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暗殺簡史：揭秘政治襲擊、殺手及其幕後操縱者（簡體書）

暗殺是世界上古老的政治行動，它挑起戰爭，帶來革命，引起民族和全球國家力量的動蕩和變化。自古，帝國離散的歷史便是持續弒君的歷史，它們的興衰往往以暗殺關鍵人物來確定。當今，我們仍然生活在一個充滿暗殺的時代，盡管大多數現代政府并不愿意承認。 這本暗殺簡史并沒有囊括歷史上的每一次暗殺，也不是以“英雄”人物為主題的簡單傳說。事實上，它是一系列環環相扣的故事，涉及道德淪喪的政客、追求私利的情報官員、甘受腐敗思想束縛的恐怖分子和各種類型的罪犯。作者歷經數年采訪相關人士，搜集相關資料。曾身居要位的將軍、國家安全機構的高級官員、來自不同國家情報機構的人員、軍情評論家、時事研究員都為這本書貢獻了豐富的知識與細節。倫敦歷史檔案館、華盛頓國家安全檔案館等研究機構的相關資料，則成為書中事件的翔實基礎。終我們會發現，每一筆暗殺幾乎都與權力相關，每一個野心勃勃的人都想按自己的愿望來塑造世界。在這個昏暗的世界里，隱藏著人類貪婪、狂妄、多疑、相互利用的欲望，也隱藏著常人看不到、卻在左右世界運轉的真實力量的博弈。

（英）理查德·貝爾菲爾德他是歐美屢獲殊榮的電視制片人、導演、作家和劇作家，為美國國家地理頻道、發現與探索頻道、藝術與娛樂網和波士頓公眾電臺等制作節目。作為研究暗殺事件的專家，貝爾菲爾德已成為法醫科學學會和由美國國家安全局舉辦的國際會議的主講嘉賓。作品有《政治暗殺簡史》《SAS操作風暴》《你能破解恩尼格瑪密碼嗎？》《六個未解決的密碼》《終止偏見》《暗殺業務》《陰謀的百科全書》《犯罪的藝術》《默多克：一個帝國的衰落》等。

從《政治暗殺簡史》這本書中，國際陰謀論大師揭秘暴力、戰爭、革命及國家動蕩的真相，全面解讀世界暗殺組織、秘密情報組織、恐怖主義等鮮為人知的歷史。我們仍然生活一個有戰爭、有難民的世界。敘利亞溺亡小男孩吸引了全世界人的目光：流亡難民的血淚史，背后隱藏著政治的博弈、人性的貪婪……而這一切，不是**次發生。從《政治暗殺簡史》這本書中，國際陰謀論大師揭秘暴力、戰爭、革命及國家動蕩的真相，全面解讀世界暗殺組織、秘密情報組織、恐怖主義等鮮為人知的歷史。 作者以倫敦歷史檔案館、華盛頓國家安全檔案館等研究機構的相關資料，作為本書論證的資料基礎，并暗訪了曾身居要位的將軍、國家安全機構的高級官員、不同國家情報機構人員、軍情評論家、時事研究員等，抽絲剝繭，挖掘歷史真相。 中央情報局（CIA）、軍情六處、克格勃、摩薩德如何操縱暗殺？阿薩辛、伊斯蘭激進組織、“基地組織”的暗殺掩蓋了誰的陰謀？更多歷史真相，本書詳解。 更多歷史真相， href='#' target='_blank'>重說中國近代史

暗殺是世界上古老的政治行動。暗殺組織是歷史的標點，早于民族國家、常備軍、國王和王后、君主和皇帝。暗殺挑起戰爭，帶來革命，導致國家甚至全世界力量的巨變。暗殺不僅僅是謀殺。暗殺是采用陰險的暴力手段進行殺戮，被殺害的通常是（但不完全是）眾所周知的公眾人物。在大多數情況下，暗殺的動機是明確的，目標通常是一個指定的個人或與之相關的小群體（往往是其家人及親屬）。暗殺是政治性謀殺，其中的動機，無論如何復雜，都與權力脫不了干系：沒有權力的，通過暗殺獲得權力；權力在握的，借助暗殺得以保持。每一個帝國的繁榮和衰落，都因權力、貿易、宗教和商業地位的制約而呈現周期性變化。每個當權者都試圖按照自己的意愿來塑造這個世界，暗殺使得當權者走馬燈似的不斷更換，從而讓帝國傳奇得以續寫。帝國離散的歷史是持續弒君的歷史，它們的興衰往往通過暗殺關鍵人物來決定。統治者來時風光無限好，去時卻大多血淚成河。作為斗爭的一種方式，暗殺被經常采用。當戰火到來之時，男人通常選擇匕首作為武器，女人（一般是這些要人的妻子和母親）則寧可選擇毒藥。