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思想飛：我所認識的耆老（簡體書）

《讓思想飛：我所認識的耆老》記述的人物：周有光、蕭克、季羨林、杜潤生、于光遠、胡績偉、杜導正、朱厚澤、高華等，他們認同“民主”和“科學”，他們的命運都比較坎坷，雖屢遭劫難，但百折不撓，致力追求民主法治。他們都有一種"先天下之憂而憂"的胸懷。他們獨立思考，探索真理，對他們所處年代深刻反思，推動中國社會的啟蒙。

徐慶全，做編輯也當學者。研究生和大學任教共八年，研習吐魯番出土文書。離開學校做編輯后，研究方向轉為中共歷史，尤其專注于當代文學和當代思想史的研究。有《知情者眼中的周揚》（經濟日報出版社，2003年）；《文壇撥亂反正實錄》（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周揚與馮雪峰》（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風雨送春歸——新時期文壇思想解放運動記事》（河南大學出版社，2005）；《革命吞噬他的兒女——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案紀實》（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9）；《名家書札與文壇風云》（中國文史出版社，2010）；《他們無時代》（北岳文藝出版社，2014）。編有《周揚新時期文稿》（山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中國經驗——改革開放30年高層決策回憶》（山東人民出版社，2008）；《親歷30年》（中國文史出版社，2008）。

仁者、智者周有光（1906-）
文人將軍蕭克（1907-2008）
孫冶方：一生堅持學術尊嚴（1908-1983）
附：我的外公孫冶方——武克鋼訪談錄
戴“三頂桂冠”的季羨林（1911-2009）
“三多三少”杜潤生（1913-）
附：包產到戶提出過程中的高層爭論一訪杜潤生
“溫情”溫濟澤（1914-1999）
我所了解的于光遠（1915-2013）
報人老胡（1916-2012）
此心不與年俱老——記胡繩晚年（1918-2000）
坎坷輝煌——沖鋒陷陣者吳江（1918-2012）
周汝昌：“安安靜靜地走”（1918-2012）
李普：從記者到思想者（1918-2010）
“清園先生”王元化（1920-2008）
杜導正“人生三境界”（1923-）
“三寬部長”朱厚澤（1931-2010）
一本書的高華（1954-2011）

《讓思想飛：我所認識的耆老》：
仁者、智者周有光2013年1月12日，為慶祝周有光老茶壽的“新啟蒙與當代知識分子的責任”座談會在北京召開。參與操辦這件事的馬國川兄早就發出了邀請，但因為與香港中文大學的學術交流時間沖突，錯失這一盛會。看國川傳來的會議記錄稿，那么多學者與會恭賀，發言那樣精彩，陡然想到了趙樸初恭賀日本高僧大西良慶茶壽的詩句：“茶話又欣同，深感多情百八翁，一席坐春風。”想必參與這次盛會的人都有這樣的感覺了。作為周老晚晚輩的人，我有幸和周老有過一次談話，此后數次見過、也聆聽過他的講話。他的著作《拾貝集》等也贈送給我，讀他的作品也算比較多。既然錯失老人家的茶壽，撰寫本文為老人家慶壽，就理所應當。周老一生的兩個階段據記錄稿，在“百八”華誕上，周有光因為下樓不便而“缺席”。公子小平先生帶來了周老的一段視頻。視頻中他說：“上帝太忙，把我忘掉了。”用一句玩笑話來解釋自己的長壽。
按照孔夫子的話來解釋是：“仁者壽”——“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周老年過百八，除了腿有小疾、耳朵有點聾之外，仍然心神健旺，說周老是“仁者”，當無異議。
不過，從夫子的話還可以看出另一層意思。夫子討論的問題是“知者”（智者）和“仁者”的表象特征。他顯然認為，智者的壽命不如仁者。在據說也是夫子語錄的《孔子家語》中，夫子也談到過這一問題。
面對著哀公“智者壽，仁者壽？”短短的發問，一向惜字如金的夫子竟然回答了那么一大段，且答非所問，大講“病殺、刑殺、兵殺”三種死于非命的情形，卻回避了答案。為何回避？竊以為夫子仍然堅持“仁者”要“壽”于“智者”的觀點。如此說來，夫子對仁者和智者顯然有自己的看法。何為“仁”？“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何為“智”？夫子沒有成文的解釋，只有“動”和“樂”兩個字描述。“動”者，“樂”者，是發乎心的舉動，自然與“克己”相悖。又顯然，夫子是重“仁者”而輕“智者”也。
由夫子的“仁者”和“智者”的劃分，我自然就想到了周老。
周有光是百八翁，生命歷程長長的。按照中國人的習慣，大到國家的大歷史，小到個人的小歷史，總喜歡分出個階段來。周老這百年的歷史如何分？周老在百歲之后有說法。他在《拾貝集》里說自己是“兩頭真”：“年輕時候一味天真盲從，到了老年開始探索真理”。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周老也說：“我們這一代人，人家叫作‘兩頭真’，年輕的時候真心跟共產黨走，到年老的時候經過了‘文化大革命’，看法就改變了，蘇聯解體之后看法更改變了。所以到了老年，重新思考真理，重新追求真理，這是兩頭真。”周老這樣說，就有學者附和，譬如，閔良臣在《我們有周有光》文中就如此說；在周老百八壽誕上，劉志琴也提到這一點。
何為“兩頭真”？提出這個概念的是我的同事楊繼繩。他說：“幾年以前，我用‘兩頭真’來概述一些老人的生命歷程：青年時代為追求真理真誠地參加革命，離休以后大徹大悟、真誠地面對社會現實。現在，‘兩頭真’這個說法被很多人所接受。”很顯然，百歲后的周老，也接受了這種說法，評論周老的學者也同樣接受了這種說法。
我知道，楊繼繩發明的這個概念，是受李普一生的經歷啟發的。所謂“青年時代為追求真理真誠地參加革命”，就大致給“一頭”框定了范圍：即青年時代參加中共領導的革命隊伍并追求救國救民真理的人。而周老這“一頭”的歷史，顯然不在這個框定范圍之內。讀周老的《百歲口述》，我們看不到周老當年對中共有像現今被稱之為“兩頭真”的人物，譬如李普、胡繩、李慎之等人的這前“一頭”。當然，后“一頭”——“離休以后大徹大悟、真誠地面對社會現實”——周老和他們是一致的。但是缺了前“一頭”，就不能稱之為“兩頭真”，周老用這個概念來論及自己，顯然就不那么合適；論者隨聲附和，更是對這個概念的誤讀。
我這樣說，并不是在貶低周老的歷史；也不是說，周老后“一頭”真前“一頭”就不真。他前一頭也是真的，雖然他既沒有加入國民黨也沒有加入過共產黨，但你不能說他活得就不真。只是這個“真”和“兩頭真”的那個“真”的含義不同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