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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漢之際,有兩個近乎家喻戶曉的人物給這一個時代打上了自己深深的印記。這兩個人,一個是王莽,再一個就是劉秀。安作璋、孟祥才所著的《漢光武帝大傳(精)》以漢光武帝劉秀的活動為主線,以兩漢之際複雜的社會階級矛盾、激烈的政治和軍事鬥爭為背景,全面展示王莽篡漢立新前後的歷史進程,著重論述劉秀參加反莽起事,討平割據勢力,創建東漢王朝,統一中國的歷史功績。
序
兩漢之際,有兩個近乎家喻戶曉的人物給這一個時代打上了自己深深的印記。這兩個人,一個是王莽,再一個就是劉秀。王莽在西元前1年(漢哀帝元壽二年)重任西漢皇朝的大司馬大將軍以後,牢牢地控制了漢朝的政權。接著,在西元9年(始建國元年)正式代漢立新,最後在西元23年(淮陽王更始元年)被起義軍誅殺于長安未央宮之漸台,二十多年間,成為歷史的中心人物。他的“新政”大大激化了西漢中期以來日益尖銳化的社會矛盾和階級矛盾,引發了綠林、赤眉和銅馬等為代表的農民大起義,不僅使自己死無葬身之地,而且被後來的歷史編纂學家釘到了封建道德的恥辱柱上,作為巨奸大憝遭受著千百年的唾駡。與之相反,劉秀以西漢宗室貴族疏屬的身份,在西元23年投入反莽起義軍,西元25年(建武元年)榮登帝位,西元36年(建武十二年)討平最後一個割據者——稱帝于巴蜀的公孫述,重新統一中國,從而成為被歷代政治家、思想家和史學家頌揚備至的“中興之主”。不過,儘管劉秀是漢朝宗室貴族的一員,史書也明確記載著他的世系,但當他騎牛投入起義軍參加對莽軍的戰鬥時,實在沒有多少可恃的力量。然而,就在兩年之後,年僅三十歲的劉秀卻在群臣的歡呼聲中登上了皇帝的寶座,又在十多年後完成了華夏一統,成為中國歷史上繼乃祖劉邦之後第二個白手起家的創業帝王。在這裡,歷史將王莽與劉秀作了鮮明的對比:一個據有全國政權,手握重兵,頗具權謀機智,炙手可熱的皇帝,慘敗于一群年輕的草莽英雄之手;而另一個年僅而立,除劉氏血統外別無長物的農家子弟卻成為大浪淘沙中最後勝利的英雄,仿佛是冥冥中的那個上帝給這兩個人開了一個大玩笑,給人們留下了驚詫和困惑。然而,這卻是真實的歷史。對這一段歷史作出科學的結論,應該是歷史學家義不容辭的責任。
我們寫這本書,意欲追蹤傳主的足跡,展示兩漢之際那個風雲激蕩、群雄逐鹿時代的各個方面的狀況,在廣闊的歷史背景上揭示其社會、政治、經濟和思想文化的發展變遷以及與之相聯繫的階級矛盾和各種社會矛盾的糾結、衝突、激化和緩解的過程;真實地再現那一幕幕驚心動魄、波譎雲詭的政治、軍事和外交鬥爭的場景;描述劉秀和他那個創業群體中文武臣僚的思想、性格、才情、風貌、事功以及與之對立的各種政治勢力及其代表人物,如王莽和各地割據者從興起到敗亡的歷程;尋繹王莽篡政成功的原因和走向滅亡的必然性;探索劉秀勝利的時代條件與他個人及其群體的主觀能動性對時代要求的回應,從而對時勢與英雄關係這個古老的課題提供一個比較真實的歷史例證。
人們經常說,歷史往往出現驚人的相似,這當然並不錯。但是,更應該看到,由於歷史的不可重複性,它又不會出現絕對的雷同。正像恩格斯在論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時特別強調“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一樣,我們認為一部成功的歷史人物傳記必須再現被特定時代所制約的傳主的真實而獨特的面貌,他的思想、性格、教養、才華、事功,即努力發掘他的特殊性,猶如文學上的“這一個”,而一般性即規律性的東西只能存在和體現在特殊性之中。這就是為什麼同為創業之主,同樣在農民戰爭的烽火中脫穎而出的劉秀,與劉邦、朱元璋等人有著那麼巨大的差異。
