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謂戰後：亞洲的1945年及其之後

【關於編者】
謝政諭，現任東吳大學政治系教授兼人文社會學院院長，研究領域：比較憲法、中國政治思想、臺灣發展經驗。

松岡正子，現任日本愛知大學現代中國學部教授，研究領域：中國民俗學、中國文化人類學、藏彝走廊研究。

廖炳惠，現任美國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比較文學系講座教授，研究領域：比較文學、歐美文學理論、歐美文化理論。

黃英哲，現任日本愛知大學現代中國學部教授、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研究領域：臺灣近現代史、臺灣文學。

序言 ◎謝政諭
2015 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戰爭結束的七十周年，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七十周年，世界各地普遍舉行各種儀式，紀念許許多多無名英雄，追悼數百萬死亡戰士、更追撫數千萬無辜人民死於戰火。歷史的傷痛不應該被遺忘，歷史的仇恨需要拆解與撫平。

就日本軍國主義的二戰行為，日本首相安倍在2015年8月14日表示日本政府在第二次大戰中，為無辜人民帶來「無可計量的破壞和苦難」，並不斷表示「深切反省和衷心道歉」。此說話對特別是中國和韓國政府與人民而言，認為日本沒有使用「侵略」字眼，顯然尚未真切的對戰爭行為表示「歉意」。

易言之，二戰結束已七十年了，但就亞洲各國而言，顯然尚未完全「超越國界」，對「歷史書寫」猶缺乏共識。年來日本愛知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黃英哲所長與松岡正子教授、美國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文學系廖炳惠教授及本人經多次越洋電話與電郵聯繫，終於促成2015年4月11-12日的「何謂『戰後』？亞洲1945年及其之後」國際學術研討會的舉辦，會中聚集了日本、中國大陸、台灣、美國、越南等近三十位學者發表論文，並就「戰後的意味」、「戰後的言說」、「戰後的文學」、「國家與民族」、以及「戰後的殖民時代」等議題展開精彩的論述。從多時空、多情境中重新審視二次大戰前、後的深沉意義與面向。

國際學術研討會的舉辦及會後論文集的出版都需要多方資源的挹助，愛大的佐藤元彥校長、東吳的潘維大校長及台灣駐大阪辦事處蔡明耀處長蒞會講話。愛知大學暨筆者的教育部研究計畫、外交部的資助、東吳大學校友總會劉吉人理事長，中學時代的摯友黃啟宗董事長的經費投入及無私的奉獻，方得以按計畫步步落實。戰後七十年來，國際政治勢力幾度重組，亞洲各國政經矛盾仍在，作為地球村的知識人，發掘歷史的真相，奉獻一己之力為東亞社會締造更多「和平」因子，此為筆者近五年來台、日研究計畫的一個重要環節，出版在即，再次感謝所有協助的朋友。

序言—謝政諭

第一章 「戰後」的意味
1 戰後臺灣社會的搏成：Y 字型共創論的一個解說—呂芳上
2 戰後初期臺灣人對未來前途的看法與其具體行動—許雪姬
3 從地域社會研究看所謂的「戰後」：以嘉義研究為例—李明仁
4 後殖民的歷史球賽—廖炳惠
5 從民族抗戰到民族文化重建：1945 年前後許壽裳對日本的認識—楊彥杰
6 從大亞細亞主義到「脫亞入美」—馬場毅
7 1945年後「戰爭物語」迷思的拆解—形成日本Ⅱ戰「戰爭觀」的思想淺解—謝政論
8 村松祐次的中國論關於《中國經濟的社會態制》—三好章
9 從大東亞戰爭時期日本的泰語宣傳雜誌看「戰後」—加納寬

第二章 「戰後」的言說
1 轉折與重組：中國電影史上的1947 年—李曉紅/林豪
2 電影《紫日》中的風景和語言—張英進
3 歷史的鬼魅：李永平小說中的戰爭記憶—李有成
4 有關廣島與長崎核爆言說：從文學的角度來看—林雪星
5 冷戰期間越台儒教關係：臺灣奉祀官孔德成 1958 年訪問南越考—阮俊強

