遊牧變遷（簡體書）

當前關於草原的理性認知和生產領域出現的一些混亂現象，主要緣於幾個誤區：
1.草原生態的永恒功能被嚴重低估。其獨特作用的例子有遠古時期遭遇冰期、海浸、洪水時拯救人類；在遊牧時代發揮了獨特的物質生產功能；在當代，防風沙、固碳、凈化空氣的作用以草原面積大、草本植物生長快的優勢，而與森林的作用同樣重要。2.草原對文明演進的作用被嚴重低估。特別是歐亞草原通道在工業文明和大航海時代之前的歷史長河中，對人類進化和東西方交流一直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歐亞草原通道連同南側的五大文明古國是人類文明的發動機。草原遊牧文化與黃河長江農耕文化一樣，是中華文明的重要來源和重要組成部分。
3.草原畜牧業的現代化前景被嚴重低估。在美洲、澳大利亞的草原畜牧業早已現代化的當今世界，具有輝煌歷史的歐亞草原尚沒有一個國家和地區達到現代化的生產水平，甚至發展方向尚處於爭論不休之中。
《遊牧變遷》是關於草原文明和遊牧變遷的一本綜合性專著。全書以梳理中外歷史資料和當代實例的方法，展示了草原生態循環、草原物質生產、草原民族文化的歷史變遷脈絡。在眾多的草原產品中，選取牛肉、羊肉進行具體描述，表明草原肉類是世界上越來越多的人所追求的永恒珍品，以此為草原生態、生產、生活、文化功能的永恒屬性提供一個具體領域的實證。在比較了遊牧生產變遷的終止型、維持型、轉農型、建設型、現代型五種結局之後，證明現代化是草原畜牧業的出路。中國的草原遊牧近幾十年在經歷了草地生產力、畜群生產力、綜合經濟效益的三次生產力解放後，現在已經轉型為建設型的草原畜牧業。在此基礎上，可以通過五條路徑並用，建設成現代化的草原畜牧業。
本書力求避免枯燥的理論闡述和概念推演的行文方法，而是從歷史的跨度和宏觀的視野講述事實，以事論理，廓清草原變遷的本來面貌和遠大前景。目的在於增強可讀性，使專業人員增添來自史實和實踐的啟迪，使社會大眾對草原題材有讀下去的興趣。

第一章 遊牧起源及文明交流
一、歐亞草原通道與東西方交流
二、遊牧帝國交替的交流浪潮
三、草原通道歷史作用輯要

第二章 古今中外遊牧概覽
一、遊牧生產特點
二、草原四季遊牧
三、人均19頭——持續3000年之限
四、遊牧變遷結局
五、建設型——內蒙古草原畜牧業的轉型發展

第三章 “牧牛王國”及其現代化轉型
一、“牧牛王國”的興起和發展
二、艱難的轉型
三、牛肉產業的部門構成
四、牛肉產業的標準化

第四章 草原肉類特色
一、世界草原肉類珍品見聞
二、內蒙古肉類珍品的傳承與發展
三、草原肉類風味原理

第五章 現代化路徑選擇
一、畜牧業現代化的四個尺度
二、現代化“細胞”（家庭牧場典型）見聞
三、現代化路徑

第六章 草原文化與現代生產相得益彰
一、北美草原“牛仔文化”光大至今
二、國內區內對草原文化的研究和弘揚
三、以現代化建設為依托，弘揚草原文化的
人文精神
參考文獻

