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製造：國家如何維繫經濟命脈

英國製造，台灣借鑒
產業外移為何沒有擊垮英國？
一本書讀懂現代經濟發展趨勢！
「這是我讀過最深入淺出的經濟書籍，連我這種對經濟毫無概念的人都讀得津津有味，所以覺得值得推薦。
本書說明英國如何變成一個經濟強國。為什麼在產業不斷往廉價地區出走的年代，今天的英國明明已剩下很少的製造業，卻仍具有很大的經濟優勢？全球化的經濟環境究竟是怎麼運作的？」
——本書譯者 蔡明燁

當經濟不斷受挫之際，市場上很少出現正面的經濟觀。產業外移、房市泡沫、物價齊漲，薪資水平卻長期低迷甚至倒退，除了籠統歸因大環境不景氣之外，人們也開始質疑自己究竟能夠產製或銷售什麼有價值的東西，而未來的經濟又該走向何方？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在思考我們國家的產業發展時，或許可以看看英國如何度過金融海嘯，重新調整經濟體質，站穩腳步迎向國際新局的例子。而隨著篇章開展，讀者亦能逐漸將書中分析套用在台灣的經濟發展上，當在面對國內經濟轉型的各種挑戰時，不再如無頭蒼蠅般惶惶不安。
作者伊凡．戴維斯為英國經濟學者，也是長期深入觀察當地產業的財經記者，書中對英國經濟的分析採取正向樂觀的論點，但絕不盲目，而是就事論事，從嚴謹的數據與比較分析中得出持平而論的根據，並做出有力的提醒和檢討，目的是要說服讀者，一個正常開放國家的謀生實力，其實比我們所想像中要強得多。
本書為 BBC 電視頻道紀錄片《英國製造》的同名出版品，作者透過實地踏訪各國的產業案例，釐清過去英國到底做錯了什麼，又做對了什麼，好讓英國能夠在世界上立足。此外，透過了解英國現代經濟的發展趨勢，也能對工業化發展產生較宏觀的認知，從而不斷自我調整以適應變遷中的環境，正面迎向來自新興經濟體的挑戰。
此外，本書提綱挈領的組織架構，也能幫助讀者具體而微地認識製造業、智慧財產，以及服務業等三大產業之間如何環環相扣，又是如何共同成為支撐現代富裕經濟的三大支柱。作者更擅長用以深入淺出的故事和比喻來解釋各種經濟理論，讓人輕鬆秒懂經濟學，在不知不覺中建立明晰的經濟概念。畢竟，釐清問題，才是解決問題的第一步。

作者∥伊凡．戴維斯Evan Davis
一九六二年出生於英國薩里（Surrey），是經濟學家也是新聞記者。二○○一至二○○八年間，戴維斯曾擔任英國廣播公司（BBC）經濟新聞編輯，後轉任 BBC 第四廣播電台晨間時事節目《今日》（Today）主持人，二○一四年再由《今日》轉調 BBC 電視台，主持旗艦時事評論節目《新聞之夜》（Newsnight），備受推崇。他同時也主持 BBC第二頻道的企業實境節目《龍穴》（Dragons’ Den）。

譯者∥蔡明燁
高雄市人，台大圖書館系畢業後，曾任劇場導演、報社記者、電視編劇等職，並於英國里茲大學取得傳播學博士學位，在英國諾丁漢大學、寧波諾丁漢大學、里茲大學任教多年，現為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台灣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員，以及歐洲台灣研究協會祕書長。
研究以華語電影、媒體、科學與文化傳播為主，除中、英文學術著作外，也經常為國內外報章雜誌及部落格撰寫各種評論，已出版中文著作包括《媒體世界》（2000年）、《英倫書房》（2000年）、《危機與安全：安全批判、民主化與台灣電視》（2003年）、《英倫蛀書蟲》（2003年）、《小書房大天地》（2010年）、《看見台灣電影之光》（2015年）、《界定跨科際》（2015年）等，最新英文作品則有《台灣電影：國際迴響與社會變遷》（Taiwan Cinema: International Reception and Social Change，Routledge，2017年）。