所有這些古老的帝國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其關鍵人物都特別容易遇刺。這些帝國高度集權，權力集中在一個人——通常是一個男人身上，并且他還掌控著對臣民的生殺大權。但是，正是皇權的高度集中，使得暗殺成為一條通向誘人的帝國霸權的捷徑。權力歸屬于戴皇冠的人，但無論這皇冠多么華麗，它所具有的也只是一頂羊絨帽的特征：一個尺碼適合所有的人，也就是說，一個人說了算。對于耍小手段和玩把戲的王權持有者通常可能只是一個短暫的經歷。雖然許多領導人認為他們是神在人類中的化身，但是由于直接進入一種源自他們所選擇的虛無的、超凡的神的力量，他們很快就發現這對抵抗殘酷的死亡命運并沒有任何保障，而死亡卻總是被自己的親屬所掌控。所有這些帝國和它們的領導人，終都踏上由暗殺者控制，而不是由他們自己控制的節奏，整個世界縮減為兩個階級：推動者和動搖者。當今，常見的暗殺形式是由國家贊助的，其普遍性遠遠超過大多數現代政府愿意承認的范圍。這是常見的正常外交過程的擴展，而且比戰爭更劃算。第二次海灣戰爭前，暗殺薩達姆·侯賽因的方案（作為解決伊拉克問題劃算的方案）在白宮記者通報會上被公開討論。1這立即成為眾所周知的“8美分方案”——因為購買一顆子彈的成本為8美分。但小口徑子彈并不一定是武器。盡管有明確的行政命令禁止美國總統使用暗殺手段2，但由于美國中央情報局（CIA）認為奧薩馬·本·拉登將會在阿富汗的營地會見其他基地組織領導人，布什的前任——克林頓總統，試圖下令用巡航導彈襲擊該營地來解決本·拉登問題。這當中，100萬美元一枚的導彈成為現代豪華版暗殺工具。公元前44年，尤利烏斯·愷撒大帝遇刺，殺手所使用的工具（刀和劍） 要原始得多。然而，在過去的2000多年，從事暗殺活動的每個人都從這次暗殺事件中吸取了教訓。它使暗殺策劃者弄巧成拙：除掉了他們的領導人，卻沒人能夠上臺掌權，并且在愷撒血灑參議院臺階之后的三年中，他們相繼死于非命，無一幸存。自這次暗殺事件之后，暗殺的操縱者開始鼓舌如簧地否認暗殺事件。除了恐怖組織，很少有人吹噓自己的暗殺行動。然而，近來這一切都發生了改變。我們生活在一個充滿暗殺的時代。布什政府和以色列（美國在中東親密的盟友）都把暗殺作為其外交政策的核心。前者曾經公開宣布過這一政策。后者執行這項任務的是以“暗殺”聞名的阿薩辛組織，這個無情的秘密組織讓1090—1256年的中東籠罩在恐怖氣氛之中。美國自1945年以來，暗殺事件主要作為一種秘密活動，幾乎沒有間斷過。但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美國政府開始不再費心去掩蓋其暗殺行動，并且在非常公開的場合企圖暗殺卡扎菲、薩達姆和本·拉登。使用選擇性暗殺對付基地組織領導人的政策在奧巴馬總統執政期被繼續推行。無人駕駛的獵食雄蜂戰斗機雖然是從巴基斯坦機場起飛的，卻受到美國內華達州一個空軍基地的控制和操作。他們已經卓有成效地暗殺了基地組織的高級指揮官，這些指揮官曾愚蠢地想逃離自己隱藏的巢窟。在阿富汗地面上，北約聯軍派遣了一個名為“373特遣部隊”的高度機密的黑色行動組織，用來搜捕一些目標人物，其抓捕名單上赫然在列的有2000多人。該名單曾被稱為“高級行動”，現在美其名曰“joint prioritised effects list（JPEL，共同優先效應名單）” 。JPEL 包括塔利班和基地組織的高層領導人以及重要的毒品交易者。許多人被暗殺，經常在半夜死于床上。數千人已被抓獲，并且未經審判就被帶走處決或監禁。在這種類型的行動事件中，掌握情報是至關重要的，因為這是能夠暗殺目標人物的能力——也僅僅是針對暗殺目標的能力。但這并不表明美國特種部隊非常強大，也發生過幾次婦女、兒童和平民慘遭殺害的事件。而在一次攻擊中，阿富汗警務人員也被他們射擊致死。正如每一個反暴亂指揮官都明白的，每一次這樣的事件都是一場公共關系災難。