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方之鏡：動盪不安的14世紀(全二冊)（簡體書）

《巴巴拉•W‧塔奇曼作品05：遠方之鏡：動盪不安的14世紀》憑藉《八月炮火》與《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兩度獲得普利策獎的著名歷史學家巴巴拉·塔奇曼在這本《遠方之鏡》中將關注點放在了中世紀的歐洲。14世紀的歐洲反映了兩個相互衝突的圖景：一方面，這是一個十字軍、大教堂和騎士制度的時代；另一方面，這也是一個墮入混亂與精神痛苦的世界。一如塔奇曼的其他作品，它兼具鮮明的人物個性、豐富的史實、閃耀的文筆和警醒當代人的史學意圖。

塔奇曼這本極具啟示意義的作品中不只審視了宏大的歷史主旋律，還深入到了家庭生活的細枝末節：童年是怎樣的，婚姻意味著什麼，以及金錢、稅收和戰爭是如何左右農奴、貴族和神職人員的生活的。她復原了中世紀驕傲的紅衣主教，學者，小販和神職人員，聖人和神秘主義者，律師和商人，以及最重要的騎士的生活；重塑了中世紀輝煌又混亂的生活圖景。

序言

前言：時期，主要人物，危害

本書緣起於一種渴望：發現有史以來最致命的災難對社會的影響——此災難即1348—1350年的黑死病（Black Death）。據估計，它使生活在印度與冰島之間的1/3人口命赴黃泉。鑒於我們自己所處時代的諸多可能性，我對此感興趣的原因顯而易見。答案被證明是難以捉摸的，因為14世紀飽受如此多 “奇怪而巨大的危險和災禍”（用時人的話來說）的折磨，因而它的混亂無法追溯至任何單一起因：留下蹄印的不只是聖約翰（St. John）想像中的四位騎士，而是七個災禍——瘟疫、戰爭、苛捐雜稅、打家劫舍、腐敗政府、叛亂暴動和教會分裂。除了瘟疫本身外，所有這一切都源於黑死病爆發前就已存在的狀況，並在疫期結束後依舊持續。

儘管我最初問題的答案已不可尋，但這個時期本身——一個暴力橫生、苦不堪言、迷惑茫然、多災多難且分崩離析的時代，一個眾所周知的撒旦獲勝的時代——似乎令人難以抗拒，並且在我看來，在一個類似的混亂時期中，它還頗令人慰藉。我們過去的一二十年一直處於傲慢自大的瓦解之中，如果這是個異乎尋常地令人不適的時期的話，那麼知道人類在以前經歷過更惡劣的情景，就會令人頗感寬慰。

令人好奇的是，這種“可感知的相似性”已為另一位歷史學家運用於20世紀初期。詹姆斯·韋斯特福爾·湯普森（James Westfall Thompson）在將黑死病與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後果進行了對比之後，發現了完全相同的抱怨：經濟混亂，社會動盪，物價飛漲，人人利字當頭，道德淪喪，產品奇缺，工業萎靡不振，大眾恣意狂歡，揮霍無度，貪圖奢侈享受，沉湎酒色，社會和宗教都陷於歇斯底里，人心貪得無厭，視錢如命，營私舞弊，世風日下。伏爾泰說過：“歷史從不重蹈覆轍，但人總在這樣做。”當然，修昔底德將此原則當作了對自己著作的辯護理由。

瑞士歷史學家J·C·L·S·德西斯蒙迪（J. C. L. S. de Sismondi）將14世紀簡單地總結為“對人類而言的惡劣時代”。直到最近，歷史學家們還傾向於厭惡並繞過這個世紀，因為無法將它融入一種人類進步的模式。在經歷了可怕的20世紀之後，我們對一個喪心病狂的時代（它在敵對的、暴力事件的重壓下打破了自己的所有規則）產生了更大的同感。我們懷著苦不堪言的劇痛，意識到了“一個令人完全感受不到未來有保障的痛苦時期”的種種跡象。

600年的間隔期使在人類特性中具有重大意義的那部分凸顯而出。中世紀人所處的精神、道德和物理環境都與我們自己的環境迥然不同，簡直構成了一種域外文明。因此，我們在這些異樣環境中覺得熟悉的行為特質便顯示為永恆的人類本質。如果你堅持要從歷史中學習經驗教訓，那麼它就位於此處，正如法國中古史學家愛德華·佩魯瓦（Édouard Perroy）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一面躲避蓋世太保，一面撰寫有關“百年戰爭”的著作時所發現的那樣。他寫道：“某些行為方式，某些抗拒命運的反應，相互闡明了彼此。”

大約從1300年至1450年（包括此後數年）這一時期，在我看來是個連貫一致的歷史時期，1348—1350年黑死病之後的50年是其核心階段。為了將焦點縮小至一個可控的區域，我選擇了一個特殊人物的生活作為敘事載體。除了人情味之外，這也有利於強制自己遵從真實性。我不得不追蹤一種真實的中世紀生活境遇和事件，抵達事情自然抵達之處。我認為，相較於我強制推行自己的計畫，這樣做會讓人看到有關那個時期的更加真實的版本。

我提到的這個人不是國王或王后，因為有關這類人物的一切事實上都屬例外，除此之外，他們還有被過度利用之嫌；此人也不是普通老百姓，因為老百姓的生活在大多數情況下都達不到我想要的廣度；此人也不是神職人員或聖徒，因為他們超出了我的理解範圍；此人也不是女人，因為任何生活得到充分記錄的中世紀婦女都不典型。

於是選擇縮小至第二等級（the Second Estate）——即貴族——的一位男性成員，落在昂蓋朗·德·庫西七世（Enguerrand de Coucy VII）身上。他是一個偉大王朝最後的貴族，是“所有法國騎士中最富經驗、最出類拔萃的人”。他生活於1340年至1397年間，恰巧與我意欲涉及的時間段相吻合。而且，從他母親在大瘟疫中的死亡，至他本人在該世紀達于徹底慘敗時的絕佳死亡時間，都似乎是為了我的目的而設。

通過娶英格蘭國王的長女為妻，他效忠於兩個國家，在戰爭中起到了橋樑作用，這擴展了他的事業範圍，豐富了他的閱歷志趣；他在自己所處的時間和地點中的每個公開戲劇性事件中都發揮了作用，通常是主要的作用。他極富判斷力，成了當時最偉大的編年史作者讓·傅華薩（Jean Froissart）的資助人，若非如此，人們對他的瞭解會少得多。他有個嚴重的不完美之處——沒有可靠的肖像留存於世。然而，對我而言，他有個可加彌補的優勢：除了僅有的一篇於1939年發表的簡短文章外，沒有任何有關他的英文論著，而且除了1890年的一篇僅以手稿形式存在的博士論文外，也沒有任何有關他的正式的、可靠的法文傳記。我喜歡自辟蹊徑。

我必須懇請讀者在熟悉庫西的過程中保持耐心，因為只有在瞭解他生活的時代背景與事件的情況下，才可對他有所瞭解，而這些時代背景與事件要用前六章的內容來講述。昂蓋朗（Enguerrand中“g”的發音要很用力）在1358年，也就是他18歲時，在歷史上初留印跡，這要到第七章時才會出現。

我現在要談談此項事業的艱辛之處。首先是在涉及日期、數字和鐵一般的事實時不確定的、相互矛盾的資料。在某些人眼中，日期也許是枯燥乏味、迂腐難耐的東西，但它們卻是基礎性的，因為它們確立了序列——何者在先，何者繼後——從而導致了對因果關係的理解。不幸的是，中世紀年表極難確定。中世紀的一年被認為始於復活節，既然這有可能落在3月22日至4月22日之間的任何一天上，人們便普遍傾向於將日期固定在3月25日。向新曆法的轉變發生在16世紀，但直到18世紀，它才被普遍接受，這使得1月、2月和3月發生的事件究竟屬於14世紀的哪一年成了難解之謎——14世紀英格蘭官方記錄中即位紀元（從國王即位時算起）的使用，以及某些其他事例中羅馬教皇紀元的使用，都使情況變得更加錯綜複雜。更有甚者，紀年者不是使用年月日來記錄事件的日期，而是使用宗教曆法來記錄——例如，說事件發生于聖母誕辰的前兩日，或主顯節後的星期一，或施洗者聖約翰節，或四旬齋的第三個星期日。

結果，這樣的日期不但令歷史學家們大感困惑，也讓14世紀的居民自己感到茫然無措，他們極少在任何一個事件的日期上達成共識。

數字的重要性一點也不遜色，因為它們標明了在一個特定局勢中涉及的人口比例。中世紀數位——如軍隊的數位——在編年史中的誇大被當作事實接受下來時，便導致了人們過去對中世紀戰爭的誤解，以為它與現代戰爭相類似，而實際上，現代戰爭在手段、方法或目的方面都與中世紀戰爭大相徑庭。我們應當假設，中世紀有關軍事力量、戰爭傷亡、瘟疫致死人口、革命人群、遊行隊伍或任何整體團隊的數字都被普遍誇大了幾百個百分點。這是因為，編年史作者沒有把數位當作資料資料來用，而是把它當作文學藝術的手段，以取悅或恐嚇讀者。羅馬數字的使用也造成了精確性的缺乏和對整數的偏好。一代代歷史學家不加批評地接受並重複著這些數字。直到19世紀末，才有學者開始重新審視歷史記錄，例如，他們從出納員的記錄中發現了一支遠征軍的真實力量。現在，他們仍不同意J·C·拉塞爾（J. C. Russell）將法國疫前人口數定為2100萬，以及費迪南·洛特（Ferdinand Lot）定的1500萬至1600萬，或愛德華·佩魯瓦定的區區1000萬至1100萬。人口的規模影響到了其他方方面面的研究——稅收、壽命、商業和農業、饑荒或豐收——而有些現代權威提供的數位百分百的不同。編年史作者們似乎明顯失真的數位會加引號出現在我的文本中。