讓一個真實的、站立的、有血有肉活生生的劉秀再現在讀者面前,這就是我們寫作本書追求的目標。這個目標是否已經實現,敬請讀者諸君多加批評指教。
本書原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現經過修訂,改由中華書局出版。書中所附地圖,由王琳霞同志繪製。吳祥明、李志勇同志分別提供湖北棗陽、河南孟津、河北柏鄉等地有關光武帝劉秀史跡照片多幅。謹在此一併致以衷心的感謝。
作者
2007年5月於濟南
我們寫這本書,意欲追蹤傳主的足跡,展示兩漢之際那個風雲激蕩、群雄逐鹿時代的各個方面的狀況,在廣闊的歷史背景上揭示其社會、政治、經濟和思想文化的發展變遷以及與之相聯繫的階級矛盾和各種社會矛盾的糾結、衝突、激化和緩解的過程;真實地再現那一幕幕驚心動魄、波譎雲詭的政治、軍事和外交鬥爭的場景;描述劉秀和他那個創業群體中文武臣僚的思想、性格、才情、風貌、事功以及與之對立的各種政治勢力及其代表人物,如王莽和各地割據者從興起到敗亡的歷程;尋繹王莽篡政成功的原因和走向滅亡的必然性;探索劉秀勝利的時代條件與他個人及其群體的主觀能動性對時代要求的回應,從而對時勢與英雄關係這個古老的課題提供一個比較真實的歷史例證。
人們經常說,歷史往往出現驚人的相似,這當然並不錯。但是,更應該看到,由於歷史的不可重複性,它又不會出現絕對的雷同。正像恩格斯在論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時特別強調“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一樣,我們認為一部成功的歷史人物傳記必須再現被特定時代所制約的傳主的真實而獨特的面貌,他的思想、性格、教養、才華、事功,即努力發掘他的特殊性,猶如文學上的“這一個”,而一般性即規律性的東西只能存在和體現在特殊性之中。這就是為什麼同為創業之主,同樣在農民戰爭的烽火中脫穎而出的劉秀,與劉邦、朱元璋等人有著那麼巨大的差異。
讓一個真實的、站立的、有血有肉活生生的劉秀再現在讀者面前,這就是我們寫作本書追求的目標。這個目標是否已經實現,敬請讀者諸君多加批評指教。
本書原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現經過修訂,改由中華書局出版。書中所附地圖,由王琳霞同志繪製。吳祥明、李志勇同志分別提供湖北棗陽、河南孟津、河北柏鄉等地有關光武帝劉秀史跡照片多幅。謹在此一併致以衷心的感謝。
作者
2007年5月於濟南
目次
前言
第一章 家世與時代
一、劉漢皇族之苗裔
二、王莽新朝的“新政”
三、遍及全國的反莽起義
第二章 智勇兼備的義軍統帥
一、密謀起事
二、投身綠林
三、鏖戰昆陽
第三章 “銅馬皇帝”
一、劉玄稱帝
二、劉□遇害
三、王莽滅亡
四、持節河北
五、慘澹經營
六、高邑登基
第四章 統一天下的英主
一、“更始”覆滅
二、招降赤眉
三、肅清中原
四、征服江漢
五、誅除彭寵
六、逼降張步
七、討伐劉永
八、聯合竇融
九、平定隗囂
十、滅亡巴蜀
十一、天時與人謀
(一)“民心思漢”
(二)戰略戰術
(三)馭將治軍
第五章 東漢政權的階級基礎
一、南陽集團
二、潁川集團
三、河北集團
四、關隴集團
第六章 發展生產安定民生
一、釋放和禁止虐殺奴婢
二、約法省禁
三、裁併郡國減省官吏
四、輕徭薄賦救災恤貧
五、任用循吏發展生產
