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凱因斯的左邊，在馬克思的右邊：一個雜食經濟學家的讀書與思考筆記

經濟學家在讀什麼？
從歷次經濟危機中，我們能學到什麼？
停止輕信不疑，一場審視書與史的盛宴

中國最快的書評筆鋒、最犀利的智庫評論人
何帆／FT金融時報中文網專欄〈一知半解〉精彩集結

華盛頓為何要關了華爾街？巴西為什麼長不大？歐元錯在哪兒？
地緣政治的風險到底有多高？還有，這世界哪兒來這麼多渾球？

本書主要探究了兩大主題。第一個主題是對經濟學的反思，力圖跳出經濟學的窠臼，結合進化論、社會學、複雜科學等方面，以更高遠的視角去審視經濟學。第二個主題是向歷史學習，瞭解現代政治經濟與社會體系的由來，尤其是從19世紀以來我們所經歷過的經濟歷史。

作者以敏銳的觀察以小見大，從「英國如何偷走中國茶」、「經濟增長的迷霧」到當代財經與社會行為名著的關鍵點評，探究這個時代我們應該更深刻思考的地緣政治、人類趨勢，乃至財金歷史的走向。

當這位主攻經濟、卻又雜食人間各類知識的學人寫起書評，他要在我們各種思想舊習中先放一把火……，在許多書籍著作與事件／人物背後；著名的智庫與經濟學者何帆將以犀利的筆觸，點出許多當前世界現象的脈絡與思索，篇章中精彩文句處處可見：

在美國的政治語境中，自由主義類似於中國的左翼進步思想，保守主義則更像中國的右翼自由派。
──〈幽明之間〉

或許，思想並非是線性進步的，而是和歷史一樣，不斷地在輪迴中迷失自我。拉斯基已經被人們遺忘了。想當年，他的風頭比凱因斯、哈耶克更健。
──〈在凱因斯的左邊、馬克思的右邊〉

和很多經濟學家一樣，我當時也信心十足地預言，希臘遲早要退出歐元區。
歐元的設計的確有巨大的缺陷；歐債危機中，歐洲的領導人從未表現出過人的膽識；直到如今，歐洲也沒有完全修復體制設計上的漏洞。錯在歐元，不在經濟學家啊，但為什麼現實和我們的預測不一樣呢？
──〈歐元的錯誤和經濟學家的錯誤〉

王陽明講過舜和舜的父親「瞽叟」的故事。瞽叟當然是個渾球，居然要謀害自己的孩子。舜知道自己改變不了瞽叟，他還是按照自己的孝道行事。瞽叟讓舜去挖井，舜就挖了個可以藏身的「匿空」。當瞽叟把土倒進井裡，要活埋舜的時候，舜就從這條側道全身而退。舜的策略是：我堅持我的原則，並不抱改變渾球的希望，但我要時刻做好保護自己的準備，要讓渾球知道，我是有備而來，不是隨便就能欺負的。
──〈哪兒來的這麼多渾球〉

到底，在這個混亂的時代，處處談論風險，卻又交織著舊制度與新科技社會轉型焦慮的景況中，我們為何還要讀書，又應如何從書中找尋價值？一如作者在本書為台灣版讀者寫就的繁中版序言中說的，「……除了讓我們更真實地知道自己的無知，更痛切地感受到歷史的憂患之外，讀書並無它用。讀書有各種各樣的目的，我讀書，不過是為了弄明白，這個世界為什麼會變得越來越不平靜。」

同時，作者也自許「寫作是終生以求的技藝」，只要有願意傾聽知識趣味的讀者，這本精彩的「經濟學人雜食讀書心得」值得一讀，而他也願意試著讓讀者的思想沸騰，對經濟反思，向歷史學習，從新書與舊經典中知古今。

作者簡介
何帆

北京大學滙豐商學院經濟學教授、「海上絲路研究院」執行院長。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副所長、財新傳媒首席經濟學家、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

何帆教授是中國最活躍的中青年經濟學家之一。他的研究領域包括：中國宏觀經濟、國際金融和國際政治經濟學。他出版了十餘部專著，在國內外專業期刊發表學術論文100多篇。其他學術和社會兼職包括：中國人民銀行匯率專家組成員、財政部國際司顧問、商務部WTO司顧問、中國世界經濟學會副會長、新興經濟體研究會副會長、中央電視臺財經頻道特約評論員、新華社特約觀察員、世界經濟論壇（達沃斯）青年全球領袖、亞洲社會青年領袖、美中關係委員會青年領袖、央行行長及學者30人小組（Bellagio Group）成員。

