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歷史的表與裡（簡體書）

中文版序

本書從我1999年以後發表的學術論文中，選錄了適於中國讀者閱讀的15篇。我的研究工作，大體分近代中日思想交流史和中國共產黨史兩個領域，但研究態度無不重視具體事項、細節的考證，即所謂“上帝就在細節之中”。2006年出版的拙著《中國共產黨成立史》中文版（袁廣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也隨處進行大量細節考證，部分中國學者因此評論“解剖麻雀般的細緻分析”。此評難免為溢美之譽，然本書所收也多半為類似的考證文章。我的著作，因對狹窄專業領域考證細密，且事關中國近代史，所以在日本讀者並不多。我期待在中國的眾多學者和歷史愛好者中或能得到更多讀者。這是我應允出版該文集的初衷。
本書所收論文的另一特點是，相對強調中國曾經受到來自國外的影響。此點與《中國共產黨成立史》一樣，也有部分中國學者評論說，石川的著作帶有“外因決定論”傾向，過於看重來自日本及蘇俄的作用。不同於上述“解剖麻雀般的細緻分析”，所謂“外因決定論”是對著者的批評，因此還請允許我作一解釋。我絕不認為來自日本等外國的影響是中國歷史發展的決定性因素，許多地方指出日本的影響，也絕非強調日本比中國優越，或意指梁啟超、李大釗等是以拾取、轉述日語文獻為能事的“買辦”知識分子；而是感到在有關先進人物、革命家或革命運動的研究中，來自外國的影響往往被嚴重忽視，作為外國學者，發現有此問題而嘗試恢復歷史本來面目，我的態度如此而已。
所謂歷史的本來面目，指如下現象。清末至民國的中國知識分子閱讀外國書籍、雜誌，遠較現在的學者為多。何以如此？因為僅閱讀漢語書籍而不利用外國書刊，既無法獲得新知識，也無從了解世界，更難以擺脫傳統思想的窠臼。要實現這些目的，明治日本可謂中國的“翻譯”。這位“翻譯”水準不俗，且使用漢字詞彙，中國人對此甚感方便。不過，這位“翻譯”毛病也不少，不好傳達的地方就隨意發揮，自己不懂的地方則略去不譯。所以，當時如果想了解世界真相，當然需要自己掌握外語，以便直接閱讀外國書刊。
這與現在依靠漢語書籍、雜誌即可獲得世界各地信息完全不同。正因如此，根據我的觀察，我擔心在漢語信息條件已十分完備的環境中成長起來的中國的近現代史學者，因整體上不熟悉外語而體會不到梁啟超、李大釗等前人所處的知識環境。中國近現代史上的許多現象，若不考慮日本和西方（也包括蘇聯及第三國際）的影響就無法解釋；但中國史學界在研究李大釗、梁啟超以及中共黨史時，似乎過於輕視他們曾藉助外語獲取知識這一事實，以及當時來自外國的影響和外語原始史料。面對這種狀況，我自認為作為外國學者或許能在這些方面對中國近現代史研究有所貢獻。可以說，本書所收論文，歸根結底皆出於這種想法。
有關近代中國“半殖民地”社會性質的態度，或可加深我們對來自外國影響的理解。對於把近代中國的社會性質定義為“半殖民地”，雖然近來有一些學者開始持不同的意見，但大體上沒有多少人有異議。所謂近代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性質，通常的理解是，中國在經濟、政治方面被迫從屬於外國（列強）的利益。對於探討這種對外從屬性的研究，並無人批判其為“外因決定論”。然而，稍作思考即可知，近代中國社會在經濟、政治方面深受外國影響，唯獨其文化、思想卻得以倖免（或不存在對外依附），顯然是不可能的。
把中國化作“半殖民地”的列強是怎樣的國家？它們在想什麼？要了解這些，唯有學習列強的語言，閱讀外語書刊。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若要尋求使中國擺脫“半殖民地”的革命理論和“主義”，同樣只能通過接近西方文化、學習其語言才能實現。這裡存在著如下悖論，即必須藉用帝國主義國家的語言來學習如何反抗帝國主義。而試圖打破中國半殖民地地位的革命運動實踐的某些結果，也並非都符合抵制西方帝國主義列強的初衷。那就是，對共產國際這一國際革命組織的依附以及來自蘇聯的影響，曾在長時間內對中國革命運動形成束縛和桎梏。而這無疑是另一形態的“半殖民地”現象。
這些事例表明，中國的“半殖民地”社會性質，顯然曾波及思想、文化、政治運動諸領域。正因如此，面對中國近代史，以更寬闊的視野，亦即從與世界性的思想流通、影響及運動相互關係的角度予以把握，這既是回歸歷史發生現場的研究方法，也有助於加深理解。
作為日本人而研究中國近代史，所採用方法應能發揮在日本從事研究的獨特優勢，自不待言。然而，如果作為外國人而僅追求標新立異，鳴中國學者所不鳴，中國讀者恐怕至多感到一時新奇，認為“外國人的解釋倒挺有趣”，而最終不會認可。我的願望，或曰我二十多年來的目標是，在明確中國學者也不便解決的問題或不太了解的史實的基礎上，與中國學者共同闡釋中國近現代史的某些謎團，並力求達到同樣的研究高度。本書是否實現了這一目標，還希望中國讀者不吝批評和賜教。
本書所收論文，有的發表在十多年前。因其間相關研究已獲進展，或有新史料發掘和公佈，當時的有些看法無疑需要修正。針對當時相關研究的評述，依據撰寫學術論文的國際慣例，在當時雖屬必需，現在看來卻也無關緊要。對這些問題，要基於新史料、新見解全面改寫，雖說並非不可能，做起來卻不太現實。因此在收入本書時僅作最低限度修正，並在文末標註初次發表雜誌處加以提示。此點還望讀者諒解。
本書翻譯，特意請拙著《中國共產黨成立史》的譯者袁廣泉先生擔任。他是我供職神戶大學時的學生，與我同歲；2007年至2012年曾在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工作，與我同在現代中國研究中心從事研究；現為江蘇師範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他既對日語文章理解準確，也具有嚴謹、達意的漢語表述能力，更擁有中國近現代史的廣博知識，是我最信賴的翻譯家。有幾篇論文，當初曾藉助其他譯者之力，此次亦經袁先生全面檢查、比對和訂正，多處施以改譯，並統一了體例和文體。故本書譯者只作袁先生一人。
建議用“中國近代歷史的表與里”作這部涉及多個領域和主題的論文集名稱的，是當時作為編輯而提議出版本書的岳秀坤先生。沒有他的提議，本書無從面世。對岳先生及本書的編輯們致以誠摯謝意。另外，在論文執筆及資料收集過程中，許多中國學者都曾予以熱情幫助。此處不能一一列舉，但與他們共同進行研究，我從未感到因國家、體制不同而有絲毫交流上的隔閡，因而受到莫大鼓勵，此處再次表示感謝。
我現在的研究，重點在中共黨史，尤其是中共黨史的資料編纂和研究體制、通史撰述的沿革，同時也在探討毛澤東早期傳記及其相關個人信息在國內和國外是如何形成和積累的。待研究有所積累，還望出版本書續編，以就教於中國讀者。

石川禎浩
2015年盛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