人們信以為真的事實之所以存在出入，通常是口頭傳播中的錯誤或對一個抄本資料的後期誤讀造成的、例如，當一出國際醜聞的主角庫西夫人（Dame de Courcy）被一位本該小心謹慎的19世紀歷史學家錯誤地當成了庫西的第二任妻子時，其代價是，有那麼一陣子，筆者陷入了無以復加的困惑之中。普瓦捷戰役（the Battle of Poitiers）中的奧塞爾伯爵（Comte d’Auxerre）被英格蘭編年史作者各不相同地譯為Aunser、Aussure、Soussiere、Usur、Waucerre，而法國《大編年史》（Grandes Chroniques）則將之寫作Sancerre，一個完全不同的人。昂蓋朗在英格蘭被寫作英傑拉姆（Ingelram）。這也就難怪，我曾把Canolles這個名字當成了聲名狼藉的海盜船長阿爾諾·德塞沃利（Arnaut de Cervole）名字的變體。當情況對不上號時，我才發現，它原來是另一位同樣臭名昭著的英國船長諾爾斯（Knowles）或諾利斯（Knollys）之名的變體。儘管微不足道，但此類困難可能是令人沮喪的。

法蘭西王后巴伐利亞的伊薩博（Isabeau of Bavaria）被一位歷史學家描述為一個金髮碧眼的高個子，而被另一位歷史學家描述為一個“黝黑、活潑的小個子女人”。土耳其蘇丹巴雅澤（Sultan Bajazet）被他的同時代人稱為大膽冒進、雄心勃勃、渴望戰爭的人，並因攻擊迅速而得了“霹靂火”（Thunderbolt）的諢名，卻被一位現代匈牙利歷史學家描述為“女裡女氣、淫蕩多欲、猶豫不決、舉棋不定”之人。

有關中世紀的任何言論都可能（而且極有可能會）遭遇相反的或不同的敘述版本，這也許可被視為公理。女人在數量上多於男人，因為男人在戰爭中遭到了殺戮；男人在數量上多於女人，因為女人在生育時命赴黃泉。普通老百姓對《聖經》耳熟能詳，普通老百姓對《聖經》一無所知。貴族免繳賦稅；不，他們的賦稅未被免去。法國農民污穢骯髒，臭氣熏天，靠麵包和洋蔥為生；法國農民吃豬肉、禽肉和野味，常在村子裡的浴室中享受洗浴之樂。這個清單可以被無限地羅列下去。

不過，矛盾是生活的組成部分，而不僅僅是相互衝突的證據問題。我要請求讀者準備發現矛盾，而非一致性。在社會的方方面面，習慣、風俗、運動、發展都有其相反趨勢。陋屋中忍饑挨餓的農民與吃香喝辣的富裕農民比肩而生。兒童有的被忽視，有的被關愛。談論榮譽的騎士，也會變成盜賊。人口減少、天災人禍與奢侈浪費、輝煌壯麗之間絕非勢不兩立。沒有哪個年代是整齊劃一或無中生有的，也沒有哪個年代是比中世紀更加經緯繁複的紡織物。

你必須還得記住，中世紀會因看待它的人不同而發生色彩上的變化。歷史學家的偏見和視角——以及他們由此做出的對材料的選擇——在600年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14世紀之後的3個世紀中，歷史實際上是貴族的家譜，致力於追蹤王朝脈絡和家族關聯，充斥著貴族是上等人的理念。這些古物研究者汗牛充棟的研究著作中並非只有關於王朝利益的資訊，如安塞爾姆（Anselm）就講述了加斯科涅（Gascon）領主的事蹟，他將100裡弗遺贈給被他剝奪了童貞的窮家女子當嫁妝。

法國大革命標誌著大逆轉的到來，在那之後，歷史學家將平民當作英雄，將窮人當作事實上的有德之士，而把貴族和國王視為邪惡的怪物。西梅翁·呂斯（Siméon Luce）便是其中之一，在有關紮克雷農民起義的歷史著作中，褒貶有所傾斜，但其研究則獨特，他的記錄都是無價之寶。19世紀和20世紀初的泰斗們發掘、發表史料，修撰編年史並為其做注，收集文學作品，閱讀、摘錄大段的佈道文、論文、書信和其他第一手材料，為我們這些後來者鋪平了道路。他們的著作現在得到了後馬克·布洛赫（post-Marc Bloch）時代的現代中古史學家們的補充和平衡。後者採取了一種更具社會學性質的方法，找尋有關日常生活的詳盡細緻、難以否認的事實——例如，在一個特定的主教教區中出售的聖餐餅的數量，它充當了宗教儀式的指示器。

本書要感謝所有這些群體，首先要感謝重要的編年史作者。我意識到，在當今的中古史學家中，依賴編年史作者不是什麼時髦之舉，但就對這個時期的感覺及態度而言，我發現它們是不可或缺的。進一步而言，它們的形式是敘事性的，而這也是我所採用的形式。

雖說資料如此豐富，但空白依舊存在。在那裡，問題不在於相互矛盾的資訊，而在於根本沒有資訊。為了在溝壑上架起橋樑，就必須利用似乎可能而又自然的闡述，這解釋了在我的著作中“可能”和“大概”層出不窮的原因——它令人著惱，但在缺乏記錄在案的確定性的情況下，又是不可避免的。

存在於有記錄可尋之歷史的本質中的更大障礙，是超出負荷的消極事物：壞的方面——邪惡、悲慘、衝突和傷害——不成比例的存留。這種情況在歷史上與在每日發行的報紙上如出一轍。常態不會製造新聞。歷史是依照倖存的記錄所編著，而這些記錄都極大地側重於危機和災難、犯罪和惡行，因為它們是法律訴訟、論文著述、道德家的譴責、諷刺文學、羅馬教皇的訓令等記錄過程的主題。沒有哪位教皇曾發表訓令以嘉許某事。消極事物的超載可見於宗教改革家尼古拉·德·克拉芒熱（Nicolas de Clamanges）的著作中，他在揭發1401年不合格的、世俗的高級教士時說，出於對改革的擔憂，他將不去討論行為良善的教士們，因為“與墮落之人相比，他們無關緊要”。

災難極少像在記錄中描述的那樣看似普遍存在。存於記錄使它顯得持續不斷普遍存在，而實際上它更有可能在時間和地點上都是零星突發的。除此之外，常態的持續性通常也要大於騷亂的影響，正如我們從自己的時代所瞭解到的那樣。在看過今日新聞之後，你預期會面對這樣一個世界：它完全由罷工、犯罪、停電、破裂的輸水管、被圍困的火車、關閉的學校、強盜、癮君子、新納粹和強姦犯構成。事實上，你有可能晚上回到家中——在幸運的一天——卻不曾遇到一兩個此類現象。這使得我提出了如下的塔奇曼定律（Tuchman’s Law）：“被報導的事實是任何可悲進展之表面程度的5至10倍”（或讀者有心提供的任一數位）。

移情的困難、真正進入中世紀精神和情感價值觀中的困難，是最後一道障礙。我相信，主要的障礙是當時情況下的基督教宗教信仰這一中世紀生活的搖籃和法律，它無處不在，確實具有強制性。其持之以恆的原則是：精神生活和後世生活要優先於此時此地，要優先於地球上的物質生活。無論某些現如今的基督徒如何虔誠熱衷，這一原則都與現代世界格格不入。此原則與其替代物——信奉個體價值，信奉一種未必注重上帝的積極生活的價值——之間的割裂，在事實上創造了現代世界，終止了中世紀。

使問題加重的是，中世紀社會儘管聲稱信奉對感官生活的摒棄，但並沒有在實踐中否認它，社會如此，教會更是如此。許多人嘗試擯棄感官生活，有少許獲得了成功，但人類不是普遍為摒棄而生的。沒有哪個時代比14世紀更在意金錢和財產的了，它對肉體的關注也與其他任何時代如出一轍。沉湎于金錢、縱情於聲色之人都是不可抑制的。

中世紀基督教的首要原則與日常生活間的鴻溝是中世紀的巨大隱患。這正是遍佈于吉本（Gibbon）的歷史著作中的問題，他懷著一種既有意又惡意的輕率去對待這一隱患，每每將在他看來似乎是基督教理想的偽善都斥責為對人類自然功能的違忤。無論我對這位大師如何崇敬，我並不認為吉本的方法能解決這一問題。人類本身是不可實現的基督教理想的構想者，在1000多年的時間裡，他們若不是在實踐它，也是在努力維護它。因此，它一定代表著某種需要，某種比吉本18世紀的啟蒙所能提供的或他優雅的反諷所能解決的更加基礎的東西。雖然我意識到了它的存在，但要認同它，需要的是更甚於我的宗教情懷。

騎士精神，這一在統治階層占主導地位的政治理念，在理想與現實之間留下了絲毫不亞於宗教的巨大鴻溝。理想是對由武士階層所維持、在圓桌構想中得以闡述的秩序的幻想，是自然的完美形式。亞瑟王（King Arthur）的騎士為正義鋌而走險，對抗毒龍、妖孽和邪惡之徒，在一個荒蠻之地建立秩序。於是，他們現實的對應者在理論上被假定為要充當信仰的捍衛者、正義的支持者、被迫害者的守護者。但實際上，他們自身即是壓迫者。到14世紀，劍客的暴力行為和無法無天已經變成了混亂的主因。當理想與現實間的鴻溝變得太寬時，體系便會被打破。傳奇故事一直在反映這一點：在亞瑟王的傳奇故事中，圓桌被從內部粉碎。寶劍重返湖底，努力重新來過。人有可能充滿暴力，富於破壞性，貪婪無度，易犯錯誤，卻始終保留著對秩序的幻想，並重新開始其尋找。

