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伊家書（簡體書）

一直以來，人們總是認為，佛洛德長年沉醉在心理學研究中，很少有時間像常人一樣關心家庭和子女。其實，佛洛德是一位非常有責任心的父親、祖父。每當子女們需要的時候，總是能得到他的幫助。他通過書信的方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給予子女們許多建議，不僅讓他們渡過難關，而且維繫了家庭的團結。本書首次將佛洛德給子女們和孫兒們的500多封書信結集出版，向世人展現了一位關心子女的父親和祖父的形象。

西格蒙德·佛洛德（Sigmund Freud，1856年5月6日—1939年9月23日），奧地利精神病醫師、心理學家、精神分析學派創始人。

米夏埃爾•施羅特(Herausgegeben von Michael Schröter)，是德國著名研究佛洛德的學者、社會學博士，編有多種研究佛洛德的書籍。自1990年以來主要從事心理分析學歷史的研究。2004年至今，擔任 研究心理分析歷史學術雜誌《Luzifeu-Amor》的主編。

前 言

一位父親寫信給他的孩子們。當他們在別處度假或療養，抑或父親本人由於身體原因遠行在外時，他都會寫信給孩子們。寫給前線從軍的兒子，寫給遠嫁異國的女兒，寫給移居海外的兒子，因為他們在那裏會比家鄉有更好的工作機會。女兒死後，他寫信給辛勞養育兩個外孫的女婿，還寫信給兒媳，為的是感謝那些全家福照片。他會向孩子們求得幫助，也會給外孫們在生日問候時附寄錢款過去。與他們相約見面，給處於經濟和醫療困境中的他們以建議，他還把家庭的近況告知兒女們，也希望獲悉他們的一切消息。可這又有什麼特別的呢？我們為什麼要讀這些信件呢？信中所述皆為平凡瑣事，就因為它們並非出自常人之手，而是出自精神分析學的創始人佛洛德嗎？

傳記背景

這裏展示的第一封信件是佛洛德在其年過五旬，也就是大概1907年時寫下的。當時他與瑪莎，娘家姓貝爾奈斯，已成婚20多年。在這樁婚姻中，一個是東猶太維也納移民勤奮上進的兒子，一個是漢堡地位顯赫的猶太家庭的女兒，只是後來瑪莎父親的一段監禁致使這場婚姻一度出現波折。創業初期的艱難歲月，以及他的神經醫學診所在19世紀90年代後所經歷的危難，也就是他專注于全新的、不太體面且耗費巨大的精神分析研究的時段，他都挺過去了。自1891年9月起，他就一直生活在柏格街19號2樓的一套住房裏，直到1938年流亡國外。他獲得了教授頭銜，正逐漸成為知名國際學術權威，並從富有的私人患者那裏得到不菲的專家酬金。如一名旁觀者所言，佛洛德家中總是刻意營造一種城市顯貴的氛圍。佛洛德不斷提升的富裕程度尤其表現在可以連休超過兩個月之久的暑假，這在當時家境良好的維也納市民中是常見的現象；還表現在他經常入住環境優美的度假勝地，特別是直到1918年尚屬奧地利的南蒂羅爾州。除了休息，他還利用假期從事寫作，定期進行長達數周的單獨旅行，不與家人一起，如去過羅馬、西西里島或雅典。

佛洛德需要大筆資金，因為他要養活很多人。光是自己家就有6個孩子，他們是1887—1895年依次出生的馬蒂爾德、馬丁、奧利弗、恩斯特、索菲和安娜。還有他的妻妹米娜·貝爾奈斯，這個妻妹從1896年就和他們一起生活在柏格街，在孩子們的生命中絲毫不遜于母親的偉大的小姨。此外還有一個女廚、女傭，孩子年幼時請的保姆，以及上中學之前教授孩子們大部分課程的家教也都在家庭開支之列。這還不算全部，佛洛德還必須資助自己的母親以及一直在身邊照顧母親的未出嫁的妹妹阿多爾菲（“多爾菲”）。此外，他後來至少還要幫助兩個妹妹，她們分別是1900年和1906年雙雙成為寡婦的保利娜（“保利”）和羅莎。在扶養母親和妹妹這件事上，他的弟弟亞歷山大（在家中被親切地喚作“叔叔”）也承擔了一半的費用，因為他是運輸行業一位成功的專家。

