格爾和從霍布斯到費爾巴哈這一長時期內，推動哲學家進步的，絕不像他們所想象的那樣，只是純粹思想的力量。恰恰相反，真正推動他們前進的，主要是自然科學和工業的強大而且日益迅速的進步。”① 開始于近代的西方現代化運動，人類借著科學技術的驚人的祛魅功效似乎可以分解一切、合成一切，工業化過程更使人類產生了“人定勝天”的幻想。西方哲學一直倡導的理性主義被發展到，而這一切均靠著人的理性以及作為理性之成果的知識的積累來完成。為這種信心、信念提供哲學支持的，一個是培根，“知識就是力量”，“工具是的”；一個是笛卡兒，“我思，故我在”。人不但思著“思”的對象，而且思著“思”本身。“思”成了人之能夠存在甚至他物存在的原初根據。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在以認識論為主題的主流哲學所營造的氛圍下，恩格斯得出“全部哲學特別是近代哲學的基本問題與高問題，是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問題”這樣的結論，也就不難理解了。其實，西方近代哲學給人脫離生活之原、遠離生活本身的印象，還有另外一個原因，即哲學家常常從以往的哲學素材和哲學主題出發，哲學任務在于梳理、判斷、理解甚至表述這些觀點，并借以陳述自己的哲學觀點。對此，黑格爾精辟地說道：“古代人的研究方式跟近代的研究很不相同，古代人的研究是真正的自然意識的教養和形成。古代的研究者通過對他的生活的每一細節都作詳盡的考察，對呈現于其面前的一切事物都作哲學的思考，才給自己創造出了一種滲透于事物之中的普遍性。但現代人則不同，他能找到現成的抽象形式；他掌握和吸取這些形式，可以說是不假中介地將內在的東西外化出來并隔離地將普遍的東西（共相）制造出來，而不是從具體事物中和現實存在的形形色色之中把內在和普遍的東西產生出來。”①
以休謨和康德為代表的懷疑論者對世界無限論與理性至上論提出質疑。認識論內部的種種詰難直擊西方傳統哲學的兩個傳統：無論是存在論的本體論承諾還是認識論的本體論承諾都已陷入困境。無論是萊布尼茨的原子的前定和諧說，還是洛克的“二重經驗論”都無法拯救陷入困境的真理的證明問題，也許認識的真假問題在純粹的認識范圍內本身就是無法證明的。直至康德，才把西方近代哲學中的主客二分這種哲學致思范式的種種弊端揭露出來，使存在與價值重又回到哲學的主題中，并在以往的哲學討論中加入了信仰的問題，把可證明的正確認識與信以為真的真理區分開來，但康德卻無法提供將存在論、認識論與價值論統一起來的社會實踐基礎。這個基礎不在哲學之內，而是在哲學之外，必須使哲學重返它所植根于其中的生活世界，這一工作是由馬克思完成的。“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凡是把理論導致神秘主義方面去的神秘東西，都能在人的實踐中以及對這個實踐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決。”②
問題? 問題哲學
馬克思在哲學上的貢獻首先在于他重又把“生活世界”（Lebenswelt）作為了哲學的主題，“哲學是時代精神的精華”。馬克思曾一度成為青年黑格爾派，為黑格爾那種近乎完美的宏大敘事結構的魅力所吸引，但馬克思很快發現，黑格爾哲學中的那種充滿革命的辯證法卻為他的致命的保守體系所吞噬。而從本體論的角度看，黑格爾把自然界、人類社會和人類精神僅看作是他的理念（“世界精神”）得以外化的要素與環節，它們僅僅是理念再現其自身的“現象”。馬克思說，黑格爾這種被顛倒了的辯證法無法解釋更無法解決人類社會所面對的諸多根本問題，逐漸地，馬克思在考察了許多令人費解的現實現象（如林木盜竊案）之后認識到，一個理論如果不能解釋現實更不能解決問題，哪怕是再好的理論體系也是無用的，守在象牙塔里沉溺于構造孤芳自賞的體系的做法是非常危險的。1841年費爾巴哈出版了《基督教的本質》一書，馬克思恩格斯感到興奮，似乎找到了用以解釋生活的理論體系和話語系統，“那時大家都很興奮，我們一時都成了費爾巴哈派了。馬克思曾經怎樣熱烈地歡迎這種觀點，而這種新觀點又是如何強烈地影響了他，這可以從《神圣家族》中看出來”。① 也許馬克思天然就不是也不可能成為費爾巴哈派，因為馬克思很快感覺到，作為費爾巴哈理論中之關鍵詞的“異化”和“愛”無法令人信服地說明人類生活的本質以及社會生活中的不公正現象，馬克思又一次陷入苦悶。