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都市文化圈：風起青萍（簡體書）

本書是對近代西風東漸背景下中國都市文化界震盪巨變的一次掃描，涵蓋了電影、美術、音樂、攝影、文學、印刷等多個領域，並附有珍罕原照多幅，讀者無論隨手翻閱還是認真細讀，都會有所收穫。

張偉，男。1956年9月出生。浙江鎮海人。上海圖書館研究館員、學術帶頭人，文化部文化行業專家資源庫成員，中國圖書館學會學術委員會專業委員，中華文學史料學會理事、上海交通大學媒體與設計學院兼職教授。從事歷史文獻的整理與研究工作三十余年。出版專著有《滬瀆舊影》、《滿紙煙嵐》、《紙韻悠長》、《民國電影筆記》、《遙望土山灣》、《西風東漸__-晚清民初的上海藝文界》、《都市風情__-上海小校場年畫》等，並主編《中國與世博》、《上海圖書館館藏歷史原照》、《中國近現代話劇圖志》、《中國現代電影期刊全目書志》、《國際名流與近代上海》、《民國時期電影雜志匯編》、《海派書畫文獻匯編》（輯）等書籍，策劃有60集系列專題片《記憶電影》、20集系列專題片《老電影老上海》等大型電影節目。

本書是對近代西風東漸背景下中國都市文化界震蕩巨變的一次掃描，涵蓋了電影、美術、音樂、攝影、文學、印刷等多個領域，並附有珍罕原照多幅，讀者無論隨手翻閱還是認真細讀，都會有所收獲。

鮮活的晚清畫史

傅彥長其人和他的人際交往與生活消費

傅彥長日記中的兩個細節

讀康嗣群1938年日記

周作人從“壽遐”到“遐壽”

