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這個世界：漢娜‧阿倫特傳(第二版)（簡體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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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黑暗時代，我們仍有權利期待某些火光。它們往往不是來自理論與概念，而是來自一些人在生活和工作中的那些不確定、飄忽並且經常是微弱的光，它們幾乎在所有的環境下都會閃爍，chao越時間限製而永放光芒。 ——摘自阿倫特《黑暗時代的人們》

阿倫特是20世紀著名政治思想家。本書講述了漢娜·阿倫特一生的故事。傳記材料一方面來自阿倫特留下的文稿，另一方面來自作者對阿倫特的親戚和周圍友人的訪談，全書敘事細膩，注重對阿倫特內心經驗的揭示，向讀者們展示了一位偉大女性思想家的形象。阿倫特的故事，不僅揭示了阿倫特的思想背景，更折射出那個時代的特點。

伊麗莎白•揚—布魯爾

當代優秀的阿倫特研究專家，她是阿倫特的學生，與阿倫特有很密切的交往，曾在阿倫特的指導下攻讀博士學位，其博士論文研究方向是阿倫特的老師雅斯貝爾斯。

▲一本個人生活和思想的傳記。它代表了目前較好的關於阿倫特的傳記。 ——《紐約時報書評》

▲一部驚人的戲劇性的故事……最後，我們能看到一個完整的阿倫特。 ——《新聞周刊》

▲只要是對阿倫特的生平和思想感興趣的人，這本書必不可少。 ——《波士頓環球報》

▲一段從納粹德國到美國成名的冒險故事……以及這段經歷如何塑造了阿倫特敏銳的政治意識。 ——《里士滿時訊報》

中譯者序言（陳偉）

西方政治思想史上之傑出女性大家，獨漢娜•阿倫特一人。她的人格與思想，皆有著十分獨特的魅力。阿倫特1906年出生，1975年去世，屬於20世紀的人物。從她去世至今，已經過去四十餘年。她的著作，雖緊扣時代脈搏，多直接取材於現實，卻並不因時過境遷而被人淡忘。如今，阿倫特在中國，還呈現出頗為熱門之象；閱讀阿倫特，蔚然成風。而研究阿倫特，無論在西方還是在中國學界，迄今仍不顯得“過時”。
阿倫特曾說，歷史敘述的要義，不是構建某種理論圖式，不是揭示某種必然法則，而是要學會講故事。每個人、每個團體、每個民族、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故事。這個故事，是獨一無二的。有的故事是喜劇，有的故事是悲劇，有的故事是正劇；有的精彩，有的平淡，有的離奇；有的令人愉悅，有的令人傷感，有的叫人壓抑。阿倫特自己的故事是什麼？被她的文字打動後，我們特別想知道，她那充滿激情的文字背後站著何等樣人？
阿倫特到達美國之前，有過很長一段時間的漂泊生涯。她是猶太人，這個由不得自己選擇的出身，在納粹德國卻是一種“罪過”。如彼時德國其他猶太人一樣，阿倫特作為猶太人，面臨著種族主義的迫害，並因此而流亡。流亡他國期間，她不過做零工度日，還要著手自己的學術研究。其對現實政治主動或被動的介入，亦從未中止。阿倫特著作中常見的“無根”、“無助”、“漂泊”、“無家可歸”、“疏離”、“恐怖”、“絕望”、“重負”、“孤獨”、“愛”，對我們來說只是一些詞語，對阿倫特而言，則是真實的生活，是具體的人生經驗。好在阿倫特有一批不錯的師長、朋友，環繞周圍，時時給她襄助，還有其丈夫布呂赫，與她生死與共。他們的存在，給嚴峻生活境況中的阿倫特以慰藉，以希望。阿倫特曾言，在20世紀生活，如同下雨天出門沒帶傘，只有在大雨中行走，任雨點打在自己的臉上、身上。然而，日子再苦，也還要過。人們只有期盼雨過天晴，期盼苦盡甘來。然而，這種期盼，絕非消極等待。世界愚陋不堪，我們仍須保持對“世界的愛”。不是遁入私域獨善其身，也不是玩世不恭地在與魔鬼共舞中游戲人生，而是人人覺悟，向“生”而生，共同參與世界的建設，俾使自由得以落實，天性得以保存，讓我們在世間如在家中。這，便是最大的政治。
阿倫特在德國接受教育，博士畢業後不久，其學術生涯剛剛起步，就趕上了納粹運動，同樣屬於“被時代耽誤的一代人”。她的主要學術成就，是在美國完成的，彼時她已經是一位中年婦女。阿倫特的著作中，可以察覺出一種頑強的精神，因為她要面對的是20世紀最極端的“惡”，要處理的是最令人絕望的政治經驗，而她自己又是惡劣政治經驗的親歷者、殘酷統治的受害者。即使她後來大部分時間生活在美國，不再有生命危險，她仍然守望著公共世界，對各種危機、弊政不遺餘力地進行剖析、批判。伊麗莎白•揚—布魯爾的《愛這個世界：漢娜•阿倫特傳》，正是圍繞阿倫特與“世界”的互動、交流展開。 “愛”與“世界”，皆為本書的關鍵詞，原本也是阿倫特政治思想中的關鍵詞。阿倫特作為孩子進入這個世界，作為老人離開這個世界。但她的思想學術成就，並不因其去世而化為塵埃，它已成世界之一部分，構成了“後來者”生活的背景與參照。世界記住了她！