第三章　「戰後」與文學
1 光復初期中國東北與臺灣地區的文藝刊物研究：以《東北文藝》與《臺灣文化》為中心—張羽
2 論張愛玲《小團圓》中的戰爭—鍾正道
3 重申抗戰小說的敘事倫理—張學昕

第四章　「戰後」的國家與民族
1 中國的國家與民族論爭：中華民族復興論及民族政策的動搖—加加美光行
2 四川羌族中的語言交替及母語喪：中國南方少數民族所進行的「中華民族文化」—松岡正子
3 論中越邊境廣西壯族與高平儂族岱族間 70 年的民族交往—塚田誠之
4 戰後東亞文化國族主義的發展：以米食作為文本的比較研究—何撒娜

第五章　「戰後」與性別
1 大迫倫子和楊千鶴作品中的殖民與戰後性別建構—垣原智子
2 坂口䙥子的 1945 體驗及其戰後寫作：一個「蕃地」作家對臺灣山地的懷舊與罪感—小笠原淳
3 奈良女高師留學生的戰後與性別問題—野村鮎子
4 一位「滿洲國」留學生的「戰後」：王興榮女士訪問紀錄—大平幸代

編後記—黃英哲

第一章 「戰後」的意味
1 戰後臺灣社會的搏成：Y 字型共創論的一個解說—呂芳上

一、前言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七十年來臺灣的種種發展，可說是一部包含大陸時期中華民國史與日本殖民統治史的遺產，以「Y」字型合流，共創新局的歷史。原本作為清帝國邊陲行省的臺灣，於 1895 至 1945 年間納入日本的殖民統治，難免和同時期的中國大陸呈現差異性的發展。1945 年二次大戰結束，日本勢力褪出，中華民國政府傾力對臺灣社會進行「中國化」、「去日本化」的改造。隨後，1949 年國共內戰的結果，中華民國政府及一百多萬大陸軍民遷徙入臺。在冷戰格局下，海峽兩岸社會文化形成分隔，以國民黨意識型態為中心的中國文化基調，在臺灣得到強化。特別是，這時期中國大陸的巨大變動，益使臺灣成為正統中華文化傳承的基地。不過，前述轉型工作也不是毫無波折。1947 年的二二八事件，即顯示轉型的陣痛。更重要的是，一批批渡海來臺的中國大陸知識分子，固然自許肩負中國文化的傳承與創新，但仍無法忽視日本半世紀來建立的基礎，以及影響。

本來，文化是人類生活的總累積，抽象而言，是一種感受、一種體驗，具體則可能呈現在物質、制度、藝術、知識及日常生活之中。文化可以流動，文明可以移植。自 1895 年日本領有臺灣以來，臺灣社會已逐漸累積形成強烈的日本模式，日語、榻榻米（畳）、木屐、日式料理相形成風，至今餘韻猶見。但另一方面，臺灣亦久受大陸漢文化的薰陶，日本文化絕非獨領風騷。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臺灣的「東洋風」逐漸由「唐山風」取代，並企圖另創新猷，此中尤可見政治力與文化互動的關係，也確實留下更為深遠的影響。基於上述的思考，本文想呈現的是，臺灣在二次戰後中日因素合流、社會重塑的一些面向，特別是文化與政治互動的關聯。

二、學術菁英的「文化跨海」
當代臺灣學術菁英社群的成形，特別是在人文學科領域（但不僅限於此），很能夠體現大陸時期中華民國史與日本殖民統治史的鎔鑄。以高等教育言，臺灣近代西式教育體系發軔於日治時期，開啟了臺灣教育史的新紀元。然而，日本統治時期臺灣島內的最高學府—臺北帝國大學，基本上算是日本人就讀的學校，與臺灣社會缺少有機的關聯。及至日本殖民統治結束，臺灣的高等教育才有進一步的突破性發展，這當中既有新的政治力作用，也關乎近代中國知識分子歷史傳統的深層結構與影響。

