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史研究新論(簡體書)
商品資訊
系列名:陝西師範大學史學叢書
ISBN13:9787030463531
出版社:科學出版社
作者:張華騰
出版日:2022/01/01
裝訂/頁數:平裝/361頁
規格:23.8cm*17cm*1.7cm (高/寬/厚)
版次:一版
商品簡介
目次
書摘/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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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本書主要包括北洋史研究理論探索、北洋集團研究、北洋時期人物研究、北洋時期政治經濟研究四個研究部分。本書充分利用相關檔案、檔,試圖對辛亥革命前後北洋集團發展、分化情況給予簡要的敘述,實事求是地評價其歷史作用。
目次
目錄
叢書總序
自序
第一編北洋史研究理論探索1
北洋史研究的幾個問題3
北洋軍閥詞語探源——簡論北洋軍閥、北洋集團概念的使用18
關於中華民國早期歷史研究的幾點認識與思考27
北洋人物研究的幾個問題36
試論中國近代社會的發展演進——兼論北洋集團與中國早期現代化45
激盪、起伏、發展:清末民初社會的大變革——如何認識清末民初社會?57
民國初年民主共和道路何其艱難?62
第二編北洋集團研究71
辛亥革命前後的北洋集團73
袁世凱對東北問題的關注與東三省改制86
武昌起義後清廷組編新軍三軍考略109
對立中的統:辛亥革命前後同盟會、北洋集團關係述論137
統中的對立——民國元年同盟會、北洋集團的合作與鬥爭151
第三編北洋時期人物研究165
百年袁世凱傳記研究述評——兼談《1912-1915年的袁世凱》167
近代東亞格局新變化與袁世凱的被動應對176
袁世凱與清末民初中國的早期現代化187
袁世凱對辛亥革命的認同及其變化——以民國國慶慶典為重點的考察198
袁世凱與民初議會220
袁世凱對日本侵略的抵制與妥協237
袁世凱與唐紹儀關係述論254
辛亥以後的袁世凱與康有為267
袁、段矛盾與洪憲帝制的敗亡277
民國新舊約法與蔡鍔的認同取向285
第四編北洋時期政治經濟研究295
二次革命場可疑的討伐297
封建買辦政權還是資產階級政府?——1912-1915年北京政府性質新議313
民初“袁頭幣”的鑄造、流通及其影響332
護法運動下限與孫中山晚年思想的變化345
代議制在中國的厄運354
叢書總序
自序
第一編北洋史研究理論探索1
北洋史研究的幾個問題3
北洋軍閥詞語探源——簡論北洋軍閥、北洋集團概念的使用18
關於中華民國早期歷史研究的幾點認識與思考27
北洋人物研究的幾個問題36
試論中國近代社會的發展演進——兼論北洋集團與中國早期現代化45
激盪、起伏、發展:清末民初社會的大變革——如何認識清末民初社會?57
民國初年民主共和道路何其艱難?62
第二編北洋集團研究71
辛亥革命前後的北洋集團73
袁世凱對東北問題的關注與東三省改制86
武昌起義後清廷組編新軍三軍考略109
對立中的統:辛亥革命前後同盟會、北洋集團關係述論137
統中的對立——民國元年同盟會、北洋集團的合作與鬥爭151
第三編北洋時期人物研究165
百年袁世凱傳記研究述評——兼談《1912-1915年的袁世凱》167
近代東亞格局新變化與袁世凱的被動應對176
袁世凱與清末民初中國的早期現代化187
袁世凱對辛亥革命的認同及其變化——以民國國慶慶典為重點的考察198
袁世凱與民初議會220
袁世凱對日本侵略的抵制與妥協237
袁世凱與唐紹儀關係述論254
辛亥以後的袁世凱與康有為267
袁、段矛盾與洪憲帝制的敗亡277
民國新舊約法與蔡鍔的認同取向285
第四編北洋時期政治經濟研究295
二次革命場可疑的討伐297
封建買辦政權還是資產階級政府?——1912-1915年北京政府性質新議313
民初“袁頭幣”的鑄造、流通及其影響332
護法運動下限與孫中山晚年思想的變化345
代議制在中國的厄運354
書摘/試閱
第一編北洋史研究理論探索北洋史研究的幾個問題
長期以來,北洋史研究一直沒能深入開展下去,究其原因,如陳振江先生所說,“二十世紀四五十年代,袁世凱和北洋軍閥一樣全然被定為走狗、賣國賊和禍國殃民等一丘之貉而不值一哂!學界學人則遠離政治學術之是非而束之高閣。因此,多年來研究袁世凱和北洋集團與北洋軍閥史者很少”。①但北洋史畢竟是中國通史的重要組成部分,尤其是關乎中華民國早期的歷史,所以還是受到學界、學人的重視。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近年來,北洋史研究開始為更多的學者所關注。2006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舉辦“1910年代的中國國際學術研討會”,2013年近代史所與四川大學聯合舉辦“第二屆中華民國史高峰論壇”,推動北洋史的研究。這次南開大學歷史學院聯合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編輯部、天津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在天津舉辦“第一屆北洋時期中國社會學術研討會”,以北洋時期的政治變動、經濟發展為主題,無論是會議主題還是會議地點,是*恰當不過的了,是對北洋史研究的一次大推動,相信一定會產生更多的成果。