【譯者序】
一本書讀懂現代經濟發展趨勢／蔡明燁
我不是經濟學家，但伊凡．戴維斯是我平日就很欣賞的資深新聞記者，聽他在電視及廣播節目裡對各種問題侃侃而談，總能提出令人信服的分析與觀點。《英國製造》紀錄片在 BBC 電視頻道播出的時候，坊間有不少好評，可惜我錯過了觀賞的契機，於是當同名書籍在市面上出版之後，我去圖書館借了有聲書的版本，沒想到當真聽得津津有味！戴維斯的寫作充滿生動的畫面感，尤其能夠用深入淺出的文字，把複雜的概念解釋得頭頭是道，使我終於對英國現代經濟的發展趨勢，產生了比較宏觀性的了解，也對衝擊全球的二○○八年金融風暴，有了比較清楚（即使仍屬簡略）的認識。
更重要的是，本書幫助我看到了製造業、智慧財產以及服務業等三大產業之間如何環環相扣，共同成為支撐現代富裕經濟的三大支柱，這個理解使我在不知不覺間，也不斷將書中的分析套用在台灣的經濟發展上，從而使我對國內經濟轉型所面對的各種挑戰，獲得了一些新的視角。因此聽畢全書之際，我迫不及待將本書推介給立緒文化，促成了本書中譯本在國內問世，並有機會成為本書的譯者，我感到非常榮幸。
在翻譯的過程中，我必須把全書再度徹底細讀，發現仍然讀得興高采烈，但凡心有戚戚焉處，更是讓我的翻譯下筆如飛。我希望中譯本的讀者們能從本書受益，並能感受到閱讀的樂趣，正如我從本書所獲致的益處和樂趣一般。至於台灣是否也能從本書對英國的經濟反思中獲得恰當的借鏡呢？我不敢置喙，只能衷心期盼。
【作者序】
從藍領到白領：英國經濟的轉型之路／伊凡．戴維斯（Evan Davis）
當每件事都在出錯的時候，很難保持樂觀，而且除非特別頑固，否則當你接二連三遭逢厄運時，也很容易對自己的能力產生懷疑，難怪正當西方經濟體不斷受挫之際，近來很少出現正面的經濟觀，尤其是英國人，開始（再度）質疑自己究竟能夠產製或銷售什麼有價值的東西。
本書的目的是要說服你，我們國家謀生的實力比你想像中要強得多。我不是傻瓜，所以我不會強辯好像一切都很美好。過去幾年來一直到二○○七至二○○八年的經濟大崩盤之前，我們犯了一些嚴重的錯誤，至今仍在為此付出代價。但如果讓一連串的壞消息阻礙了我們的判斷力，以致全然忘了即使連續幾年遭受重大打擊，英國仍是一個相對上具有生產力的經濟體，不免令人悲哀。因此我的目標只是想釐清，在過去幾年間，我們到底做錯了什麼，而又做對了什麼，讓我們可以在世界上立足。事實上，經濟危機爆發前的過去幾十年來，對與錯幾乎旗鼓相當，不過，如能確認國家表現良好之處，至少讓我們在面對錯誤時，可以獲得當今亟需的信心。
最近幾十年來，英國經濟展現出意外的活力，不同於坊間一般的觀感，我們並未枯坐一旁眼看著中國與其他國家崛起，搶走我們的工業和飯碗；反之，我們不斷自我調整以便適應變遷中的環境。正當新興工業經濟體用我們無法負擔的低價大量製造某些產品時，我們開始往具有相對優勢的工業移動，同時，我們的經濟也開始往高價市場的方向走。我們開始從製造工業轉向新的模式，這是一個越來越植基於智慧財產、服務業，以及特殊產品的領域。
這個改變使我們的經濟獲得了成長，我們絲毫沒有懈怠，而是以拓荒者的精神不斷為自己打造新的角色，其他的歐洲國家，也眼看著我們年復一年比他們更亮麗的經濟成績。如果你需要一個數據來證明我們的成就，那麼只要看我們全國收入的增長幅度，在一九八○、一九九○，以及二○○○年代，都高於德國、義大利和法國，便可見我們做對了一些選擇（持平而論，過去十年的英國人口不斷增加，是推高經濟成長的重要因素）。我們一方面很快地撤出某些產業，另一方面同樣快速地找到新的工業，提高國家歲收。平均來說，我們變富了，而不是變貧了，而且跟一般的認知正好相反，英國的工作機會變多了，而非變少了。在二○一一年，也就是金融風暴三年之後，英國的工作人口高達二千九百萬人，比十年前多了一百五十萬，比一九八一年多了五百萬。誠然，英國的勞動市場如此龐大，因此吸收了成千上萬名外籍勞工來此地謀生。
金融危機的爆發並不能改變上述事實，我們確實在往高價市場的方向移動，製造業在我們產出的比例上大幅降低，可是我們的經濟範圍卻擴大了，而非縮小，並且即便我們讓製造業相對萎縮，我們的產製價值卻反而提升了，更在二○○八年第一季度時達到巔峰。
二○一一年，倫敦政經學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經濟表現中心（Centre for Economic Performance）出版了工黨政府從一九九七至二○一○年的經濟數據分析，指出：