《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是馬克思試著用自己的理論與話語研究勞動異化的著作，其核心詞是勞動、外化、對象化、異化、本質力量，② 其理論旨趣在于基于生活問題分析之上的哲學提升與概括。之后，馬克思到了布魯塞爾，對多年來曾一度崇拜、懷疑、批判過的黑格爾、費爾巴哈哲學進行總結，對自己的哲學主張與他們的關系進行嚴肅認真的清理。作為這一工作之成果的《關于費爾巴哈提綱》以及稍晚的《德意志意識形態》，標志著馬克思已基本上形成了屬于自己的哲學精神和風格：社會實踐是它的理論基石，革命與批判是它的品格，建立一個真正的屬人世界是它的終目標。馬克思哲學既是分析的又是規范的，分析的體現了馬克思哲學的科學性，規范的體現了馬克思的價值立場，馬克思做到了倫理動機與科學精神的完美結合。
馬克思哲學無論在其產生和發展的當時，還是在馬克思去世之后的100多年的歲月里，馬克思哲學的不可替代性是公認的，在馬克思逝世120周年之后的今天，人們感到，馬克思與馬克思哲學依然在場，不但馬克思當時曾用辯護與批判的眼光所對待的現代性及其社會后果逐漸地暴露出來，① 而且馬克思用以分析人類本質與資本主義的那種極具穿透力的哲學方法、話語系統依然有它的效用。這說明什么？
它說明，哲學是植根于生活深處的理論自覺，只有當它提供了屬于它那個時代的與人類命運休戚相關的根本問題的哲學解說時，只有當它解說的問題依然在場，也只有它用以解說問題的理論、范疇依然有效的時候，它的哲學才會以新時代的形式存在著。
誰也不會否認，哲學是研究問題的，而就問題的性質說，有真問題和假問題，真問題中有根本問題、核心問題，有些問題為特定時代所獨有，有些問題為幾個時代甚至整個人類社會所共有。哲學作為一種理論自覺，由其使命和品格決定，它理應關注人類生活中的真問題、核心問題或根本問題。于是問題哲學就成了哲學發展的主流形態，大凡在歷史上有所作為并且今天人們依然在研究他們的哲學家，無不是因研究了屬于他那個時代的或關于人的生存狀態或關于人的精神世界的根本問題而有名的。遺忘了人類生活中的根本問題、不再關注人類命運的哲學一定是缺乏生命力的“貧困哲學”，這樣的哲學當然會被人們遺忘，或者它就從未被人們所過問過、重視過。
考察問題本身是確證問題哲學的理論前提。寬泛地說，問題有認識論的和存在論的兩種。認識論的問題表現為疑惑、疑問，是對某一領域的事情不知或知之甚少，其旨趣在于明白某事或某物是什么和怎么樣，實質是某些知識的缺乏。存在論的問題則同人的感覺和體悟能力有關，是人對某些矛盾、沖突、境遇的困惑，在此意義上，問題就不再是疑惑、疑問——因為他對事物、事情是什么、怎么樣是清楚明了的，而是因其價值理念和生活旨趣無法實現甚至嚴重缺失所得到的苦惱，是痛苦的體驗。問題不再是問題而是難題，難題是與人的情感、意志和意義直接相關的，因此難題是生活形態的，是人的生活的豐富性的對象化。一旦人的生活豐富性的對象化的通道被堵塞或失去對象，難題和苦惱就在所難免。問題表現為疑問，難題呈現為追問，但難題常常又以知識的形態出現。“一個問題的產生是由于我們知道得太少而極欲知道得太多；一個難題的產生是由于我們知道得太多，而各種知識卻相互矛盾沖突。問題是好奇心的產物，難題則反映了知識的困境。”① 關于問題與難題的關系，美籍猶太哲學家赫舍爾進一步精辟地指出：“提出一個問題（question）是一種理智的活動；而面對一個難題（problem）涉及整個人身的一種處境。一個問題是渴求知識的產物；而一個難題則反映了困惑甚至苦惱的狀態。一個問題尋求的是答案，一個難題尋求的是解決方案。”“沒有哪一個真正的難題是從純粹的尋根究底中產生的。難題是處境的產物。它是在處境艱難、理智困窘的時刻產生的，是在經歷到不安、矛盾、沖突時產生的。”②
也許焦慮和痛苦是人經常的存在狀態，而快樂和幸福則是瞬間的體驗。難題是人所具有的，人不但生成著難題、遇到難題，而且感悟著難題，并把這種感悟以語言的形式呈現出來。自蘇格拉底提出“認識你自己”、“自知其無知”、“美德即知識”三個命題，并以特有的方式表達其生活和終結其生命時起，哲學家、神學家和文學家就以語言為中介表達他們對各種難題的看法。馬克思、費爾巴哈、尼采、叔本華、柏格森、海德格爾、利奧塔、福柯等似乎都在陳述對他們所遇到的生活難題的看法。這說明什么呢？
這說明人是一個創造意義、體悟意義和追問意義的存在物，一切難題都與這種意義相關。任何一種難題無不標示著無法實現某種意義，或缺失某種意義，這又與人對人的理解相關。“成人”并不僅僅是一個標示人的年齡和成熟的概念，而是一個人完成人、成為人、兌現承諾、實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