何帆教授於1996年和2000年分別獲得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經濟學碩士和博士學位。1993年畢業於海南大學。1998～2000年在哈佛大學做訪問學生。

除了定期於FT中文網〈一知半解〉專欄繼續向一般讀者發表書評及觀點外，目前他也於大陸極知名的「羅輯思維」公司應用上開設了可供訂閱的專欄「何帆大局觀」。之前曾引進繁體中文版的著作有：《三小時完全吸收，看懂21世紀資本論》。

這本小書裡的文章，大多是我過去三年在〈FT中文網〉寫的書評。所評論的圖書，除了經濟學，還有歷史、政治、複雜科學等方面的著作。我過去的專欄文章大多是時事評論，指點江山，激揚文字。過去三年，水流急年，世道突變，我反而轉為寫書評了。在這個日益喧囂而動盪的世界裡，讀書到底有什麼用？

除了讓我們更真實地知道自己的無知，更痛切地感受到歷史的憂患之外，讀書並無它用。讀書有各種各樣的目的，我讀書，不過是為了弄明白，這個世界為什麼會變得越來越不平靜。沒有航海圖，也沒有指南針，只有天空中的群星能夠指示方向，一任海風把我這艘沒有槳的小船帶到未知的目的地。

從個人的閱讀經歷來說，一個人的思想路程應該是坎坷的。人生識字糊塗始。自從與文字結緣，用情過深的人們就不免耽惑於思想。思想令人著迷，也令人困惑。「可愛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愛」。在各種異彩紛呈的思想之間，何去何從？「唯上智與下愚不移」，中等智力如吾輩者，則不免要猶疑不決、歧路徘徊。

我在20世紀90年代開始接觸經濟學。經濟學自西方流入中國雖然已有百年之久，但大行於世不過三十餘載。時勢造英雄，正是由於中國經濟進入了一個狂飆突進的時期，經濟學才成了一門顯學。當時，各種流派的經濟學思想蜂擁而入，但最為流行的是「芝加哥學派」。芝加哥學派的最大特點就是簡潔、清晰，居高臨下、睥睨一切，能把最簡單的武器發揮出最大的殺傷力。芝加哥學派告訴我們：不要迷信政府，而要相信市場。市場經濟不僅能夠帶來財富的湧流，而且能保衛個人的自由。至少對於很多像我一樣的中國少年而言，芝加哥學派的濃郁的自由色彩增添了叛逆的浪漫氣氛，令人格外嚮往。

1998年，在讀博士期間，我到哈佛大學做訪問學生。到了美國之後，我才漸漸地領會到，如果所有的經濟學問題只有一個答案，那麼這個答案並不是“laissez faire”，而是“it depends”。政府不是萬能的，市場也不是萬能的。一切經濟學的規律，其實都有其局限。與其堅定不移，不如保持懷疑。指南針能夠告訴我們方向，但是在旅途中，除了告訴我們方向之外，它可能一無所用。即使我們知道目的地是在南方，但是通向南方的道路上有山岡，有河流，我們可能必須沿著河流前行，並且暫時地折向北方。經此徹悟，我的年少輕狂的心態才為之一變。一個人不經歷過一些偏激，不做一回「憤青」，無法真正地回歸中庸。如果人生中註定有一段時間會張狂，那不妨趁著年輕，早一點張狂。

觀察歷史的變化，我們會看到，一個社會的思想也會起伏動盪。有的時候，整個社會更關心私人事務，換言之，每個人關心的都是如何賺錢；有的時候，整個社會更關心公共事務，政治參與、社會平等都會成為更吸引人的話題。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本傑明．弗里德曼（Benjamin M. Friedman）在《經濟增長的道德含義》（The Moral Consequences of Economic Growth）一書中指出，當經濟快速增長的時候，人們更加樂觀自信，更願意與人合作，但在經濟低迷的時候，人們會變得更加保守、內向，更喜歡指責別人，各種保護主義政策才會趁虛而入。

從現在回望我們曾經走過的道路，不免讓人心痛：那個經濟高速增長的黃金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回想起來，20世紀80年代，人們看的是《讀書》雜誌，關心的是中國經濟向何處去，包括臺灣的文學、思想，都是在這個時期傳入大陸的。當時，任何一個有自我尊嚴的中國人都不關心掙錢，只有投機倒把分子才關心掙錢。到了90年代，社會風氣發生了很大變化。經濟高速增長時期，人人關心賺錢。我們得到的不僅是財富的增加，還有世界觀的巨大改變。二十年前，誰能想到我們現在的生活方式？可曾有人會想到，如今放假了會出國度假，或是自己駕車周遊世界？誰能想到巴黎的商店「老佛爺」裡，到處都是出手豪闊的中國人，售貨員都會講中文？

