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文化記憶場（簡體書）

無論是在西方還是東方，“記憶”在現今都是一個名副其實的熱門話題，甚至可以說，它已經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的一個標志性現象。在記憶的熱潮中，各種研討會和論壇如火如荼，不僅冠以“集體記憶”或者“文化記憶”的記憶研究日益發展成為一門顯學，而且催發了諸多跨學科、跨文化的應用型研究成果的產生，其中有影響的是法國歷史學家皮埃爾·諾拉（Pierre Nora）撰寫的《記憶的場所》（1984-1992）。該書總共收入了130個代表某個“紀念場”的詞條，並用散文形式對每一個詞條作了闡釋。諾拉的《記憶的場所》的出版在西方一度引發了強烈的連鎖反應。繼他的七卷本《紀念場所》之后，在西班牙、荷蘭、意大利、以色列、俄羅斯先后都出版了類似的著作，2001年，由艾蒂安·弗朗索瓦（Etienne Frangios）和哈根·舒爾茨（Hagen Schulze）主編的三卷本的《德國記憶場》（Deutsche Erinnerung-sorte）在德國問世。書中總共列出121個對于德意志民族具有典型意義的“記憶場”。稍作梳理，就會發現，該書延續了諾拉的《記憶的場所》中遴選“記憶場”的思路，其中有歷史事件諸如時任德國總理的勃蘭特1970年12月7日在華沙英雄紀念碑前的“下跪”舉動，有歷史人物“俾斯麥”“羅莎·盧森堡”，有建筑物如“勃蘭登堡門”、法蘭克福“保爾教堂”，還有文學作品中的人物如“垃圾教授”以及主題概念如“責任”等。 那么，什麼是諾拉所說的“記憶的場所”呢？ 諾拉這樣定義道：“記憶場首先是殘余物，是外部的形式，在這種形式的包裹下，一種銘記的意識存活在歷史中，歷史在召喚著它，因為歷史不認識它。”諾拉這里所指的，應該是所有一切能夠喚起法國民族記憶意象的位點，其中包括“檔案以及如藍白紅的國旗、圖書館、字典、博物館，還有諸如紀念慶典、節日、萬神廟、凱旋門、拉魯斯字典以及巴黎公社社員墻”等。

尼伯龍根之歌
勃蘭登堡門
魏瑪
紀念碑
容克
圣誕節
羅蕾萊
歌德
席勒
洪堡兄弟
卡斯帕·大衛·弗里德里希
海因里希·海涅
臺奧多爾·馮塔納
尼采
里夏德·瓦格納
曼氏家族
腓特烈大帝
格林童話
華沙之跪
包豪斯
杜登
安定與秩序
知識就是權力
編后記

《德國文化記憶場》： 1938年11月10日清晨，黨衛隊隊員點燃了位于希爾德斯海姆（Hildesheim）拉普山（Lappenberg）上的猶太教堂。消防隊員僅撲滅了可能蔓延到周圍民房的火，卻沒有拯救教堂。當夜，黨衛隊和先鋒隊隊員打破了希爾德斯海姆市中心的猶太人商店的玻璃櫥窗，逮捕了約七十名猶太人。被捕者中的部分人在兩天之后被遣送至布痕瓦爾德集中營。 1940年7月，當地報紙以“拉普山又恢復了秩序”為題進行了報道：“目前拉普山上的火災地在眾多力量的幫助下被完全清理干凈。瓦礫和石塊被運走，以用于未來的道路建設工作。……周圍的居民希望通過綠化場地或鋪設路面來加固被清理的場地，以防塵土擴散。” 五年之后，幾乎整個希爾德斯海姆市中心成了廢墟。之后沒有如周圍居民曾希望的那樣在拉普山上建綠化地，而是于1948年在山上清理出來的空地邊緣樹立起了一座紀念碑。第一塊由官方籌資的紀念碑在1947年3月被希爾德斯海姆市議會一致通過建造。會議記錄表明，議員漢奈（Hanne）關于在集會街道建立紀念場所的提案以一票之差被否決了。盡管最后用于紀念碑建造的支出比最初準備提供的3600帝國馬克超出了兩倍多，由希爾德斯海姆規劃局所制訂的草案之后還是部分得以實施。規劃局設計的是在石質三角碑中嵌入兩米高的紀念碑，其底邊長20米，側邊長為32米；1948年落成的紀念碑更小一些，而且並非一個更大的設施的一部分。由議會委員會選擇的碑文是由三種語言標明的。德語碑文是：“這里曾經矗立著1938年11月9日被罪惡之手所毀滅的猶太教堂。” 社會民主黨議員路易斯·漢奈（LouisHanne）很可能投了反對公眾集會的票，因為她擔心投票失敗，而且她自己（或者希爾德斯海姆全體居民）不想在英國占領當局面前丟臉。事實上，希爾德斯海姆居民對紀念碑也不感冒。據一則報道稱，1948年2月22日的揭幕是在“所有教會、黨派和工會的熱情參加下，但幾乎沒有希爾德斯海姆居民出席”的情況下舉行的。演講的大多是猶太組織的代表，出席的則是北德七個重建的猶太團體的代表們。 戰后最初幾年中，人們建造了大量能使人回憶起納粹統治時期所犯罪行及其罪行犧牲者的紀念碑。曾經的政治犯和猶太人幸存者起到了決定性作用，他們參與紀念碑的建造，並總在揭幕式中占主導地位。希爾德斯海姆紀念碑以其不引人矚目的特性符合一般情況，其對犯罪的模糊所指以及在描述罪行時被動語態的使用同樣具有典型性。 下面一共介紹11個紀念碑項目，其中兩個至今尚未實現。紀念碑的概念在這里一方面是廣義上的，指的是短暫或永久的紀念標志——從紀念地、紀念碑到命名儀式和紀念牌，另一方面也是狹義上的，特指戰后最初幾年的紀念碑，也就是說：這里介紹的紀念碑僅與納粹歷史有關。 這11個項目對德國紀念碑並不具有（上述意義的）代表性。本文所講述的故事除個例外均發生在“老”聯邦州，從中得出的結論顯然不適用于民主德國。西德四個場所——希爾德斯海姆、漢堡、威斯巴登和策勒的選擇則是任意的。類似的事件也發生在弗倫斯堡和弗萊堡、慕尼黑和明登、卡塞爾和科布倫茨、亞琛和阿倫。 這樣的事件均具有唯一性，發生在當地特定情況下。雖然它們似乎均有一個（聯邦）德國的基本模式，它也是特定關聯的產物。就這點而言，紀念碑及其影響不會越過地區界限，有別于那些有著跨區域甚至民族意義的建筑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