戈公振與中國報學史的故事

撲朔迷離的上海小校場年畫

追尋遙遠的土山灣音樂

揭開土山灣教育的迷霧

國際名流的上海蹤跡

蘭心：近代上海的一扇文化窗口

跑馬引來海上潮

石頭譜寫的文明

閻瑞生案件與影片《閻瑞生》

《戀愛與義務》的前世與今生

跋

周作人從“壽遐”到“遐壽”
每年一度的上圖年展，2013年的題目是“一紙飛鴻__-上海圖書館藏尺牘精品展”，定於11月30日開幕。這次展覽集中了有明至當代名人手札三百余通，可謂琳瑯滿目，其中不少為首次公開披露，值得學界關注。如有一封周作人1950年10月致康嗣群的信，系我的同事徐瀟立小姐從館藏未編舊籍中發現，不但信函正文保存完好，信封、附件齊全，且內容豐富，書法蘊藉，非常難得。謹先將信函全文錄下：
嗣群兄大鑒：廿七日手書誦悉。薩波事承費心甚感。祈與上海出版公司接洽辦理。前付十萬元，照當時單位計價請由文化償還，再由我給文化收條可也。附上各年月單位計價一紙，請參考。筆名前用壽遐，近由方紀生為托陸和九刻一印，乃誤為遐壽。方君擬請其重刻，但覺得篆文很有意思，且改刻缺少興趣，難得刻好，故寧改字以從之也。巴金君雅意至可感，明春能分得工夫，古典書很想譯，未知出國何時可以回來，希望那時可以呈教。昆蟲記因系大部，一人不能擔當，勢必須與人合作，此事亦想進行，但一時恐難著手，平明有此盛意，容從長計畫，未能即日決定也。希臘的神與英雄插畫未佳，如用瓶畫好，但材料難得（好大築是德文的），選擇亦煩且難耳。廢名每月見到三、四次，昨聞其說平伯的嚴君已去世（已有三星期），年亦已有八十以上矣。草草即頌
近安遐壽白十月卅日印：遐壽老人（朱文）
信中提及的翻譯希臘文學和自己更改筆名的緣由頗可注意。
周作人對希臘文學的喜愛終其一生。他晚年寫回憶錄，辟有“我的雜學”一節，解釋“這是一種關於讀書的回憶，把我平常所覺得有興趣以及自以為有點懂的事物，簡單的記錄了下來”（周作人《知堂回想錄》，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6月）。他例舉的事物有神話學、文化人類學、兒童文學、浮世繪、性的心理、鄉土研究與民藝等等，共有十八種，其中第六種即是“希臘神話”。他還特地強調：“我所覺得喜歡也願意譯的，是古希臘和日本的有些作品。”可見希臘文學在他心目中的分量。早在民國初年，周作人就寫有《希臘女詩人》一文，介紹薩波的生平和詩歌；1933年，他開始翻譯希臘神話，並發表了很多評介希臘神話的文章。“落水”的周作人抗戰勝利後被捕，1946年5月被押往南京送審，判刑十年，關押在老虎橋監獄，1949年1月被保釋提前出獄。在獄中，周作人脫離了塵世的羈絆，得以有整段時間從事他所喜歡的翻譯，而牽涉多的還是希臘文學。英國作家勞斯的名作《希臘的神與英雄與人》發表於1934年，周作人於次年即寫有介紹此書的書評，這次乾脆將其譯成中文，以了其多年的心願。他在《知堂回想錄》中對此有生動的描述：“在忠舍大約住有一年的樣子，起居雖然擠得很，卻還能做一點工作，我把一個餅幹洋鐵罐做臺，上面放一片板當做小桌子，翻譯了一部英國勞斯（W.H.O.Rouse）所著的《希臘的神與英雄與人》。”周作人將這部譯稿交給正在正中書局當主任的浙江五中舊學生蔣志澄，但由於書局後來的解散，書稿也因此而下落不明。出獄後周作人回到北京，開始重譯勞斯的這部著作。這次他譯得很快：全書15萬字，從1949年9月13日開譯到10月27日脫稿，只用了45天時間，其中還包括10天休息。這當然主要是因第二次翻譯駕輕就熟，筆不生澀；但還有周作人對這部書的真心喜愛：“英美人所做的希臘神話故事書中這一冊實是好的。。。。。。原著者是深悉神話與希臘兩方面的人，故勝過一般的文學者也”《知堂回想錄》）這次，他將譯稿交給了康嗣群處理。