與此同時，以色列是總理就是職業刺客的現代國家，這位總理名叫埃胡德·巴拉克，他領導了近代以來大膽的謀殺行動之一。他于1973年4月6日裝扮成一個女人（戴著黑色假發，濃妝艷抹，穿著女鞋，提著手提包，以手榴彈填充文胸），率領一支暗殺隊伍，在夜間潛入貝魯特，開槍打死了3名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的高層人員。現代的以色列自建立以來，暗殺一直是其實施公共政策的一種手段。但近來卻打破了過去的限度，其政治家們現在熱衷于對此類事件大吹特吹。2004年3月，以色列暗殺恐怖組織哈馬斯精神領袖謝赫·艾哈邁德·亞辛之后，他們自豪地吹噓，這是總理阿里埃勒·沙龍下的命令。但這只是為了確保在安全內閣表決會上能夠獲得多數投票，而不是為了掩飾命令是誰所下或誰應對此負責。這次暗殺受到了除華盛頓之外的各地政客的譴責。英國外交大臣杰克·斯特勞是其中典型的國際政客，他稱這次暗殺是“非法的、不可接受的和極不正當的”。1然而，暗殺從道義上講卻是多變的。2003年7月， 美國軍隊暗殺薩達姆的兩個兒子——烏代和庫賽，發射了一枚陶式反坦克導彈擊中他們藏身的別墅，并沒有做出活捉他們，使他們按罪行接受審訊的嘗試。這一次，英國卻沒有發出關于不法行為的言論。相反，斯特勞把責任歸咎于烏代和庫賽兩兄弟，說這是他們自己造成的，因為他們曾有機會離開伊拉克卻沒有選擇離開。2而一位美國軍方女發言人就不太慎重， 說士兵們是“絕不輕浮的”和“自豪的”，把101空降師進行的攻擊說成是“踢屁股（海扁）”。她還說：“101空降師有一個令人自豪的軍事歷史傳統，而這次攻擊正好是對這一歷史傳統的延續。”隨后，美國否決了聯合國譴責這一暗殺事件的決議，而英國則棄權。這是自詡為“世界道義衛士”的國家的又一次勝利。2010年，以色列暗殺隊在迪拜的酒店房間暗殺了哈馬斯領導人馬哈茂德·馬巴胡赫，嫌疑人分別持有英國、愛爾蘭、法國、德國和澳大利亞的假護照，后來引起了這些國家的強烈不滿。此外，對于此事件，還有許多來自外交部和英國政客的劍拔弩張的陳詞濫調（如“嚴重危害”“是一種恥辱”“需要全面調查”等），但僅此而已。這與1986年的做法相去甚遠。當時，由于一位摩薩德特工丟失了一包以英國國籍為掩護的假護照而被披露，英國首相瑪格麗特·撒切爾凍結了摩薩德在英國的行動。這一次，英國從倫敦將一位摩薩德官員驅逐出境——這并不比采用武力報復輕。相反，在以色列，人們慶祝迪拜的暗殺，并迅速被通俗文化所接受。一家名為“免費貨倉”的零售連鎖超市，模仿暗殺監控錄像的內容，制作了一個電視廣告，廣告標語是“被擊斃的價格”。這段監控錄像是由一位參與暗殺的警察提供的，當時他正在一家超市附近游蕩。在暗殺事件發生的幾個星期之后，一切恢復如常。以色列在安全方面得到如下認識：似乎有一種無形的國際法律條款，使他們得以豁免。1967年，他們襲擊了一艘美國間諜船——“自由號”航空母艦，導致34人死亡、170人受傷。當時是一個陽光明媚的下午，“自由號”并沒游離公海，而且船上美國的星條旗在東部地中海飄揚，相當醒目。這次襲擊持續了一個多小時，在此期間，他們使用大炮和魚雷分別從空中和海上轟炸“自由號”。盡管有證據足以證明這一切都是有預謀的，但以色列人卻心存僥幸，聲稱這只是一個“誤會”。僅這次事件的僥幸以及美國歷屆政府對這個問題一直未能正視的態度，使以色列堅定了這樣的信念：我們可以攻擊任何我們想要攻擊的人。這種情況極少有例外，其中之一是在20世紀90年代以色列派暗殺小組去倫敦時，倫敦警察廳警告以色列駐英大使，如果他們的暗殺計劃繼續執行，這位大使將被指控犯有合伙謀殺罪。在矢口否認后，以色列暗殺小組打道回國了。這本書不是一本百科全書，并非所有的暗殺行動都會在書中提及。相反，我把暗殺看作一種政治現象，并且試圖找出其主題和貫穿歷史的暗流——始于世界上古老的政治行為，現在卻是政治格局的一個固定特征。