第七章 加強集權完善制度
一、恢復封國爵邑制重申“左官律”、“附益法”
二、約束外戚勳貴
三、中央行政體制變革
——“雖置三公,事歸台閣”
四、地方行政體制的恢復與變革
五、厲行監察澄清吏治
六、教育制度的恢復與完善
七、完善禮儀、祭祀、輿服制度
八、儒臣秉權經術治國
——“退功臣,進文吏”
第八章 東漢初年的階級關係與社會風氣
一、“度田”失敗透出的資訊
二、豪族田莊的發展與繁榮
三、農民的生產與生活
四、“東京風俗”
第九章 民族政策與對外關係的得失
一、匈奴
二、烏桓與鮮卑
三、東北各族
四、南蠻與西南夷
五、西羌
六、西域
七、三韓、倭國與交趾
第十章 劉秀的思想與性格
一、崇尚經學迷信讖緯
二、勤勞節儉謙和納諫
三、南面之術帝王氣度
四、殷殷故鄉情
五、皇后與嬪妃
六、皇子與公主
第十一章 晚年的決策
一、更立太子
二、封禪大典
三、壽終正寢
結語
附錄 漢光武帝大事年表
第一章 家世與時代
一、劉漢皇族之苗裔
二、王莽新朝的“新政”
三、遍及全國的反莽起義
第二章 智勇兼備的義軍統帥
一、密謀起事
二、投身綠林
三、鏖戰昆陽
第三章 “銅馬皇帝”
一、劉玄稱帝
二、劉□遇害
三、王莽滅亡
四、持節河北
五、慘澹經營
六、高邑登基
第四章 統一天下的英主
一、“更始”覆滅
二、招降赤眉
三、肅清中原
四、征服江漢
五、誅除彭寵
六、逼降張步
七、討伐劉永
八、聯合竇融
九、平定隗囂
十、滅亡巴蜀
十一、天時與人謀
(一)“民心思漢”
(二)戰略戰術
(三)馭將治軍
第五章 東漢政權的階級基礎
一、南陽集團
二、潁川集團
三、河北集團
四、關隴集團
第六章 發展生產安定民生
一、釋放和禁止虐殺奴婢
二、約法省禁
三、裁併郡國減省官吏
四、輕徭薄賦救災恤貧
五、任用循吏發展生產
第七章 加強集權完善制度
一、恢復封國爵邑制重申“左官律”、“附益法”
二、約束外戚勳貴
三、中央行政體制變革
——“雖置三公,事歸台閣”
四、地方行政體制的恢復與變革
五、厲行監察澄清吏治
六、教育制度的恢復與完善
七、完善禮儀、祭祀、輿服制度
八、儒臣秉權經術治國
——“退功臣,進文吏”
第八章 東漢初年的階級關係與社會風氣
一、“度田”失敗透出的資訊
二、豪族田莊的發展與繁榮
三、農民的生產與生活
四、“東京風俗”
第九章 民族政策與對外關係的得失
一、匈奴
二、烏桓與鮮卑
三、東北各族
四、南蠻與西南夷
五、西羌
六、西域
七、三韓、倭國與交趾
第十章 劉秀的思想與性格
一、崇尚經學迷信讖緯
二、勤勞節儉謙和納諫
三、南面之術帝王氣度
四、殷殷故鄉情
五、皇后與嬪妃
六、皇子與公主
第十一章 晚年的決策
一、更立太子
二、封禪大典
三、壽終正寢
結語
附錄 漢光武帝大事年表
書摘/試閱
二、王莽新朝的“新政”
劉秀的青少年時代,正處於兩個世紀之交,又是兩個朝代更替之際。他生於哀帝建平元年(西元前5年),五年之後,進入西元1世紀的第一年,即平帝元始元年,從此時起,西漢皇朝的大權便落到了權臣王莽手中。又一個五年之後,王莽鴆殺平帝,一個兩歲的兒童孺子嬰被推上了皇位。三年之後,王莽又廢孺子嬰,篡漢立新,結束了劉氏皇統。十四歲的少年劉秀從此失去漢宗室貴族的身份,成為新朝統治下的子民了。因為劉秀在新朝度過了他的青少年時代,又是以反叛新朝開始自己的政治生涯,所以,我們有必要先從王莽新朝的“新政”說起,看一看時代的浪濤如何把劉秀推向歷史的前臺。