前言：時期，主要人物，危害 001

關於貨幣的說明 010

資料的參考 012

第一部分

第一章 “吾乃庫西之主”：王朝 003

第二章 生而不幸：世紀 025

第三章 青春與騎士精神 052

第四章 戰爭 074

第五章 “這是世界末日”：黑死病 096

第六章 普瓦捷會戰 133

第七章 群龍無首的法蘭西：布爾喬亞的興起與

紮克雷農紮克雷農民起義 164

第八章 英格蘭人質 196

第九章 昂蓋朗與伊莎貝拉 217

第十章 邪惡之子 237

第十一章 鍍金裹屍布 248

第十二章 一僕二主 263

第十三章 庫西的戰爭 286

第十四章 英格蘭的騷亂 301

第十五章 皇帝在巴黎 324

第十六章 教廷分裂 339

第二部分

第十七章 庫西的崛起 363

第十八章 蟲豸鬥雄獅 386

第十九章 義大利的誘惑 420

第二十章 第二次諾曼征服 439

第二十一章 虛構之瓦解 463

第二十二章 巴巴里圍攻 485

第二十三章 在一座黑暗的叢林中 507

第二十四章 死亡之舞 524

第二十五章 錯失良機 549

第二十六章 尼科波利斯 571

第二十七章 天空張起黑幕 599

尾聲 618

致謝 635

參考文獻 637

注釋 656

索引 700

文摘

第一章

“吾乃庫西之主”：王朝

有5座高塔的庫西城堡矗立于皮卡第（Picardy）的山頂之上，雄偉壯觀，氣勢淩人，控制著北方通往巴黎的路徑，但它是位於首都的君主的守衛者還是挑戰者，則是個尚待解決的問題。一個巨大的圓柱體從城堡中心沖霄而上，較4個角塔高出兩倍之多。這就是donjon，即城堡主塔，其規模在歐洲首屈一指，是中世紀及後來此類塔形中最偉岸的。它的直徑達90英尺，高180英尺，可在城堡受到圍困時容納1000人，使作為其基礎的城堡、鎮上鱗次櫛比的屋頂、教堂的鐘樓、環繞著山上整個建築群的厚實城牆的30座角樓都顯得極其矮小，對它們形成保護之勢。從任何方向前來的遊客從數英里之外就可看見這座代表著貴族權力的龐然大物，並在靠近它的過程中，感受到旅行者在不信基督的土地上第一眼瞥見金字塔時的那種敬畏之情。

醉心于雄偉宏大的建築者用超乎一般尺寸的內部特徵來實現城堡主塔的巨大規模：臺階踏步為15英寸至16英寸，窗子位於高於地面3.5英尺之處，仿佛是為了供巨人族之用。尺寸達兩立方碼的石頭門楣在氣勢宏偉方面毫不遜色。在400多年中，為這些匠心安排所反射的王朝展現了同樣的僭越性質。雄心勃勃、居心叵測、時顯兇殘的庫西家族讓自己根植在一塊海角之地上，它形成了天然的統領之勢。他們的山頂控制著從艾萊特（Ailette）河谷至瓦茲河（Oise）的更寬廣河谷的通道。以此為據點，他們向王國們發起挑戰，洗劫教堂，出發參加十字軍東征並戰死沙場，因犯罪而受到譴責並被逐出教會，漸漸擴大其統治領域，與皇族聯姻，形成它引以為傲的作戰口號：“神奇的庫西”。擁有法蘭西四大男爵領地之一的他們嘲笑領地之銜，採用了自己簡單傲慢的箴言：

吾非國王，非諸侯，

亦非公爵，非伯爵；

吾乃庫西之主。

這座始建於1223年的城堡是一次建築急劇擴張的產物，這次建築擴張還促成了宏偉壯麗的大教堂的建造，而建造這些大教堂的推動力也萌發於法國北部。于城堡建設的同時，在距庫西50英里的範圍之內，還有4座最大的大教堂亦在建造之中—位於拉昂（Laon）、蘭斯（Reims）、亞眠（Amiens）和博韋（Beauvais）。雖然在任何地方，要建成一座大教堂都要費時50至150年才能完工，但在昂蓋朗•德•庫西三世那一門心思且難以抗拒的意願之下，有著城堡主塔、角塔、防禦壁壘和地下網路的宏偉傑作庫西堡，卻在不可思議的7年時間裡便得以完成。

城堡有圍牆的場地圈起了超過兩英畝的空間。它的4個直徑65英尺、高90英尺的角塔，以及它的3道外圍牆體被修得與山棱齊平，形成了數道壁壘。通往府邸的唯獨入口是道固若金湯的大門，它位於靠近城堡主塔的裡側，處於守護塔、護城河和格子吊閘的保護之下。大門開向武備廣場，這是個占地約6英畝的被圍牆環繞的空間，裡面有馬廄和其他輔助建築，有騎士比武場，以及供騎士馬匹之用的草地。再向外，在山像條魚尾似的加寬之處，坐落著約上百座房屋和一座帶方塔的教堂的城鎮。環繞山頂的週邊城牆上的3道牢不可破的大門把守著通向外部世界的通道。在面朝蘇瓦松（Soissons）的南側，山勢陡立，易守難攻；在面朝拉昂的北側，山勢與高地融為一體，一條護城河形成了又一道屏障。

在厚達18英寸至30英寸的城牆內部，一道盤旋而上的樓梯連接著城堡主塔的三層樓。每一層的拱形天花板上都有個敞開的洞，亦稱“眼”，它們為昏暗的內部增加了一點額外的光線和空氣，並使武器和輜重可以在不必攀爬樓梯的情況下被層層吊起。以同樣的方式，命令可以在同一時間口頭傳向整個要塞。多達1200至1500名的重甲騎士可以集結起來，傾聽發佈自中間一層的訓令。城堡主塔有廚房，當時的一位心懷敬畏的人聲稱，它們“配得上尼祿之用”，屋頂上還有個雨水魚池。它有一口水井，有麵包烤爐、地窖、貯藏室，每層樓都有帶煙囪的巨大壁爐，還有廁所。拱形的地下通道可通向城堡的各個部分，通向露天庭院，也通向壁壘之外的秘密出口；通過該出口，可向被包圍的要塞提供糧草。觀察者可從城堡主塔的頂部瞭望整個區域，視野遠至30英里開外的貢比涅（Compiègne）森林，這使庫西堡得以免遭奇襲。無論從設計上和執行力上，該要塞都堪稱中世紀歐洲幾近完美的軍事構造，而在規模上則最為大膽創新。

造就一座城堡的是一個支配性概念：不供居住，而供防禦。作為要塞，它是中世紀生活的象徵，如十字架般重要。在事事都以戀愛為要旨的《玫瑰傳奇》（Romance of the Rose）一書中，環繞“玫瑰”的城堡是核心結構，它必須被圍攻和滲透，以抵達性欲的目標。在現實生活中，所有的部署都證實了由暴力、進攻預測構成的事實，它刻畫了中世紀的歷史。城堡的前身是羅馬別墅，它一向不設防，以羅馬法律和羅馬軍團為壁壘。在帝國崩潰之後，以一系列混亂衝突、分崩離析形式出現的中世紀社會屈從於無核心、無效力的世俗權威。只有教會提供了一種組織原則，這正是教會成功的原因，因為社會無法忍受無政府狀態。

在騷亂之中，核心世俗權威開始在君主政體中慢慢凝聚，但一旦新勢力具有了影響力，它便一方面與教會，另一方面與貴族形成了衝突。同時，城鎮布爾喬亞正在形成自己的秩序，將自己的支持售賣給貴族、主教或國王，以換取作為自由“公社”（communes）的解放特許權。這些特許權用自由換取商業發展，這標誌著城市第三等級（Third Estate）的興起。相互競爭的群體之間的政治平衡是不穩定的，因為國王手上沒有常備軍。他不得不依靠其諸侯的封建義務來實施有限的軍事活動，後來則通過有償服務的形式加以獲得。規則依舊是個人性的，源於土地的分封和效忠的誓言。支撐政治結構的紐帶不是公民與國家的關係，而是封臣與領主的關係。國家仍舊處於艱難的醞釀之中。

正如王室所知，庫西領地憑藉其位於皮卡第中心的位置優勢，是“王國的管鑰之一”。皮卡第北部幾乎延伸到了佛蘭德斯（Flanders），西部至英吉利海峽（the Channel）和諾曼第（Normandy）邊境，是法國北部的通衢要衝。它的河流向南流向塞納河（Seine），向西流向英吉利海峽。它肥沃的土壤使其成為法國的主要農業區，牧場眾多，農田萬頃，森林密佈，其間點綴著令人賞心悅目的零星村落。很顯然，最初的文明活動始於羅馬人。14世紀初，皮卡第為25萬戶、超過100萬人提供了衣食住行，這使它（而非南部的圖盧茲）成為法國唯獨一個在中世紀的人口密度高於現代的省份。它朝氣蓬勃、獨立自主，它的城鎮是最早贏得公社特許權的城鎮。