沒有哪天的報紙不報道來自世界某個地方的與暗殺有關的事件。政治領袖、政府部長、政治家、法官、警察、記者、工會積極分子和民權律師都經常遇刺，暗殺他們的兇手卻很少被逮捕或被繩之以法。隨著時間的推移，一些殺手從過去的事件中學到了很多，并且成長為熟練的特工。現代的一些暗殺事件（如錢德拉·百色、羅伯特·肯尼迪、吉姆·瓊斯、女警官伊馮·弗萊徹和伊扎克·拉賓遇刺事件）都是經過精心設計的，殺手行刺了他們的目標人物之后便逃離現場，并非常有效地掩藏了自己的行跡。不過，這些只是特例，這些案例中留下的線索足以泄露機密。關于暗殺，歷史學家和文學家大致分裂成兩大陣營：一個陣營把每件事都看成是蓄意謀劃的，另一個陣營則喜歡把每件事都看成是碰巧撞上的。兩種觀點我都不贊成。現實情況是，暗殺事件太過復雜，而不能完全符合其中的任何一種看法。并且，蓄意論和巧合論往往交織在一起，已經遠遠超出兩者平衡而論的限度。蓄意論的弱點在于它過多依賴于假想的事件關系，常常將關系與原因混為一談。大量證據表明，在美國，意大利黑手黨與美國中央情報局密謀暗殺肯尼迪總統，但這并不等于他們真的那樣做了。因為每次暗殺都存在大量徒勞的策劃和陰謀，關鍵是要把策劃和行動分開。這種復雜而矛盾的事件用巧合論方法來解釋通常也是不夠的。這是思想上在偷懶，不足以作為可行的分析手段，通常只有在難題得不到解決和大量證據被忽略的時候才奏效。例如，官方對戴安娜王妃之死的解釋（官方稱是由于司機酒后失控、魯莽駕車所致，與他人無關）是僅有的沒有任何可信證據的例子。這次事件調查中使用了血液濃度測試，“證明”了司機亨利·保羅喝醉了酒。然而，這項技術令人質疑。1英國法律近二十年來并未準許采用這種不的檢測技術，鑒定結果毫無價值。如果鑒定結果是準確的，那么亨利·保羅在發生車禍身亡約兩個小時前到麗思酒店時，就不僅爛醉如泥，而且還會因體內有30% 的一氧化碳而中毒。2一氧化碳中毒的癥狀包括視覺模糊并出現重影、眩暈、惡心、不能保持身體平衡、思維不清晰、注意力不集中以及語無倫次等。如果保羅飲酒過度，一氧化碳濃度又超標，他周圍的人一定會立即察覺。然而很明顯，他并沒有這些癥狀。他用英語（他的第二語言）與戴安娜的保鏢愉快地交談，而麗思酒店的安保錄像也顯示他對自己和周圍的環境有足夠的把控能力，甚至能彎腰系鞋帶，這些行為對于體內含有如此大量酒精和一氧化碳的人來說是不可能產生的。迄今為止，還沒有病理學家能夠給出一個相關的解釋。到目前為止好的解釋是，這一事件是“一個謎團”。同時，事故巧合論的支持者應付這種尷尬的問題也只是以沒有結果而告終。這并不是巧合論支持者遇到的關于巴黎撞車事件的麻煩。重要的目擊證人并不支持司機駕車飛速駛去而無人靠近的看法。相反，他們談到了當戴安娜乘坐的奔馳轎車駛入隧道時，一輛摩托車對其進行騷擾，致使奔馳車司機亨利·保羅難以保持直線行駛。然而摩托車駕駛員的身份卻從未得到鑒別。不過，如果他的動機僅僅是要騷擾司機，那他犯有過失殺人罪。如果他的意圖是引起撞車，那么他則犯有謀殺罪。只有一小部分暗殺是自發事件，由患有妄想癥的精神病人單獨采取行動。但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會有兩個或更多的人參與暗殺，用法律術語表達就是陰謀集團。在尤利烏斯·愷撒刺殺案中，同謀者達60人。他們之間交易的條款是，具體行刺的十幾人必須精誠團結，使愷撒倒于血泊之中，完成謀殺計劃，使這次謀殺成為經典。實際上，現代所有主要的暗殺都牽涉到這樣或那樣的情報和安全服務部門。在20世紀，幾乎任何一個重要的政治暗殺，都是要么由他們執行、協助，要么被他們允許，要么是由于他們未能充分保護目標造成的——同一事件中往往蓄意和碰巧的因素同時存在，就像一杯充分搖勻的由蓄意和碰巧調和而成的雞尾酒。也有精心策劃的暗殺事件，其陰謀錯綜復雜，涉及首相、總統、間諜首腦、訓練有素的殺手和世界上奇特的武器，但由于其隨意性，在后關頭以失敗告終。