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建構與文化認同：以北魏的興廢進行的考查（簡體書）

中華一體而多元的局面所蘊涵的不僅僅只是華夏民族在政治上的一體，還是文化上的共體，而且政治上的一體得以維持更在於後者文化的力量。文化共體並不意味著多元民族所凝聚的文化的單一性，而在於在多元民族文化基礎上形成了公共的文化信仰共同體；文化共體支撐政治一體也不意味著文化取消了政治的功能，沒有在政治上合理安排各個民族、不同族屬的政治權利以及利益，而在於文化上包容了政治的訴求，消解了政治與文化的緊張，將之政治的問題納之于文化的框架之下。鮮卑拓跋氏作為入主中原的少數民族政權，為了其統治的需要，不得不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吸收和接納，不得不對漢人士大夫進行拉攏和任用。這種混雜了各種族屬的政權在政治上完成一體的建構之後，必然要對文化上的認同進行建構，而漢化就成為其唯一的選擇，漢化的過程既是建構自己文化認同的過程，也是對中華文化主體性的認同。本書第一章，總論國家政治上的文化認同和文化上的政治認同之間的關係。第二章，重點在於統括梳理拓跋氏自建國以來到六鎮之亂前，整個漢化，或言中國化的過程，呈現一幅拓跋氏政權從被動到主動實施漢化的內在邏輯和歷史圖景。第三章，以“崔浩之死”的歷史背景為入手處，在考察崔浩之死原因的同時，尋繹拓跋氏政權在政治權力和民族文化之間的內在張力。第四章，考查孝文帝從平城到洛陽的遷都歷史，分析孝文帝遷都的內在心理和必然選擇，點出其為政權的合法性以及文化主體性的認同所作出的努力。第五章，以王肅北逃的事件為切入點，表明王肅帶給北魏的制度意義和文化含義，著重其“斯文在茲”的內涵。第六章，拈出孝文帝姓氏厘定和劃定士族的深層因素，不過是文化上的政治認同，即北魏四姓與“勳臣八姓”的界定，源於其利益的劃分。第七章，著眼於北魏末年的六鎮之叛，分析其叛亂的緣起以及政權不能維持的深層因素，正在于文化上難認同，制度上沒有合理安排利益的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