劉邦建立的大漢皇朝經過文、景時期的恢復與發展,到武帝時達到它光輝的峰巔。武帝以後,特別是昭、宣二帝之後,西漢皇朝進入了它的衰落期。社會矛盾和階級矛盾不斷激化:土地兼併日益劇烈,奴婢問題日趨嚴重,賦役剝削日甚一日,勞動人民的處境每況愈下,統治階級更加沒落腐朽。面對西漢皇朝江河日下的局面,一部分代表中小地主利益的政治家和思想家認為“漢德已衰”,“氣數已盡”,希望另有“賢德”之人出來取代劉氏的帝位,以維護整個地主階級的統治。就是當權的豪族地主和在經濟上頗有勢力的富商大賈也對劉氏皇朝失去了信心。他們也希望通過一次改朝換代,以便在新皇朝的統治下使自己的既得利益得到鞏固與擴大。如此一來,在西漢中期以後,社會上便產生了一種“再受命”的思潮。這種思潮與戰國以來流行很廣的“五德終始說”和“三統三正說”結合起來,在輿論上形成頗大的力量和影響。鄒衍等人創立的“五德終始說”認為,歷史上每個受天命而王的朝代都必須屬於木、火、土、金、水五行中的一德,五行相生又相勝: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金勝木,木勝土,土勝水,水勝火,火勝金。因而朝代也是按著五行的順序運行,周而復始。“三統三正說”則認為歷朝歷代都是黑、白、赤三統迴圈,曆法亦隨之變化。如夏朝是黑統,以寅月(農曆正月)為正月,商朝是白統,以醜月(農曆十二月)為正月,周朝是赤統,以子月(農曆十一月)為正月。而這三統又都是受命於天的。到了漢代,董仲舒把“五德終始說”和“三統三正說”加以理論化的論證,認為“受天命而王”,改正朔,易服色,改朝換代是天經地義。此後,“五德終始說”和“三統三正說”就成為中國人鼓吹改朝換代的思想根據。還在漢昭帝時期,以治《春秋經》著名的儒生眭弘就以“大石自立”、“枯柳再生”的異常現象為依據,建議昭帝“求索賢人,禪以帝位”①。漢宣帝時,又有蓋寬饒上書,要求他效法古代五帝傳賢的故事禪讓帝位。自然,這兩位迂腐的儒生都以“大逆不道”的罪名死於非命。但是,由於西漢皇朝的統治越來越喪失人心,改朝換代的思想依然不可遏止地廣泛傳播。漢成帝時,甘忠可造作了《天官曆》、《包元太平經》,說是“漢家逢天地之大終,當更受命於天,天地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企圖讓漢朝皇帝搞一次再受命的把戲以維護自己的統治。然而,甘忠可的建議不僅未被採納,他本人反被加上“假鬼神罔上惑眾”的罪名下獄致死。哀帝即位以後,甘忠可的弟子夏賀良又于建平元年(西元前6年)六月上書鼓吹“再受命”之說。他煞有介事地說:“漢曆中衰,當更受命。成帝不應天命,故絕嗣。今陛下久疾,變異屢數,天所以譴告人也。宜急改元易號,乃得延年益壽,皇子生,災異息矣。”①大概是病急亂投醫吧,哀帝採納了夏賀良的建議,將建平二年改為“太初元將元年”,易號為“陳聖劉太平皇帝”。但兩個月過去後,哀帝絲毫感覺不到政局與國勢有什麼新的起色,於是下令一切恢復舊觀,夏賀良也就遭到與他老師同樣的命運,下獄致死。漢朝再受命的鬧劇就這樣結束了。從此以後,中小地主階級和統治集團中一部分人企求通過漢皇朝的“再受命”而繼續維持舊有統治的一線希望也最後破滅了。正在整個社會各階層陷入迷惘狀態之時,王莽以救世主的姿態登上了漢朝的政壇。於是,人們很快便把改朝換代的希望寄託在他的身上。
歷史在前進中創造了王莽代漢的社會條件,造就了代漢的民眾心態,形成了代漢的理論基礎,但通向權力頂峰的那些機遇卻是由許多偶然的因素造成的,其中最重要的是王莽的姑母——一個長壽的皇太后。王氏家族是戰國時齊國王族田氏的後裔。當王莽于元帝初元四年(西元前45年)降生的時候,他的姑母王政君已經做了四年的皇后。竟甯元年(西元前33年),漢元帝死去。他與王政君生的兒子劉驁即位,是為漢成帝。王政君成為皇太后,她的同母弟王鳳做了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由此,漢朝政權落人王氏外戚集團之手。