如果事件出現在一個二級電影里，由于其完全不可信，觀眾會覺得毫無看點。在電影里，訓練有素的殺手知道，長期的徒刑將會隨之而來，因此他們不會在暗殺目標的家門口露面，并且沒有精神信仰危機。他們拒不招供，拒不投案自首。電影觀眾永遠無法容忍這種牽強的情節，但在現實生活中卻竟然發生了——更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兩個來自同一情報部門的殺手，一個接一個地扮演了同樣的角色。在小說里，間諜首腦在與其政客會晤期間，不會用筆記下“不要提‘暗殺’二字”等字樣，但在現實生活中他們卻會那樣做。在棒的驚悚片中，消聲器是任何現代殺手的必備，而且往往效果驚人。但在現實生活中，一個高收入、受過訓練的殺手會將消聲器扔掉，因為它會把手燒傷。沒有哪位好萊塢編劇會構想這樣一個情景: 一個精明的殺手組織決定行刺一位政治領袖，他們同意掩蓋他們的行徑，并且只字不提他們的計劃，也不會寫一份詳細的會議記錄作為文件，使之廣泛流傳。但相反，他們實際上卻那樣做了。電影里，炸彈總是在英雄逃離大樓時爆炸。沒有哪位制片廠老板會容忍這樣的腳本：一卡車的三硝基甲苯（TNT）由于邪惡的恐怖團伙忘了系上雷管而沒有爆炸。但現實中這樣的事卻發生了。個是俄羅斯的例子，第二、第三個是美國，第四個是英國，后一個是伊斯蘭圣戰組織。正如新西蘭警方對法國人襲擊綠色和平船——“彩虹勇士號”事件調查時發現的那樣，業務不精并不是一個國家的特色。受過高端訓練的殺手帶著粗制濫造的瑞士假護照和記有巴黎法國國防部直撥的筆記本，以及被忘記帶走的潛水用的氧氣瓶（配有法國標志）。他們被一個守夜人看見并記下了車牌號。正如一個法國老情報官指出的那樣，犯罪現場除了一頂貝雷帽、一個法式面包和一瓶博若萊酒，他們不可能留下更多的線索了。不足為奇的是，由于過去幾年的大量披露，時下流行解雇世界上這些情報機構中笨手笨腳的傻瓜們，他們是英國常以完美的行動理由塑造的形象。盡管通過情報業務來運行，但是不稱職并不是的爭論點。世界安全和情報部門具有所有大型組織機構的許多特點：官僚內訌普遍存在，并伴隨著急劇上升的平庸無能。像其他臃腫的體制機構那樣，無能和惰性難以控制。重度飲酒和以酒精為動力的偏執狂是常見的，世界上所有的情報機構都有數量相當的醉鬼、心智失常者和強迫癥患者。就他們所做的工作而言，很可能數量大得驚人。情報人員把自己的大部分生命都耗費在人類情感的暗溝中。他們的主要業務是使用詭計，表現出人類心理丑陋的方面（諸如唯利是圖、背信棄義、口是心非、貪婪、不忠等）。因此，毫不奇怪，在這個完全顛倒的世界，我們看到的一切似乎都是失真的。道德只是一種幻想，那些從事暗殺業務的人的大腦關鍵部位受挫，切斷了道德與行為、目的與手段之間的聯系。當發生這種情況時，暗殺就成了當下流行的政治事件。在1957年，英國首相哈羅德·麥克米倫和他的同僚——美國總統德懷特·艾森豪威爾批準了軍情六處（英國情報和間諜活動代理機構）和美國中央情報局的一項聯合計劃。他們首先制造了一系列邊境事件，為入侵敘利亞作掩護。該計劃中提到，“應作出特別的努力，清除某些關鍵的人物”。擬暗殺的名單上列出了當時敘利亞的三位重量級人物：阿卜杜勒·哈米德·薩拉杰，軍事情報處的頭領；阿菲弗·比茲里，總參謀長；哈立德·巴格達什，共產黨領袖。該計劃還包括建立一個親西方的政權， 這個政權“首先可能需要依靠采取鎮壓措施并任意行使權力”，也就是通常依靠酷刑、國家資助的暗殺來開展行動，并且全然不顧法治。老謀深算的政客麥克米倫牢牢地把控著計劃，拒絕與他人甚至參謀長討論，因為他認為這些人是積習已久的“長舌婦”，常常會“喋喋不休”。這并非麥克米倫和艾森豪威爾的一次涉足暗殺領域。大量的記錄顯示，在整個1960年，英國人、美國人、葡萄牙人和比利時人都在密謀暗殺頗具魅力的剛果民選領導人帕特里斯·盧蒙巴。