筆者較早走上研究北洋史的學術道路,在北洋史研究方面有一些思考,奉獻於此,供專家學者指導和批評。②
一、對北洋、北洋派、北洋軍閥、北洋集團概念的認識
目前製約北洋史研究的一個主要問題,就是對甲午戰爭之後興起的以袁世陳振江:《序言》,張華騰:《北洋集團崛起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此文為2014年12月20日在南開大學舉辦的“第一屆北洋時期中國社會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凱為首的北洋勢力冠以“北洋軍閥”的稱謂。長期以來,人們一直認為北洋軍閥對內鎮壓革命,對外賣國,爭權奪利,連年進行戰爭,阻礙社會發展,只能成為革命的對象,沒有什麼可研究的。其實“軍閥”一詞,在唐代是褒義詞,是指有軍功的世家,含有門庭顯赫的意思。但在近代中國乃至當代,在我們國人的心目中,在現代漢語中就是一個貶義詞,意指依仗軍事勢力,割據一方,蠻橫、霸道、無知、不講理。筆者不否認將北洋勢力稱為北洋軍閥,但北洋勢力的發展有一個過程,是一種動態勢力,不能隨便在任何時候都稱他們為北洋軍閥,只有在北洋社會晚期才能稱他們為北洋軍閥。
筆者對“北洋”、“北洋軍閥”詞彙進行了較為詳細的考證。“北洋”一詞*早純粹是一個地理概念,以長江吳淞口為界,以南即南洋,以北是北洋。洋務運動及其以後興起的商家、學堂、軍隊等新興事務前冠以“北洋”稱謂均為地理概念,如北洋水師、北洋大學、北洋女子師範學堂、北洋武備學堂、北洋官報、北洋大藥房、北洋海防、北洋商務等。“北洋”一詞具有政治含義,始於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清政府設置北洋通商大臣一職,簡稱北洋大臣。由於李鴻章、袁世凱相繼任職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所以人們先後以“北洋”一詞代稱李鴻章、袁世凱,成為政治含義的代名詞。袁世凱勢力在新政中崛起,被時人稱之為北洋勢力。
北洋派乃是1912年中華民國建立以後形成的政治名詞,“逮民國成立,乃形成所謂北洋派,蓋對南方其他軍派而言”。①北洋人物自稱其政治勢力為北洋團體或北洋派,如袁世凱張口“我們北洋團體”,閉口“咱們北洋團體”。其他北洋人物,如王士珍、王占元、馮玉祥、張作霖等均如此稱謂。②
袁世凱北洋勢力被稱為軍閥,是在袁世凱死後的1918-1919年。不過北洋勢力被稱為軍閥的同時,南方執政者也被稱之為軍閥。據現在看到的資料,在此期間,孫中山、梁啟超、李大釗等幾乎同時使用軍閥一詞稱呼執政者。孫中山於1918年1月17日在《宴請滇軍第四師官佐會上的講話》中說:“外人多以南北為二團體,其實不然。在北,馮有馮一團體,段有段一團體,其餘師長、
督軍,擁兵白固,各有一團體。南方亦然。今日中國遂成一紛紛之逐鹿之現象。”①孫中山雖然還沒有使用“軍閥”一詞,但意思表達得相當清晰,“軍閥”一詞已呼之欲出。同年10月26日《申報》載梁啟超對某報記者發表的談話中,首次使用“軍閥”一詞。他說:“試問中央對於北方諸督威信何在,愈主戰而愈倒持大阿,以授彼在外擁兵之軍閥, 況我國之為軍國主義,乃由少數蠢如豕貪如羊狠如狼之武人,竊取名號以營其私,若此者無南無北,無新無舊,已一丘之貉也。”②李大釗於1919年3月,在《現在與將來》-文中使用了“軍閥”一詞。他說:“試看那強盜軍閥,那個不是忙著搜括地皮,侵扣軍餉,拿到他家,蓋上些比城牆還堅的房子,預備他那子孫下輩萬世之業?”③孫中山在1919年10月《復於右任函》中稱南方執政者為“南中軍閥”①。其後,使用“軍閥”一詞稱呼南北執政者的人逐漸多了起來。
①張國淦:《北洋軍閥的起源》,杜春和等編:《北洋軍閥史料選輯》上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第1頁。
②陶菊隱:《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上冊,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3年,第306頁。
把“北洋”、“軍閥”二詞連在一起而成為政治概念,並成為專用於袁世凱北洋勢力的專有名詞,針對的是袁世凱去世之後北洋軍人繼續掌握軍政大權的現實。1919年11月中旬,孫中山在《與留法學生的談話》中說:“袁世凱現在雖然死了,北方政府仍然在北洋軍閥、官僚、政客的手裡。所以我非在廣東組織護法政府,重新革命,不能挽救中華民國。”⑤北洋軍閥的政治概念或政治名詞被廣泛運用,是在民國十年(1921)前後,“民國十年前後,'北洋軍閥'就成了國人指目之名詞”。⑥
