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學大系 1919-1949：評論卷二

總 序／陳國球

凡 例

導 言／林曼叔

第一輯 左翼文藝運動的開展及文藝統一戰線的建立

對於當前文藝運動的意見──檢討‧批判‧和今後的方向／荃麟

當前的文藝諸問題／郭沫若

文藝統一戰線的幾個問題／蕭愷

關於當前文藝運動的一點意見／以羣

文藝運動的現狀和趨勢／史篤

論右傾及其他／陳閑

第二輯 對「反動文藝」的鬥爭及幾個文藝問題的論爭

斥反動文藝／郭沫若

胡適，胡其所適？／侯外廬

周作人胡適之合論／白堅離

朱光潛的怯懦與兇殘／荃麟

有奶就是娘與乾媽媽主義／紺弩

文藝創作與主觀／喬木

第三輯 文藝大眾化與方言文學的討論

反帝，反封建，大眾化──為「五四」文藝節作／茅盾

畧論文藝大眾化／穆文

論文藝的人民性和大眾化／默涵

方言文學試論／靜聞

再談「方言文學」／茅盾

華南方言文學運動的現狀和意義／靜聞

「馬華文藝」試論／夏衍

申述「馬華化」問題的意見／郭沫若

第四輯 關於詩歌創作的討論

開拓新詩歌的路／郭沫若

戰鬥詩歌的方向／馮乃超

新現實主義的詩／鄒荻帆

論詩歌工作上的幾個問題／黃藥眠

蓬勃的香港詩運／犁青

關於詩腔／林林

談詩腔／黃繩

論人民詩歌的「詩腔」／樓棲

第五輯 主要作品評論

論「蝦球傳」的創作道路／于逢

評蝦球傳第一二部／周鋼鳴

「風砂的城」的自我檢討／陳殘雲

關於「泥土的歌」的自白／臧克家

關於馬凡陀／刑天舞

讀林林的詩──「同志，攻進城來了」讀後感／周鋼鳴

寂寞的夢──評侶倫的「無盡的愛」與「永久的歌」／霖明 孟仲 文桑 周志 韋誠

作者簡介

導言／林曼叔

一、前言

香港自十九世紀中葉至二十世紀末成為英國的殖民地，但香港社會文化的演變與中國近代以至現代歷史的發展卻是息息相關的。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一樣在這彈丸之地留下深深的足跡，在不同歷史時期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可說是中國現代文學一個重要舞台。

《香港文學大系‧評論卷二》所收集一九四二至一九四九年間的香港文學歷史文獻，雖然只有八個年頭，香港卻經歷了兩個歷史時期：淪陷時期（又稱日佔時期、日治時期，一九四二─一九四五）和戰後時期（也即國共內戰時期，一九四五─一九四九）。在日治時期，香港文壇隨着香港的淪陷而沉沒，戰後時期卻成為中國左翼文藝的陣地。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香港淪陷了，從此度過三年零八個月的黑暗歲月。在日本軍國主義鐵蹄的蹂躪下，香港文壇頓成廢墟。戰前來港的作家紛紛逃回內地，留下來的文化人寥寥無幾，即使留下來的也大都被迫成為日本軍國主義的御用文人。諸如葉靈鳳、戴望舒是留港最具名望的作家，在日軍指揮刀下，要從事真正的文學創作是不可能的。葉靈鳳曾被日本總督部委為顧問（囑托）之職，主管日本大東亞共榮圈的宣傳刊物《新東亞月刊》、《大同畫報》，後又得到特別照顧創辦《大眾週報》，而《星島日報》被勒令改名為《香島日報》，也只是成為日本侵略者的宣傳喉舌。在這些刊物，葉氏就發表了不少媚日的文字，為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野心辯護。香港本身的文學在日治時期是完全被埋葬了的。即使談論文學的，也純屬淺薄的漢奸言論，提倡甚麼「和平文藝」為日寇粉飾太平，泯滅中國人民的抗日意識，有一位名叫李志文的就在《南華日報》發表長文《和平文藝論》指出：「為了打擊反革命勢力的成長，和平文藝決不會放過『抗戰文藝』，而是要給『抗戰文藝』以迎頭痛擊的！」所謂「和平文藝」就是如此殺氣騰騰！這些日寇御用文人更發起甚麼文壇清潔運動，《南華日報》副刊的編者署名天任在《編輯副刊的基本理念》就說：「鼓勵民眾認識新時代，完成東亞共榮圈的建設，成為今日我們報人不可或缺的基本條件。因此，現階段的新聞報紙，已經不是簡單的商品，而是急切的被要求着應以大東亞解放的啟導民眾的責任肩於身上。」直至一九四五年七月葉靈鳳主編的《香島月報》創刊，還開闢了由魯夫執筆的「新文學吶喊」專欄，繼續鼓吹甚麼「文學新香港香港新文學」，妄圖在日寇的鐵蹄下建造甚麼「香港新文學」，真是癡人說夢。這都是披着文學外衣的漢奸理論，不應屬於香港文學的一部分。這些論調本書也就不擬編入了。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無條件投降。抗戰勝利，香港光復。不幸的是國共內戰繼而爆發，為逃避戰火和政治迫害，國內左翼文化人或從桂林，或從廣州，或從上海先後抵達香港。那時候到港的中國重量級的文化人，諸如郭沫若、茅盾、夏衍、邵荃麟、周鋼鳴、司馬文森等等左翼作家一批又一批南來香港，領導着並推動着中國的左翼文學運動。他們在港重整荒廢已久的香港文壇，他們辦學校，辦報紙，辦雜誌，搞出版，香港文壇出現前所未有的活躍景象。夏衍主持《華商報》，茅盾等主編的《小說》和《野草》，司馬文森、陳殘雲主編的《文藝生活》、《大眾文藝叢刊》，達德書院編的《海燕》等，還有陳實、華嘉等創辦《人間書屋》，為香港文學史寫下重要的一頁，同時也是中國文學史重要的一頁。也可以說，在當時，香港是除了延安以外另一個重要的左翼文藝運動的中心。