隨著經濟增長放慢，社會風氣將會出現較大的變化。在1990年之後出生的「九零後」還會關心經濟的增長嗎？粗略估計，「九零後」有將近一半的收入是來自父母，而不是自己個人的收入。「拚爹」比「拚搏」更好使。怎麼會這樣呢？難道年輕人不會去思考這背後的原因？所以，未來年輕人關心的問題不可避免地會和當前這一代人關心的問題不一樣。「九零後」的年輕人到底關心什麼呢？鬼才知道他們關心什麼呢。最令人擔憂的事情是，身居廟堂之高的決策者並不瞭解未來一代到底在想什麼。最大的風險不是你說什麼別人跟你唱反調，而是你說什麼根本沒有人搭理。

中國經歷的巨大變化乃是在全球政治經濟格局轉型的背景下發生的。這個世界變得越來越讓我難以理解。特朗普（Donald Trump，編按：台灣多譯為：川普）當選美國總統之後，我看了不少書，比如《在自己國度裡的陌生人》（Strangers in their own land）、《白人垃圾》（White trash）。你會發現，有很多和你同樣生活在這個星球上的人，關心的問題、思考問題的方式和你大不一樣。美國的低收入的白人一直感到被排擠和壓制，現在他們開始造反了。你可以認為他們對這個世界的很多看法都是荒謬的，但你不能否認他們擔心的問題沒有意義。有很多知識份子和所謂的精英，認為既然你們的答案不對，那麼，你們關心的問題也就不對，這是一種愚蠢的錯誤。如果我們不去面對這些人擔心的問題，提出更令人信服的答案，這個時代將會在歧路上越走越遠。

我始終認為，特朗普上臺帶來的最大的風險不在美國國內，而在國外。特朗普不可能讓美國的經濟增長率回到百分之四，也不可能讓就業崗位流回美國的製造業，但美國經濟也不會太糟糕。特朗普上臺之後，會影響到世界各地的地緣政治。特朗普的一個基調就是「世界老大」不想幹了，「世界老大」想往回撤。一旦美國往回撤，就會出現權力的真空。權力最害怕什麼？權力最害怕的是真空。當權力出現真空之後，就會有各種力量蠢蠢欲動，而且這個過程當中就會產生很多誤判和由誤判帶來的衝突。

我們正在經歷歷史的轉捩點。原來熟悉的很多規則、原來熟悉的那個世界、原來熟悉的那個生活已經不再存在了。種種不可思議之事，或許我們自己從未親身經歷，但今天發生的各種事情，在其它的時代、其它的社會都已經發生過。盛世可高歌，季世宜讀書。滄海橫流，你唯一能夠做的就是改變過去的認知，把原來的知識全部倒空，隨時準備做出改變，隨時準備改變自己的認知和行為。

【原版序】

從2013年9月開始，我在〈FT中文網〉開始了書評專欄的寫作。專欄的名字叫《一知半解》。專欄的簡短介紹是：「讀書是每日必做的功課，寫作是終生以求的技藝，但深知努力的結果，僅僅是得到了一知半解。」一年過去了，我每週都寫一篇書評，風雨無阻，算是一個比較勤奮的寫作者，也是一個自律守時的撰稿人。這個專欄到底能堅持多久，我心裡也沒底。恰好有（中信出版社）許洋和李楠的邀請，乾脆就把這一年的專欄文章結集出版，如果能夠堅持下去，就算是年度總結；如果沒有辦法繼續寫，也是對這一年讀書寫作生活的小小紀念。

我讀書興趣很廣泛，這些專欄文章看似五花八門，其實大部分文章都是兩個主題。第一個主題是對經濟學的反思。主流經濟學建立在理性人假設的基礎上，這一假設並非完美，但有助於構造出一套清晰的邏輯推理。這是科學研究所必需的，無可厚非。但是，主流經濟學有其局限性。在很多方面，主流經濟學和物理學中的牛頓力學很相似，它們都是建立在很簡單的假設、很清晰的推理之上，都能夠對常識的謬誤進行犀利的批評，都能廣泛應用於生活的方方面面。真理再往前走半步就是謬誤。如果我們並不僅僅把理性人假設當作一種假設，而把它視爲一個事實、一種信仰，那麽，這樣的經濟學不僅不會開闊我們的思路，反而會束縛我們的思想。我近幾年讀了不少關於腦神經科學、進化論、社會學、複雜科學方面的著作，就是想跳出經濟學的窠臼，希望能以更高遠的視角去看，一門社會科學究竟應該是什麽樣子的？