在這期間不僅佛洛德的診所門庭若市，而且他關於無意識以及性之於神經及人的發育的重大意義的學說也越來越得到學界的認可抑或否定。《歇斯底里症研究》（1895年，與約瑟夫·布洛伊爾合著）發表以後，佛洛德在很大程度上生活在學術隔絕之中，只是與柏林醫生威廉·弗裏斯的親密友情才緩解了這種孤立。在接下來的10年裏，他完成了一系列作品，主要有《夢的解析》（1900年），《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學》（1901年）以及《性學三論》（1905年），所有這些精神分析的基礎創作，起初在專業領域幾乎沒有引起什麼反響。在維也納從1902年起，開始跟隨他的學生小組到1905年也只有12個人。然而，當蘇黎世歐根·布洛伊爾教學型醫院的精神病科醫生們（除院長本人外主要還有榮格）紛紛與他取得聯繫並公開表明成為他的追隨者的時候，情況在1905/1906年時出現了巨大的轉折。從蘇黎世開始，精神分析被引入了當時的精神病學討論之中，學生們把佛洛德的著作從蘇黎世傳播到其他國家—德國、匈牙利、荷蘭、英國和美國。與蘇黎世學者一起，第一本精神分析雜誌創辦起來了，第一屆國際研討大會召開，並最終于1910年成立了以國內和當地研究會為主要成員的國際精神分析協會（IPV）。

正如人們在接下來的信件中所能看到的那樣，佛洛德的子女們也都不同程度地參與到他的職業生涯和由他創立的蓬勃思潮中。最起碼他們會認識一些他的病患，馬蒂爾德甚至幻想過，會跟這個或那個結婚。他們還見過到自己家中做客的蘇黎世的追隨者們，並閱讀父親最流行的文章。馬蒂爾德17歲時就瞭解爸爸治療程式的獨特之處。馬丁作為小男孩時就試圖能沾上爸爸的光，以至於他每次自我介紹時都會這樣說：“馬丁·佛洛德，西格蒙德·佛洛德的長子。”儘管如此，3個兒子卻都選擇了與父親的工作領域相去甚遠的專業。馬丁成了律師，奧利弗成了工程師，恩斯特成了建築師。馬丁·佛洛德在晚年時曾這樣回憶：“沒有一個兒子遂了父親的心願跟隨他的足跡。對女兒（安娜）他又攔都攔不住。”安娜是唯一一個進行過職業培訓並有正式工作的女兒（最開始時是一個公立學校的教師）。她的兩個姐姐都把婚姻當作生活的目標，並分別於1909年22歲時和1913年20歲時成婚，她們的丈夫都是猶太生意人，一個是維也納商人，一個是漢堡攝影師。

就在一切都蒸蒸日上的時候，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了。佛洛德學派的科研工作幾近停滯。只因戰爭最初幾年佛洛德因診所極度蕭條而有足夠的時間寫作並將論文發表在自己的刊物上，精神分析雜誌才得以存活下來。他的兒子們（像他的女婿，也就是索菲的丈夫馬克思·哈爾伯施塔特一樣）都理所應當地參軍了。馬丁甚至對徵召入伍表現積極，毫無顧慮。只有他在前線參加了大部分戰爭，其他兩個才能或早或晚地逃過這個命運。所有人都活了下來並且毫髮無傷。但是1920年初，佛洛德家還是為戰爭付出了代價，索菲由於戰時惡劣的生活供給，導致身體衰弱而在漢堡死於流感，她留下兩個孩子，一個1歲，一個不到6歲。

戰爭結束後，精神分析運動又馬上重新步入正軌。1900年在海牙舉行了一次國際代表大會，1922年在柏林又舉辦了下一屆。在他最親密的學生組成的委員會的幫助下，佛洛德在後方操控著國際精神分析協會的事務運行。在來自匈牙利（安東）和德國（馬克斯）的經費贊助下他成立並經營了一個自己的精神分析研究出版社。在柏林誕生了一個精神分析門診部，它是佛洛德學派首個教學機構的萌芽。通過給外國人工作，佛洛德自身逃過了戰後最艱難的時期，英國人、瑞士人、美國人，一開始也包括德國人都使用外匯向他支付。隨著精神分析在“一戰”後的大量運用及其在國際範圍內的推廣，佛洛德在實踐中將工作重心由治療分析轉向教學法分析。他於戰後幾年撰寫的論文再次帶來了理論上的重大修正和補充，特別是通過新的理論構想，即“本我”“自我”與“超我”的心理漸進，1923年“自我”和“本我”研究達到頂峰。