周作人這樣做絕非偶然，他和康嗣群有著多年的友誼，兩人關係介於亦師亦友之間。康嗣群（1910-1969），陜西城固人。出身金融世家，為四川財閥康心如的兒子。他與當時許多青年一樣，鐘情新文學，1928年在上海時曾和魯迅有過通信，並在《語絲》上發表《我們還是及時相愛吧》等詩作，其時他還是復旦大學的學生。後去北京，入讀北大，並結識周作人等一批京派作家。查周作人日記，康嗣群1930年6月26日首次拜訪周作人，當天日記云：“下午康嗣群君來訪。”（《周作人日記》（下冊）第80頁，大象出版社1996年12月）從此以後，“苦雨齋”來訪者中就多了這位文學青年，周作人經常與他聊天、通信並相贈已作，日記中相關記載還真不少。1932年，康嗣群南下上海，他和周作人還時常有通信往來，並互贈作品。1933年11月，康嗣群在施蟄存主編的《現代》4卷1期上發表《周作人先生》一文，這篇印象記式的散文堪稱三十年代評介周作人的佳作之一，其對“苦雨齋”的描寫傳神而充滿詩意，令人向往。康嗣群沒有辜負周作人的信任，經他介紹，譯稿交到文化生活出版社，由巴金“親予校勘”後改名《希臘的神與英雄》，於1950年11月正式出版，共印五次，合計1萬零6百冊。該書署名“周遐壽”，這也是周作人這一筆名的首次使用。
在近代作家中，周作人算得上是筆名繁多的一位，他自己也承認：“我的別名實在也太多了，自從在書房的時候起，便種種的換花樣，後來看見了還自驚訝，在那時有過這稱號麼？”（《知堂回想錄》）其中，“壽遐”一名是大家所熟知的，源出《詩經。大雅。棫樸》“周王壽考，遐不作人”句，和本名“作人”同出一典。後來，周作人將“壽遐”易為“遐壽”，並一直為其所沿用。歷來研究資料皆未詳這一易名緣由，而周作人在寫給康嗣群的這封信中正好述及此事：“筆名前用壽遐，近由方紀生為托陸和九刻一印，乃悞為遐壽，方君擬請其重刻，但覺得篆文很有意思，且改刻缺少興趣，難得刻好，故寧改字以從之也。”其實，中國本有“龜鶴遐壽”的成語，源自晉葛洪《抱樸子。對俗》中“知龜鶴之遐壽，故效其道引以增年”句，陸和九誤刻很可能即因此；而周作人當時的處境也不容他太較真，故將錯就錯了之，成就了一則印壇軼事，亦為一有趣的文壇掌故。考周作人早使用“壽遐”之名，在1948年8月《子曰》第3輯上發表《《吶喊》索隱》一文，其時，周作人尚在南京獄中，想來他就在此時托的方紀生為其設法刻印。檢《知堂遺存》下冊《周作人印譜》，其中收錄陸和九所制印僅兩枚，除周作人在信中言及的“遐壽老人”外，尚有“周遐壽印”一枚，當為同時所篆。為周作人制印的陸和九是很早成名的書畫家，對金石碑帖的鑒賞審定造詣也很深，在圈內素有“墨老虎大王”之謂，現在故宮博物院、國家圖書館收藏的很多精拓碑帖都鈐有“曾在陸和九處”等印記，著作有《中國金石學》正續編、《文字學》、《中國古器物學》等。晚年被聘為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據傳，陸和九的書畫師法趙之謙，其篆刻卻淵源家學，傳至他已有七代，其制印靜穆沉穩，尤擅竹印。他主要活動在北方地區，方紀生慕名托其制印當在情理之中。
周作人在此信中提到的“薩波事”又是怎麼一回事呢？原來這也是他出獄後翻譯的一部書稿，從動筆時間上來說還早於《希臘的神與英雄》的重譯，是其出獄後在上海居住期間所譯。1949年7月20日開筆，同月29日即已脫稿，只用了10天時間，系根據英國韋格耳所著《勒斯婆思的薩波，她的生活及其時代》一書編譯。譯本改名《希臘女詩人薩波》，亦委托康嗣群處理，康嗣群並代付了10萬元（舊幣）的預支稿費。此書本亦準備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後因故轉給上海出版公司，在鄭振鐸支持下於1951年8月出版，印3千冊，亦署筆名“周遐壽”。周作人在此書《序》中說：“介紹希臘女詩人薩波到中國來的心願，我是懷得很久了。。。。。。近來翻閱韋格耳書，摘譯了其中六章，把薩波的生活大概都說及了，遺詩也十九收羅在內，聊以了我多年的心願，可以算是一件愉快的事。”