庫西領地位於傳奇與歷史之間的陰影地帶，最初曾是教會的一塊封邑，據稱由法國第一位皈依基督教的國王克洛維（Clovis）於大約西元500年贈給了蘭斯的首位主教聖雷米（St. Remi）。克洛維國王在經聖雷米皈依基督教之後，將庫西版圖授予了蘭斯的新主教轄區，依照愷撒的做法為教會打基礎，正如君士坦丁大帝（Emperor Constantine）例行地為羅馬教會打基礎那樣。借助於君士坦丁的禮物，基督教既得以正式確立，又遭到致命的危害。正如威廉•朗蘭（William Langland）所寫的那樣：

當善意的君士坦丁向神聖的教會慷慨捐贈之時，

（以土地和租約、領主與僕從的形式）

羅馬人聽到一位天使在上方呼喊：

“今日教會已飲下毒液，

所有擁有彼得之力的人皆永遭荼毒。”

介於神聖與俗事之誘之間的衝突是中世紀的核心問題。當教會建立在物質財富基礎之上時，其充當精神領袖的聲明便永遠無法使其全體信眾深信不疑。教會積聚的財富越多，其破綻便愈加明顯和令人不安；它也無法解決此問題，只能在每個世紀都持續地更新懷疑和異議。

在最早的拉丁文獻中，庫西被稱為庫迪西亞卡姆（Codiciacum）或庫迪亞卡姆（Codiacum），據信它源於Codex和codicis，意為被砍去了樹枝的樹幹，就如高盧人用以修建籬笆的東西一樣。在整個為時4個世紀的黑暗時代（Dark Ages），該地始終處於陰影之下。在910—920年時，蘭斯大主教埃爾韋（Hervé）在山上建造了第一座原始城堡和小教堂，修了道牆來防禦古挪威人（Norsemen）入侵瓦茲河谷。來自山下的居民在主教的城牆中找到了庇護所，他們建造了上城區，後來它被稱為庫西堡（Coucy-le-Château），以區別於山下的庫西村（Coucy-la-Ville）。在那些窮凶極惡的年代，該區域始終是同樣好鬥成性的貴族、大主教與國王之間的衝突之起因。對入侵者—南方的摩爾人（Moors），北方的古挪威人—的防禦培育了一個堅忍不拔的武士階層，他們像對付外來者那樣樂此不疲而又兇猛殘暴地相互殘殺。975年，蘭斯大主教奧德里克（Oderic）將封邑割讓給一個名叫德厄德伯爵（Comte d’Eudes）的名流，後者成了庫西的第一任領主。有關此人，除了姓名之外，人們一無所知，但一在山頂立足，他便在自己的後代中生成了一股異乎尋常的力量和狂熱。

該王朝最初有案可查的意義重大的活動（宗教的而非作戰的）是奧布裡•德•庫西（Aubry de Coucy）於1059年在山腳下修建諾讓聖本篤修會修道院（Benedictine Abbey of Nogent）之舉。相較于為永久禱告進行的普通捐贈，此舉規模更大，旨在既展示捐贈者的重要性，又買功邀賞以確保救贖。無論最初的捐贈是否像修道院心懷怨恨的吉貝爾院長（Abbot Guibert）在下一個世紀所抱怨的那樣少得可憐，教堂都欣欣向榮，並得到了來自庫西家族源源不斷的資金支持，存在時期比整個庫西家族都更加長久。

奧布裡的繼承者昂蓋朗一世是個醜聞纏身的人，按照吉貝爾院長（正如在他的《懺悔錄》中所揭示的，他本人即是被壓抑的性欲的犧牲品）的說法，他沉湎于對女人的色欲。昂蓋朗愛上了洛倫（Lorraine）領主之妻西比爾（Sybil），他被這種激情所左右，在他的堂兄弟、對他言聽計從的拉昂主教（Bishop of Laon）的幫助下，控告自己的髮妻阿代勒•德瑪律萊（Adèle de Marle）犯有通姦罪，成功地與之離婚。此後，他在教會的許可下娶西比爾為妻。當時，西比爾的丈夫正在外作戰，而這位女士因與第三人通姦而有孕在身。據說她品行十分放蕩。

在這種墮落的家庭環境中，那位“暴怒之狼” 誕生了［用另一位大名鼎鼎的修道院院長聖鄧尼斯的敘熱（Suger of St. Denis）的原話］，他就是湯瑪斯•德瑪律萊（Thomas de Marle），被拋棄的阿代勒的兒子，庫西家族中最聲名狼藉和殘暴兇狠之人。湯瑪斯痛恨將其父子關係擲于懷疑之地的父親，長大後參與了最初由西比爾那位被拋棄的丈夫發起的反對昂蓋朗的無休無止的戰爭。為這些私人戰爭而戰的騎士心懷激越的熱忱，使用單一的策略，包括盡可能多地殺死或殘害敵人手下的農民，破壞盡可能多的莊稼、葡萄園、工具、穀倉和其他財產，以便減少其稅收來源，進而毀滅敵人。結果，好戰的主要犧牲品是他們各自的農民。吉貝爾院長聲稱，在昂蓋朗對洛倫的“瘋狂戰爭”中，被俘獲的人被剜去了眼睛，砍掉了雙腳，致使其後果在他（吉伯特院長）那個時代的該地區依然可見。私人戰爭是歐洲的天譴，人們一向認為，十字軍東征是種潛意識的發明，為的是通過發洩侵略欲，求取解脫。

當1095年為了第一次十字軍東征而進行的參加十字軍並解救聖墓（Holy Sepulcher）的大徵兵到來時，昂蓋朗和他的兒子湯瑪斯雙雙參加了軍隊，帶著他們的宿仇抵達耶路撒冷，並懷著絲毫未減的相互憎恨重歸故里。庫西家族的盾徽即源於十字軍東征期間的一次功績，儘管其主人公是昂蓋朗還是湯瑪斯仍有爭議。兩人之中的一個帶著5個同伴，在未著盔甲的情況下遭到了穆斯林的突襲，他脫下自己那邊緣綴著松鼠皮的深紅色斗篷，將它撕扯成六份，做成可供辨識的旗幟，如此裝備起來，於是這個故事得以繼續下去，他們撲向穆斯林並殲滅了他們。為了紀念此事，徽章採用了盾形，上面設計了六道橫條紋，有尖角，紅白相間，用紋章學措辭來說，即“6條漢子，松鼠皮和赤色”（赤色即紅色）。

作為母親的繼承人，湯瑪斯繼承了瑪律萊和拉費爾（La Fère）的領地，將它們加入他于1116年繼承的庫西地區。桀驁不馴的他追求由敵對和搶劫構成的事業，指揮各種與教會、城鎮和國王作對的活動，用敘熱院長的話來說：“魔鬼在援助他。”他攫取女修道院的領地，折磨囚徒（據說他會系著男人的睾丸把他們吊起來，直到睾丸承受不住身體的重量而與身體分離），親自割開了30個發起反叛的布爾喬亞分子的喉嚨，將他的城堡變成了“龍巢和賊窩”，因此，教會開除了他的教籍。在他缺席的情況下，教會解除了他的騎士腰帶，下令皮卡第各教區在每週日都要誦讀針對他的咒語。國王路易六世（Louis VI）召集了一支攻打湯瑪斯的軍隊，成功地奪取了被他竊取的土地和城堡。最終，湯瑪斯證明了救贖的希望和對地獄的畏懼之正確，這兩樣東西數世紀以來給教會帶來了如此多的豐富遺產。他為諾讓修道院留下了慷慨的遺贈，並在普雷蒙特（Prémontré）附近又建造了一座修道院，於1130年壽終正寢。他結過3次婚。吉貝爾院長認為他是“他那代人中最窮凶極惡者”。

造就了像湯瑪斯•德馬萊這種人的，不一定是好鬥的基因或仇父情結（這在任何世紀都可能發生），而是因缺乏有效的管束機制而恣意妄行的暴力習慣。

當政治力量在12和13世紀期間得到集權化時，歐洲的能量和才幹正在以一種文明發展大爆發的形式得到積聚。在商業的刺激下，一股浪潮席捲了藝術、技術、建築、學問、土地和海洋勘探、大學、城市、銀行和信用，以及豐富生活並擴大見識的各個領域。那200年是中世紀的鼎盛時代（High Middle Ages），在那期間，人們開始使用羅盤和機械鐘、紡車和腳踏織機、風車和水車；在那期間，馬可•波羅旅行到了中國，湯瑪斯•阿奎納（Thomas Aquinas）投身於知識的組織，大學在巴黎、博洛尼亞、帕多瓦和那不勒斯、牛津和劍橋、薩拉曼加（Salamanca）和巴利亞多利德（Valladolid）、蒙彼利埃和圖盧茲紛紛建立；在那期間，喬托（Giotto）在描繪人的感覺，羅傑•培根（Roger Bacon）在鑽研實驗科學，但丁在勾勒其對人類命運的設計，並用方言加以撰寫；在那期間，宗教以聖方濟各（St. Francis）的溫和佈道和宗教裁判所（Inquisition）的殘酷嚴懲兩種方式得以表達，阿爾比十字軍（Albigensian Crusade）以信仰之名讓法國南部屍橫遍野，血流成河，而高聳入雲的大教堂則拔地而起，拱門層疊，創造力、技術和信仰大獲全勝。

它們不是由奴隸所建造。儘管有限的農奴制仍舊存在，但農奴的權利和義務為習俗和法律上的追憶期限所固定，而且，與古代世界的情況不同，中世紀社會的工作是由其自身成員來完成的。