在成帝在位的二十多年中(西元前32年一西元前7年),王氏外戚集團的勢力急劇膨脹。在此期間,王鳳、王音、王商、王根、王莽相繼任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王氏家族一門十侯,五大司馬,幾十人被封為列侯,姻親爪牙遍佈朝廷,成為西漢歷史上歷時最久、勢力最大的外戚官僚集團。這就為以後王莽的代漢立新造就了深厚的基礎。對此,東漢的班彪總結說:“漢興,後妃之家呂、霍、上官,幾危國者數矣。及王莽之興,由孝元後曆漢四世為天下母,饗國六十餘載,群弟世權,五將十侯,卒成新都。”②王莽是王政君同母弟王曼的兒子,成帝陽朔三年(西元前22年),他二十四歲時任黃門郎並轉升射聲校尉。永始元年(西元前16年),封為新都侯,晉升騎都尉、光祿大夫、侍中。綏和元年(西元前8年),代其叔父王根做了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這一年,他三十八歲,成為西漢皇朝最具權勢的官員。哀帝在位時期(西元前7年一西元前1年),他雖然被迫蟄居南陽封地,然而,當短命的哀帝壽終正寢時,王政君又一次使他官復原職,重掌政柄。而年僅九歲的漢平帝登基後,王莽不僅成為漢皇朝實際的當權者,而且通過一個又一個的符瑞,使自己日益向帝座逼近。平帝元始元年(西元1年),他得到“太傅”的官銜和“安漢公”的封號。元始四年(西元4年),又晉升“宰衡,位上公”。元始五年(西元5年),他鴆殺了年齡漸大、對自己構成威脅的漢平帝,將年僅兩歲的孺子嬰立為傀儡皇帝。居攝元年(西元6年),他又登上“攝皇帝”的寶座。緊接著,他再升格為“假皇帝”。居攝三年(西元8年),他乾脆決定即真做皇帝,建立自己的新皇統。第二年,他舉行隆重的登基大典,改元始建國元年,宣佈了“新”皇朝的開始。在中國封建社會的歷史上,用和平篡政的辦法第一次完成了一次改朝換代。儘管此後中國封建社會的正史拒不承認新朝為獨立的一個朝代,但它的存在卻是一個不容置疑的事實。
王莽代漢立新之所以順利地獲得成功,最重要的是當時的歷史條件造成了改朝換代思潮的氾濫,而王莽執掌朝廷大權後的所作所為,又使他幾乎成為社會各階層矚望的改朝換代的惟一人選。
由於西漢自文景到漢武帝,一直對食封的同姓諸侯王和軍功地主採取打擊削弱的政策,這對鞏固和加強中央集權雖然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也給豪族地主和富商大賈勢力的膨脹提供了某些有利條件。漢元帝以後,西漢皇朝開始走下坡路。經濟上佔優勢的豪族地主與富商大賈也日益在政治上形成左右一切的力量。王氏外戚集團正是作為這個階級的代表而執掌西漢朝政的。他們每家都是佔有大量土地的官僚地主,同時又同富商大賈保持著十分密切的聯繫。四川大商人羅裒在京師和各郡國的經商活動就是得到王家支持的。王氏外戚集團幾十年輔政的結果,迅速地壯大了自己的力量,使這個集團成為西漢末期的政治重心,從而為王莽的代漢創造了比較有利的條件。
P9-11
劉秀的青少年時代,正處於兩個世紀之交,又是兩個朝代更替之際。他生於哀帝建平元年(西元前5年),五年之後,進入西元1世紀的第一年,即平帝元始元年,從此時起,西漢皇朝的大權便落到了權臣王莽手中。又一個五年之後,王莽鴆殺平帝,一個兩歲的兒童孺子嬰被推上了皇位。三年之後,王莽又廢孺子嬰,篡漢立新,結束了劉氏皇統。十四歲的少年劉秀從此失去漢宗室貴族的身份,成為新朝統治下的子民了。因為劉秀在新朝度過了他的青少年時代,又是以反叛新朝開始自己的政治生涯,所以,我們有必要先從王莽新朝的“新政”說起,看一看時代的浪濤如何把劉秀推向歷史的前臺。