阿倫特的故事甚為豐富。她與污點哲人海德格爾的師生戀情，藕斷絲連，糾纏不清。此事最早正是由該書曝出。海德格爾至死不就他當初與納粹的合作認錯，阿倫特卻毫不計較。阿倫特對海德格爾思想的批判，也要等海德格爾耳聾眼花、行將就木時才開始。因為她不想讓海德格爾看到她的批判。初戀難忘，刻骨銘心，竟至於此！阿倫特與她的博士論文導師卡爾•雅斯貝爾斯則交流甚好。阿倫特去瑞士巴塞爾看望年老的老師雅斯貝爾斯及其夫人，就如女兒回娘家一樣。其情其景，輕鬆自如，正是阿倫特所說的“如在家中”的感覺。而阿倫特丈夫布呂赫，與阿倫特的母親關係緊張。當瑪薩•阿倫特搬到親戚家別居時，布呂赫夫婦竟然甚為愉快，有獲得解放的感覺。工人出身、自學成才、醉心於密謀革命的布呂赫，與巴黎音樂專業學習畢業的阿倫特母親，其品味與“禮貌”，過於懸殊，難以共處，可以想見。阿倫特卻與布呂赫恩愛一生，足見阿倫特的風格，不是中產式的。
事實上，阿倫特對“中產”、“小資”的厭惡，不僅體現在她的生活中，在其著作中，亦有體現。阿倫特十分重視的，是政治的“人民性”、學術的“人民性”。本書所用的“her people”，固然指她所屬的民族（猶太民族），但更為重要的，它是指她的“人民”（相對於精英、暴民而言，當然，也不同於大眾）。彼時，猶太復國主義領袖，常在沒有民意支持、脫離人民的情況下，試圖以外交手段或黨派利益交換解決猶太人問題。而有的猶太人社團領袖，竟配合納粹，將自己的“人民”圈出送入滅絕營。知識精英在20世紀30年代的大規模變節，與暴民聯手，促成極權主義，亦令阿倫特不屑。唯有在人民自發革命中，阿倫特看到了希望。在此意義上，筆者不妨贈其一榮譽稱號：人民政治學家。
阿倫特在戰後曾寫下大量時政評論，她關於“小石城事件”、“艾希曼審判”、“五角大樓文件”皆有宏論，也因之常陷於公共論爭之中。然而，阿倫特從事的主要還是一項思想事業。她主要是一個思想家，一個卓越的政治思想家或曰政治理論家。她面對採訪者，還特別指出，不要把她和哲學界的人相提並論。她有意與哲學家保持距離，原因在於她認為西方哲學自古希臘巴門尼德始，即帶有對政治深深的傲慢與偏見。阿倫特既不致力於闡發一套新體系，也並不單單靠斷片式的名言警句去啟迪人，她的著述，更不能總結概括為僵化的教條。她的思想事業，一直在進行中。她去世時打字機上未打完的《心靈生活》書稿中的一頁就是一個像徵，她的思想事業，與生命同步。阿倫特曾說，她所做的，是想要讀懂這個世界。
我們了解了阿倫特著述的風格，也就明白了閱讀阿倫特時的注意事項。批駁阿倫特的觀點，或者把阿倫特的觀點當成真理，都會造成對阿倫特政治思想實質性的誤讀與背離，從而失去從阿倫特那裡汲取靈感的機會。想當然地去推測阿倫特的意圖，信口開河，由此陷入無謂的爭論，亦不可取。例如，人們覺得阿倫特一定是極其敵視馬克思的，其實沒有那麼簡單。阿倫特的丈夫是德國共產黨員，阿倫特對德國共產黨甚為同情；她的《人的境況》，是研究馬克思的項目成果；對於馬克思，她是把他的思想與極權主義意識形態區分開來看的。她認為馬克思站在西方政治哲學傳統的終點上，屬於19世紀，固然問題甚多，其說與20世紀極權主義意識形態畢竟不同。當然，在雅斯貝爾斯的提醒下，阿倫特後來更多地傾向於否定馬克思，亦是事實。再如，關於納粹戰犯艾希曼審判報導引發的爭議，阿倫特曾說，她原本可以不用“惡的平庸性”（the banality of evil）這個說法。國內不少中譯將這個術語譯為“平庸的惡”，實屬錯譯，由此自然也產生了一些錯誤聯想。阿倫特在用這個術語時，講的不是普通人作了大惡，把納粹屠殺的責任推到受害者身上，而是惡本身並非來源於某種極端的墮落狀態或扭曲心理。她認為，艾希曼的例子，揭示了一種惡的新來源。在艾希曼的例子中，惡，源於“無思”（thoughtlessness）。此種惡和作惡者是平庸還是傑出無關，與受害者是否敢於反抗、勇於犧牲無關。 “平庸性”在此描述的是惡的性質。
阿倫特從不自言“走出洞穴”或發現了永恆法則，她情願聲稱自己的思想是管窺蠡測。她的不少觀點，即使在西方，也是備受質疑。她對蘇聯社會主義有其特定的論述方式，其偏頗之處，相信讀者會有所鑑別。