其實，在二戰結束後，相當數量的中國知識分子認為，因日本據臺半世紀，臺灣住民已被日本「奴化」，遂認為臺灣光復後的當務之急，是要消除日本殖民文化的影響，相對應加強臺灣的「中國化」。二戰結束之前，1945 年 3 月，國民政府設立的臺灣調查委員會（主任委員陳儀）擬定的「臺灣接管計畫綱要」，「通則」第四條即謂：「接管後之文化設施，應增強民族意識，廓清奴化思想，普及教育機會，提高文化水準。」二戰結束，臺灣納入中國統治，1946 年 5 月，臺灣省行政長官陳儀向省參議會作施政報告，就是要把「心理建設」放在政治建設和經濟建設之前，重心是要發揚民族精神，實行民族主義。

為了臺灣文化重建工作，陳儀在行政長官公署下設立「臺灣省編譯館」。出任編譯館館長的許壽裳是浙江籍人士，於 1946年 8 月到職。 許壽裳在臺灣省編譯館的工作，時間不長，但卻可以看到中國文化的「渡海來臺」。 許壽裳認為，臺灣既然由中國收回，自然要在文化層面上「祖國化」。「臺胞過去所受的教育是日本本位的，尤其對於國語國文和史地，少有學習的機會，所以我們（臺灣省編譯館）對於臺胞，有給以補充教育的義務和責任。」 不過，他不認為日本的文化「遺產」樣樣不可取，認為應去其糟粕留其精華，故而他約聘了絕大多數來自中國各地，少數臺籍及留用日人專家學者。他不諱言，「臺灣有研究學術的風氣，可以說是日人的示範作用，也可說是日人的功績。日本雖然是侵略國家，但他們的學術我們需要保留，需要全國學者繼續研究，把它發揚光大，做為我們建國之用」， 便是此意。

因為許壽裳是留日出身的「知日」學者，懂得日本學術研究的價值。他留下日本學者並進行其業績的「延續」，作為文化重建的基礎工作，即使從文化的積累來看，也是一個理性的作法，是戰後臺灣文化的多元鑲嵌，「Y」字型理論一個很好的說明。惟在 1946-1947 年編譯館的籌備工作正當完成之際，二二八事件爆發，行政長官陳儀被迫辭職，許氏以編譯館為中心的文化匯流工作因之中斷。許壽裳與一批共同工作的學者，雖非功虧一簣，仍深感遺憾。

類似工作仍有繼起之人，而且規模愈見宏大，國立臺灣大學便是最重要的案例。臺大前身為臺北帝國大學，是日本政府於1928 年 4 月在殖民地臺灣設立的大學。該校初設文政與理工兩個學部，1936 年增設醫學部，1937 年 4 月，原臺北醫院改制為帝大附屬醫院，1939 年 4 月增設熱帶醫學研究所，1943 年 3 月增設工學部，同年理農學部分立，又增設南方人文及南方資源科學研究所。從 1928 年創辦至 1944 年，臺北帝國大學設有文政、理、農、工、醫五個學部，三個研究所，是一所規模龐大的完整大學。不過，臺籍學生甚少，且為了配合日本政府的「南進政策」，以南方人文資源科學研究與熱帶醫學研究成績最好。

1945 年 8 月，日本敗降後，國民政府派中央研究院植物所所長羅宗洛（1898-1978）接收。1945 年 12 月，羅受命為國立臺北大學校長，1946 年 1 月正式易名為「國立臺灣大學」。當時行政長官陳儀對接收臺大的看法是：朝「中國化」方向走，少留用日籍教師，經費宜節省，學術應與企業配合，採實用主義。學者出身的羅宗洛則主張臺大不能侷限臺灣一島，臺大應是純學術機關，不為政治服務。這個想法與陳儀有落差。在實際工作的推展上，羅校長與陳儀也有扞格不入之處，例如 1945年底羅校長留用日籍教師 201 人中的 90 人，引發臺籍教職員的不滿，也有違行政長官公署「去日本化」的政策。其次，省行政部門，自陳儀到公署秘書長葛敬恩，均介入大學人事。尤令羅束手無策的是臺大經費來自行政長官公署，在陳儀「根絕奴化的舊心理，建設革命的心理」訴求下，羅校長「行政自主，學術獨立」的主張，自是緣木求魚。1946 年 5 月，羅抱憾離臺，可以想像。