劉邦建立的大漢皇朝經過文、景時期的恢復與發展,到武帝時達到它光輝的峰巔。武帝以後,特別是昭、宣二帝之後,西漢皇朝進入了它的衰落期。社會矛盾和階級矛盾不斷激化:土地兼併日益劇烈,奴婢問題日趨嚴重,賦役剝削日甚一日,勞動人民的處境每況愈下,統治階級更加沒落腐朽。面對西漢皇朝江河日下的局面,一部分代表中小地主利益的政治家和思想家認為“漢德已衰”,“氣數已盡”,希望另有“賢德”之人出來取代劉氏的帝位,以維護整個地主階級的統治。就是當權的豪族地主和在經濟上頗有勢力的富商大賈也對劉氏皇朝失去了信心。他們也希望通過一次改朝換代,以便在新皇朝的統治下使自己的既得利益得到鞏固與擴大。如此一來,在西漢中期以後,社會上便產生了一種“再受命”的思潮。這種思潮與戰國以來流行很廣的“五德終始說”和“三統三正說”結合起來,在輿論上形成頗大的力量和影響。鄒衍等人創立的“五德終始說”認為,歷史上每個受天命而王的朝代都必須屬於木、火、土、金、水五行中的一德,五行相生又相勝: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金勝木,木勝土,土勝水,水勝火,火勝金。因而朝代也是按著五行的順序運行,周而復始。“三統三正說”則認為歷朝歷代都是黑、白、赤三統迴圈,曆法亦隨之變化。如夏朝是黑統,以寅月(農曆正月)為正月,商朝是白統,以醜月(農曆十二月)為正月,周朝是赤統,以子月(農曆十一月)為正月。而這三統又都是受命於天的。到了漢代,董仲舒把“五德終始說”和“三統三正說”加以理論化的論證,認為“受天命而王”,改正朔,易服色,改朝換代是天經地義。此後,“五德終始說”和“三統三正說”就成為中國人鼓吹改朝換代的思想根據。還在漢昭帝時期,以治《春秋經》著名的儒生眭弘就以“大石自立”、“枯柳再生”的異常現象為依據,建議昭帝“求索賢人,禪以帝位”①。漢宣帝時,又有蓋寬饒上書,要求他效法古代五帝傳賢的故事禪讓帝位。自然,這兩位迂腐的儒生都以“大逆不道”的罪名死於非命。但是,由於西漢皇朝的統治越來越喪失人心,改朝換代的思想依然不可遏止地廣泛傳播。漢成帝時,甘忠可造作了《天官曆》、《包元太平經》,說是“漢家逢天地之大終,當更受命於天,天地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企圖讓漢朝皇帝搞一次再受命的把戲以維護自己的統治。然而,甘忠可的建議不僅未被採納,他本人反被加上“假鬼神罔上惑眾”的罪名下獄致死。哀帝即位以後,甘忠可的弟子夏賀良又于建平元年(西元前6年)六月上書鼓吹“再受命”之說。他煞有介事地說:“漢曆中衰,當更受命。成帝不應天命,故絕嗣。今陛下久疾,變異屢數,天所以譴告人也。宜急改元易號,乃得延年益壽,皇子生,災異息矣。”①大概是病急亂投醫吧,哀帝採納了夏賀良的建議,將建平二年改為“太初元將元年”,易號為“陳聖劉太平皇帝”。但兩個月過去後,哀帝絲毫感覺不到政局與國勢有什麼新的起色,於是下令一切恢復舊觀,夏賀良也就遭到與他老師同樣的命運,下獄致死。漢朝再受命的鬧劇就這樣結束了。從此以後,中小地主階級和統治集團中一部分人企求通過漢皇朝的“再受命”而繼續維持舊有統治的一線希望也最後破滅了。正在整個社會各階層陷入迷惘狀態之時,王莽以救世主的姿態登上了漢朝的政壇。於是,人們很快便把改朝換代的希望寄託在他的身上。