中譯本序言1

第二版序言1
前言1

第一部分1906—1933
第一章 我們的孩子（1906—1924）5
哥尼斯堡人5
陽光童年遭遇陰影12
艱難和悲傷的年代19
狂飆突進27

第二章 影子（1924—1929）44
激情的思考44
“非同尋常的”與“神奇的”52
鄰人間的愛62

第三章 一個猶太女性的生活（1929—1933）84
哲學的保衛者84
作為自傳的傳記92
轉向政治99
白天和黑夜105
一個猶太復國主義者的反抗109

第二部分1933—1951
第四章 無國籍者（1933—1941）125
她的人民125
海因里希?布呂赫133
法西斯主義的教訓150
在移民的路上159

第五章 忠誠是真實的標誌（1941—1948）178
方向，義務178
為猶太人軍隊的建立187
時代的重負：“最終解決”的歲月194
慰藉203
極權主義的起源213

第六章 公共生活的私人面(1948—1951)230
歐洲人230
“面向現在”的政治理論241
瑪薩?阿倫特的去世251
確認257
未來哲思的基礎268

第三部分1951—1965
第七章 在這世界如在家中（1951—1961）286
雙王制286
各種形態的反共產主義299
美國和歐洲：思考革命310
歐洲的“頌詞”322
在美國的論戰331
Amor Mundi（對世界的愛）341