周作人給康嗣群寫信的1950年，對其來說，正是人生又一轉折點。出獄返京，周作人審時度勢，放棄教書、著書等選項，明智地決定以譯書來作為其今後生活的主要來源。一方面，翻譯和政治牽涉較少，符合自己目前的尷尬處境；另一方面，翻譯是自己喜歡做的事情，也正好藉此了卻多年的心願。至於“遐壽”筆名的被動更改，正是周作人此時似乎只能委屈自己，遷就對方心境的自然流露。“長壽”人人向往，周作人自不能免俗，但“壽則多辱”亦是他在彼時常常擔心的事情，避讓是非亦是他自知應該拿捏的分寸。一應情境，我們在此信中都能有所感悟。
撲朔迷離的上海小校場年畫
在中國各產地傳統年畫中，上海小校場年畫因其迥異於各地出品的鮮明特色而廣受關注。小校場年畫的繁盛期距今雖僅一百余年之歷史，其消亡速度卻十分驚人，至20世紀中期幾已難覓蹤跡，其所關涉到的種種疑團至今難解。
一、來源之謎
年畫1860年從蘇州轉移到上海的觀點為學術圈所普遍接受，但來滬的到底有哪些人？有多大的規模？有哪些人是繼續從事年畫創作和生產的？這種種疑問至今仍無答案
上海大約在18世紀末至19世紀初的清嘉慶年間已開始有年畫供應，但只是零星點綴，並不成氣候。有人認為，早一位來滬經營的桃花塢畫商是清道光年間在小校場設攤的，名叫項燿，曾開過飛云閣、文儀齋等畫店經銷自己出品的年畫。但當時上海是否真有年畫創作似乎還缺少文獻依據。目前學術界普遍認可的說法是：1860年太平軍東進攻陷蘇州後，不少桃花塢年畫業主和民間藝人為避戰亂紛紛來滬，落戶城南小校場，有的開店重操舊業，有的受雇於上海的書畫箋扇店莊。這股新鮮血液的注入，為清末上海年畫的蓬勃發展打下了雄厚的基礎。
小校場因臨近城隍廟，以廟會而興起市場，逐漸成為繁榮的商業區，至光緒年間，印制、販賣年畫的日漸增多，年節時分則銷售更旺，眾多畫店箋鋪林立其間，小校場遂有“年畫街”之稱，小校場年畫也因此成為上海年畫的代名詞。光緒末年有人撰竹枝詞描寫年畫銷售的場景：“密排爭戰畫圖張，鞍馬刀槍各呈強。引得遊人多注目，買歸數紙慰兒郎。”堪稱清末上海年畫銷售實景的生動寫照。
從目前已知的文獻來看，太平天國期間桃花塢年畫商遷移到上海並繼續從事年畫生產和銷售的情況，尚無詳細明確的記載，一些細節更付諸厥如，如當時從蘇州逃難到上海的年畫商到底有哪幾家？著名畫師和工匠有哪些？繼續從事年畫生產和銷售的又有哪些？上海的年畫店鋪，有哪些是桃花塢畫商開的，又有哪些是上海本地畫商開的？這諸多疑團至今尚未解開，仍是一個謎。
二、作者之謎
中國各地年畫大都有一些出名的畫師和技師，年代、姓名、作品和主要事跡都大致清楚，而上海的小校場年畫幾無清晰可辨的畫師和技師。吳友如和錢慧安是以往人們經常列舉的創作過上海年畫的著名畫家，但實際上卻無明確考證清楚的作品存世；周慕橋是近年學術界挖掘出的創作了眾多年畫作品的上海本土名畫家，但其生平也不詳。
上海在1843年開埠之後，以其商業繁盛、華洋共居、五方雜處的社會氛圍，造就了融會中西、兼容並蓄的海派藝術。在美術界，許多外埠畫家紛紛攜藝來滬，使之逐漸稱為全國的一個繪畫中心，並促使了“海上畫派”的誕生。近代上海的畫家雖然人數眾多，但是和年畫發生關係的卻少之又少，而若要在這極少數畫家中找出領軍人物，人們首先想到的一定是吳友如和錢慧安，他們兩位也的確畫藝高超，影響也。
吳友如（？～1894），江蘇元和（今屬蘇州）人。約1860年太平天國期間避難來滬。光緒十年（1884），應《申報》主人之請主繪《點石齋畫報》，描摹社會風情，妙肖精美，開創中國新聞時事畫之先河。