在湯瑪斯死後，庫西處於一個為期60年較受尊重的統領時期，當時的統治者是湯瑪斯的兒子昂蓋朗二世和孫子拉烏爾一世（Raoul I）。他們與王室合作，從而使自己的領地受益。他們分別回應了12世紀後續的十字軍東征，並相繼在聖地（Holy Land）喪命。也許是苦於這些遠征所帶來的財政緊縮，拉烏爾的遺孀于1197年將庫西堡的自由公社解放特許權賣了140裡弗。

就其進程而言，這樣的民主化並不怎麼像19世紀歷史學家臆想中的人類歷史上的那種向自由解放穩定前進中的一步，因為它是貴族熱衷於戰爭之行為的無意中的副產品。十字軍戰士得用武器、盔甲、高頭大馬來裝備自己和僕從，而這一切都花費不菲，所以假如能夠活下來的話，他回到家時通常都要比他離開家時貧困，或是使他的莊園變得不再那麼富裕，尤其是因為，在第一次十字軍東征之後，沒有一次十字軍東征是凱旋和有所獲利的。既然不可能出售土地，那麼唯獨的來源便是出售公社特許權，或是將農奴的勞役和依附關係折換為貨幣地租。在12世紀和13世紀經濟大發展的過程中，商業利潤和農業剩餘物資給市民和農民帶來了現金，使其可以購買權利和自由。

昂蓋朗三世被稱為“偉大的昂蓋朗”，他是庫西城堡和城堡主塔的締造者。在他統治期間，庫西的僭越之舉重現於世。作為1191—1242年間的領主，他在除庫西以外的六個封地上建造或翻修了城堡和防禦牆，包括在聖戈班（St. Gobain）的一座城堡，它幾乎與庫西一樣巨大。他參與了阿爾比十字軍的大屠殺，在其他所有可參與的戰爭中大顯身手，像他的曾祖父湯瑪斯一樣，其中包括一場針對蘭斯主教轄區的戰爭，該戰爭的導火索是一場圍繞封建權利的爭論。他被指控占地毀林，捉拿村民，攻取大教堂的大門，將教堂元老（doyen）戴上鐐銬囚禁起來，使教士們苦不堪言。

當蘭斯大主教于1216年向羅馬教皇告狀訴苦時，昂蓋朗三世也被逐出教會。教會下令，一旦他出現，則該教區的所有宗教活動都得終止。生活在禁令之下的人會失去參加聖禮的資格，註定會下地獄，除非他悔過自新，得到赦免。在大多數情況下，只有主教才可解除禁令，在某些情況下，教皇也可那麼做。在禁令實施期間，大批當地牧師理應每年兩到三次當著教眾之面，敲響喪鐘，點燃蠟燭，在地板上擺上十字架和彌撒用書，以聖父、聖子、聖靈、聖母以及所有使徒和聖徒之名向罪人發出詛咒。據說有罪之人將被斷絕所有社會和職業關係，但這一規定給大家帶來的不便是如此之大，以至於其鄰居要麼借助于向其住宅扔石頭或其他手段來使他幡然悔悟，要麼乾脆無視禁令。在昂蓋朗三世的案例中，停止一切宗教活動是對社區的可怕判決，這使他於1219年進行了悔過之後安定下來，得到赦免。但這並不會撲滅他的世俗野心，因為他還在建造那座給巴黎蒙上陰影的巨大城堡。

他在大興土木方面的迫切之心受到了一場與自己君主之間的預期戰役的刺激，因為在未成年的路易九世、即未來的聖路易（St. Louis）在位期間，昂蓋朗三世曾率領一個貴族聯盟反對王室。如有些人所言，他甚至立志要自己當國王。他從母親阿利克斯•德德勒（Alix de Dreux）那裡繼承了王室血統，她是腓力一世（Philip I）之女。他的城堡主塔意在超越盧浮宮的皇塔，被視為一種挑釁和有企圖的姿態。年幼國王的母親在攝政期內頂住了威脅，但庫西之主始終是一支需要對付的力量。他通過婚姻來積聚財富和國際地位。他的第一任和第三任妻子都是相鄰的貴族家族之女，她們給他帶來了位於皮卡第的額外莊園，而他的第二任妻子是馬奧•德薩克斯（Mahaut de Saxe），薩克森公爵（Duke of Saxony）獅子享利（Henry the Lion）之女，英格蘭的亨利二世（Henry II of England）與阿基坦的埃莉諾（Eleanor of Aquitaine）的外孫女，獅心王理查（Richard the Lion-hearted）的侄女，後來成了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的薩克森的奧托（Otto of Saxony）的姐妹。其中一位妻子為他生下的女兒嫁給了蘇格蘭國王亞歷山大二世（Alexander II）。

在建造庫西的過程中，昂蓋朗三世雇用了（依照泥瓦工的標記估算）約800位元石匠，無數輛牛車將石頭從採石廠拖至山上，還雇了800名其他匠人，如木匠、屋面工、鐵匠和鉛匠、漆匠以及木雕匠。城堡主塔的門楣上刻著一位與獅子搏鬥的未著盔甲的騎士的半浮雕像，它象徵騎士之勇。城堡和要塞的牆壁上都裝飾著油彩包邊和奇花異草編制的花環，其規模與整個結構相匹配。安裝著壁爐架的煙囪被修建在牆體裡面，形成了城堡各個部分的特色。不同於屋頂上的洞，這些煙囪是11世紀技術進步的結果，它通過為單個房間供暖，使得領主及淑女們得以走出大家一起吃飯取暖的公用大廳，將業主與其僕從分隔開來。沒有任何其他的發明會在舒適與高雅方面比之更加進步，儘管其代價是擴大了社會差距。

藏在二樓的一個內角的是個自帶煙囪的小房間，它也許是庫西夫人的化妝間。在那裡，她可以從窗子望見綿延的河谷，河谷中時不時地露出一座鄉村教堂的鐘樓，在一叢叢樹木之後直刺天空；在那裡，她可以像夏洛特女郎 一樣，看著來往於從山下蜿蜒而上的道路上的行人。除了這間小屋子外，領主及其家人的住處都處於城堡中于外部根本無法接近的部分。

亞眠是皮卡第地區令人驕傲的富庶繁榮之都，已有百年的公社歷史。1206年，它的市民獲得了施洗約翰（John the Baptist）的一片頭蓋骨。為了替這個遺物尋找到恰如其分的聖龕，他們決定建造法國最大的教堂，“高於所有的聖徒，高於所有的國王”。到1220年，建材已收集完畢，大教堂著名的拱頂在穩步上升。就在那10年中，昂蓋朗三世在他的城堡主塔旁邊，修建了一座比聖路易幾年後將要於巴黎建造的聖禮拜堂（Sainte Chapelle）還要大的宏偉壯麗、富麗堂皇的教堂。它穹頂巍峨，金碧輝煌，雕樑畫棟，色彩斑斕，彩色玻璃窗熠熠生輝，美不勝收，使得後一個世紀最偉大的收藏家讓•德貝裡公爵（Jean， Duc de Berry）企圖用12000金埃居來購買它們。

昂蓋朗三世現在是聖戈班、阿西斯（Assis）、瑪律萊、拉費爾、福朗布賴（Folembray）、蒙米拉伊（Montmirail）、瓦西（Oisy）、克雷夫科爾（Crèvecoeur）、拉費爾泰-奧庫爾（La Ferté-Aucoul）和拉費爾泰-戈（La Ferté-Gauche）的領主，莫子爵（Viscount of Meaux），康佈雷城主（Castellan de Cambrai）。早在1095年，王室即已從教會那裡收回了對庫西領地的主權；它現在直接由國王掌握，它的領主效命于國王本人。在12世紀和13世紀，庫西的領主像拉昂主教那樣鑄造自己的錢幣。王室封臣有義務應國王之徵召提供騎士，根據其能夠提供的數量來判斷，此時的庫西在整個王國中是位列前茅的無稱號貴族，地位僅次於巨大的公爵領地和州郡，後者除了效命法國國王外，實際上擁有獨立的領主權利。根據一份1216年的記錄，庫西領地擁有30名騎士，相形之下，安茹公爵（Duke of Anjou）有34名騎士，布列塔尼公爵（Duke of Brittany）有36名騎士，佛蘭德斯伯爵（Count of Flanders）有47名騎士。

1242年，昂蓋朗三世在大約60歲時，從馬上重重摔下，被他的劍尖刺穿了身體，一命嗚呼。他的長子暨繼承人拉烏爾二世此後不久加入了聖路易1248至1250年的結局悲慘的十字軍東征，並於埃及戰死沙場。他的弟弟昂蓋朗四世成了他的繼承者（這是種中世紀的封爵制），而昂蓋朗四世的一項罪名成了社會公正的一大進步的催化劑。

當拉昂的3個年輕侍衛拿著弓箭但沒有帶供重大狩獵使用的獵狗靠近昂蓋朗四世的林地時，昂蓋朗四世在沒有進行任何審判或類似過程的情況下，下令將他們吊死。此類事件中的免罪已不再是勢所必然，因為國王是路易九世，他是個統治地位與其虔誠孝順相當的封建領主。他下令逮捕了昂蓋朗四世，逮捕他的人不是與他地位相當的貴族，而是法院的員警，這與所有罪犯都如出一轍。他被囚禁在盧浮宮，儘管鑒於他的地位，未戴枷鎖。