第八章 延遲的治療：艾希曼在耶路撒冷（1961—1965）357
審判的報告者357
惡的平庸366
艾希曼論戰377
反響385
未回答的問題392第四部分1965—1975

第九章 黑暗時代的美國（1965—1970）427
共和國427
在公共場合露面433
論革命442
再評極權主義450
1968年的《論暴力》455
告別雅斯貝爾斯465
道德和政治行動468
布呂赫473

第十章 “不再”與“尚未”：心靈生活（1970—1975）487
哲學的慰藉487
思考事務497
De Senectute(論老年)505
最後一年509
理解的工作517

附錄 阿倫特博士論文概要529
部分譯名對照540
譯後記554

當漢娜•阿倫特遇到海德格爾，一切就變了。海德格爾是來自羅曼司中的一個人物——天資好，有詩意，遠離職業思想家和奉承的學生，特別地酷，只是穿著農人的著裝，他喜歡教滑雪課，愛好滑雪。吸引漢娜•阿倫特的，遠遠不止是她在回憶中所說的生命和思想的結合。
從她在海德格爾80歲生日上回憶馬堡學習生活的公開講話來看，無人會料到海德格爾曾不僅僅是漢娜•阿倫特的老師，也是她的情人。海德格爾掩蓋得甚至更深。在1923年到1928年的那些時光，當他正在準備《存在與時間》和《康德與形而上學問題》時，他只是公開地說這是他“最為興奮、最充實、事情最多的時期”。那段時期結束的20年後，他向漢娜•阿倫特懺悔說，那段時期阿倫特是他創作的源泉，是他激情思考的動力。但他們把這段懺悔保持在兩人之間，並約定細心封存，正如他們在1925年保守他們愛情故事的秘密一樣。他們的往來情書將保存起來，不能讓其他人看到。在未出版的文字中，阿倫特確實把在馬堡的那些年寫給海德格爾的信保存著。
1925年夏天，在哥尼斯堡家中，阿倫特寫了一個自我肖像《影子》，並將之寄給海德格爾。這個肖像，像她在隨後的年月寫的詩歌一樣，是一個最後的囑咐。阿倫特試圖給她的初戀畫上界線，以語言來控制它。她試圖通過講述故事的方式將之歸於過去。 “如果你將她放進一個故事，或講述一個關於它們的故事，所有的痛苦都能被容忍。”這一魔咒並不總是成功。
以保護意義的第三人稱單數，充斥著抽象的辭藻和海德格爾式的術語，漢娜•阿倫特的自畫像是讓人震驚地支離破碎、充滿苦惱。像她喜歡閱讀的浪漫小說一樣，肖像是“以那樣概括的語言表達，它體現的只是一種情緒，沒有實際的事件”。這種情緒在同一時期的一首題為《陷於自我沉思》的詩中可以看到。
當我看我的手時——
陌生的東西和我在一起——
那時我無地可容，
不是此時，也不是此地，
無所支撐。那時我感到當對世界嗤之以鼻。