英國與華盛頓的情報人員、文職官員和政客（包括三個總理）在一次絕密的政府會議上討論了這個計劃的方方面面，這些人包括內閣成員以及總統或首相。雖然這些討論是秘密進行的，大西洋兩岸的選民卻被卷入了媒體的漩渦。1960年8月底，兩位“自由世界”的領導人——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和英國首相哈羅德·麥克米倫被拍攝到穿著晚禮服的照片，兩人顯然是在進行即興交談。這是一次公關的勝利，因為英國廣播公司電視新聞報道員（以及他們橫跨大西洋的同行）告訴觀眾，兩個的領袖討論了一切，從世界和平到英國紡織行業的絕望狀態。“艾克和麥克秀”是麥克米倫的杰作，此后不到六個星期，他以多數選票再次當選。英國廣播公司的觀眾并不了解他們的秘密議程：截至此時，英、美關于暗殺盧蒙巴的計劃已取得很大的進展。在1960年7月的前幾個月，艾森豪威爾總統在英國的支持和鼓勵下，發出了暗殺帕特里斯·盧蒙巴的號召。中情局責令其藥劑師——代號為“QJ/WIN”的殺手準備一種致命的毒藥，前往非洲暗殺盧蒙巴。在白廳的思路還不怎么清晰的情況下，英國一位高級外交官發出了一份備忘錄，認為“確保盧蒙巴從舞臺消失”的簡單方法是“直接殺了他”。不過，比利時人在聯合國及其秘書長達格·哈馬舍爾德的縱容下，率先到達非洲。在遭受數天的嚴刑拷打之后，盧蒙巴終被比利時人處決。毋庸置疑，如果比利時人沒有這樣做，美國人也會殺掉盧蒙巴，因為他們在剛果有自己的暗殺小組，并與英國人密切合作。倫敦或華盛頓“自由世界”的領導人絕不會在道義上對暗殺一個民選領導人提出質疑。事實上，這位民選領導人只不過是想提高這個星球上一些貧窮的人的生活水平——通過使用該國巨大的礦產財富造福本國人民，而不是靠暴富的外國投資者。1盧蒙巴是一位充滿激情的民族主義者，其政治非常接近獨立戰爭中反對英國、締造美國的人。他被美國人和英國人描繪成共產主義分子和俄羅斯的走狗，這被用作暗殺他的借口。當英、美兩國領導人正在謀劃暗殺盧蒙巴的時候，法國處決了另一位具有魅力的非洲領導人費利克斯·穆米埃，他是來自喀麥隆的一個激進的政治家。穆米埃知道他自己非常危險，因為法國人當時正在執行一個重大的暗殺計劃，目標是謀殺非洲民族主義者以及支持他們的記者和學術界人士。穆米埃認為待在日內瓦是安全的，但正好相反，因為瑞士處于中立地位，對法國沒有實際約束意義。穆米埃會見了一個他認為是記者的人，并勸說他的女朋友，她不跟隨的話可能會更好，因為他們將談論政治問題，她跟著只會覺得無聊。但這位溫文爾雅的、著迷于非洲政治的66歲的“記者”，其實是一位法國情報官員，他在穆米埃的開胃酒中下了致命的鼠藥毒素。這是這種特別的毒藥在暗殺中首次被使用，但制造這種毒藥的法國醫生成事不足敗事有余，因為毒藥提煉不精細，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這只是法國人無能的開始，更令人咋舌的是，他們的殺手用錯了劑量。盡管存在這些失誤，穆米埃兩周后還是在極度痛苦中死去了。他存活的時間足夠讓那位十分可疑的瑞士醫生為當地警察準備好證據，但這段時間也足夠讓法國政府派來的那名殺手逃走。瑞士政府簽署了逮捕狀，但殺手終還是沒有被抓到。當法國情報局（SDECE）悄然以一個新的法國南部身份安置了其代理人時，德國警方正在審訊一位俄羅斯的殺手。此人在當年年初叛逃，他承認在德國執行了兩次暗殺，一次是在慕尼黑，一次是在法蘭克福。兩個受害者都是自封的為烏克蘭脫離蘇聯獨立而戰的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美國、英國、法國和蘇聯這四個國家分別成了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它們是全球衛士，承諾要給世界帶來和平，尊重法律，提倡寬容以及尊重人人和平共處、睦鄰友好的基本權利。然而，它們都積極參與暗殺活動，直接執行自己的領袖（艾森豪威爾、麥克米倫、戴高樂和赫魯曉夫）下達的命令。