1256年，當昂蓋朗四世被傳喚受審時，王國中最重要的貴族—那瓦勒國王（King of Navarre）、勃艮第公爵（Duke of Burgundy）、巴爾和蘇瓦松伯爵（Count of Bar and Soissons）等—都陪伴在他左右，因為他們不祥地感覺到了對他們特權的考驗。昂蓋朗拒絕服從案件調查，因為這觸及了他的人格、榮譽、地位和貴族遺產，他要求由與他地位相當的貴族來評判，並以決鬥的方式審判。路易九世嚴詞拒絕，他說，考慮到窮人、教士，“以及值得我們哀憐的人”，如果允許以決鬥的方式審判，就有失公正了。通常而言，非貴族可以在這種情況中雇用一位元勇士來代替自己，但路易國王視其為一種過時的方式。在漫長而激烈的爭論過程中，國王不顧貴族們的堅決反對，命令庫西之主受審。昂蓋朗四世被判有罪，儘管國王意在死刑，但貴族們勸說他放棄了這一念頭。昂蓋朗四世被判支付12000裡弗的罰款，這些錢部分被用於為被他吊死的人的靈魂做彌撒，部分被送至阿克裡（Acre）以幫助護衛聖地。這造就了司法史，後來則成了封路易九世為聖徒的一個引用例證。

庫西的財富使昂蓋朗四世重獲王室青睞，1265年，當路易國王打算購買期望中的真十字架（True Cross）時，他借給了國王15000裡弗。不過，他繼續以暴行為業，直至進入14世紀，於1311年死於75歲的高齡，沒有子女，不過有一些遺產。他給庫西村的麻風病院留下每年20蘇（相當於1裡弗）的永久財產，以便居住在裡面的人“每年在禮拜堂中為我們的罪行祈禱”。當時的20蘇相當於一個騎士或4個弓箭手一天的酬勞，可雇一輛馬車和兩匹馬達20天，或者，從理論上說，相當於一個雇農兩年的酬勞。所以，我們可以假設，它保證了合理的祈禱者人數，儘管對昂蓋朗四世的靈魂而言，這個數目也許不夠。

當那個儘管結了兩次婚卻無子嗣的無人哀悼的領主死去時，王朝被傳給了他嫁給吉尼斯伯爵（Count fo Guînes）的姐姐阿利克斯的後代。她的長子繼承了吉尼斯的土地和頭銜，而她的次子昂蓋朗五世，則成了庫西之主。昂蓋朗五世在他的姻叔父蘇格蘭的亞歷山大的宮廷中長大，娶了國王的侄女貝利奧爾的凱薩琳•琳賽（Catherine Lindsay of Baliol）為妻，僅僅當了10年的領主。在短期內迅速繼承了他的地位的是他的兒子紀堯姆（Guillaume）和孫子昂蓋朗六世，後者于1335年繼承了該領地，5年後成了昂蓋朗七世的父親。昂蓋朗七世是庫西家族的最後一人，也是本書的主角。通過進一步與法國北部和佛蘭德斯有權有勢的家族締結婚姻，庫西家族繼續編織著勢力和影響力的同盟，並在此過程中獲取土地、稅收和許許多多的紋章。他們可以展示多達12枚盾徽：布瓦讓西（Boisgency）、艾諾（Hainault）、德勒（Dreux）、薩克森、蒙米拉伊、魯希（Roucy）、貝利奧爾、蓬蒂厄（Ponthieu）、沙蒂永（Chȃtillon）、聖波爾（St. Pol）、蓋爾德雷斯（Gueldres）和佛蘭德斯。

庫西家族保持了一種無出其右的顯赫感，在實施君主制後仍舊自行其是。他們以王室的方式成立審判法庭，按照國王的臣僚制度來組織自己的家臣：一位騎士統帥，一位大僕役長，一位掌管用獵鷹和獵犬狩獵的負責人，一位掌管馬廄的負責人，一位掌管森林和水源的負責人，以及分別掌管廚房、麵包房、地窖、水果（其中包括香料以及用以照明的火把和蠟燭）和傢俱陳設（包括花毯和旅行時的寄宿地）的負責人或大管家。這個級別的大領主通常還會雇用一個以上的住家醫師、理髮師、牧師、畫師、樂師、吟游歌手、秘書和抄寫員，一個占星師、一個弄臣和一個侏儒，外加眾多侍從和侍衛。一位主要的家臣充當城堡主，來管理莊園。在庫西，50名騎士，加上他們自己的侍衛、隨從和僕從，構成了一支500人的常備衛戍部隊。

外在的富麗豪華十分重要，因為它代表著一種身份地位，這需要身著領主制服的大量扈從、場面壯觀的宴會酒席、比武大會、狩獵活動和消遣娛樂，尤其是在送禮和花銷方面要出手寬綽，慷慨大方，因為他的追隨者賴此為生，所以這被頌揚為貴族最受人讚賞的品性。

貴族地位源于出身和祖傳，但必須通過“高貴地生活”—即通過劍—來加以鞏固。假如一個人的家世高貴，從父母、祖父母一直追溯到第一個武裝騎士都是貴族，那麼他就是個貴族。實際上，該規定是有漏洞的，而地位也是流動的、不確切的。一個確定無疑的準則是功能—即武裝實踐。上帝建立三個等級，這三個等級各自擁有指定的任務，為整體利益服務，武裝實踐即是第二個等級應發揮的功能。教士要為所有人祈禱，騎士要為所有人戰鬥，而老百姓則要埋頭苦幹，好讓所有人都有飯吃。

因為最靠近上帝，所以教士最先出現。他們被分成兩個等級：隱修者和牧師，後者指那些在普通信眾之間行使使命的人。統轄這兩個等級的是高級教士—修道院院長、主教和大主教，他們等同於世俗世界裡的大領主。高級教士與未受到良好教育、僅靠微薄收入過活的窮牧師之間毫無共同之處。第三等級則更加缺少同質性，被分成雇主和勞工，從富賈大亨、律師、醫生，到熟練的手工業者、打散工的人和農民，範圍廣泛，無所不包。不過，貴族堅持把所有非貴族合併成一個普通族類。一個在最後一位勃艮第公爵的宮廷中效力的貴族寫道：“在好城鎮中，商人和工人無須多述，因為，除了其他方面的原因，這個等級由於其層次卑微而無力具備偉大品質。”

理論上，貴族發揮作用的目的，不是只為戰鬥而戰鬥，而是為了保衛其他兩個等級，維持正義和秩序。他應當保護人民免于壓迫，與暴君做鬥爭，培養美德—即人類的更高貴品質，他的信仰基督教的同時代人認為（若非它的創始人這樣認為的話），那些渾身泥點、愚昧無知的農民無力具備這樣的品質。

憑藉充當保護者的能力，貴族被免除了人頭稅或灶台稅等直接稅賦，儘管未被免除貢金和銷售稅。不過，從比例上看，這些稅從窮人身上拿走得要比從富人身上拿走得多。其假設是，繳稅是不體面的；騎士的持劍臂要向國家提供自己的服務，正如祈禱者供養教士，並使他們也免除了灶台稅。貴族的正當理由在於“在戰爭中亮出自己的身軀和財產”，但實際上，規矩就如狂風勁吹的天空中的雲朵那樣，變化多端，流散不定。教士的稅務一旦涉及保家衛國的金錢時，也是長期而激烈的爭論主題。

課稅就像放高利貸，其根據的原則根本模糊不清，而臨時的加稅、免稅和不可能指望有確定數量的返還的安排更是讓它混亂不明。基本原則是，國王在普通環境中應當“自給自足”，但既然他自己的稅收也許不足以保家衛國或滿足其他政府目標，那麼他的臣民就可能被徵稅，以使他能夠像湯瑪斯•阿奎納明確地指出的那樣，“以共同利益來為共同利益服務”。這一責任源於更深層的原則，即“君主由上帝任命，不是為了一己之私，而是要謀求民眾的共同利益”。

天生處於貴族等級的人固執地將寶劍作為其身份的象徵，這不僅是為了免稅，而且是為了自我形象。“我們之中，沒有誰的父親曾老死家鄉，他們全都死於戰場的刀光劍影之中。”一位騎士在13世紀的《武功歌》（Chanson De Geste）中堅定地說。

馬匹是貴族的坐騎，是使他淩駕於他人之上的基座。除了英語，在其他所有語言中，騎士這個詞—法語為chevalier—都意味著騎在馬背上的勇士。眾所周知：“在一個小時的作戰中，騎於良駒之上的勇士的作為可能要多於10個乃至100個步卒的作為。”軍馬（destrier）的培養目標是“強壯、暴躁、敏捷、忠誠”，它只有在作戰時才可騎乘。在路途上，騎士騎著自己的騎用之馬（它們同樣得到了高品質的餵養，只不過氣質較為安靜），而他的侍從則在他的右手邊牽著他的軍馬—軍馬之名即由右側（dexter）而來。為了滿足軍隊服務之需，馬匹與騎士被視為不可分離的，沒有坐騎的騎士只不過是個普通人。

戰爭是騎士的頌歌。《武功歌》中的主人公加蘭•利•洛赫萊因斯（Garin li Loherains）說：“如果我的一隻腳已經邁入天堂，我也會退出來，投入戰鬥！”吟游詩人貝特朗•德博恩（Bertrand de Born）本人就是位貴族，他說得更清楚明白：