如果它想就讓時間走吧
但不要在那裡留任何標記。

看，這就是我的手，
我的，近得出奇，
但還是——另一個東西。
它比我還有更多的含義嗎？
它有更高的目的嗎？
這首詩和自畫像都以相同的質問結束：她能戰勝已經撤離的、阻隔的、不屑的距離？在《影子》中，阿倫特在一個沉重的、正劇的平衡上掂量其可能性：
或許她的青春將把自己從這種符咒和她的靈魂中解放出來——在一個不同的天空下——經歷了表達和釋放，戰勝了孱弱和失常，學會了耐心、簡約和有機成長的自由。但更有可能的是，她將在無聊的試驗中，在無規則、無邊界的好奇中繼續浪費她的生命——知道那個長久而熱切希望的終點，讓她驚訝，也給這沒有必要、沒有結果的事情劃上一個武斷的句號。
阿倫特並沒有言明引起這種失望情緒的實際事件。但漢娜•阿倫特確實給她的處境——她稱之為Fremdheit，陌生或疏離——提供了兩種不同的解釋。第一種，也是更為直接的，是時間分割的事件，它也在詩歌中提及：“在青春完全綻放之前，她已經被那非同尋常、神奇的力量沖刷；結果她——以一種事實上後來讓她害怕的方式——把她的生命分成此時此地與彼時彼地。”阿倫特和海德格爾的關係，倉促而讓人心悸地結束了她的青春，帶走了她的純真。第二種解釋是，她把她的陌生感歸結為一種特性，經過漫長的時間後，它已經變得習以為常：“她把一些了不起的事情當最為實際平淡的事情來看。甚至當生活中簡單共同的事情最深刻地影響她時，她在思想和感情中也從來沒有懷疑：發生在她身上的是平淡的、一件每個人都認為理所當然的不值得注意的事，甚至不值得談論。”
她說，在成長的時候，她曾經意識到第二個習慣，因為她曾經過於“保守，並以自己為中心”。在更年輕時，她的自我中心曾阻礙了她的理解力。她“知道許多——通過經驗和仔細的警覺，但一切恰好發生在她身上的事只是沉淪到她靈魂深處，停留在那裡，好像被凍結了一般。她的緊張和隱秘不允許她去處理這些事情，只是在暗淡的痛苦或夢幻似的、著了魔的孤獨之中”。阿倫特沒有忘記她曾經經歷或觀察過的東西，但事情“從視野中淡去，有些完全消失，有些變得模糊，沒有規則或秩序”。
漢娜•阿倫特說，她的習慣性的困惑“或許只是建立在一種無助反叛的青春之上”。它“在這種自我對自我的壓抑中表達自己，以這種方式她把自己對自己的看法和了解之途阻礙、隱藏了”。用這種試驗性的、複雜的方式，漢娜•阿倫特知道她已經受到了傷害：儘管她沒有這麼說。她說，她的壓抑和困窘的結果是，隨著她的成長，她“更為激進、孤傲和盲目”。
自從少年時期以來，渴望與恐懼就伴隨著阿倫特，以前，恐懼曾佔據了較高的位置；但她又一次陷於恐懼的直接原因乃是她對“不同尋常與神奇”的驅除。她驀地意識到，她的愛情故事，她的性覺醒，可能被其他人誤解了，他們會認為她已經變得“更醜陋，更普通，甚至到了頹廢和縱慾的地步”，因此她掙扎著宣稱她“在這樣的判斷和爭議上中立”的權利。但她確信它會被馬丁•海德格爾這個不同尋常、讓人著魔的人理解，《影子》正是為他而作，正是獻給他的。
當漢娜•阿倫特遇到海德格爾，並發展出《影子》中所說的“對一個人無限的痴迷”時，漢娜•阿倫特剛剛滿十八歲。海德格爾比她要大十七歲，是一個基督教家庭培養出的人，已婚，並有兩個兒子。即使他左右著對這位聰明年輕的猶太小姑娘燃燒著的愛情，他生活中的一切和他所追隨的習俗都意味著不能完全接受之。他在書信和詩歌中表達了他的專一，他也讓浪漫的愛情花朵吐露芬芳；但他不會讓這一切改變他生命的進程。到1925年夏天時，漢娜•阿倫特已經認識到他要保持著一個陌生人的身份，無論他們多麼密切地聯結在一起。在一首詩中，她邀請他參加一個宴會，但不得不問：
你為什麼害羞地給我你的手
似乎那是一個秘密？
你是來自那樣一個遙遠的大陸
竟不知道我們的佳釀？
以一種憂鬱但比《影子》要更為平靜的筆調，她寫了一首充滿愛意的“夏日之歌”，它表明了她原認為不可能的事情之可能，“表達和釋放，戰勝了孱弱和失常，學會了耐心、簡約和有機成長的自由”的可能顯示出來，儘管她有預感。她依然感到陷於一種非法的、不可能的戀愛漩渦中，它永遠不會去“拉牧師的手”，但她決定使這段戀情帶給她的歡愉保持鮮活。
穿越成熟的盛夏
我要走了——滑過我的手，
我痛苦的肢體往下舒展
向那黑暗與渾厚的土地。
……
在馬堡大學求學的那年結束之後，漢娜•阿倫特去弗萊堡大學度過了一個學期，在那裡跟海德格爾的老師埃得蒙德•胡塞爾學習。有了更多的時間，有了一段距離，她可以用更為堅定的力量來反思她“對一個人無限的痴迷”，她確信即使她已經那樣，還是深感悲哀，可她不想被摧毀，或失去“有機的成長”。這個時候，阿倫特寫了一首詩，這是她的詩歌中最好的詩作之一。
夜色將我包圍，
軟如鵝絨，重如哀愁。
我不再知道愛是什麼感覺
我不再知道田野成了紅色，
一切都想逃遁——
是給我一點平和。