對於他的兒子們來講，步入職業生涯恰逢戰爭時期，當時奧地利和德國的經濟危機又使工作格外艱難。拿到法學博士學位的馬丁從事了銀行業，奧利弗為了找到對口的工程師工作也是費盡心力。只有恩斯特相對較快地穩定下來成了建築師。截至1923年春天，3個兒子都已成婚，馬丁在維也納，恩斯特和奧利弗在柏林，他們是因為柏林的經濟形勢看上去不像維也納那麼無望才遷過去的。佛洛德很高興他們離開了奧地利。他們的妻子都出身大富大貴（馬丁和恩斯特）或家境很好（奧利弗）的猶太家庭。她們都很快為佛洛德家族生子添丁。其中兩樁婚姻看上去非常幸福，只有馬丁跟妻子鬧得越來越厲害。在恩斯特身上可以明顯看出，他在事業上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父親在國際精神分析研究領域所結成的人脈網，就連作為佛洛德正式攝影師的女婿馬克斯也因其日益卓著的聲望受益頗豐。

正當20世紀20年代佛洛德學派作為科學、培訓和治療實踐的基地不斷取得成就時，1923那一年卻給佛洛德本人帶來了一個痛心疾首的轉折：作為一個煙癮很重的吸煙者，佛洛德患上了癌症。齶、上頜骨、下頜骨被局部切除並需植入假體。從此之後，佛洛德在飲、食、聽、說上都一直存在障礙。總是努力改善假肢不盡如人意的功能，這幾乎成了他生活的全部。為此，他於1928—1930年4次去柏林拜訪專家。同樣令人揪心的是接二連三的後續手術，特別是1931年原發癌表現出復發症狀後。這樣一來，他不得不將先前的接診時間縮減至原來的三分之二左右（每天5—6小時而不再是8—9小時）。他的寫作數量也在減少，題目也轉移到哲學—文化理論問題上（《文明及其不滿》，1929年）。

儘管工作上的限制，但佛洛德依然很富有，以至於他1924—1937年間每次暑假（3—6月）都會在維也納附近或近郊租住一棟舒適的別墅。出於身體原因，他現在也必須放棄去別處旅行度假了。20世紀30年代初經濟危機期間，他還有能力給予處於困頓中的馬丁、奧利弗以及他的兩個女婿以經濟上的援助。1932年初，他花費鉅資挽救精神分析研究出版社免於破產。他做這一切是有意要保護他的長子不致失業，因為馬丁1932年成為出版社社長，1922年起安娜迅速成長為分析學家和國際精神分析協會的領導人物，馬丁也因此成為繼安娜之後佛洛德子女中最出色的精神分析專家。在從未有過出版資歷的馬丁身上可以清楚地看出，佛洛德是怎樣以家族企業的方式來經營自己的事業的，尤其是當他的事業牽涉越來越多的資源時。

1933年在德國，1938年在奧地利，納粹奪權的巨大災難也同樣給精神分析研究以及佛洛德自身和他的家庭造成了災難性的後果。佛洛德學派在柏林和維也納的兩個最重要的中心，在猶太成員逃亡後名存實亡或不復存在。佛洛德定居在柏林的兩個兒子，奧利弗和恩斯特於1933年舉家遷往法國和英國。他自己在德國吞併奧地利之後與妻子、妻妹以及其他3個孩子流亡倫敦。他的4個妹妹留在了維也納，1942年死於納粹集中營。1939年“二戰”爆發後不久，這個身患癌症的老人終於得償所願，安樂死與世長辭。

佛洛德寫給孩子們的信

本書收錄的佛洛德寫給5個子女（從馬蒂爾德到索菲）的信件，主要是1907年至1918年的（由於特殊原因寫給奧利弗的是從1924年開始的）。當時他的孩子們最小的19歲，最大的26歲，雖尚未完全成人，但各個不甘落後，都準備離家闖蕩，有的已經離開。對於女兒來講，這一步無疑是結婚嫁人，兒子們也在不久後成家立業。下面這些信（如果忽略對孫子的問候）就是佛洛德寫給獨立生活的成年子女的。

整體上看，這些信件會給讀者這樣一個統一的印象，那就是與3個從維也納遷居到漢堡或柏林的孩子交流頻繁不斷，反差巨大的是與在家鄉的兩個孩子只是偶爾聯繫。同時，佛洛德寫給年長些孩子的（以及他們的伴侶）信也與給年幼女兒的信有所不同。安娜一直單身，從未離開父母，這裏收錄寫給她的信是在她尚未15歲時開始的，而且那時她就已經會寫回信，這在兄弟姐妹中是少有的。在她身上體現出家庭和科研工作的融合，她在一段過渡期後，繼承了父親的職業。因此西格蒙德與安娜·佛洛德之間的通信出於專業上的特殊意義單獨出版發表。本書五個系列信件的特殊之處在於，顯示出了佛洛德單純作為一個父親的一面，信中沒有太多的寒暄、客套，也不摻雜工作上的話題。

