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河日記》研究（簡體書）

中國和朝鮮半島世代的友好交流留下了豐富的“燕行錄”文學，朝鮮實學思想家樸趾源創作的《熱河日記》可謂其中的壓卷之作。1780年，樸趾源隨堂兄樸明源率領的朝鮮赴清賀乾隆皇帝七十壽誕的使節團來到中國，回國后依見聞創作了日記體紀行文——《熱河日記》。這部著作被稱為“實學全書”，樸趾源用實學思想家的眼光對清朝的政治、經濟、制度、文化、民俗等進行了觀察，其中不乏對中國文物制度、歷史典籍的精辟見解；《熱河日記》猶如一副徐徐展開的畫圖，把十八世紀的盛清社會風貌展現出來，并以高屋建瓴的批判意識對朝鮮的現實進行了深刻反思，提出一系列切合朝鮮社會實際的改革措施。筆者運用實證的方法，爬梳資料，鉤沉考訂，考論并重，在政治、文化和散文發展史的廣闊背景下考察《熱河日記》的創作，從時代背景和社會環境出發，闡釋了樸趾源在朝鮮李朝中后期的思想動態及《熱河日記》出現的深層內因，對《熱河日記》的思想價值、文獻學價值及創作藝術等進行了較為全面、綜合的研究。

張麗娜，1981年生，河北晉州人。2003年畢業于河北大學，2010年畢業于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2013年畢業于中央民族大學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專業，獲博士學位。現為洛陽理工學院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教師、河南古都文化研究中心成員，主要研究方向為東亞文化、中朝比較文學。

導 論

章 樸趾源及其時代認識
節 18世紀的朝鮮社會
一、社會生產的逐步恢復
二、商品生產關系日漸萌芽
三、國際貿易的蓬勃發展
四、土地兼并與“流民
五、身份等級制度的瓦解
六、勢道政治與吏治腐敗
第二節 18世紀朝鮮的思想與文化
一、性理學與“黨爭
二、性理學與“北伐論
三、實學思潮的萌生
四、《熱河日記》與“北學
第三節 中朝關系的調適與轉型
一、“事大至誠”，以清為“夷”
二、回歸“禮治”，正視清朝
第四節 樸趾源的生平
一、求知探索的青年時期
二、實學精進的中年時期
三、民本仕宦的晚年時期
四、著書求索的啟蒙學者

第二章 《熱河日記》的文獻學考論
節 《熱河日記》的成書緣革
一、燕行之旅
二、成書時間
第二節 《熱河日記》的體例考析
一、日記部分
二、雜錄部分
三、文體分類
第三節 《熱河日記》中的中國文獻
一、各類中國文獻一覽
二、關于楊循吉《志異》
三、樸趾源對中國文獻的關注與甄選

第三章 《熱河日記》中的“北學”思想探索
節 渡江錄的“神”與“情”
一、燕行之旅與樸趾源的嶄新探索
二、實學精進與樸趾源的細致觀察
第二節 《熱河日記》中的中國人文地理
一、山川、形勝與樸趾源的歷史視野
二、勝跡、遺址與樸趾源的考證精神
第三節 《熱河日記》中的中國文物制度
一、《熱河日記》中的清代政治統治術
二、《熱河日記》中的清代經濟社會
三、《熱河日記》中的清代文化生活
第四節 “北學”思想中的改革精神
一、改革精神的哲學基礎
二、限民名田，耕耘樹藝
三、鼓勵工商，貿易富國
……
第四章 雜錄的內容及藝術形式
第五章 《熱河日記》的藝術特色
第六章 《熱河日記》的地位和影響

《<熱河日記>研究》：
面對這樣的社會現實，兩班營壘中分化出來一群改革派士人，他們把視線由空疏之論轉向現實世界，由“內圣”轉向“外王”，由“正德”轉向“利用”“厚生”，在性理學的價值觀之外去尋求解決現實問題的途徑和方法。實學家作為改革派，雖不能從封建制度本身尋找社會危機的根源，但他們已經清醒地認識到危機是由性理學的“不實之病”造成的。16世紀后半期，實學先驅者李啐光首先指出性理學“雖有志于學，不能實用”①，主張“以實心而行實政，以實功而致實效，使念念皆實，事事皆實，則以之為政，而政無不舉，以之為治，而治無不成”②。這種“由虛返實”標志著朝鮮后期儒學價值觀的重要轉變。正是在“由虛返實”的時代精神的呼喚下，朝鮮儒學才逐步萌生了地主階級改革派的自我反省、自我批判的實學思潮，為儒學的自我調整開創了一個新的方向，代表著歷史發展的客觀要求，具有進步意義。社會變化轉型期，迫切需要一套適應時代發展的新理論。而朝鮮性理學者們卻依然陷入僵死的觀念中難以自拔，沒有應變能力，坐而論道，述而不作，只會在煩瑣無用的空理空談中喋喋不休，與時代和現實生活嚴重脫節。作為正統學派的兩班階層執著于論證“理”的至高無上。他們認為萬物萬象，千變萬化，生生不滅，是因為有一種永恒不變的自然法則——“理”的存在運作的結果，而這永恒不變的自然法則“天理”被御用為王權政治存在的理論依據時，封建王朝的統治權力就具備了的性，這正是所謂的“政教合一”。朝鮮朝初期政教合一所產生的“禮學”，對于大一統的封建王朝的迅速形成和發展起到了相當有效的作用。“禮”相當于當時人為的“法”的作用。但是，限于人的認識能力的有限和社會發展條件的局限，這種人為的“法”只能在有限的時空內生效，當人為的“禮”被規定為“天理”時，就會偷梁換柱，強迫人們去做很多違反自然之理的事。許多親自創立并履行這種理論的李朝兩班，本身既是知識分子又是政治官僚，他們為了維持自身的名分和利益，努力去建構一套完整的理論體系，以防御別人的意見，去尋求一種在何時何地都能取勝的辯術。于是，學問變成了辯論術，失去了思想家追求真理的意義。當學術變成了游戲時，理論曾經博得的威信日益下降，流入虛偽淺薄的空理空論之中，使時代先驅精神失去了生命力。
回顧中國清朝自開國以來的思想文化界可以發現，從明末清初的黃宗羲、顧炎武、王船山等大儒開始，學界逐漸認識到晚明王陽明心學末流之弊的危害，開始力求擺脫空談心性的心學牢籠，開始批判、清算宋明性理學。比如，清初閻若璩和毛奇齡兩位學者都以考據見長，閻氏的《古文尚書疏證》更將《古文尚書》千年的疑案給予斷定，但是他們兩位學者的考據研究都有指向性。閻若璩的考證主要指向陸王心學的空虛，毛奇齡的考證主要針對程朱理學。至乾隆、嘉慶時期，標榜“實事求是”的乾嘉學派終將考據學推上了學術主流，漢學考證學派進入了鼎盛時期。隨朝鮮的燕行使團來北京的李朝學者柳得恭、樸趾源、樸齊家、洪大容等人正是在這樣的思想氛圍中開始了對中國的游歷和交際。他們跋山涉水，觀察交際，通過自己親身的觀察體驗，客觀記錄了中國清朝繁榮昌盛的面貌，打破了李朝的文化偏見，完善了他們本來在朝鮮國內已經形成的“北學中國”的理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