章 從不留下任何線索暗殺指令從不用書面或錄音記錄。 ——中央情報局暗殺培訓手冊美國佛羅里達州奧帕洛卡，美國海軍航空基地……定位代碼：林肯，1954年……對不經意的觀察者來說，美國海軍航空基地看起來像一個半廢棄的空軍基地。華盛頓的官僚們要么把它遺忘了，要么更糟糕的是，還沒來得及關閉它。一座未見其名的兩層建筑物，正好位于一個幼兒園的上面，住著“暴徒”羅伯遜。他是中情局準軍事行動人員，是從朝鮮戰場上回來的老兵。他手段卑鄙，負責一個絕密的訓練計劃。這次行動的代號為PBSUCCESS，安全保密級別極高。其行動經費非常可觀，預算是300萬美元，這在20世紀50年代初期是一個巨大的數目，并且從政治高層一直到總統辦公室都已明確。終，這一行動耗資2 000萬美元， 可沒有人會抱怨。他所住的這棟樓擠滿了電報機、通信設備、中情局人員、密碼專家、分析師、秘書和軍事后勤辦公室工作人員等執行一場小型戰爭所需的一切。墻上有一張40英尺的圖表，詳細列出了相當規范的中央情報局政變行動的每個步驟：破壞經濟顛覆政權，宣傳詆毀削弱其領導人，連帶賄賂收買可能有用的任何人，后采取準軍事行動奪取控制權。對于那些其死亡能給美國帶來諸多好處的人，有一個以其為目標的全面的暗殺計劃（美國中央情報局的一名相關官員的話）。對于那些要開展暗殺行動的人（一群古怪陳腐的雇傭軍和不稱職者），專門為其行動編寫了一本18頁的培訓手冊。該手冊從基礎開始講起，為可能沒有完全掌握所做業務基本知識的人員提供指導。該手冊提醒這些人：“暗殺至關重要的一點是使目標死亡…… 而且死亡必須百分之百肯定。暗殺阿道夫·希特勒的企圖沒有得逞，就是因為計劃中沒有對此事給予適當的注意。”從維多利亞女王到阿道夫·希特勒，有大量企圖暗殺的目標幸存下來，這一點是美國中央情報局教官希望從一開始就明確了的訓練內容。該手冊幫助殺手通過基本的暗殺訓練，并且指出，雖然可能赤手空拳打死目標，但是極少有人能非常熟練地做到這一點。對于初學暗殺的刺客，需要提醒的是，即使是訓練有素的柔道行家，也會猶豫是否要冒這個險， 除非別無選擇。這本手冊的建議清晰而實用：簡單的工具通常是有效的暗殺工具——一把錘子、一把斧子、一把扳手、一把螺絲刀、一副火鉗、一把菜刀、一個燈座，即任何“硬的、有重量的、攜帶方便的”東西。這些武器有兩個優點——隨處可得并且有“顯然無罪”的特點，這對于刺客避免“行動前或行動后”被搜查的危險是非常重要的。這些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的一位教官喜歡的武器。他指出，槍支“一直被高估了”。雖然在暗殺中經常使用槍支，但往往很無效。因為一般刺客通常對武器的局限性和技術知識不夠了解。“他們希望提供的武器除具有可靠性以外，還要具有更遠的射程、更高的度和更強的殺傷力。” 他抱怨說。他用言簡意賅的幽默語氣提醒學員：“殺傷力強的機槍顯然沒有射死托洛茨基，在現場是使用了一把破冰鐵鑿成功解決此人的。”鈍性武器是犯罪小說作家都很喜歡的，但中央情報局的教官指出，這些作家“需要一些可供有效利用的解剖學知識”。這些鈍性武器的主要優勢是它們唾手可得：一把錘子幾乎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能找到，而球棒到處都有，甚至一塊石頭或一根重量不輕的棍子就行了。他勸告想要成為殺手的人，襲擊時要避開臉部的下半部分，即從眼睛到喉嚨的部分，因為這部分能夠承受巨大的打擊，不會有致命的后果。美國中央情報局的這位教官喜歡利性武器（刀），因為這些武器可以現場獲得。但他指出，掌握一定的解剖學知識會讓刺殺成功的可靠性更高。對現代醫療所謂的腹部傷口，他警告說，沒有解剖學知識，殺手無法保證攻擊這些部位永遠都會致命。