第二個主題是向歷史學習。對歷史的熱愛，或許存在於中國人的文化基因之中，又或許，對歷史的偏好與年齡的增長正相關。我對歷史的興趣，一則是想瞭解現代經濟體系的由來，尤其是從19世紀以來，我們所經歷過的經濟歷史。人真的是一種很容易忘事的物種，我們的大部分感受都來自這一代人的親身體會。但在歷史的長河中，一代人，或者說30年的時間只是一個很短的片段。不要說回到亙古時代，就是在半個世紀、一個世紀以前發生的事情，已經只剩下朦朦朧朧的記憶了。二則是想瞭解我們的文化和其他文化的來源。我對地緣政治越來越感興趣，但我理解中的地緣政治，並非地理因素對人類歷史能夠起到決定性的影響，而是歷史、地理這些「慢變量」對一個小小的人類共同體的逐漸塑造。我遊歷過的世界越廣闊，接觸其它社會越深入，就越是能夠感受到文化間的微妙差異。就像瞭解一個人，就必須要瞭解他或她的家庭背景、童年經歷一樣，瞭解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也要回到他們的歷史、傳統中去。地理不過是歷史的舞臺而已，人在很大程度上無法選擇自己的居住地，千百年來，生於斯，長於斯，歌於斯，哭於斯，這種「印記」，你喜歡也好，不喜歡也好，都是難以抹去的。

儘管我對國學素無敬意，但我知道，自己血脈中流淌的東西是數千年來沉澱下來的，我是屬於這片土地的。除了這兩個主題之外，我偶爾還會談論一下如何寫作、如何教育孩子，這都是寫給自己的，卑之無甚高論，聊備一格而已。

除個別注明之外，此書收錄的文章都來自FT中文網，而且是按照我的寫作順序編排的。其實我想不明白，這些文章在網上都能找到，再印成一本書有什麽意義。我自己是個非常傳統的讀者，總是喜歡能夠一冊在手，而且要拿一支筆，才覺得是在讀書。在海外訪學期間，不敢瘋狂買書，怕到時候運不回來，讀的多是kindle、kobo，其實覺得很不過癮。據說紙本書已經快要絕種了，那還再出書幹嗎？

在網路上寫作，寫得快，但常常沒有時間精雕細琢。網上發表還有一個好處，是能夠看到讀者的反饋。有很多讀者指出了我文章中的錯誤，紙本書出版的時候，給了我一個更正並向這些讀者致謝的機會。我在每篇文章的前面補寫了一小段話，算是對各位讀者的一點兒回應，也算是紙本版對電子版的一點兒「價值增加」（value added）。

作者不可能讓所有的讀者都滿意。我不是寫給所有的讀者看的。在我寫作的時候，心目中只有三個讀者。第一個讀者是我的老師，一位學識淵博、嚴謹細心、正直高尚的學者。我寫作的時候，常常會想到他威嚴的面龐，他讓我不敢信口胡言，而是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對我而言，寫作不是爲了「鐵肩擔道義」，不過是爲了說服自我而已，但是，文章寸心事，得失千古知。落筆成文，不可不慎。第二個讀者是我的學生，對經濟學和這個世界充滿了好奇，但懵懵懂懂，不知何去何從。對我的文章，他或她會細細品讀，希望能夠找到一點兒幫助。

從登堂到入室，從仰視到平視，我希望他或她在成長的某個階段，能夠受到來自我的一點兒積極的影響，多少年後，還會想起讀過我的某一篇文章。第三個讀者是一位朋友。他或她並非是學經濟學的，不在我們的圈子裡。他可能是個理工男，但偶爾也會看看阿西莫夫、《三體》，更多的時候看的是《生活大爆炸》影集，或是打打星際爭霸；或許是個文藝女，最喜歡的或許是張愛玲，也許是村上春樹。他或她對經濟學並不感興趣，甚至有些討厭。但偶然的緣分，讓他或她讀到了我的文字，有那麽一點兒驚訝，也有那麽一點兒讚賞，還有那麽一點兒不服氣，但至少，我讓他或她感到，這是一個真誠、有趣的作者。然後，讓我們彼此會心一笑，相忘於江湖之間。

只要有這三個讀者，我就會堅持寫下去。

2014年9月15日於堪村

【為什麼民主制度遏制不了貧富分化？】

我在幾個微信群裡講過皮凱提的《21世紀資本論》，總是會有很多爭議。在北京大學黃益平教授的群裡討論的時候，黃教授提了個問題：皮凱提擔心平等的民主政治和不平等的財富分配之間有矛盾，但民主為什麼不能遏制貧富分化呢？我馬上想到自己讀過的另一本書——史帝格里茲教授的《不平等的代價》。這本書和皮凱提那本書的風格迥然不同。皮凱提的書中都是圖表，史帝格里茲教授的書裡連一張圖表都沒有。史帝格里茲教授提出了很多敏銳的問題，但我還是沒有完全被說服，還得繼續讀書，以後再跟大家彙報。