接下來要闡明的一些方面，也是從這個意義上來劃分的。對每個孩子及其生活、職業、性格特點，以及佛洛德與他們的關係的說明，都會在每組信件之前做個概述。

這些書信中所反映出的家庭生活關系，不僅體現在大量丟失了的孩子們的回信中，還體現在孩子們與母親（或小姨）的通信中。因為佛洛德也讀孩子們寫給瑪莎的信，以獲悉他們的消息。當他由於孩子們長期不來信而抱怨時，就會用第一人稱複數，有時代替他們的母親來寫回信。總之，維持與離家在外的孩子們的家庭關係是父母兩個人的任務。從恩斯特和盧齊厄寫給瑪莎的大量信件中，人們甚至可以看出瑪莎比她的丈夫更加頻繁和細緻地給孩子們寫信。因為佛洛德的家長制觀念，這一點也不奇怪。在恩斯特家，真正的寫信者其實也是盧齊厄。更讓人驚奇的是，佛洛德儘管工作繁忙，卻以頻繁的程度參與到通信交流當中去。人們可以看出，持之以恆地在生活中維持家庭聯繫網是佛洛德多麼重要的需求，《我們同舟共濟》是他在納粹災難爆發前一年，寫給身在漢堡的女婿的。很明顯，除了工作和科研，家庭對他來講是具有最高價值的。在與孩子們的通信中表達了猶太的，也許更應該說成是市民的關係文化。佛洛德也在根據這一模式推動著精神分析的擴展。

不過，一般家信的內容無外乎談論家裏的新鮮事，增強好感以及很多其他瑣碎的內容，這些司空見慣，私密和陌生人不感興趣的平淡無奇的內容在佛洛德的家書中也不例外。因此，在這本書中孩子們的回信很少保存下來，而只是呈現了部分內容、經典事例和片斷等。不算瑪莎和米娜，只有像佛洛德這樣一個尤其專注、風格鮮明的人物性格才會在日常的通信中給人以鮮明的印象，這一印象能夠吸引讀者。刨除我們對他所有生活表達中的靈魂的讚賞，佛洛德生活方式中特有的質量，也是值得我們去品讀他的私人信件這個問題的答案的一部分。一系列的主題會在接下來的信件中出現，比如約會見面，尋求幫助，贈送禮物或感謝授贈等。所有這些，除了狹義的交流，都是維繫家庭關係的紐帶。此外，還有兩個方面是佛洛德經常強調的，這也可以被看作是他身為父親的權威，其中之一就是健康問題，但這與佛洛德在生活方面更多的是一位父權的家長還是更多地作為一名醫生來說是無關緊要的。比如，1920年，他堅決認為早婚的恩斯特必須在瑞士通過數月的靜養來戰勝肺炎，他便動用了所有父親的權威來說服兒子，使其不得不從。

履行父親職責的另一個重要方面就是金錢。佛洛德在孩子們長大和自立後還一再對他們進行經濟上的幫助。馬丁的同學漢斯·蘭佩爾，從1901年起便經常去佛洛德家串門兒。他注意到，佛洛德“有一種非常重的猶太家庭觀念。他們不會對家庭棄之不顧，會照顧家庭，在經濟上供養家庭。這種觀念有多少是猶太人特有的，有多少是普通市民具有的，讓人難以判斷。佛洛德自身也認為照顧孩子的責任感，是一名猶太父親對於生活何等急迫的需要”。出於這種需求，他同樣也幫助過兒子和女婿，在他們失業或療養的花費超出所及之時。帶著體貼的敏感他經常虛構出新的說辭，來減少孩子們潛在的尋求幫助時的難為情。但是也通過他的慷慨使孩子們—或者他們中的一些，比如，尤其是馬丁，對他保持一種依賴。不過在他的最後一篇遺囑中，他只想到了夫人，作品未來的稿費留給了他的孫子。

金錢在與兒子（和女婿）們的交往中起著主要作用，這與佛洛德的傳統家長制觀念是相一致的。工作和賺錢是男人的事，女人只是夫人、母親和主婦的角色。出於這種觀念，他在給孩子們的信中還有另一個方面，主要涉及女兒：配偶的選擇和婚姻問題。對兒子來說可讓他們自己尋找合適的妻子，但對女兒，佛洛德十分重視她們對伴侶的選擇，人選必須得到他的同意。選擇的物件應該有能力供養家庭，沒有遺傳病，而且應該是猶太人。與此同時，他也反對猶太的（或市民的）包辦婚姻傳統，他支援現代婚姻規則，年輕女孩可以自行決定，根據個人喜好結婚。家長制的責任感與尊重女兒自主權之間的平衡他把握得很有分寸。