在筆者對“北洋軍閥”一詞進行考證的同時⑦,北京大學徐勇教授進行了更深入、更細緻的專門考查。⑧徐勇認為,其實中國近代“軍閥”一詞是舶來詞,“可以確認'軍閥'是來源於日本,而且可以確認它出現在大正初年(1912),其後於1917年前後在中國得到傳播運用”。①徐勇進一步考證,李大釗是*早引進並使用“軍閥”概念的中國學者,李大釗之所以*早引進並使用“軍閥”一詞,與李大釗在日本留學經歷有著直接關係(李大釗1913年年底到日本早稻田大學學習,1916年5月回國)。李大釗留學日本期間,正是日本民主運動反對軍部專權之時,他接受了日本民主運動反抗軍閥擅權的思想,回國正值督軍團干政,所以運用“軍閥”術語直陳時政則是很自然的。李大釗借用日本“軍閥”一詞直陳中國時政,得到時人的認可並廣泛運用開來,說明了這一社會之實際,北洋派發展至北洋軍閥,開始為人們所厭惡,成為社會進一步發展的阻力。
①孫中山:《宴請滇軍第四師官佐會上的講話》,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4卷,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300頁。
②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869870頁。
③李大釗:《現在與將來》,《李大釗文集》上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71頁。
④孫中山:《復於右任函》,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5卷,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106頁。
⑤孫中山:《與留法學生的談話》,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5卷,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165頁。
⑥張國淦:《北洋軍閥的起源》,杜春和等編:《北洋軍閥史料選輯》上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第1頁。
⑦後來經過修改,2009年由中華書局出版。
⑧徐勇:《近代中國軍政關係與“軍閥”話語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
北洋軍閥的形成有一個過程,如果一開始就稱他們為軍閥,那麼就掩蓋了其形成過程中的一系列事實,影響了對他們的客觀評價。我們應該使用一個中性的詞來稱呼以袁世凱為代表的北洋勢力,筆者認為稱之為“北洋集團”比較合適,與北洋勢力的自稱接近。他們是由北洋集團*後發展為北洋軍閥的,由北洋集團發展演變為北洋軍閥,經歷了約20年的時間。北洋集團興起之初,為中國社會的發展作出過一定的貢獻。②袁世凱稱帝及其以後,北洋集團演變為北洋軍閥,禍國殃民,成為中國社會發展的障礙。我們不能因為北洋集團後來的變化而否定其曾經作出的貢獻,也不能因為其前期有所貢獻而淡化其後期的罪惡。③
總之,“北洋”一詞本意純屬地理名詞,沒有政治含義,沒有負面影響。北洋勢力被稱之為北洋軍閥,是由北洋勢力發展而來的,賦有政治含義是在袁世凱以後特殊政治環境形成的。北洋軍閥史不能替代北洋史,北洋史研究具有更廣闊的視野,不僅僅研究北洋軍閥,還要研究其他政治勢力,以及這一時期的中國社會全貌、經濟發展、文化傳承及社會問題等。
二、對北洋社會的認識
對1912-1928年北洋勢力統治時期的北洋社會如何認識,也是製約我們研究北洋史的一大問題。長期以來,我們一直認為北洋統治時期的社會是一個亂
①徐勇:《近代中國軍政關係與“軍閥”話語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204226頁。
②張華騰:《北洋集團崛起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
③張華騰:《北洋集團崛起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緒論”。