我充滿欣喜地看到：

牢固的城堡被包圍，柵欄倒塌，勢如破竹，

眾多貴族被擊倒在地，

死傷者的馬匹在漫無目的地遊蕩，

當戰鬥打響時，讓所有出身高貴的人

一心只想著砍斷頭顱，斬去臂膀，

因為死亡更勝於被征服而苟活……

我告訴你，最讓我欣喜若狂的是聽到

來自作戰雙方的“戰鬥！戰鬥！”的呐喊，

以及失去了騎手的戰馬的嘶鳴，

還有“救命！救命”的呻吟。

我喜於看到雙方的大小人物

倒在壕溝中和草地上，

看到被矛柄刺穿的死者！

上帝，請抵押您的領地、城堡、城市，

但永遠不要放棄戰爭！

但丁描繪了地獄中的貝特朗•德博恩，他將自己被砍掉的腦袋挑於身前當燈籠使。

貴族從土地所有權和稅收中得到權利，以踐行對於其領地上的所有非貴族的權威，只有教士和身為自由城鎮之公民的商人除外。大領主的權威會擴展到“高級別的正義制裁”，即生殺予奪之權，而較次要的騎士的權威則限於牢獄、鞭笞或“低級別的正義制裁”的其他懲罰。其基礎和辯護理由始終是其保護職責，這體現在領主對其貴族的誓言中，它在理論上與貴族對領主的誓言一樣必須遵守—而貴族的誓言“只有在領主遵守自己的誓言時”才必須遵守。中世紀的政治結構在理想上是種契約，它以服務和忠誠來換取保護、正義和秩序。正如農民理當提供產品和勞動力一樣，領主理當向其最高君主提供執政服務，和平時期提供諫言，戰爭時期則提供軍事服務。所有情形下的土地都是考慮因素，發出並被接受的效忠誓言是約束雙方的封印，包括國王在內。

並非所有貴族都是像庫西家族那樣的大領主。爵位最低的騎士是只擁有一座莊園和一匹駑馬的人，他享有著與擁有大塊土地的領主相同的祭儀，卻享受不到與之相同的利益。法國所有級別的貴族達20萬人，他們生活在4萬至5萬個家族中，佔據了超過1%的人口。他們的範圍頗廣，從稅收超過1萬里弗的大公國，至擁有一兩個充當屬下的騎士、收入低於500裡弗的小城堡主，再到處於階梯最底端的窮騎士。他沒有屬下，只有那些出身卑微的人才聽命於他，他唯獨的封邑是一座房屋和幾塊與農民擁有的數量相當的土地。他的收入也許是25裡弗或更少的租金，這些收入得用於供養家庭和僕人，以及他賴以為生的騎士裝備。他靠馬匹和武器為生，仰賴其君主或任何需要其服務的人過活。

無論是否獲得過騎士的腰帶和馬刺，一個侍衛天生即為貴族，但在不失去其貴族地位的情況下，常常需要法律程式來決定一位元紳士是否可以從事其他活動。例如，他是否能出售自己葡萄園中的葡萄酒？—這是個微妙的問題，因為國王會定期出售自己的葡萄酒。在1393年的一樁判決此問題的案例中，一則皇家律令語義相當模糊地聲稱：“貴族不宜充當酒店老闆。”根據另一項判決，貴族可以在失去地位的情況下獲得交易執照。眾所周知，貴族子嗣“長期像出售布匹、糧食、葡萄酒和其他一切商品的商人那樣過活，或是像生意人、皮貨商、鞋匠或裁縫那樣謀生”，但此類活動顯然會使他們失去貴族的特權。

14世紀的一位神職人員奧諾雷•博內特（Honoré Bonet）清楚地闡明了問題的根本原因，他在其《戰爭樹》（Tree of Battles）中進行了勇敢的嘗試，試圖闡明軍事活動的現有法規。他寫道，禁止從事商業活動的原因是，確保騎士“沒有理由為獲取世俗財富之欲望而放棄從武之責”。

定義越來越關注生而為貴族者這部分人，因為他們的地位已被外來者的封爵所淡化。王室發現，像授予城鎮特許權一樣，將封邑授予普通人（他們會支付可觀的金錢以換取貴族稱號）是種相當有利可圖的資金來源。被授予爵位的人都是些迎合了國王之需的有錢人，或者，他們是律師和公證員，開始時在金融和司法管理的各個方面輔助國王，漸漸地，隨著政府事務變得日益錯綜複雜，他們便形成了一群職業公務員和王室臣僚。他們被稱為“穿袍貴族”（noblesse de la robe），以區別于佩劍貴族；生而為貴族的人嘲諷他們為暴發戶，憎恨他們篡奪了他們的諫言權利，而這其實或多或少都是因不履行職責而失去的。

結果，飾有紋章的盾徽—祖先的外在標誌，代表著攜帶武器的權利，它一旦被賦予一個家族，即不能被其他家族所佩帶—逐漸成了堪稱盲目崇拜的物件。在比武大會上，必須陳列盾徽，作為出身貴族的證據；在某些比武大會上，要求陳列四塊盾徽。隨著外來者的日益滲透，虛榮心也與日俱增， 15世紀中葉的一天，一位武士騎馬入伍，身後跟著一隊手持三角旗的人馬，三角旗上列著不下32枚盾徽。

即使貴族地位已被固定為一種社會等級秩序，但有些貴族因沒有生下男性繼承人而消失，或因沒落為較低階層而消失，再加上接受封爵者的湧入，這都使得貴族班底變得流動不定。據估計，貴族家庭的消失率是一個世紀消失50％，一個王朝的平均持續時間是3到6代人，時間從100至200年不等。這種沉降過程的一個例子發生在一個名為克呂塞爾（Clusel）的家族中，它擁有一塊位於盧瓦河谷的小封邑。1276年，它為一位騎士所掌管，這位騎士顯然沒有多少資源來維持自己的武裝，淪落到像非貴族那樣，必須親手耕種田地，操作磨坊。他的3個孫子出現在地方誌中，一個依舊是侍衛，一個已變成了教區牧師，第三個則成了縣主的收租人。過了85年之後，這個家族再無成員被稱為貴族。在另一個例子中，一個名為吉夏爾•韋爾（Guichard Vert）的侍衛于1287年英年早逝，他的家族開始搖搖欲墜。吉夏爾留下了兩張床、三條毛毯、四條床單、兩張小地毯、一張桌子、三條板凳、五塊鑲板、存放在食櫥中的兩條火腿和一塊鹹腰腿肉、地窖裡的五隻空桶、一個國際象棋棋盤，一隻頭盔和一柄長矛，但沒有劍。雖然沒有現金，但他立下遺囑，以分10期的方式，從他每年約60裡弗的稅收中拿出200裡弗贈給妻子，其他的收入則用於修建一個為其靈魂祈禱的小教堂。他把衣物作為禮物遺贈給朋友和窮人，並免除了佃戶的兩年租稅，其中大部分的佃戶已經處於拖欠狀態。這樣一個家族，在實際條件上幾乎與普通人沒有什麼區別，仍會竭力保持其與貴族的聯繫，將兒子送去充當侍衛，以便他們有機會得到禮物和津貼，或是去當教士，以期利用這多種管道中的一種致富。

一位日益沒落的騎士也許會遇到一個蒸蒸日上、事業有成的農民。在購買或繼承了自由身份之後，一位興旺發達的佃戶會給自己添地加租，漸漸把體力活留給僕人去做，從領主或教會那裡獲得封邑，學著練習武藝，娶一個貪財的侍衛之女為妻，慢慢融入上層，直到他本人作為侍衛（domicellus）被記錄在案。為領主服務的管家有更大的機會令自己致富，而假如他還使自己成為領主的左膀右臂的話，便時常會得到報償，獲得一塊擁有僕從和租金的封邑，也許還會得到一座經過加強的莊園。他開始穿得像個貴族，佩帶寶劍，養獵狗和獵鷹，背負著長矛和盾牌的戰馬。讓家世顯赫的貴族們最為憎恨的就是，暴發戶們模仿他們的衣著和舉止，從而模糊了社會內在秩序的界限。衣著光鮮富麗被認為是貴族的特權，他們理當通過禁止他人穿著的衣物來表明身份。為了將此原則確立為法律，阻止“各色人等那令人無法容忍的、過度奢華的服裝威脅到他們的等級和地位”，禁奢令（sumptuary laws）頻頻發出，試圖將人們可穿的衣服和可花的錢數固定下來。

經過傳令者在地方法院和公眾集會上的大聲宣告，每個階層和收入水準的人的衣物質地、顏色、所綴皮毛、裝飾品和珠寶的精確分級被確立下來。布爾喬亞大概被禁止擁有馬車或穿白鼬毛皮，農民只能穿黑、褐兩種顏色的服裝。佛羅倫斯允許醫生和行政官享有貴族的特權，可穿著錦緞，但不允許商人之妻穿著色彩繁複、有條紋或有方格圖案的長袍、錦緞、有花紋的天鵝絨，以及鑲有金銀的紡織品。在法國，收入在6000裡弗以上的區域領主及其夫人可以每年定制4套服裝；收入在3000裡弗的騎士和方旗武士每年可定制3套服裝，其中一套為夏裝。男孩一年只能擁有一套衣服，不是一座城堡的女城主（châtelaine）或收入少於2000裡弗的少女（demoiselle）每年不得擁有一套以上的服裝。在英國，根據1363年的法律，身價1000英鎊的商人有資格享用身價500英鎊的騎士的飲食和衣著，身價200英鎊的商人的飲食衣著等同於身價100英鎊的騎士。在這個例子中，翻倍的財富等同于貴族性。人們還致力於規定吃飯時可擺放多少菜肴、嫁妝中可積攢什麼樣的外套和亞麻布製品、婚宴上可以有多少名吟游歌手。在熱衷於固定和穩定身份的潮流中，妓女被要求穿條紋服裝，或是裡朝外的外衣。

僕人仿效其上司穿長而尖的鞋子和袖子懸垂下來的服裝是被嚴格禁止的，這一方面是因為他們的袖子會在服侍用餐時落入肉汁中，他們綴有毛皮的褶邊會在泥地裡拖拽，但更是因為他們的裝腔作勢。英國編年史學家亨利•奈頓（Henry Knighton）寫道：“在老百姓中，人們是如此引以為傲地在服裝和飾物方面相互攀比，以致少有可能將窮人與富人、僕人與主人、牧師與其他人區別開來。”