抗日戰爭時期，中國文藝界團結一致。隨着抗戰結束，國共內戰爆發，政治形勢的急劇變化，中國文壇也從此開始分化，而展開勢不兩立的鬥爭。為重整左翼文藝陣線，中共著名文藝理論家邵荃麟指出：抗戰時期「在統一戰線的原則下，多少鬆懈了領導思想前進的責任，表現了軟弱與無能，接受了西歐資產階級那種『容忍即民主』的思想，形成了互相退讓，互相敷衍，甚至互相冷淡的局面。我們甚至有意地避開批評和鬥爭，以圖取得表面上的和諧。……我們在反對『左』的鬥爭中，忽略了向右傾的鬥爭。這樣使思想運動的主導力量日漸軟弱，而被小資產階級那種單純而充滿幻想的愛國熱情所代替了。作家逐漸忽略了新文藝運動一貫以來的大眾立場，也忽略了自身意識改造的任務。」他更強調：「一九四二年以後，正當延安開始文藝思想一個新的發展的時候，大後方的文藝運動卻停留在一種非常黯淡和無力的狀態之中。許多右的傾向都是從那個時候發展起的。」「從今天整個文藝思想運動來說，要澄清一切混亂的狀態，不能不首先從思想問題出發。」這些言論成為香港左翼文藝運動的方向和指針。香港文壇也就成為左翼文藝鬥爭的陣地。

二、左翼文藝運動的開展及文藝統一戰線建立

針對當時的政治形勢和革命的需要，《大眾文藝》第一輯《文藝的新方向》發表了《對於當前文藝運動的意見──檢討‧批判‧和今後的方向》，這篇文章以本刊同人名義發表，由中共文藝理論家邵荃麟執筆。首先發動左翼文藝運動，以期配合中國共產黨的革命鬥爭。邵荃麟指出：香港文藝創作處於極為衰弱的狀態，跌落到前所未有的慘況，其原因在於「市民階級與殖民地性的墮落文化氣氛，侵蝕到新文藝領域裏來。投機，取巧，媚合，低級趣味，幾乎成為流行的風氣：而更惡劣的，則是那種色情的傾向，這甚至墮落到比鴛鴦蝴蝶派還不如。這種墮落的傾向，使文藝不僅脫離人民大眾，而且作為服務紳士階級和加強殖民意識的工具了。」

針對這種不良的創作傾向，他強調：文藝運動應「作為社會鬥爭中思想運動一翼而存在，作家的創作活動是結合在這羣眾的思想運動與實際鬥爭中而共同前進」。他嚴厲批判文藝創作的個人主義傾向，追求主觀戰鬥精神。這是文藝墮落的主要原因。他提出：「以無產階級思想和馬列主義藝術觀作為領導的，主要為工農兵服務的，以徹底反帝反封建為內容的文藝」。要求文藝工作者克服一切個人主義文藝觀點，和非階級的文藝思想：