收入分配是一個很容易讓人激動的話題。支持一方的觀點，或是反對一方的觀點，都可能會摻雜著強烈的情感因素。就拿今年最火的一本書──法國經濟學家皮凱提的《21世紀資本論》一書來說，有人說好，有人說不好。說它好的人給它打五顆星，說它不好的人恨不得倒扣它幾顆星。

如果從旁觀者的角度來看，真相往往是在兩個極端中間的地帶。平心而論，皮凱提並不是一個激進的革命家；他沒有雄心想打碎舊世界，迎來新天地；他的觀點是很獨特，但並不離譜；他也沒有什麼不可告人的動機，不是為了要迎合哪種政治立場。同樣，平心而論，也沒有必要把所有的光環都加在皮凱提一個人身上，研究收入不平等的傑出學者還有很多；皮凱提也未必真的找到了顛撲不破的資本主義基本規律，他的理論基礎漏洞百出，有很多可以商榷的地方，政策建議也很天真；收入分配是一個宏大的話題，但皮凱提說來說去，只是他知道的那一點點兒事情。說到底，他只是一個比較另類、比較歐洲的青年學者而已。

我們姑且不論皮凱提說的到底是對還是不對，他的一個擔心值得我們關注。皮凱提不是說所有的收入不平等都不好。如果你的收入都是自己努力掙來的，那麼，適度的收入差距反而能提供正向的激勵機制，這對經濟增長當然是件好事。即使你的收入來得不那麼理直氣壯，但是，如果你能夠讓別人相信，你就是應該拿這麼多錢，那麼，就算是極度的收入差距，也不一定會對社會穩定帶來嚴重的衝擊。想像一下階級森嚴的「種姓制度」，如果生在下等階層，你只能聽天由命，根本不會有改變命運的奢望。皮凱提真正擔心的是，在一個民主社會中，如果貧富差距越來越大，最後該怎麼收場。民主政治要求一人一票，紐約街頭的流浪漢和巴菲特一樣，都是一張選票，但經濟現實是貧富之間存在著巨大的鴻溝。這帶來了一個嚴峻的兩難選擇：你是要經濟自由呢，還是要民主制度呢？一個極端的經濟自由主義者最終會不得不放棄民主制度，但皮凱提認為，民主制度比經濟自由更重要，所以他選擇節制資本。

可是，這就帶來一個問題，既然是民主制度，99%的平民大眾，人數遠遠超過了頂級的1%超級富豪，按道理講，民主制度要聽大多數人的意見，因此當人人厭惡貧富差距的時候，自然會通過一系列收入再分配政策，遏制收入不平等擴大的趨勢。但為什麼民主制度沒有遏制收入不平等趨勢呢？

201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帝格里茲出了一本新書《不平等的代價》，說的就是財富如何破壞了民主政治。說實話，我真心希望史帝格里茲教授寫這本書的時候能再認真一些，這是一本讓人有很高期望，但又很容易失望的書。史帝格里茲敏銳地捕捉到了一些重大問題，但在論述的細節上過分粗糙。

同樣是論述不平等，皮凱提的觀點是，市場經濟會自發地帶來貧富分化，因為從長期看，資本的收益率高於經濟增長率，大資本的收益率高於小資本的收益率，人賺錢很難，錢賺錢很容易，所以勞動收入的增長速度趕不上資本收入，尤其是大資本的收入。史帝格里茲則說，之所以會有貧富差距的擴大，是因為市場經濟受到了財富的操縱。

財富階層通過影響市場經濟的遊戲規則，把好好的市場變成了「尋租」的樂園。借用著名金融學家拉古拉邁．拉詹和路易吉．津加萊斯的話說，“pro-business”（親企業）不一定是“pro-market”（親市場），有實權的大資本反而會要求政府干預，以便限制競爭對手，鞏固自己的利益，所以他們呼籲，要「從資本家手中拯救資本主義」。

史帝格里茲進一步指出，財富不僅僅會影響經濟政策，還會直接影響政治決策。這包括幾個方面：第一，窮人的政治熱情不高，對投票和其他各種政治參與都不熱衷。這很容易理解。在政治學的文獻中，有人不投票並不稀奇，稀奇的是，人們為什麼會投票？如果是「理性」地計算投票的成本和收益，投票的成本肯定大於收益，你那一張票對歷史的潮流不會有任何影響。人們之所以會去投票，是因為還有那麼一點兒信仰和情懷。窮人不投票，部分原因是他們投不了票。美國的窮人中很多是沒有公民權的。有公民權的窮人，也在為生計發愁，而非為政治操心。革命從來都只是革命家自己的娛樂。