長期以來,北洋史研究一直沒能深入開展下去,究其原因,如陳振江先生所說,“二十世紀四五十年代,袁世凱和北洋軍閥一樣全然被定為走狗、賣國賊和禍國殃民等一丘之貉而不值一哂!學界學人則遠離政治學術之是非而束之高閣。因此,多年來研究袁世凱和北洋集團與北洋軍閥史者很少”。①但北洋史畢竟是中國通史的重要組成部分,尤其是關乎中華民國早期的歷史,所以還是受到學界、學人的重視。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近年來,北洋史研究開始為更多的學者所關注。2006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舉辦“1910年代的中國國際學術研討會”,2013年近代史所與四川大學聯合舉辦“第二屆中華民國史高峰論壇”,推動北洋史的研究。這次南開大學歷史學院聯合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編輯部、天津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在天津舉辦“第一屆北洋時期中國社會學術研討會”,以北洋時期的政治變動、經濟發展為主題,無論是會議主題還是會議地點,是*恰當不過的了,是對北洋史研究的一次大推動,相信一定會產生更多的成果。
筆者較早走上研究北洋史的學術道路,在北洋史研究方面有一些思考,奉獻於此,供專家學者指導和批評。②
一、對北洋、北洋派、北洋軍閥、北洋集團概念的認識
目前製約北洋史研究的一個主要問題,就是對甲午戰爭之後興起的以袁世陳振江:《序言》,張華騰:《北洋集團崛起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此文為2014年12月20日在南開大學舉辦的“第一屆北洋時期中國社會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凱為首的北洋勢力冠以“北洋軍閥”的稱謂。長期以來,人們一直認為北洋軍閥對內鎮壓革命,對外賣國,爭權奪利,連年進行戰爭,阻礙社會發展,只能成為革命的對象,沒有什麼可研究的。其實“軍閥”一詞,在唐代是褒義詞,是指有軍功的世家,含有門庭顯赫的意思。但在近代中國乃至當代,在我們國人的心目中,在現代漢語中就是一個貶義詞,意指依仗軍事勢力,割據一方,蠻橫、霸道、無知、不講理。筆者不否認將北洋勢力稱為北洋軍閥,但北洋勢力的發展有一個過程,是一種動態勢力,不能隨便在任何時候都稱他們為北洋軍閥,只有在北洋社會晚期才能稱他們為北洋軍閥。
筆者對“北洋”、“北洋軍閥”詞彙進行了較為詳細的考證。“北洋”一詞*早純粹是一個地理概念,以長江吳淞口為界,以南即南洋,以北是北洋。洋務運動及其以後興起的商家、學堂、軍隊等新興事務前冠以“北洋”稱謂均為地理概念,如北洋水師、北洋大學、北洋女子師範學堂、北洋武備學堂、北洋官報、北洋大藥房、北洋海防、北洋商務等。“北洋”一詞具有政治含義,始於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清政府設置北洋通商大臣一職,簡稱北洋大臣。由於李鴻章、袁世凱相繼任職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所以人們先後以“北洋”一詞代稱李鴻章、袁世凱,成為政治含義的代名詞。袁世凱勢力在新政中崛起,被時人稱之為北洋勢力。
北洋派乃是1912年中華民國建立以後形成的政治名詞,“逮民國成立,乃形成所謂北洋派,蓋對南方其他軍派而言”。①北洋人物自稱其政治勢力為北洋團體或北洋派,如袁世凱張口“我們北洋團體”,閉口“咱們北洋團體”。其他北洋人物,如王士珍、王占元、馮玉祥、張作霖等均如此稱謂。②
袁世凱北洋勢力被稱為軍閥,是在袁世凱死後的1918-1919年。不過北洋勢力被稱為軍閥的同時,南方執政者也被稱之為軍閥。據現在看到的資料,在此期間,孫中山、梁啟超、李大釗等幾乎同時使用軍閥一詞稱呼執政者。孫中山於1918年1月17日在《宴請滇軍第四師官佐會上的講話》中說:“外人多以南北為二團體,其實不然。在北,馮有馮一團體,段有段一團體,其餘師長、
督軍,擁兵白固,各有一團體。南方亦然。今日中國遂成一紛紛之逐鹿之現象。”①孫中山雖然還沒有使用“軍閥”一詞,但意思表達得相當清晰,“軍閥”一詞已呼之欲出。同年10月26日《申報》載梁啟超對某報記者發表的談話中,首次使用“軍閥”一詞。他說:“試問中央對於北方諸督威信何在,愈主戰而愈倒持大阿,以授彼在外擁兵之軍閥, 況我國之為軍國主義,乃由少數蠢如豕貪如羊狠如狼之武人,竊取名號以營其私,若此者無南無北,無新無舊,已一丘之貉也。”②李大釗於1919年3月,在《現在與將來》-文中使用了“軍閥”一詞。他說:“試看那強盜軍閥,那個不是忙著搜括地皮,侵扣軍餉,拿到他家,蓋上些比城牆還堅的房子,預備他那子孫下輩萬世之業?”③孫中山在1919年10月《復於右任函》中稱南方執政者為“南中軍閥”①。其後,使用“軍閥”一詞稱呼南北執政者的人逐漸多了起來。
①張國淦:《北洋軍閥的起源》,杜春和等編:《北洋軍閥史料選輯》上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第1頁。
②陶菊隱:《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上冊,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3年,第306頁。
