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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化與工業化對立統一于近代資本主義的發展進程。金融化與工業化兩條發展道路的斗爭是理解當今資本主義發展趨勢的關鍵。金融化根本上是零和游戲，只能讓極少數人獲益而絕大多數人受損，令中產階級淪落為負產階級，固化無產階級，惡化賭場資本主義，強化新殖民主義，使相關后進國家成為先進國家的經濟附庸。工業化是現代化的核心。工業化帶來的收入潮水可以浮起港灣內所有的船，所謂“中等收入陷阱”實際就是工業化中斷或停滯的陷阱。
近些年來，受新自由主義的誤導，在工業化遠沒有完成的情形下，中國打開了城市化（實乃房地產化）、服務化（集中為金融化）的魔瓶，國民經濟出現了明顯的虛熱實冷態勢，經濟增長放緩、社會矛盾凸顯正在成為“新常態”，如此有關中國是否會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被廣泛熱議。有鑒于此，中國正面臨去工業化危險，面臨落入系列陷阱危險，進而面臨經濟附庸化危險。
近些年來，受新自由主義的誤導，在工業化遠沒有完成的情形下，中國打開了城市化（實乃房地產化）、服務化（集中為金融化）的魔瓶，國民經濟出現了明顯的虛熱實冷態勢，經濟增長放緩、社會矛盾凸顯正在成為“新常態”，如此有關中國是否會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被廣泛熱議。有鑒于此，中國正面臨去工業化危險，面臨落入系列陷阱危險，進而面臨經濟附庸化危險。
作者簡介
江涌（1969—），男，安徽無為人，經濟學博士，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研究員。主要從事世界經濟理論、經濟安全與文化安全問題研究，主持、參加過多項國家重大課題，迄今境內外報刊上發表論文、雜文數百篇，出版《獵殺“中國龍”》、《中國困局》、《好日子到頭了嗎》、《資本主義還能走多遠》與《安全也是硬道理》等多部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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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向何處去：自主？依附？ 金融化使后進國家成為先進國家的經濟附庸 持續推進工業化是中國的戰略抉擇
序
（張文木） 與江涌同志交往較多,了解他文章所涉大多是關乎國家經濟安全的大問題。與目前許多只以經濟利潤為目的經濟學著作不同，江涌是從民族生死存亡的角度因而是戰略角度看問題。我們成家的人都知道，在家中醫生的話比媳婦的話管用，這是因為醫生的話關乎生死，而媳婦的話只關乎感情。文章同理，好文章當直奔民族的生死存亡。 事實上，國家經濟不可沒有政治。在這方面“今天遇到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在歷史上找到影子，歷史上發生過的很多事情也都可以作為今天的鏡鑒”。2010年4月15日，美國總統奧巴馬接受澳大利亞電視臺采訪時將這一見解表達得很充分，他說：“如果10多億中國人也過上與美國、澳大利亞同樣的生活，那將是人類的悲劇，地球資源根本承受不了，全世界將陷入非常悲慘的境地。美國并不想限制中國的發展，但中國在發展的時候要承擔起國際責任。中國人要富裕起來可以，但中國領導人應該想一個新模式，不要讓地球無法承擔。” 這段話的前半段說明了美國確立以中國為目標的“重返亞洲”政策的目的，后半段說明了對付中國的手段。也就是說，發展中的中國如果不能為比中國更為發展的西方讓出資源的話，那中國就應當“讓位”：要么像蘇聯那樣被瓦解，要么自覺“低碳”。 但是，中國人眼中的中國低碳與美國人眼中的“低碳”中國是完全不同的。前者表達的是一個更為發展的技術概念，后者則是一個“去工業化”或 “去工業化發展”的政治概念；前者是一個發展方式問題，后者則是一個發展道路問題。對近現代而言，工業力才是發展力的核心，國家間的競爭就是工業力的競爭。因此，剝奪一國的工業力，尤其是重工業能力便成了剝奪這個國家發展能力的關鍵。1944年8月，美國財政部長亨利·摩根索向總統羅斯福提出了一個“旨在在德國清除納粹余孽的解除其工業化的激進計劃”，羅斯福對此大加肯定。美國國務院還制訂了一個計劃要“使德國從依靠自身經濟實力就可以發動戰爭的國家，變成一個必須能和世界經濟協調發展的國家”。《羅斯福傳》的作者康拉德布萊克說：“實施這個計劃等于把7000萬德國人全都變成牧羊人、蘋果園主和家禽飼養員。”顯然，由“牧羊人、蘋果園主和家禽飼養員”而不是大工業財團組成的國家經濟，自然也就是目前西方人對南方國家要求的“低碳”經濟，也就是奧巴馬要求中國人“應該想”出的“新模式”。狼與羊比，羊比狼“低碳”，狼可吃肉，而羊只能吃草。西方人認為自己是可以“吃肉”的，但中國人好改為“吃草”。這在中國顯然是不能接受的，由此必然要與西方展開相應的斗爭。 鄧小平同志在改革開放之初就認識到這一點，他說：“整個帝國主義西方世界企圖使社會主義各國都放棄社會主義道路，終納入國際壟斷資本的統治，納入資本主義的軌道。現在我們要頂住這股逆流，旗幟要鮮明。因為如果我們不堅持社會主義，終發展起來也不過成為一個附庸國，而且就連想要發展起來也不容易。現在國際市場已經被占得滿滿的，打進去都很不容易。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 國家之事不可書生意氣，大國經濟在任何時候都是要政治掛帥的。林肯統一南北方時，其時南方的棉花比北方的工業品賺錢，經濟效益好。短期看統一的成本與收益不成比例，但長期看，林肯給美國奠定了的國基即統一的民族市場。毛澤東搞原子彈，短期看，投入成本與產出效益不成比例，長期看，中國得到了30多年的和平和安全的發展環境。因此，精明不是國際政治學的本質。研究國際政治的學者如果學成了賬房先生，其學百害而無益。 中國尤其是新中國以來的經濟發展是有明確的政治矢量的。今天的中國“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復興的目標”。圍繞“兩個一百年” 即“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年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在新中國成立一百年時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宏偉目標，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深入研究中國經濟的政治方向，意義重大。 馬克思說過：“一個工業民族，當它一般地達到它的歷史高峰的時候，也就達到了它的生產高峰。實際上，一個民族的工業高峰是在這個民族的主要任務還不是維護利潤，而是謀取利潤的時候達到的。就這一點來說，美國人勝過英國人。”今天的美國已從“謀取利潤”（即以爭取利益為要務）的國家異化為“維護利潤”（即以既得利益為要務）的國家，其曾經有過的“工業高峰”已異化為“軍火工業”和金融業的高峰。今天的中國已替代了當年美國“以爭取利益為要務”的角色。從江涌同志的《道路之爭——工業化還是金融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年）一書中可以看到這一點。今天的中國人已勝過了美國人。2007—2012年，“美國經濟學家幾乎‘包攬’了諾貝爾經濟學獎”，但同時美國經濟開始患了“腎衰竭”，在危機中日益不能自拔，國力不振，政治上出現人民“占領華爾街運動”。 可喜的是，今天的中國學者，尤其是像江涌這一代青年學者的研究正在取代以往以“既得利益為要務”尤其是以西方國家的“既得利益為要務”的研究，他們深切地關注著中國自身的國家利益并“以爭取利益為要務”，在歷史進步的潮流推動下，他們在當代中國快速成長，這是中國的喜訊，這是中國人民的喜訊。 正義必勝！ 和平必勝！ 人民必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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