歷史在前進中創造了王莽代漢的社會條件,造就了代漢的民眾心態,形成了代漢的理論基礎,但通向權力頂峰的那些機遇卻是由許多偶然的因素造成的,其中最重要的是王莽的姑母——一個長壽的皇太后。王氏家族是戰國時齊國王族田氏的後裔。當王莽于元帝初元四年(西元前45年)降生的時候,他的姑母王政君已經做了四年的皇后。竟甯元年(西元前33年),漢元帝死去。他與王政君生的兒子劉驁即位,是為漢成帝。王政君成為皇太后,她的同母弟王鳳做了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由此,漢朝政權落人王氏外戚集團之手。在成帝在位的二十多年中(西元前32年一西元前7年),王氏外戚集團的勢力急劇膨脹。在此期間,王鳳、王音、王商、王根、王莽相繼任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王氏家族一門十侯,五大司馬,幾十人被封為列侯,姻親爪牙遍佈朝廷,成為西漢歷史上歷時最久、勢力最大的外戚官僚集團。這就為以後王莽的代漢立新造就了深厚的基礎。對此,東漢的班彪總結說:“漢興,後妃之家呂、霍、上官,幾危國者數矣。及王莽之興,由孝元後曆漢四世為天下母,饗國六十餘載,群弟世權,五將十侯,卒成新都。”②王莽是王政君同母弟王曼的兒子,成帝陽朔三年(西元前22年),他二十四歲時任黃門郎並轉升射聲校尉。永始元年(西元前16年),封為新都侯,晉升騎都尉、光祿大夫、侍中。綏和元年(西元前8年),代其叔父王根做了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這一年,他三十八歲,成為西漢皇朝最具權勢的官員。哀帝在位時期(西元前7年一西元前1年),他雖然被迫蟄居南陽封地,然而,當短命的哀帝壽終正寢時,王政君又一次使他官復原職,重掌政柄。而年僅九歲的漢平帝登基後,王莽不僅成為漢皇朝實際的當權者,而且通過一個又一個的符瑞,使自己日益向帝座逼近。平帝元始元年(西元1年),他得到“太傅”的官銜和“安漢公”的封號。元始四年(西元4年),又晉升“宰衡,位上公”。元始五年(西元5年),他鴆殺了年齡漸大、對自己構成威脅的漢平帝,將年僅兩歲的孺子嬰立為傀儡皇帝。居攝元年(西元6年),他又登上“攝皇帝”的寶座。緊接著,他再升格為“假皇帝”。居攝三年(西元8年),他乾脆決定即真做皇帝,建立自己的新皇統。第二年,他舉行隆重的登基大典,改元始建國元年,宣佈了“新”皇朝的開始。在中國封建社會的歷史上,用和平篡政的辦法第一次完成了一次改朝換代。儘管此後中國封建社會的正史拒不承認新朝為獨立的一個朝代,但它的存在卻是一個不容置疑的事實。
王莽代漢立新之所以順利地獲得成功,最重要的是當時的歷史條件造成了改朝換代思潮的氾濫,而王莽執掌朝廷大權後的所作所為,又使他幾乎成為社會各階層矚望的改朝換代的惟一人選。
由於西漢自文景到漢武帝,一直對食封的同姓諸侯王和軍功地主採取打擊削弱的政策,這對鞏固和加強中央集權雖然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也給豪族地主和富商大賈勢力的膨脹提供了某些有利條件。漢元帝以後,西漢皇朝開始走下坡路。經濟上佔優勢的豪族地主與富商大賈也日益在政治上形成左右一切的力量。王氏外戚集團正是作為這個階級的代表而執掌西漢朝政的。他們每家都是佔有大量土地的官僚地主,同時又同富商大賈保持著十分密切的聯繫。四川大商人羅裒在京師和各郡國的經商活動就是得到王家支持的。王氏外戚集團幾十年輔政的結果,迅速地壯大了自己的力量,使這個集團成為西漢末期的政治重心,從而為王莽的代漢創造了比較有利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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