整體而言，與其他主要國家相比，無論就生產力或勞動市場來看，英國在一九九七至二○一○年的表現都很搶眼。生產力的表現並不完全集中於金融、房地產、政府服務等「泡沫」經濟，而是來自於人力資源、資訊和通信技術（ICT），以及效率的提升，尤其是企業服務與發行網絡等……。分析其他企業表現指標，如國外直接投資、創新、創業精神和技術，也都證實我們的觀察，亦即生產力的提高是真實的，而非數據上的造假。這些證據對經濟的供應面，指向了比目前一般共識更為正面的解讀。
這也就是說，我們的國家走上高價市場，並非反經濟邏輯的瘋狂行為，而是對所處環境的自然反應：如果中國可以開始製造我們工廠裡的貨品，我們便可以開始發展更有利可圖的東西，例如設計與行銷中國產製出來的成品，這是我們的經濟從藍領演化到白領的部分過程。
這個過程不但有清楚的邏輯，也反映了英國經濟隨著條件變遷而適應的能力。事實上，英國工業與就業結構產生了劇烈變動，舉例來說，從一九九○年來的二十年裡，製造業在英國經濟的比例降低了一半，從原先的二二％減少到十一％，在這麼短的時間裡，對一個看來相對保守的國家而言，改變是非常巨大的。在千禧年代，沒有其他已開發國家經歷過如此大幅度的轉型，從傳統工業邁向金融與服務業。
我們再舉過去二十五年來倫敦市（London City）的變化為例：一九八六年之後，我們相繼看到老倫敦商業銀行被併購，美國大型投資銀行的竄升，以及重量級英國銀行的東山再起。我並不認為此一發展特別正面，但這個事實卻證明了只要有足夠的動機，我們對改變其實是相當義無反顧的。
究竟是什麼造成了這一切？很多人歸結到柴契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身上，認為她發動了對傳統勞工階級的現代鬥爭。無可諱言，她眼看著英國製造業的淡出而無動於衷，並大力鼓吹倫敦市金融業的成長，或許她真有階級鬥爭的企圖也不一定，然而有趣的是，當她和保守黨退出領導權之後，這個經濟趨勢卻持續著。政府對於減緩變化的發生，可以扮演一定的角色，卻非帶動變化的主要推手，我認為在經濟發展上，比政治家更重要的是匯率。人們常會低估匯率在協調經濟走向上，具有多麼重要的功能！強勢匯率可以誘惑企業把低價活動移向境外，因為在英國從事這樣的生產，相對上成本變得太昂貴，尤其過去十年來，英鎊的高匯率加上中國快速工業化，導致製造業的產品價格下跌，英國消費者自然會選擇購買進口商品，英國製造業者也自然會選擇在外地生產。
所以大體來看，這是對英國經濟發展相當正面的回顧：彈性經濟，隨著價格所釋放出來的訊號而調整，不斷往高產值工業的方向移動。數據也證明這些選擇是正確的，那麼怎麼還會出錯呢？金融危機的爆發，讓我們看到英國經濟兩個重大的致命傷。
第一、它凸顯了新經濟寵兒——金融服務業——的弱點，也就是它的很多成功都是虛幻的。金融服務業的擴張，一部分來自額外的冒險（連它自己也沒有意識到），因此它並沒有替英國創造出銀行家及其他人士原先以為的龐大產值，崩盤之後，金融業反而需要納稅人的補助，且額度是過去英國製造業者如英國利蘭公司（British Leyland）未能想見的天文數字。
但還有第二個更嚴重的問題，雖然英國改變了很多，也創造了良好的經濟指標，但在新經濟當中，並沒有一個外銷產業大到足以維持英國人已經習慣了的生活型態。
雖然我們的經濟在高價市場上有很多外銷，但量還不夠大，以致和外銷產業相比，內需的經濟面過於龐大。金融危機爆發前，國家消費、借貸、進口的幅度過高，難以長期維繫，而正是此一經濟活動使我們的經濟得到快速增長。也就是說，金融危機爆發之後，借貸停止了，消費也停滯了，事情必須有所改變，我們必須建造更大的外銷產業，或者我們必須重新適應不一樣的、較不富裕的生活模式。這讓我們忽然理解到，原來英國改造的故事並非那麼不同凡響，是我們之前過度進口，才會帶來繁華的假象。
簡單地說，一九九○年代的英國突然發現兩件事：一是因為國際的激烈競爭，工廠的利潤越來越低，二是商場的利潤很高，員工的生產力也強，因為每小時都可以賣出很多商品。於是我們的經濟回應了這兩個發展，很多工廠相繼倒閉，同時越來越多的商場開張大吉，而因為創造了高利潤、高產值的工作，經濟數字看起來也很好。這個模式表面上好像是贏家，直到我們發現，一個經濟體不能只仰賴向國外進口產品來維持榮景；唯有當貸款額度恰好足夠進口商品在店裡銷售的時候，開商場、創造高產值工作才是好的投資。
