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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耄耋回望青春(中)》收入的文章主要包括兩個部分,一是西安交通大學部分離退休老同志對青春歲月的回憶,二是部分單位、學院對老同志的采訪實錄。這些文章都是老一輩交大人的親身經歷與感受,真實、具體地反映了交通大學,特別是交通大學遷校后的歷史、傳統、精神和情感,生動地再現了老一輩交大人作為西部大開發的先行者顧全大局、不畏艱辛、艱苦創業的功績與風采,挖掘了交通大學西遷在中國高等教育布局調整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和西遷精神的歷史沉淀。文章讀來平實、親切,使讀者在思索中得到啟迪和鼓舞。
書摘/試閱
《耄耋回望青春(中)》:
一回望西遷——上海“大樹”與西安“馬路”林毓琦教授說,交通大學是我國建立早的兩所高校之一,解放前后還有“北有清華、南有交大”的說法。1955年臺灣海峽局勢緊張,加之從國家經濟布局看,東邊發達、西邊落后,故國務院決定交通大學整體內遷西安,1956年正式開始西遷。1957年,臺海局勢緩和,綜合考慮之后調整為大部分專業和師生西遷(即主體話遷),少部分留在上海。1959年,西安部分定名為“西安交通大學”,上海部分定名為“上海交通大學”,顯然兩校都源于“交通大學”,所以2016年是我校建校120周年、西遷60周年。
林教授1953年在上海畢業于交通大學機械制造系。畢業時他的志愿表上志愿是服從分配,第二志愿是去東北制造機器的工廠,然而隨后公布的畢業分配名單中他卻是留校任教。他先被分配到材料力學教研室,1955年調到運輸起重系的起重機專業。在1957年新的遷校方案中,他所在的這個系留在上海,不隨之西遷。適逢他在交通大學動力機械系上學的愛人1957年畢業,領導告訴他,運輸起重系不遷了,他的愛人可以留在本校的上海部分任教。可是他倆隨后商量決定,“國家建設需要人才支援西北,我們也去吧”。這樣,她愛人1957年到了西安,而他因運輸起重系的講課任務等工作一時無人接替,需要過渡期,故他1958年到達西安。
林教授形容剛剛西遷過來的交通大學猶如從上海整體搬來的栽在“大花盆”中的樹,甚至連草皮都是從上海運來的,當時交大校門口的泥土路是標準的“馬路”,因為早晨你可以看到郊區農民夜里用馬車從城里搬運糞便肥料時,沿路掉下來的一堆堆馬糞。其實那時候的西安城墻之外全都是泥土路,維修實驗設備的螺絲釘、青年教職工結婚用的水果糖等都要到上海買。學校內的裁縫店、理發店和修鞋鋪也是從上海西遷的,僅此可見當時西安的工業水平與生活條件如何。
關于西遷的利弊,林教授說,做任何事都有利與弊,但要分主次。交通大學就像一棵大樹,一旦遷移肯定會折斷好多根系,然而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實踐表明交通大學西遷的好處很大。從國家角度講,學校由一所變為兩所,這是件好事;第二件是更大的好事,即近60年西北的工業與科技中的骨干人才,很多都是西遷后的西安交通大學培養的。西安交大及其畢業生,為后來的西部大開發、大發展奠定了宏大深厚的基礎。此外,它還面向全國作出了很大的貢獻,例如改革開放后,不少本科生與研究生畢業后去了北、上、廣,結果西安交大畢業生在那里深受歡迎,口碑很好,當然還有其他貢獻。反之,如果沒有當年交通大學主體的西遷,今天人們看到的西北,肯定是大不相同的景象。
林教授說,從個人角度講,也會有得與失,這因人而異。而他個人覺得,西安交大環境好,很適合做學問,而東部繁華、熱鬧,改革開放后,上海的工資也高,但對于個人這都是身外之物,是次要問題。他還說,“如果沒有來西安,我則會繼續從事起重機專業工作,應該沒機會去倡導建立‘學生學習學’,而這一工作被幾百所高校引進(當時全國僅有公辦高校千余所);也不會因找‘成才的典型’從而發現與宣傳‘錢學森科學思想庫’,而這兩項工作是我今生所做的三項工作之一、二。第三項工作是在培養幾百名本科生、多名研究生和科研工作中盡力,當然這項工作,如果我留在上海也一樣會做的。總之,我感到在西安交大這近60年,過得充實、愉快。”如今,當年的“馬路”早就不見了,西安正在向國際化大都市邁進,還是21世紀嶄新的“絲綢之路經濟帶”上的重要“節點”和起點。60年的實踐表明,當年讓交通大學主體西遷,是放眼全局、高瞻遠矚之舉,而支撐與創建這項工程的正是全體西遷交大人和眾多接力的交大人。