第一，堅決進行自身意識的改造，加強羣眾觀點，發揚自我批評的精神，放棄知識份子的優越感，克服宗派主義的傾向。第二，努力學習馬列主義與毛澤東的文藝思想，但不是教條式的學習，而是結合在切實認識中國社會現實和對文藝具體問題的研究上。第三，無論為了意識的改造或學習，我們必須把積極參加實際社會鬥爭作為基本的前提。革命要求文藝工作者首先面向農村，積極聯繫到日常的政治社會鬥爭中去，堅決貫徹文藝服從政治的原則，肯定文藝的階級性和黨派性，反對藝術獨立於政治的觀念。

關於「對當前文藝運動的意見」的討論，《大眾文藝》還繼續發表了以羣的《關於當前文藝運動的一點意見》，陳閑的《論右傾及其他》，呂熒的《堅持「腳踏實地」的戰鬥》等。蕭愷在《文藝統一戰線的幾個問題》更強調：當前文藝運動的方針，必須服從當前全國人民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的巨大政治鬥爭的任務。因此在文藝上也就有結成強大的統一戰線的必要。在無產階級文藝思想的領導下，從事文藝為人民服務的光榮事業。要求中國作家以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會上的講話》作為指導思想，全面落實文藝的政治任務。為中共即將取得政權做好應有的準備。郭沫若明確指出：「文藝上的統一戰線，在建立的原則上，應該和政治上的統一戰線沒有兩樣。」文藝界必須以中共的政治需要為依歸，文藝為政治服務成為左翼作家必須遵循的創作原則。

三、對「反動文藝」的鬥爭

香港左翼作家在政治的指導下，展開對「反動文藝」的鬥爭。郭沫若發表了《斥反動文藝》一文，開宗明義說：「今天是人民革命勢力與反人民的反革命勢力作短兵相接的時候，衡定是非善惡的標準非常鮮明。凡是有利於人民解放的革命戰爭的，便是善，便是是，便是正動；反之，便是惡，便是非，便是對革命的反動。我們今天來衡量文藝也就是立在這個標準上的，所謂反動文藝，就是不利於人民解放戰爭那種作品，傾向，和提倡。大別地說，是有兩種類型，一種是封建性的，另一種是買辦性的。」「反人民的勢力既動員了一切的御用文藝來全面『戡亂』，人民的勢力當然有權利來斥責一切的御用文藝為反動。」號召對反動作家發動總攻擊。

邵荃麟指出：對反動文藝思想「必須揭露它的毒害性，而予以徹底打擊。在這裏，首先是美帝國主義對中國的直接文化侵略，這中間，有麻醉廣大市民的美國黃色電影，有魯斯系雜誌所介紹過來的黃色藝術，特別是最近美國所宣佈的文化援華計劃，是深謀遠慮的陰謀。這一切必須為我們所揭露和打擊。其次，也是更主要的，是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幫兇和幫閑文藝。這中間有朱光潛、梁實秋、沈從文之流的『為藝術而藝術論』，有徐仲年的『唯生主義文藝論』和『文藝再革命論』，有顧一樵的『文藝的復興論』，以及易君左、蕭乾、張道藩之流一切莫名其妙的怪論。這些人，或則公然擺出四大家族奴才總管的面目，或者扭扭捏捏化裝為『自由主義者』的姿態，但同樣掩遮不了他們鼻子上的白粉。不久前，連沈從文之流，也來配合四大家族的和平陰謀，鼓吹新第三方面的活動了（《一種新希望》，見《益世報》）。以一個攻擊藝術家幹政治的人，也鬼鬼祟祟幹這些混水摸魚的勾當，它的荒謬是不堪一擊的。但我們絕不能因其脆弱而放鬆對他們的抨擊。因為他們是直接作為反動統治的代言人的。」邵荃麟明確地指出批判的主要傾向和對象。

除了潘公展、張道藩等這些國民黨文化界頭領，首先被清算的老作家是沈從文。郭沫若在批判當時文學創作的色情傾向對讀者的危害，軟化鬥爭的意志，指出：「特別是沈從文，他一直是有意識地作為反動派而活動着。在抗戰初期全民族對日寇爭生死存亡的時候，他高唱着『與抗戰無關』論；在抗戰後期作家正加強團結，爭取民主的時候，他又喊出『反對作家從政』；今天人民正『用革命戰爭反對反革命戰爭』，也正是鳳凰燬滅自己，從火裏再生的時候，他又裝起一個悲天憫人的面孔，謚之為『民族自殺悲劇』，把全中國的愛國青年學生斥為『比醉人酒徒還難招架的衝撞大羣中小猴兒心性的十萬道童』，而企圖在『報紙副刊』上進行其和革命『游離』的新第三方面，所謂『第四組織』（這些話見所作《一種新希望》，登在去年十月二十一日《益世報》）」，指他「存心要做一個摩登文素臣」。