這個簡化的說法也解釋了英國在金融崩盤前十年的現象。我們把能夠外銷，以及能夠和進口商品競爭的產業削減得過小，取而代之的，我們讓不能買賣的產業膨脹得太大，包括面向國內消費者的服務業，以及政府部門。這使得英國原先相對健康的調適，變成了不健康的過度調適：英國經濟移向高產值工業，並倚賴進口低廉的製造產品（主要來自中國大陸）後，一開始國家確實受益，但經濟成長使消費者和政府都對長程發展感到過度樂觀，高估了收入成長幅度，同時也讓銀行產生超貸的意願，而貸款刺激消費，進而帶動更多的轉型和經濟成長，回過頭來又讓大家更充滿對新經濟的信心，直到我們忽然發現，超貸幾近不可收拾，而收入的成長速度卻不可能永遠跟上其腳步，這時我們對過去所犯的錯誤終於恍然大悟。
隨著金融風暴，英鎊的貶值讓我們看到了警訊，原來我們已讓過多的產業出走了！二○○六年時，一英鎊兌一．四五歐元，英國不是個製造出口的好地方，但很適合購買與進口；到了二○一一年時，一英鎊兌一．一五歐元，在英國製造、出口的魅力大增，但購買力的優勢下降。新世紀初期過強的英鎊匯率愚弄了我們，使我們關閉太多的工廠，開了過多的商場。
或許你會問，我有什麼理由對我們的經濟發展抱持樂觀呢？從金融崩潰之前的英國經濟演化，你看到的可能是一個國家如何步入歧途，但我們現在雖然可以當事後諸葛，也應注意到，好的經濟條件往往可以走得很遠，事實證明英國在面對挑戰時，總是有能力做出負責任的應對，表現優異，因此就事論事，當時的高匯率和製造業的激烈競爭，確是巨大考驗，如果我們的經濟可以正面迎接當時的挑戰而做出健康的反應，那麼現在也沒有理由懷疑，我們無法重新適應新的環境做出新的改變。
一些實際數據可能可以幫助我們對狀況產生較具體的掌握。二○○六年時，當時的財務大臣高登．布朗（Golden Brown）預期我們未來五年內的經濟成長率可達十三％，但事實上到二○一一年底時，我們的經濟才回復到二○○六年初的狀態，也就是說，金融風暴來襲，使我們的國家收入（可能將永遠地）縮小了一○％，幾乎將我們從二○○四年中期到二○○七年的成長全給還回去了。其他國家也一樣要調低他們的預期指數，只是很少有像英國這麼大的幅度而已。但我們同時也不應或忘：風暴來襲前十年內，英國經濟成長了三三％，比德、義、法都多了七％以上，也因此我們雖然犯錯了，卻毋須讓我們的經濟自我價值觀一敗塗地。
我無意對我們正面臨的考驗輕描淡寫，我們目前最重要的任務，便是要重建可貿易物質的領域（tradable sector），但無可避免的，不可貿易物質的領域將會萎縮。我們須將重心放回製造業的身上，因為此一產業有比服務業更多外銷導向的產品，未來幾年內，英國人也必須重新開發他們在機械與製造方面的技術特長。
此一改變將會面臨許多挑戰；第一、很顯然的，如果其他國家提高進口，外銷便會容易得多，但麻煩的是，我們的主要市場——歐元區和美國——近年來也都問題重重，而當他們有自己的困難必須解決時，就不太有心思去購買更多英國貨。事實上，他們也希望能夠透過外銷走回經濟復甦之路。糟糕的是，就新興市場來說——中國和印度的消費需求近年來快速激增——我們在當地的銷售成績卻一直非常有限。
第二個挑戰是，在供需經濟上，改變走向需要好幾年的時間，因為我們可以很快改變消費的路線，卻無法同樣快速地改變生產路線；前者需要的只是一個決定，去哪裡買什麼，但後者卻需要培養技術、建造工廠及開設公司。一個經濟體如果花十幾二十年的時間「去工業化」（deindustrialisation），回復的過程可能至少也需要同樣的時間。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今天的製造過程比起過去可謂四分五裂，所以不是讓幾家成功的公司開闢一些新的工廠就能立竿見影，涉及到的是整個產業供應鏈的重建。
最後一個挑戰，則是我們早已習慣的生活水平將受到嚴厲打擊。回到我先前的比喻，我們之前開了太多商場，關閉太多工廠，商場的工作薪資可能比舊工廠高，但現在當商場關門歇業時，新開闢出來取而代之的工作機會，薪資條件卻可能不那麼優渥。政府機關的工作也一樣，由於有部分的政府工作是金融危機爆發前，政府的貸款過高，以及金融業帶動的經濟榮景使國府的稅收增加所致，一旦經濟崩盤，財源匱乏，某些工作就此消失了，或者薪資變低了，或者需要提高稅率來支付，都屬意料中事。
本書出版之後的一年裡，更多的負面經濟新聞只能證明，英國要重新平衡經濟並非朝夕之事，也絕非毫無痛苦，如果你希望聽到我說，我們很快就能走上康莊大道，那麼你可能要失望了！我的樂觀並非植基於我們很快將能重建強大的經濟，而是來自簡單的觀察，確知我們是活在一個工業化的、彈性的生產經濟裡，經濟成長遲早一定會恢復。過去已證明，我們跟世上所有的國家一樣優秀，有能力調整經濟去適應各種外在條件，未來當然也不會例外。