第二，富人的政治捐款遠高於窮人。尤其是在最近20年，政治捐款成了富人的新時尚。在美國，收入最高的0.01%人口占總收入的5%，但其政治捐款則占捐款總數的40%。《財星500強》的CEO和董事長中，每五個人就有四個有政治捐款。有四位政治學家──史丹佛大學的亞當‧博尼卡（Adam Bonica）、普林斯頓大學的諾蘭‧麥卡蒂（Nolan McCarty）、喬治亞大學的基斯‧普爾（Keith Poole）和紐約大
學的霍華德‧羅森塔爾（Howard Rosenthal）在2013年夏季的《經濟學視野》（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雜誌上發表的一篇綜述文章對此進行了更詳細的討論。他們發現，收入不平等和富人的捐款比例存在著較強的相關性。但有意思的是，收入最高的階層在捐款的時候是對左右兩派都捐，這樣才能和兩邊都保持聯繫。小一些的政治捐款卻會投向那些自己心儀的更極端的政治力量。

第三，美國的政治在走向極化。這主要體現在共和黨更加右傾。越是新晉的共和黨議員，政治傾向越是朝右。民主黨的政治傾向則變化不大。饒是如此，民主黨對糾正貧富差距的政策也不感興趣。民主黨之所以在總統選舉中戰勝了共和黨（編按，此處是指之前歐巴馬擔任美國總統的兩次選舉），主要是因為小布希的外交政策不得民心。民主黨的「左傾」體現在其他方面，比如他們更願意談論環境保護和氣候變化，在種族、性別等問題上顯得更加「進步」。美國的政治選舉制度中的一些設計，如多數制（majoritarian，即獲得最多數票的政黨或候選人「贏家全得」，能夠獨佔一個選區的席位），也引起很多詬病。

史帝格里茲進一步說，財富還有可能影響到意識形態。我們總是覺得自己的觀念都是深思熟慮得來的，都是客觀公正的，但行為經濟學告訴我們，人類的認知模式中存在著很多缺陷，人們容易輕信、盲從，也容易固執己見。這當然是非常冷靜和中肯的提醒，但接下來，史帝格里茲教授開始批評他的對手──那些「右派」。他說，「右派」對大眾是「說教」（propaganda）、是「洗腦」（brainwashing）。他說，「1984」已經降臨。意思是說人們生活在小說家奧威爾描寫的那種思想控制之中。何以見得呢？史帝格里茲教授只是告訴我們，「右派」精心挑選了一些美麗的詞彙裝飾他們的思想，大的財富控制了大眾媒體，群眾都很無知，沒有識破權貴資本主義的偽裝。

其實，史帝格里茲教授自己也承認，意識形態的歷史猶如生態環境的演進，是緩慢、複雜而自發的。當然，生態系統並非總是運轉良好的，如果失去了內在的相生相剋，一個生態系統可能會出現失衡，甚至走向崩潰。同理，一個思想體系如果失去了自我批評的能力，很可能預示著這個思想體系正在走向沒落。如今，經濟自由主義仍然在美國佔據主流，政治家不關心收入不平等，首先是因為選民不關心這個問題。作為一個喜歡看熱鬧的人，我是希望能夠多聽聽暫居劣勢的左派們的奇談怪論，吸收他們的思想，這樣才能左右互博，立於不敗之地。我希望史帝格里茲教授能夠更詳細、客觀地幫我們分析，為什麼經濟學的生態系統出現了問題，而不是簡單地告訴我們，誰是香花，誰是毒草。

在這個充滿了不確定性的年代，時時刻刻保持懷疑精神是有必要的。羅素說過：「我是不會為我的信仰獻身的，因為我信仰的很可能是錯的。」不僅要懷疑別人，而且要懷疑自己，懷疑自己曾經相信和正在相信的東西。王安石慷慨高歌：「不畏浮雲遮望眼，只緣身在最高層。」蘇東坡淺吟低唱：「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吾從子瞻。

【哪兒來的這麼多渾球？】

這是我的生活心理學科普文章。原書作者的情緒比較偏激，打擊面較大，是我不能認同的。這篇文章在朋友圈中反響不一。有人認為不瘋魔，不成功，那些成功的渾球有資格犯渾。從宏觀的角度來看，不是沒有道理，總要有人離經叛道，才能有革命成功的機會。但從微觀的角度來看，有多少人願意自己的上司、愛人或同事是渾球？