1.轉農型——中亞遊牧的變遷
史料表明，中亞自古以來就是綠洲農業和草原遊牧並存的地區。哈喇契丹人西遷中亞建立西遼王朝時期，進一步將中國內地的農業、手工業技術帶到中亞，使農業生產出現了史稱“多五谷、瓜果、葡萄”的景象。遊牧民族對中亞農業區的統治多采用“采邑制”，分封的領主在領地內征收賦稅，鼓勵生產。哈薩克人是傳統的遊牧民族。由於自然條件惡劣，牧民需要在幾百公裡的範圍內轉場放牧。1917年十月革命後，大牧主的牲畜被平均分配給農牧民。許多人恐慌性地宰殺牲畜，或驅趕牲畜遷入中國境內，導致牲畜銳減，遊牧業被摧毀。到1934年，蘇聯哈薩克共和國僅有一個遊牧部族延續下來。在幹旱地區大量開荒和提水灌溉，引起了“黑風暴”頻發和咸海幹涸等生態危機。蘇聯解體後，哈薩克斯坦獨立，土地和牲畜全部私有化，原有的生產體系崩潰，2001年牛、羊的數量分別比1990年下降34.4%和27.7%。
2.終止型——俄羅斯草原畜牧業的消亡
現今俄羅斯境內的布裡亞特、圖瓦、卡爾梅克等民族聚居地區古代屬於匈奴、突厥、蒙古等遊牧民族活動的地方。由於歷史和自然的原因，農耕種植業發展較早。大約在19世紀後，這些地方的遊牧業越來越多地轉變為農牧結合的形式。20世紀的國有化、農莊化對草原放牧形成徹底摧毀。
圖瓦人的傳統遊牧以牛、馬、馴鹿為主，主要采取歐式的山地遊牧，即冬季在山地放牧，夏秋季轉移到河川地帶。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在漢族農耕文化和俄羅斯耕作方式的雙重影響下，形成了半農業半遊牧的生產生活方式。之後草原遊牧持續減少。
布裡亞特人分布於貝加爾湖和外貝加爾地區。6-8世紀曾經有灌溉農業存在，但後來消失了，在17世紀之前一直是純粹的遊牧業。俄羅斯人遷入後，農業又開始發展。布裡亞特人也開始秋季打草，運到冬春營地貯草養畜。農莊化後的畜牧業以舍飼為主。
卡爾梅克人曾經在伏爾加河流域遊牧，17世紀時約有500個遊牧帳篷。自19世紀後，進入該地的俄羅斯人增多，開始出現農業生產。蘇聯時期卡爾梅克人曾經被整體遷移到西伯利亞多年，重新回遷後遊牧的條件已不復存在。
3.維持型——恢復艱難的蒙古國遊牧業
早在匈奴和突厥時代，鄂爾渾河流域等地就出現過農耕種植的遺跡。蒙元時在哈喇和林一帶也有一定規模的農作物種植。清代在漠北適宜的河湖流域曾進行過較大規模的屯墾和軍墾，但是絕大部分人一直堅守遊牧的生產和生活狀態。蒙古革命後提出了“建設文明草原牧場畜牧業”，但是並未動搖遊牧業的基礎地位。在戈壁和草原諸省，牧民們仍然處於四季遊牧狀態。逐漸開展的棚圈建設、貯存飼草、草原打井使抵御自然災害的能力有所提高。1990年蒙古經濟社會“轉軌”後，原來公有的棚圈、水井、機具等設施都遭到損壞，完全恢復到分戶“靠天養畜”的狀態之中。到1999年，擁有50頭以上牲畜的牧戶占總數的50.8%，不足10頭的占總數的15.1%。蒙古國實行自由化變革後，從官方宣示到民間意向均以恢復遊牧業為宗旨。原有的計劃經濟體制全部廢止，而市場體系又無從發育。每遇幹旱、雪災即會造成牲畜的大量死亡，曾經兩度連年因災損失牲畜達數百萬頭。從官員到牧民都見證了“走敖特爾”把風雪災害變為“倒場災害”的無奈結局。當時的蒙古國總理說：“為了生存，我們不得不停止遊牧生活。”近幾年蒙古國沒有出現嚴重的自然災害，牲畜達到4000多萬頭，主要依靠抗災能力強、災後種群恢復快的山羊、牦牛、馬群的高速增長，而綿羊、牛的比例大為降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