普通人的金錢開銷使貴族感到痛苦，不只是因為他們看到它給商人階層帶來的利益要大於給他們本人帶來的利益。教士認為，這種開銷耗盡了教會的金錢，於是在道德層面上對之加以譴責，說奢侈浪費本身便是邪惡的，有損于美德。總的來說，禁奢令受到青睞，因為它是種控制奢靡和促進節儉的手段。據信，如果人們能夠學會節約錢財，那麼國王就可在需要的時候獲得錢財。經濟思維還不接受消費是刺激經濟的手段這種理念。

事實證明，禁奢令是無法強制實行的；像之後一個世紀的飲酒那樣，裝扮的權利與禁令形成對抗之勢。當佛羅倫斯的官員在街道上追著婦女檢查其禮服、進入房間搜查其衣櫥時，他們的發現往往是驚人的：繡葡萄葉和紅葡萄的白色大理石花紋的絲綢布料，淡黃底子上繡紅白玫瑰的外衣，還有一件外衣是“藍色面料製成，上面遍佈著白色的百合花、白色和紅色的星星、羅盤以及白色和黃色的條紋，以紅色條紋布做裡子”，就仿佛衣服的主人在試著看挑釁可以達到何種程度。

對於擁有多塊封邑和城堡的大領主來說，身份不是問題。他們飾以黃金浮雕的外套和以貂皮為襯的天鵝絨斗篷，他們繡著家族飾章、詩句或心愛女子的首字母的色彩斑斕的開衩束腰外套，他們襯著彩色襯裡的懸垂的扇形衣袖，他們來自科多瓦（Cordova）的紅色尖頭長皮鞋，他們的戒指、羚羊皮手套以及懸著鈴鐺和小飾物的腰帶，他們數不勝數的帽子—蓬鬆的蘇格蘭寬頂羊毛圓帽、皮制便帽、風帽和帽檐、鮮花製成的花冠、盤卷的包頭巾、各式各樣的頭飾：蓬鬆的、打褶的、扇形的，或被卷成一條帶長尾的口袋、被稱為帽上長尾的—這些都是無法模仿的。

剛進入14世紀時，法國處於至高無上的地位。它 在騎士精神、學問知識和基督徒熱忱奉獻方面的優越性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而作為傳統上的教會翹楚，它的君主符合“最虔誠的基督徒國王”之模式。它王國中的子民認為自己是蒙受神恩的選民，在地球上，上帝通過他們來發佈自己的諭旨。有關第一次十字軍東征的經典法文解說被定名為Gesta Dei per Francos（《由法國人完成的上帝的偉績》）。神恩在1297年得到確認，當時，法國兩次發起十字軍東征的國王路易九世，在其死去近25年之後，被宣佈為聖徒。

12世紀的吉拉爾德斯•坎布倫西斯（Giraldus Cambrensis）注意到，“法國騎士的聲譽統治了世界”。在法國這塊土地上，“騎士精神得到了良好貫徹”，粗魯的德國貴族前來學習禮貌舉止，在法國君主的宮廷中品評體驗；來自全歐洲的騎士和君主聚集在皇宮中，陶醉於馬上長矛比武、眾多的節日以及多情的殷勤求愛。按照更偏愛法國宮廷而非自身宮廷的盲眼國王波希米亞的約翰（John of Bohemia）的說法，在法國宮廷的居住生活，提供了“世上最具騎士風度的旅居經歷”。正如西班牙著名騎士唐佩羅•尼諾（Don Pero Niño）所描述的，法國人“是慷慨大度的禮物饋贈者”。他們知道如何體面地款待陌生人，他們讚揚公平的行為，他們說話彬彬有禮，言談可親，“興高采烈，他們投身於歡樂之中，並尋求歡樂。他們非常多情，男人和女人都是如此，並且以此為傲”。

由於羅馬的入侵和十字軍東征，法語被位於英格蘭、佛蘭德斯以及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王國的貴族階層說成是第二母語。它被佛蘭德斯富豪，被耶路撒冷王國殘餘部分的法庭，被其他國家的學者和詩人用作專業用語。馬可•波羅用法語口述其《遊記》（Travels），聖方濟各吟唱法語歌曲，外國的吟游詩人模仿法語的《武功歌》來編造自己的冒險故事。當一位威尼斯學者將自己城市的拉丁語編年史翻譯成法語而非義大利語時，他解釋說，他選擇的根據是，“法國語言目前通行於全世界，聽起來和讀上去比任何其他語言都要更加令人愉快”。

哥特式大教堂這種建築被稱為“法式風格”；一位法國建築師受邀設計倫敦橋；威尼斯從法國進口身著最新服裝的玩偶，為的是能跟得上法國時尚的腳步；雕刻精美的法國象牙製品便於攜帶，滲透至了基督教世界的邊界線。尤其是，巴黎大學提升了法國首都之名，在教員的聲譽及神學和哲學的研究聲望等方面都勝過了其他所有的大學，儘管這些研究在遵守傳統學風的經院哲學（Scholasticism）中已步步僵化。巴黎大學的教員人數在14世紀初葉已達500多人，從世界各國被吸引而來的學生數不勝數。它像一塊磁石般吸引了最偉大的思想：義大利的湯瑪斯•阿奎納於13世紀在那裡授課，就像他自己的老師、德國的大阿爾伯圖斯（Albertus Magnus）和他的哲學對手、蘇格蘭的鄧斯•司各脫（Duns Scotus）那樣，而在下個世紀，兩位偉大的政治思想家—帕多瓦的馬西略（Marsilius of Padua）和英格蘭聖方濟各會士奧卡姆的威廉（William of Ockham），也在此任教。憑藉著大學的美名，巴黎成了“歐洲的雅典”。有人說，智慧女神在離開希臘和羅馬之後，將巴黎變成了自己的家園。

巴黎大學從1200年起就擁有的特權許可是其最大的驕傲。由於不受民法約束，大學在論及基督教權威時同樣桀驁不遜，總是與主教和教皇發生衝突。“你們這些坐在自己桌邊的巴黎大師們似乎覺得，世界應當由你們的論證來統治。”羅馬教皇的使節、不久後成為教皇卜尼法斯八世（Boniface VIII）的本尼迪克特•卡埃塔尼（Benedict Caetani）大光其火地說。他提醒他們：“世界被委託給了我們，而不是你們。”未被此言說服的大學認為自己在神學方面像教皇一樣具有權威，儘管它承認，基督的教區牧師與它自身地位相當，是“世界的兩道光”。

在這個西方世界的樂土之上，庫西家族在1335年的遺產一如它在古時候那樣豐厚。在艾萊特河（Ailette）的澆灌之下，庫西的土地被稱作黃金穀（vallée d’or），因為它樹木茂盛，葡萄園遍地，莊稼茁壯，河流中的魚類豐富。聖戈班的巨大森林覆蓋了超過7000英畝的土地，長滿了原始的橡樹和山毛櫸、白蠟樹和白樺樹、柳樹、赤楊樹和搖曳顫動的白楊樹、野櫻桃樹和松樹。鹿、狼、野豬、蒼鷺和各種各樣的其他鳥類以此為家，因而它是獵人的天堂。憑藉賦稅、地租和日益轉化為金錢的五花八門的封建會費，憑藉過橋費和因使用領主的磨粉機、酒榨機、麵包爐所繳納的費用，庫西這種規模的莊園每年的稅收在5000裡弗至6000裡弗之間。

自庫迪西亞卡姆的樹幹時期起就形成的封邑裡的一切，都以位於城堡大門前的大獅子石壇（家臣們就是從那扇大門走進來呈獻租金和效命之意的）作為象徵。石壇位於三頭俯臥的獅子之上，三頭獅子中，一頭在狼吞虎嚥地吞吃一個小孩，一頭在吞吃一隻狗，位於它們之間的第三頭獅子則默然不動。在上方端坐著第四頭獅子，它氣勢強大，雕刻家所能激起的全部威嚴莊重即是如此。諾讓修道院院長或他的代理人一年3次—復活節、五旬節、耶誕節—前來表達對這塊最初由奧布裡•德庫西撥給僧侶的土地的尊敬之情。該典禮的儀式像蘭斯的任何一次王室加冕儀式一樣細緻複雜和深奧難懂。

院長代表騎在一匹棗紅馬上（或者，依照某些說法，是騎在一匹金毛銀鬃馬上），馬尾和馬耳修剪得十分齊整，配著耕地用馬的馬具。院長代表攜帶著一根皮鞭、一袋麥種和一隻裝著120只炸肉餅的籃子。這些都是用裸麥面製成的新月形的油酥糕點，裡面的餡料是用油烹製過的小牛肉肉餡。一隻狗緊隨其後，它的耳朵和尾巴也經過修剪，脖子上系著只炸肉餅。代理人在通往庭院的入口處圍著一個石十字架繞行3圈，每繞行一次，都會甩響皮鞭，然後下馬，跪在獅壇邊，如果及至此時，裝備和表演的每個細節都正確無誤的話，他就可以繼續進行儀式。隨後，他登上獅壇，親吻上面的獅子，放下炸肉餅，外加12條麵包和3份葡萄酒，以示自己的效忠之意。庫西之主會拿走1/3的供品，將其餘的分給聚集在一起的管家和城鎮長官，並在效忠檔上加蓋封印，封印呈現的是一位戴著主教冠、長著山羊腳的修道院院長。

異教徒，野蠻人，封建制，基督徒，從裹著屍布的過去中積聚下來，這便是中世紀社會—以及構成西方人的多個層面的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