……
一回望西遷——上海“大樹”與西安“馬路”林毓琦教授說,交通大學是我國建立早的兩所高校之一,解放前后還有“北有清華、南有交大”的說法。1955年臺灣海峽局勢緊張,加之從國家經濟布局看,東邊發達、西邊落后,故國務院決定交通大學整體內遷西安,1956年正式開始西遷。1957年,臺海局勢緩和,綜合考慮之后調整為大部分專業和師生西遷(即主體話遷),少部分留在上海。1959年,西安部分定名為“西安交通大學”,上海部分定名為“上海交通大學”,顯然兩校都源于“交通大學”,所以2016年是我校建校120周年、西遷60周年。
林教授1953年在上海畢業于交通大學機械制造系。畢業時他的志愿表上志愿是服從分配,第二志愿是去東北制造機器的工廠,然而隨后公布的畢業分配名單中他卻是留校任教。他先被分配到材料力學教研室,1955年調到運輸起重系的起重機專業。在1957年新的遷校方案中,他所在的這個系留在上海,不隨之西遷。適逢他在交通大學動力機械系上學的愛人1957年畢業,領導告訴他,運輸起重系不遷了,他的愛人可以留在本校的上海部分任教。可是他倆隨后商量決定,“國家建設需要人才支援西北,我們也去吧”。這樣,她愛人1957年到了西安,而他因運輸起重系的講課任務等工作一時無人接替,需要過渡期,故他1958年到達西安。
林教授形容剛剛西遷過來的交通大學猶如從上海整體搬來的栽在“大花盆”中的樹,甚至連草皮都是從上海運來的,當時交大校門口的泥土路是標準的“馬路”,因為早晨你可以看到郊區農民夜里用馬車從城里搬運糞便肥料時,沿路掉下來的一堆堆馬糞。其實那時候的西安城墻之外全都是泥土路,維修實驗設備的螺絲釘、青年教職工結婚用的水果糖等都要到上海買。學校內的裁縫店、理發店和修鞋鋪也是從上海西遷的,僅此可見當時西安的工業水平與生活條件如何。
關于西遷的利弊,林教授說,做任何事都有利與弊,但要分主次。交通大學就像一棵大樹,一旦遷移肯定會折斷好多根系,然而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實踐表明交通大學西遷的好處很大。從國家角度講,學校由一所變為兩所,這是件好事;第二件是更大的好事,即近60年西北的工業與科技中的骨干人才,很多都是西遷后的西安交通大學培養的。西安交大及其畢業生,為后來的西部大開發、大發展奠定了宏大深厚的基礎。此外,它還面向全國作出了很大的貢獻,例如改革開放后,不少本科生與研究生畢業后去了北、上、廣,結果西安交大畢業生在那里深受歡迎,口碑很好,當然還有其他貢獻。反之,如果沒有當年交通大學主體的西遷,今天人們看到的西北,肯定是大不相同的景象。
林教授說,從個人角度講,也會有得與失,這因人而異。而他個人覺得,西安交大環境好,很適合做學問,而東部繁華、熱鬧,改革開放后,上海的工資也高,但對于個人這都是身外之物,是次要問題。他還說,“如果沒有來西安,我則會繼續從事起重機專業工作,應該沒機會去倡導建立‘學生學習學’,而這一工作被幾百所高校引進(當時全國僅有公辦高校千余所);也不會因找‘成才的典型’從而發現與宣傳‘錢學森科學思想庫’,而這兩項工作是我今生所做的三項工作之一、二。第三項工作是在培養幾百名本科生、多名研究生和科研工作中盡力,當然這項工作,如果我留在上海也一樣會做的。總之,我感到在西安交大這近60年,過得充實、愉快。”如今,當年的“馬路”早就不見了,西安正在向國際化大都市邁進,還是21世紀嶄新的“絲綢之路經濟帶”上的重要“節點”和起點。60年的實踐表明,當年讓交通大學主體西遷,是放眼全局、高瞻遠矚之舉,而支撐與創建這項工程的正是全體西遷交大人和眾多接力的交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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