關於吳友如在上海參與繪製年畫之事，至今並無確鑿文獻可以征引，但我們在現存年畫中確實可以看到不少署名吳友如的作品，如《鬧元宵》、《豫園把戲圖》、《法人求和》等等，多由姑蘇老店吳錦增、陳同盛等刻版刷印。吳友如是職業畫家，以賣畫為生，我們不能排除他有可能為稻梁謀而應邀繪製年畫，但從現存署名吳友如的一些年畫作品來看，如《鬧元宵》、《豫園把戲圖》等，構圖草率，畫筆粗俗，不可能是吳友如的作品，當是冒名之作；還有一些年畫如《法人求和》等，具有明顯的石印繪畫特徵，很可能是由石印畫作直接翻刻而成。吳友如因主編《點石齋畫報》和《飛影閣畫報》而在晚清畫壇享有盛名，年畫作坊以其畫作翻刻制版或冒其名義出版畫作，既印證了吳友如畫作在當時的廣受歡迎，也說明年畫商人們在順應社會潮流方面具有敏捷的商業頭腦。但吳友如和上海本土年畫的創作發行是否真正具有商業契約關係，目前仍存在著很多謎團。
除吳友如外，另一位有年畫作品存世的著名畫家是錢慧安，在晚清畫壇，他的名聲甚至要超過吳友如。錢慧安（1833～1911），上海寶山人。他幼年即習丹青，光緒初年已成為海上畫壇名家，尤以人物畫著稱。錢慧安晚年曾應天津楊柳青之邀北上繪製年畫，所作大都以前人詩句或典故為題材，人物傳神，意態高古，有著濃郁的文人情趣，在京、津一帶很受歡迎。令人詫異的是，作為海上知名畫家的錢慧安，卻似乎並沒有為本土畫店繪製過年畫稿，在現仍存世的小校場年畫中，尚未有錢慧安的作品發現。錢慧安為何會舍近求遠，北上天津？是楊柳青出的價高還是別的什麼心態原因？這些都充滿了玄疑。我們期待著有新的文獻發現來打破這個謎。
據筆者考證，真正對小校場年畫的發展作出重要貢獻的是吳友如的同門師弟周慕橋，也即今天人們在很多年畫上都能看到的那個“古吳夢蕉”。周慕橋（1868-1922），蘇州人。名權，字慕橋，號夢樵（亦作夢蕉）。周家很早就從蘇州遷來上海，周慕橋自幼聰穎，出名甚早。在現存上海小校場年畫以及蘇州桃花塢年畫中，署名“古吳夢蕉”的作品很多，且不少是優秀的代表作品，如小校場年畫中的《鬧新房》、《五子奪魁》，桃花塢年畫中的《冠帶流傳》、《琵琶亦是尋常韻》等。但這個“古吳夢蕉”到底是誰？說法不一。其實，所謂周權、周慕橋和夢樵（夢蕉）三位一體，均為一人，正好是同一人的名、字、號。這也是當時文人吟詩作畫常用的署名方式；至於“蕉”和“樵”的相混互用，更是當時人在署字、號時諧音互換的一種常態，不足為怪！如果我們再作一番探詢，可以發現：周慕橋凡在畫報上發表作品，多署“慕橋”或“周權”本名，而在年畫上署名，則一律署號“夢蕉”，幾無例外！周慕橋是近代上海文人畫家中繪製年畫數量豐富的一位，但其是怎樣從一個新聞時事畫家變身為年畫繪者，又是何時開始從事年畫創作？當時和他一起為年畫店主繪畫的“點石齋畫家群”中還有哪幾個？謎團甚多且均未解。
三、銷售傳承之謎
相比畫師和技師，小校場年畫當年的銷售模式和規模更模糊不清，至於從作畫到雕版再到刷印的生產各階段，也無傳人。今天的朵云軒等單位，雖然還有作畫、勾線、雕版等技師，有的還榮獲了非遺傳承人的稱號，但其實和年畫並無太大的關係。
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來說，重要的主角就是活著的繼承人，而有繼承人就說明這項遺產還有生命力，還在頑強延續。令人痛心的是，若以此對照，上海的本土年畫可以說已經不復存在，短短一百年，小校場年畫作為一種產業已經消逝，作為一種技藝已經失傳，是中國各產地年畫中少有的沒有傳承人的一種。小校場年畫至今到底有多少作品存世？它們又具體收藏在哪裡？也缺少一份詳細準確的目錄。小校場年畫的研究現狀更難讓人滿意。上海迄今沒有關於小校場年畫的研究專著問世，散篇的研究論文為數也不多，且少有對手原始文獻進行認真發掘的，研究也缺乏深度，缺少新意。此外，我們至今也拿不出一份關於小校場年畫店莊和業人的傳承譜系，其繪稿、刻版、刷印、銷售、使用的具體情況更是長期缺少調查。這在中國各年畫產地中很可能是僅有的，這不能不讓我們感慨萬分。
四、衰落之謎
上海小校場年畫的黃金期只有大約三十年的光景，也即從1880__-1910年左右，很快就消失在人們的視野當中。民國時期繁盛的月份牌畫，雖說和年畫有著說不清扯不斷的複雜關係，但畢竟不能等同於年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