1946 年 7 月，繼羅校長出長臺大的是原工學院院長陸志鴻（1897-1973），東京帝大畢業，為人溫和，有「好好先生」之稱。好指揮、好相處這可能是長官公署看上非出身同一系統者之原因。陸任內校務漸上軌道，日籍教師陸續遣返；原帝大的南方人文研究所，後易名為華南人文研究所遭停辦，中斷了臺大原有的特色。不過，臺大原有的研究室組織，仍承繼講座制度，則顯示日治臺北帝大時期組織的延續性。陸志鴻校長任內，有二事看出行政長官公署政治力大舉介入臺大，一是二二八事件中，兼任文學院長林茂生之死。林茂生擁有東京帝大文學士、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為臺灣精英，二二八時任《民報》社長，臺大教授、國民參政會參政員。涉入政治不多，卻以陰謀叛亂、強力接收臺大及接近美國領事館等罪狀，招來殺身之禍。陸校長懦弱，讓政治力大舉介入臺大，也可能是原因之一。另一事是臺大文學院院長之任用，陸校長原已物色人選，但最後因陳儀屬意，由出身東京高師的錢歌川獲任，顯示陸對校內一級主管都缺乏任命權。二二八事件後，臺灣省編譯館裁撤，轉入臺大任教者多，例如：館長許壽裳任中文系教授（8 月以後並兼系主任），編纂兼名著編譯組主任李霽野、編纂周學普為外文系教授，編纂兼臺灣研究組主任楊雲萍任歷史系教授，編纂謝康、李竹年（何林）及日籍國分直一分任文學院外文及歷史系副教授，編纂周家鳳任中文系助教，日籍立石鐵臣任歷史系講師等。另有黎烈文，亦由省屬單位轉來臺大任教法文課程。這些均顯示，以陸校長個性無法抵擋政治勢力涉入校務。1948 年 1 月，教育部長朱家驊來臺視察臺大校務後，決定撤換陸校長。

1948 年 6 月，教育部決定任命中央研究院化學所所長莊長恭（丕可）院士（1894-1962）為臺大第三任校長。莊長恭因窮於應付人事、房事、經費問題，在任期間不及七個月。1949 年 1月 20 日，傅斯年（1883-1950）出任臺灣大學校長職，可謂臨危受命。傅斯年，齊魯之士，五四時已出鋒頭的學生領袖，1920年代遊歐陸，回國之後主持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被看成學術機構以團隊集體研究力量造成亮麗學術成績的領導人。1930年代，他擁有不差的人脈和社會、學界資源，給人的印象是自由主義者，又是民族主義者；對政治，個人的態度是不參加政治，但要過問政治。國共內戰局勢趨於惡化後，傅斯年積極「搶救大陸學人」；他同陳雪屏、蔣經國的三人小組，規劃有四種人必須搶救：各大院校館所行政負責人、中研院院士、因政治關係必離開者，及在學術上有貢獻並自願南來者。這是中華民國政府日後延續國祚，為臺灣經濟與文化復蘇打下基礎的一種本錢。而傅斯年晚年最重要的事業，無疑是接任臺大校長。

在傅斯年看來，「日本時代這個大學的辦法，有他的特殊目的，就是和他的殖民政策配合的，又是他南進政策的工具。我們接收以後，是純粹的辦大學，是純粹的為辦大學而辦大學」，「我要說：辦大學為的是學術，為的是青年，為的中國和世界的文化，這中間不包括工具主義，所以大學才有他的自尊性」。傅斯年又深信，「現在的臺灣不特不是殖民地，而且是『斟灌一旋一成』的根據地，將來『祀夏配天，不失舊物』，正靠這一個寶島，赤縣既沉，瀛州遂為正朔所在。我們這個大學對於將來關係實在太大了。」以臺灣為民國正朔所在，以臺灣為中華文化所寄，這正是另一形式的「中國化」。換言之，傅斯年既要著力於「由日本的臺北帝大變為中國的臺灣大學」，也要追求學術獨立和尊嚴。