麥克阿瑟以狂妄著稱，他從來不聽上司的指揮，甚至連總統也不放在眼裡。別人都到碼頭迎接羅斯福總統，他故意磨磨蹭蹭地在家泡熱水澡。在日本，他是天皇之上的天皇。朝鮮戰爭期間，他連腳都沒有踏上朝鮮半島，卻固執地否定了前方的重要情報，堅信中國根本沒有膽量出兵。杜魯門總統實在忍受不了，終於把他免職了。杜魯門說：「我解雇他是因為他不尊重總統的權威，而不是因為他是個傻瓜，他當然是了，不過這並不違反『將軍的法則』（the law for generals）。」

如果讓杜魯門只用一個詞形容麥克阿瑟，他很可能會脫口而出：這個「渾球」（asshole）。貝盧斯科尼也是個渾球。義大利的政壇千瘡百孔，又遭到歐洲債務危機的肆虐。當這個國家最需要信心的時候，義大利出了個最不靠譜的總理。酒席狂歡、地下娼妓，這已經不是什麼秘密了，更令人咋舌的是，他居然不以為恥，反以為榮。貝盧斯科尼自稱是「兼職總理」，他的主業是尋歡作樂。身居高位的人中有渾球，浪得虛名的人中渾球更多。很多藝術家、作家、歌星、影星、球星都是臭名昭著的渾球。這個世界好像只是為他們而存在，其它的人唯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膜拜他們。我們的身邊也有渾球。開會的時候有渾球，辦公室裡有渾球，馬路上開車能遇到渾球，出門旅行能見到渾球。

哪兒來的這麼多渾球？

渾球和你我不一樣，像你我這樣的人，都是合作主義者。我們相信人人平等，我們相信對待別人要平等，也期待著別人能平等地對待我們。渾球則相信他是與眾不同的，他跟我們都不一樣，他有權利不遵守規則，至於我們的利益是否受到了侵犯，他渾然不知，知道了也毫不在意。

渾球不等於傻逼（大陸的粗話用詞，意近指愚人和白癡）。我們有時候覺得別人是渾球，但很可能是誤解了他們。有的人初到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對潛在的社會規則並不瞭解，比如他們不知道，當地的風俗是哪怕讓學齡前孩子的膀胱被尿憋壞，也不能在大街上撒尿，你要是氣不過，可以叫他們傻逼，但他們真的不是渾球。希特勒肯定是一個渾球，但把他叫作渾球，是對渾球的侮辱。希特勒對人類犯下的滔天大罪，理當受到更嚴重的譴責。很多時候，渾球對我們帶來的損害，如果只是從物質方面來看，似乎並不是很嚴重。我們都在排隊，他非要插隊不可。我們在火車上都很安靜，只有他旁若無人地大聲打電話。我好不容易週末想睡個好覺，他們在我的樓下放很大聲的答錄機，跳廣場舞。

細想，這些都是小事，但為什麼當我們遇到渾球的時候，會如此生氣呢？我們在意的不單純是他們侵犯到了我們的利益，而是有更深層的東西令我們不安和不快。令我們不安的是，渾球的出現，破壞了合作的秩序。合作依賴於人與人之間的互相理解。人天生就是群居動物，我們希望與人相處得融洽，但是，當渾球出現之後，遊戲規則就變得混亂。如果我們還是按照自己一貫的與人為善、與世無爭的原則，渾球會占我們的便宜；如果我們挺身而出，據理力爭，渾球會撒潑耍無賴，你沒有辦法跟他們講理。一個團隊中哪怕只有一個渾球，也會像一顆老鼠屎，壞掉一鍋粥。怎麼對待這個渾球？團隊中就會有不同的意見。一派主張息事寧人，另一派主張除惡必盡，這兩派之間就會有齟齬，原來和諧的團隊出現了罅隙。

令我們不快的是，我們沒有辦法讓渾球明白人人平等的道理。我們想讓渾球知道，我們和他都是平等的。這對我們很重要，這是我們的信念，也是我們的自尊、自信之所在。渾球無情地碾壓了我們的自尊和自信，還叫我們有苦難言，就像吃到一隻蒼蠅一樣難受。

那我們該怎麼辦？你可以忍讓，也可以反抗，但是你得明白，這兩種做法都是有代價的。為什麼忍讓？因為你計算了自己的機會成本，覺得自己犯不著和這種渾球糾纏不休，但是，這種做法很可能會讓渾球得寸進尺。如果這個渾球不是你在街上遇到的，而是自己單位裡的，那你越是忍讓，以後的日子就越是難過。為什麼反抗？因為你看不慣、氣不過。渾球也不是治不了，有人能治渾球，好比空手道黑帶選手能輕輕鬆松地赤手奪白刃，因為他們會出其不意。問題在於，這種本領不是天生的，也無法念個口訣就學會，你只能通過不斷地練習、不斷地失敗，才能掌握訣竅。可是，你真的決定要把時間花在這裡，練成「反渾球」黑帶高手？