把“北洋”、“軍閥”二詞連在一起而成為政治概念,並成為專用於袁世凱北洋勢力的專有名詞,針對的是袁世凱去世之後北洋軍人繼續掌握軍政大權的現實。1919年11月中旬,孫中山在《與留法學生的談話》中說:“袁世凱現在雖然死了,北方政府仍然在北洋軍閥、官僚、政客的手裡。所以我非在廣東組織護法政府,重新革命,不能挽救中華民國。”⑤北洋軍閥的政治概念或政治名詞被廣泛運用,是在民國十年(1921)前後,“民國十年前後,'北洋軍閥'就成了國人指目之名詞”。⑥
在筆者對“北洋軍閥”一詞進行考證的同時⑦,北京大學徐勇教授進行了更深入、更細緻的專門考查。⑧徐勇認為,其實中國近代“軍閥”一詞是舶來詞,“可以確認'軍閥'是來源於日本,而且可以確認它出現在大正初年(1912),其後於1917年前後在中國得到傳播運用”。①徐勇進一步考證,李大釗是*早引進並使用“軍閥”概念的中國學者,李大釗之所以*早引進並使用“軍閥”一詞,與李大釗在日本留學經歷有著直接關係(李大釗1913年年底到日本早稻田大學學習,1916年5月回國)。李大釗留學日本期間,正是日本民主運動反對軍部專權之時,他接受了日本民主運動反抗軍閥擅權的思想,回國正值督軍團干政,所以運用“軍閥”術語直陳時政則是很自然的。李大釗借用日本“軍閥”一詞直陳中國時政,得到時人的認可並廣泛運用開來,說明了這一社會之實際,北洋派發展至北洋軍閥,開始為人們所厭惡,成為社會進一步發展的阻力。
①孫中山:《宴請滇軍第四師官佐會上的講話》,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4卷,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300頁。
②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869870頁。
③李大釗:《現在與將來》,《李大釗文集》上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71頁。
④孫中山:《復於右任函》,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5卷,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106頁。
⑤孫中山:《與留法學生的談話》,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5卷,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165頁。
⑥張國淦:《北洋軍閥的起源》,杜春和等編:《北洋軍閥史料選輯》上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第1頁。
⑦後來經過修改,2009年由中華書局出版。
⑧徐勇:《近代中國軍政關係與“軍閥”話語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
北洋軍閥的形成有一個過程,如果一開始就稱他們為軍閥,那麼就掩蓋了其形成過程中的一系列事實,影響了對他們的客觀評價。我們應該使用一個中性的詞來稱呼以袁世凱為代表的北洋勢力,筆者認為稱之為“北洋集團”比較合適,與北洋勢力的自稱接近。他們是由北洋集團*後發展為北洋軍閥的,由北洋集團發展演變為北洋軍閥,經歷了約20年的時間。北洋集團興起之初,為中國社會的發展作出過一定的貢獻。②袁世凱稱帝及其以後,北洋集團演變為北洋軍閥,禍國殃民,成為中國社會發展的障礙。我們不能因為北洋集團後來的變化而否定其曾經作出的貢獻,也不能因為其前期有所貢獻而淡化其後期的罪惡。③
總之,“北洋”一詞本意純屬地理名詞,沒有政治含義,沒有負面影響。北洋勢力被稱之為北洋軍閥,是由北洋勢力發展而來的,賦有政治含義是在袁世凱以後特殊政治環境形成的。北洋軍閥史不能替代北洋史,北洋史研究具有更廣闊的視野,不僅僅研究北洋軍閥,還要研究其他政治勢力,以及這一時期的中國社會全貌、經濟發展、文化傳承及社會問題等。
二、對北洋社會的認識
對1912-1928年北洋勢力統治時期的北洋社會如何認識,也是製約我們研究北洋史的一大問題。長期以來,我們一直認為北洋統治時期的社會是一個亂
①徐勇:《近代中國軍政關係與“軍閥”話語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204226頁。
②張華騰:《北洋集團崛起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
③張華騰:《北洋集團崛起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緒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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