美學家朱光潛也是重要的批判對象。荃麟在《朱光潛的怯懦與兇殘》一開始就指摘道：「這一年來，我看過了許多御用文人的無恥文章，但我們還找不出一篇像朱光潛在《周論》第五期上所發表的《談羣眾培養怯懦與兇殘》那樣卑劣、無恥、陰險、狠毒的文字，這位國民黨中央常務監察老爺，現在是儼然以戈培爾的姿態在出現了。」而「實際上，朱光潛所謂『怯懦』與『兇殘』，正是他們這些奴才的典型性格，尤其是統治者瀕於沒落時代的奴才性格」。

還有著名記者蕭乾也被點名批判，被指為反動統治的幫閑和幫兇。聶紺弩以《有奶就是娘與乾媽媽主義》為題，對蕭乾作了這樣的描述：對於反動統治者來說，「連他們代言人馮友蘭、錢穆、沈從文的言論在內，他們都封建性有餘，而買辦性不足；其餘如胡適、林語堂等，則又止足以代表其買辦性的一面。雙方兼備，完美無缺的高明理論家，就只好到別的一些人中去找，雖然那些人和他們貌似疏遠的。蕭乾先生發表過兩篇文章：一，《人道與人權》（副題：「課題，中國人好嗎？」）；二，《吾家有個夜哭郎》（副題：「五千歲這個又黃又瘦的苦命娃娃」）。讀過之後，不禁拍案叫絕。『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代表封建性與買辦性雙方兼備完美無缺的高明理論家，原來就是蕭乾先生。」「總之，蕭乾先生的見解是反民主的，同時也是反民族的。他的理想政治，是美國帝國主義到中國來建立開明專制政府。就他的論據，用一句話概括，就是有奶就是娘與乾媽媽主義。不用說，和百年來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要求剛剛相反；而和南京政權的封建性和買辦性的雙重反動意識剛剛相合。他是南京政權的最合適的代言人。無論他和南京政權有沒有甚麼關係，無論他怎樣自稱為自由主義者！」

胡適思想在中國文化界影響深遠，必然成為抨擊的主要對象。《野草》雜誌先後發表了好幾篇批判胡適的文章：迪吉的《胡適之關心周作人到底！》，胡明樹的《胡適之與「好政府」》，侯外廬的《胡適，胡其所適？》，適夷的《胡適的妙計》，白堅離的《周作人胡適合論》等。這些文章只就胡適在抗戰時期的言行加以清算，與周作人投敵相提並論，戰後投靠蔣介石，投靠美帝國主義，這當然成為左翼文人所要徹底批判的。白堅離指他：「抗戰『勝利』以來，他索性自稱『過河卒子』，過河卒子者，一往直前，替其主子作幫兇之謂也。」又說：「胡適之，論人品，是阮大鋮一流，論他的無恥程度和作惡程度，又遠非阮大鋮所能企及的了。」這是充滿黨性偏見的指摘和謾罵。

在左翼文藝界內部鬥爭，對右傾思想的批判也是一個重要方面，陳閑在《論右傾及其他》指出：「抗戰爆發之後，我們進步作家的原有階級思想模糊了，更不能廣泛深入灌注於每一個新生作家的靈魂深處，化成創作實踐的血液，而相反地，個人主義思想在這種情形下便容易抬頭了，我們文藝思想上的右傾，我以為是從這裏來的。」「其原因仍應歸到作家本身的思想和文藝思想領域上的問題。」這是必須加以克服的現象。提出對作家進行思想的改造，作自我的檢討，自我批判，徹底克服小資產階級的思想感情，堅定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樹立為工農兵而創作的使命。