馬丁·佛洛德寫過一本關於父親的回憶錄。其中，他強調，佛洛德雖然關注孩子們，但他除了假期卻不能在平日裏陪伴他們。漢斯·蘭佩爾說：“這是出於他充滿神秘感的嚴肅，他人無法打破，像別的父親那樣跟孩子一起玩，他做不到。”不利的一面是，正如馬丁所講的那樣，在家裏佛洛德有一個明確的原則，在緊急情況下孩子可以向父親求助，並完全有權得到他的關注和幫助。“當我們真的需要他時，他會像奧林匹斯山那樣高大，來援救我們，用語言和行動。”這種從家庭共同生活衍生出的模式，就像下面的信件中所展示的那樣，在父親與長大的孩子們的交往中延續著。人們會看到，不僅是眼前的物質困難，而且還有心靈上的危機，佛洛德都會竭盡全力去幫助孩子。—比如索菲，由於第三次意外懷孕而傷腦筋，或者她的丈夫，在戰爭前線患上了神經官能症。這些解決危機的信件，還有些比日常交流更突出的東西，構成了這本書的亮點。這尤其表現了佛洛德令人印象深刻的、持之以恆的追求，那就是支持他的孩子，危機時使他們振作，使他們穩固在家庭團結之中。

佛洛德這種嚴肅是正直品德的一部分，它是與理智的典範結合在一起的，他面對孩子們如此，正如在精神分析理論和自身生活實踐中堅持的那樣，對待衰老和疾病亦是如此。在這種道德意義上，他要求孩子們坦誠，自身也與他們敞開心扉交談。正如馬丁所講的那樣：佛洛德有一種方法能看透對方，讓對方無法對其說謊。但在孩子面前，坦誠的原則在他看來並非折磨，而是一種尊重的表達，孩子們會在父親面前感到膽怯，但他們同時也知道父親並沒有要求他們臣服，而只想讓他們接受。他明確地說出自己的觀點，也不反對他們不接受，如果他們有理由可以不聽從他的話。當馬蒂爾德看上父親的這個或那個病人並把他們當成結婚對象時，他給她講了“傳染”的本質，這會使年輕男性失去興趣。當她此後不久找到了他日後的丈夫時，他告訴她自己反對這一未婚夫的顧慮，但並沒有動搖女兒自主決定的權利，也沒有使她氣餒。1914年8月，他盡力阻止毫不猶豫自願報名參軍的長子，但馬丁不聽從，他最終也還是同意了。

出於這種坦誠的品質，佛洛德也會關注身體、健康以及性的問題。“性”這個話題在給孩子們的信中本不便提及，尤其是對女兒，當他提到月經或與索菲談起避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時，會明顯發現信中暗含的非正常醫學原因的墮胎。另外，佛洛德不想通過父母對孩子進行性教育，他因此讓兒子們去找了一個他的醫生朋友。他從不故意在道德層面責備孩子。馬丁生性風流，但父親擔憂的只是他移民英國，在找不到這種自由後，是否能適應。當馬丁講起年輕的恩斯特那個“色鬼”得了淋病時，就好像是在說什麼好事一樣。

總之，佛洛德寫給孩子們的信，證明了世間最強大的博愛之心，這使得這些信件本身成了極具價值的文獻資料。除此之外，也提出了一個問題，那就是精神分析作為理論和更多地作為臨床治療實踐，在多大程度上源於這種博愛。不論是涉及性，還是錢，佛洛德都是那樣坦誠，對自己的孩子以及所有人都是那樣嚴肅而寬容，這也是他科學思想和專業修為的基本點，再沒有什麼能比他身為父親，更能向我們明確地展示他的人格和作品的關係的了。

前言 1

馬蒂爾德（馬蒂）和羅伯特

馬蒂爾德·霍利切爾，本姓佛洛德（1887—1978）

生平簡介 2

信件 9

馬丁和艾爾奈斯蒂娜（艾斯蒂）

馬丁·佛洛德（1889—1967）

生平簡介 64

書信 74

奧利弗（奧利）和韓尼

奧利弗·佛洛德（1891—1969）

生平簡介 158

書信 168

恩斯特和盧齊厄（盧克斯）

恩斯特·佛洛德（1892—1970）

生平簡介 184

書信 195

索菲（索芙）和馬克斯

索菲·哈爾伯施塔特，娘家姓佛洛德（1893—1920）

生平簡介 368

信件 377

附錄 5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