他后的結論是，毫不奇怪，使用槍支“可能比使用其他任何手段更有效”，但是，選用適合的武器才是重要的。他永遠注重適用性，并且建議，無論選擇什么樣的武器，都應該使之“提供至少百分之百的摧毀力， 這種想法曾被認為是必要的，但考慮武器的適用性應該不可忽視”。他夢想的武器是“一種視鏡可伸縮的、封閉活動的卡賓槍，這種槍能射出重量不輕的低速子彈，而且內置準確性高”。但在1954年，這種武器還不存在。然而，像在其他領域一樣，當關于供需的定律適用于這個領域時，這項技術也必將隨之得以發展。雖然犯罪小說作家喜歡高速步槍，但專業人士卻不然，他們更喜歡低速的，原因是低速步槍射出的子彈，在人體內緩慢移動，四處反彈，對人體的破壞更大，更可能置人于死地。20世紀50年代初的一個紳士——中情局的暗殺教練認為，槍支是女性刺客好的武器。正如他指出的，女性比男性要弱得多。槍支讓她們可以在“非常可靠和比較安全”的情況下出色地完成刺殺公眾人物或謹慎的官員的任務。為此，他建議在正式場合建立射擊點。這是一個暗殺的好時機，因為它的“宣傳價值可能會非常高”。恰好，20世紀有名的戲劇化場景—— 暗殺肯尼迪總統，印證了該教練的意見。雖然手槍經常在電視和電影中使用，該教練卻加以駁斥，因為手槍是“一種相當低效的暗殺武器”。他指出，使用手槍暗殺雖然有許多成功的案例（如暗殺林肯、哈丁、甘地），但是失敗也占半數（如暗殺杜魯門、羅斯福、丘吉爾）。消音器已被廣泛宣傳，但是，這同樣不是他所熱衷的。他教導殺手們說，消音器“偶爾有用”，但使用消音器意味著允許低速度。步槍或卡賓槍的有效精度范圍被認定為大約100碼，手槍的射程則大大縮短，剛剛超過一臂之長。更進一步駁斥消音器的理由是，“單純擁有”消音器只會忽略其他優勢，造成自身的危險。使用手槍被抓到已經是夠糟糕的了，而使用消聲器被抓到就更難以解釋了。1美國中央情報局的教練還指出，炸彈已經被頻繁使用，但他并不贊成。因為炸彈往往炸死刺客，而不是炸死暗殺目標：小型或中度的爆炸“非常不可靠”，而時間的延遲或餌雷的設置也非常容易殺錯人。因此，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忠告非常嚴厲：炸彈或手榴彈絕不應該扔向暗殺目標，因為成功的可能性低——刺客可能無法足夠靠近目標，炸彈拋出的度可能不夠，炸彈也可能不會在恰當的時間爆炸。嘗試使用這種手段的刺客會以“馬虎”和“不可靠”為由被解雇。如果非使用炸彈不可，那么他的建議是在技術細節方面：小的炸彈必須只有10磅，裝滿螺母和螺栓，并事先進行試驗，以便讓碎片能穿透干燥的松樹木材至少達1英寸。軍用或商用烈性炸藥是可選的，但對于自制或簡易爆炸物，其威力“可能是強大的，但往往存在危險性和不可靠性”，應該避免使用。然而，引爆殺傷炸彈非常好，不過同樣存在技巧因素——刺客必須經過相當不錯的培訓，能夠正確裝好引信。后，需要在刺客視線范圍內去引爆炸彈，并且，引爆時需要使用商業或軍事點火裝置。1此外，炸彈還有一個消極面，即道義問題。受訓人員被提醒，暗殺是有針對性目標的，存在“道德層面的濫殺”問題。但更為重要的是，濫殺碰巧在場的旁人往往會導致不良反應，“不利于開展理想的暗殺”。換句話說，破壞公共關系，將會使殺手損失慘重。毒品在中央情報局暗殺武器選擇清單上居高不下，獲得一個“非常有效”的評級，尤其是當把刺客當作醫生或護士培訓時。被用作鎮靜劑的過量嗎啡，會不受干擾地造成死亡，并令人難以察覺。其用量是至關重要的，他建議，兩粒的劑量強度足以置人于死地。如果暗殺目標是醉鬼，則更容易消滅。因為嗎啡或類似的毒品可以在“目標醉倒的時候注入”，死因可歸于急性酒精中毒。特定的毒品如砷或士的寧并不在推薦之列，因為持有或采購這些毒品是有罪的，要使其劑量準確也是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