我想到他，想到愛——
似乎那是在一個遙遠的大陸；
“來與給”都是外來的；
我不知道何物將我束縛。

夜色已經包圍了我，
軟如鵝絨，重如哀愁。
反抗無從發起
朝著新的哀傷與歡樂。
朋友們例如安妮•門德爾松，知道漢娜•阿倫特對海德格爾的戀情，她們同情她，並試圖理解海德格爾看重他的義務，尤其是對妻子和家庭的義務的決定。
在《影子》中，漢娜•阿倫特以她具有特色的概括和堅定稱自己的經驗已經教給她的東西：“一切都好，結果是壞的；一切都壞，結果卻是好的。很難說哪個更難容忍。因為準確說來，這是最無法容忍的東西——如果人們在無限恐懼中想到它，它將使人窒息，這種恐懼打破了沉默，使個人無法感到如在家中：相遇並了解，時時刻刻都以無所不知和玩世不恭的心態去了解：甚至對最極端的痛苦，一個人也必須心存感激，那確實就是一種劫難，但它是一切事情的要點和報償。”漢娜•阿倫特總結說，這就是生活之道：充滿了相遇，希臘的悲劇作家說這些相遇帶來了智慧。她的結論很接近於拉爾•瓦恩哈根所得出的結論：“我正在做什麼啊？什麼也沒做。我是讓生活的雨點落在身上。”
漢娜•阿倫特從她的一段不可能的愛情經驗中得出了一般性的結論：相遇是一切事情的要素和報酬；她感到自己對世界“羞澀的溫柔”已經被毀，她已經被剝奪瞭如在家中的感受。正如她在一首獻給朋友的詩中所言，她是一個“無家可歸者”。
阿倫特與正統的海德格爾家人保持距離，努力避免產生閒話，避免強化愛爾弗里德•海德格爾的敵意。她一個人住在大學附近的一個閣樓房間裡，在那裡接待海德格爾、約納斯和她的哥尼斯堡朋友們。當她在海德格爾的監護下在學術上起步並發展時，漢娜•阿倫特學術上的過人之處對所有認識她的人來說都變得越來越明顯。正如漢斯•約納斯所言，在馬堡，學術上的聰明人並不少見，但在漢娜•阿倫特那裡，學生們發現了“一種強度，一種內在的方向，一種獨特的品質，一種對本質的洞悉，一種對深度的探查，這使她身上有了一層魔力”。
在她離開馬堡去胡塞爾那裡學習之後——與海德格爾保持距離——阿倫特就沒有再回來。她無法跟海德格爾寫博士論文；這種安排的個人困難除外，他們的聯繫如被發現，兩人都要遭殃。因此，海德格爾推薦她去海德堡(Heidelberg)，那裡，他的朋友卡爾•雅斯貝爾斯取得了哲學教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