其次是對宗派主義的鬥爭。蕭愷在《文藝統一戰線的幾個問題》說：「文藝戰線上的宗派主義的傾向至今是個嚴重問題。宗派主義破壞了統戰的發展，也妨害了文藝運動的進步。為了鞏固擴大統一戰線，使文藝戰線健康發展，反對宗派主義是十分必要的。堅持正確的思想原則以反對錯誤傾向，那不是宗派主義，宗派主義表現於無原則的爭論，紛岐，對立和不團結中。有人以為文藝界中的宗派主義的原因是『文人相輕』，這其實只是片面的理由，其基本根源是由於不能堅定把握文藝為人民服務的原則。」郭沫若也說：「打破小圈子主義，打破宗派主義，在建立健全的批評上，同樣有絕對的必要。」

左翼文藝界的文藝思想論爭，首先針對胡風所提出的「主觀戰鬥精神」論而發的。胡風在《逆流集》中認為：文藝創作的對象是「活的人，活人的心理狀態，活人的精神鬥爭」，它的任務是「要反映一代的心理動態」，「文藝底戰鬥性就不僅僅表現在為人民請命，而且表現在對於先進底覺醒的精神鬥爭過程的反映裏面了」。胡風的理論一出，引起極大的反響和論爭。著名中共理論家胡喬木發表了長文《文藝創作與主觀》予以批判，他指出：「事實上一旦把文藝的對象規定為『活的人，活人底心理動態，活人底精神鬥爭』，它底任務規定為『反映一代底心理動態』，就不可避免地會在實際上產生各種不健康的創作傾向和批評傾向。」他強調：「作家努力去掉小資產階級的主觀而逐漸取得無產階級的主觀，因為祗有通過這種的主觀，才能有真實客觀地表現出現實的真實的可能。」

荃麟對胡風的理論作了這樣批判：「對抗着那些自然主義的傾向，便出現了所謂追求主觀精神的傾向。他們認為創作衰落的原因，是作家熱情的衰退，生命力的枯萎，缺乏向客觀突入的主觀精神，因此要求這種精神的加強，強調了文藝的生命力與作家個人的人格力量，強調了作品上內在精神世界的描繪。這是針對着當時一般作品內容的蒼白而提出來的。但是實際上，卻仍然是個人主義意識的一種強烈表現。……把個人主觀精神力量看成一種先驗的，獨立的存在，一種和歷史，和社會並立的，超越階級的東西，因此，就把它看成一種創造和征服一切的力量。這首先就和歷史唯物論的原則相背離了。從這樣的基礎出發，便自然而然地流向於強調自我，拒絕集體，否定思維的意義，宣佈思想體系的滅亡，抹煞文藝的黨派性和階級性，反對藝術的直接政治效果；在創作上，就自然地走向個人主觀感受境界或個人內在精神世界底追求了。雖然抽象理論上強調了戰鬥的要求和主觀力量，但實際上都是宣揚着超脫現實而向個人主義藝術方向發展，要求文藝背離了歷史鬥爭的原則，以無原則的，自發性的精神昂揚來代替嚴肅的認真的思考。所以這不但不能加強主觀力量，而只足以削弱主觀力量。實際上，也就是向唯心主義發展的一種傾向了。」總之，胡風的理論背離馬克思的文藝思想，也背離了毛澤東「文藝問題的談話」。

對蕭軍思想的批判也蔓延到香港左翼文藝界。早在延安時期蕭軍曾發表了雜文《論同志的「愛」與「耐」》而挨批判，後赴東北辦《文化報》，揭發蘇俄對中國的野心，而遭到左翼文學界的圍攻。《文滙報》還刊出「清算蕭軍與整頓文風」專欄，發表了劉芝明的《關於蕭軍及其文化報所犯錯誤的批評》。在《野草》發表了周立波《蕭軍思想批判》等文章。

四、文藝大眾化與方言文學的討論

關於文學創作方法，邵荃麟提出革命現實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他強調：「在創作實踐上，我們是堅持着革命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革命的現實主義是要求我們能夠把握歷史的動向，具有批判歷史的強大力量，和指出歷史的明確方向，因此，它首先不能不是把創作實踐和革命實踐統一起來，它不能不是具有明確的階級性和政治傾向，具有積極、肯定的因素，而正因此，它才是最自由的，血份最多的現實主義。」「革命現實主義的另一特點，必須為我們所提的，即是和革命的浪漫因素相結合。今天在我們面前，已經現實地存在着新的人民，新的生活。過去的理想，在今天已經成為現實，我們不僅要歌頌這些新的人民，寫出他們『不僅像今天的樣子，而且像他們明天應當如何的樣子』（高爾基）。這就是說，作者不僅要把握今天的革命形勢，而且能夠照亮明天革命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