最佳的策略很可能是混合策略。該容忍的時候容忍，該反抗的時候反抗。什麼時候反抗？你得學會「選擇自己的戰場」，也就是說，當你勝券在握、從容不迫的時候，才出手一擊。你不能每次見到渾球都奮起反抗，天底下的渾球太多了，我們鬥不過來。在反抗渾球的時候，你也不必往死裡還擊，沉默、冷眼、一句抗議，都是反抗。

說到底，這種反抗不是為了擊敗渾球，更不是為了改變渾球。這種反抗是為了平息你自己的怒火，讓你的內心恢復平靜，讓自尊和自信回到你的心中。這是最重要的。始終記著渾球是不可能被改變的，你可能會感到輕鬆很多。斯多葛派哲學家埃皮克提圖（Epictetus）曾經說過，如果事物是你所不能控制的，那麼就要訓練自己不要讓它們控制你。他說：「如果有人激怒了你，那是你自己的反應讓你憤怒。」王陽明也講過舜和舜的父親瞽叟的故事。瞽叟當然是個渾球，居然要謀害自己的孩子。舜知道自己改變不了瞽叟，他還是按照自己的孝道行事。瞽叟讓舜去挖井，舜就挖了個可以藏身的「匿空」。當瞽叟把土倒進井裡，要活埋舜的時候，舜就從這條側道全身而退。舜的策略是：我堅持我的原則，並不抱改變渾球的希望，但我要時刻做好保護自己的準備，要讓渾球知道，我是有備而來，不是隨便就能欺負的。

話又說回來，這年頭，為什麼渾球會越來越多呢？

渾球和色盲、耳聾不一樣，並非來自遺傳的特質，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環境的薰陶、文化的影響。有些文化能夠製造出更多的渾球。

網路上有人感慨，不是老人變壞了，而是壞人變老了，意思就是說，「文化大革命」一場浩劫，泯滅了很多人的道德天性，人變得越來越像狼，而且以越來越像狼為榮。特權意識也會帶來渾球。在中國，人們普遍缺乏對規則的尊重。一種社會潛意識就是，如果我牛，我就可以不遵守規則，最後，這種潛意識發展為：為了證明我牛，我就是要不遵守規則。規則是給loser（失敗者）們制定的，要是我和別人一樣遵守規則，那多沒面子啊。

資本主義也會帶來渾球。市場經濟的本質是合作，為了合作，我們必須學會妥協。合作主義者知道，每個人的權利和利益都不是一成不變的，我們得學會推己及人，顧全大局。但市場經濟的另一個教義是鼓勵人們追求自己的利益。自古以來，沒有哪一種道德哲學會像資本主義時代的道德哲學一樣，大張旗鼓地鼓勵人們追求自己的利益。

按照資本主義時代的道德哲學，我們追求自利不是因為自利本身，而是因為人人追求自利，就會保護個人的自由、煥發個人的創造力、阻止暴君和暴政。只要合作的秩序能夠不斷擴展，這種觀點大體上還是說得過去的，但物極必反，如果追求自利的結果是強調每個人的權利都是應有的entitlement（權利），我們只需要增加自己的entitlement，根本不需要顧及他人的利益，這種道德哲學就會製造出更多的渾球，最終導致合作的崩潰。

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最黑暗的時候，財政部長鮑爾森把華爾街的大銀行家們召集起來，告訴他們可以得到1250億美元的貸款，讓他們趕緊把自己的窟窿補上，儘快恢復市場信心。美林的CEO約翰．塞
恩（John Thain）發話了：「你怎麼保證不會影響到我們的薪酬制度？」

就算在渾球的世界中，這樣的渾球也稱得上是一朵奇葩了。也有明白事理的。巴菲特曾經說過：「我的幸運來自於我生活在一個市場經濟體系之中，儘管這一體系能夠很好地為我們的國家提供服務，但有時候也會帶來扭曲的結果。我所在的這個市場經濟，會給那些在戰場上出生入死、拯救別人生命的戰士獎勵一塊勳章，給那些傑出的教師獎勵一張父母寫的感謝賀卡，但給那些發現股票錯誤定價的人獎勵億萬美元。」

我們當然不能說，渾球資本主義是導致金融危機的直接原因。但是，當一個社會裡的渾球越來越多，越來越得意揚揚的時候，這個社會，如果不爆發經濟危機，也一定會出現其他的問題，甚至更嚴重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