透過傅斯年出任臺大校長後所發佈的〈臺灣大學選課之商榷〉、〈臺灣大學與學術研究〉、〈臺灣大學一年級新生錄取標準之解釋〉、〈一個問題—中國的學校制度〉、〈中國學校制度的批評〉諸文及其它相關措施，大體可以掌握他的大學理念。首先，傅校長主張大學是以學術為中心，有別於中學教育，因此有七項改革辦法：（一）設講座及講座附屬人員，以不布置中學功課之方法為大學課程。（二）除第一年課程比較固定外，其餘多採取選習制（文、理、法、商之選習寬，工、農、醫較有限定）。（三）每門功課不必皆有考試，但須制定一種基本檢定。（四）畢業考試由教育部會同大學行之。論文一篇，證明其能遵教授之指導施用一種做學問之方法而已。（五）非滿若干學期，不得參加畢業考試，但在學校中無所謂年級。（六）凡有可實習之科目，皆不可但以書本知識為限。（七）最普通的功課由最有學問與經驗之教授擔任，以便入門的路不錯。傅的思考涉及到幾個教育與學術相關的構想和新措施：第一、傅是「五四人」，為學通博重於專精，他重視大一國文、英文、通史、數學、化學、物理等共同科目，主張以一流有經驗之教授教通識課，用基礎課來奠定學習入門之路。他邀臺靜農、屈萬里、毛子水等來自中國大陸的知名學者，擔任大一國文課程，他把國文教學放在第一位，以《孟子》、《史記》列為教材，教《孟子》意在取其高昂磅礡浩然之氣，學《史記》乃為養成淵博學識、特出見解和雄奇文風。其次，傅校長本也嚮往德國的講座制度，以講座為大細胞，以研究室為小細胞的大學構造，但在系學分制下，已難以為繼，因此推動自由選課制度，及設置研究所，學習自由成為課務重要改革內容。不過，他嚴格要求考勤與考試，大學生尤其要懂得學會思考。第三、堅持學術專業與學術獨立，提升師資水準。1949 年時局動盪，校園難於安定，他提倡「平淡無奇的教育」，要解決學生問題，讓學生「有房子住，有書念，有好玩的東西玩」，他不容許軍警隨便進入校園，反對戒嚴時期的「聯保制度」，對「四六學潮」的應付，頗費苦心。

1950 年 12 月 20 日，傅斯年以腦溢血過世，在臺大校長任期不超過七百天。即使如此，臺大的發展沒有人亡政息。這是因為傅校長出掌臺大，不是一個人長臺大，而是一批中國大陸精英分子來到臺灣，把中國文化的命脈與香火帶到臺灣，繼續延燒。傅斯年、陳雪屏、毛子水等，都曾是「北大人」，蔡元培的「思想自由、兼容並包」之風，也不會不吹到臺大。撐持學術中心與學術標準，其實靠的是師資。臺大透過一定的聘請師資標準和原則，再加上傅斯年的號召力，使得臺大教師口音儘管南腔北調，但師資陣容極一時之盛，而文史科系的陣容特別堅強。例如史學系的張貴永、方豪、李濟、姚從吾、劉崇鋐、勞榦、余又蓀、方豪，哲學系的鄭通和、許恪士、殷福生，中文系的董作賓、鄭騫、董同龢、毛子水、孫云遐、周法高、王叔岷、屈萬里、牟潤孫、李孝定、何定生等人。這是中國大陸任何大學無出其右者，形成胡適所謂「中國幾十年來辦大學空前的文史學風」，確為臺灣厚植學術根基。其它領域亦不乏大陸遷臺學人，只是人數不比文史科系，例如醫學院已有不少臺籍師資，故增聘之師資最少。

這一時期，臺大所延攬的師資，以中國大陸籍占大多數，臺籍人士不到百分之五，日籍留用者則更少。其後，1973 年，臺大最後一位留用日本教授高坂知武（1901-1997，農業工程學系）自教職退休，十年後返回日本，30 象徵一個時代的結束。總此而言，臺大自戰後以降的變化，確實帶有強烈的「文化渡海」意味。50 年代臺大的文化生態不是特例，呂實強回憶當年的臺灣師範學院裡，教授中有五位大陸時期曾任國立大學校長。可見學術文化變動中的政治因素與人文因素，不可忽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