譯者序 一本書讀懂現代經濟發展趨勢／蔡明燁
作者序 從藍領到白領：英國經濟的轉型之路／伊凡．戴維斯

引言

第Ⅰ部 英國的經濟地位
1 ｜英國的經濟有多好？
2 ｜我們如何抵達此處？
3 ｜開放經濟

第Ⅱ部 製造業
4 ｜製造業心理學
5 ｜我們失去什麼又獲得了什麼？
6 ｜進步空間

第Ⅲ部　智慧財產
7 ｜科學的部分
8 ｜品牌和廣告
9 ｜聰明的缺陷

第Ⅳ部　服務業
10｜服務業的優點
11｜太多好東西？

結語
參考文獻
作者謝誌

3 開放經濟
美國的德國馬歇爾基金會（German Marshall Fund of the United States），成立宗旨在提倡北美與歐洲的互相了解與合作，因此每一年都會進行一項國際調查：「大西洋兩岸趨勢」（Transatlantic Trends）。這項調查涵蓋了十三個國家，廣泛徵詢公眾意見，企圖了解在哪些方面我們的想法非常接近，但在哪些方面，我們的想法又會出現差異。
我對其中一個問題至感興趣：「對於中國崛起，各界看法不一，就經濟而言，有些人將中國視為帶來了新市場與投資的機會，但另有些人卻認為是對我們工作與經濟安全的威脅。你的看法較接近哪一方？」
繼續閱讀之前，請讀者先想一想自己的答案。
在大部分受訪的國家裡，對中國崛起的感受其實是相當負面的，其中兩個反應最正面的國家是英國與荷蘭。根據二○一○年的數據，英、荷兩國都有超過五○％的受訪者，認為中國是一個機會；至於對中國反應最負面的則是法國，六三％的受訪者將之視為威脅，只有二四％的人認為是機會。
這個結果並非出於偶然，因為二○○七年的調查問了同樣的問題，反映出相同的分布曲線。
此一現象證明英國確實有其特殊之處，即使並非獨一無二。我們對貿易的看法、開放的心態，以及對全球整合相對良性的反應，都與其他被調查的國家有些不同。本章的焦點在探討我們的開放經濟與都會文化，因為這兩大特質對於我們的整體走向，具有深遠的影響，我們的製造業、智慧財產業，以及服務業，都與我們對全球化的正面態度息息相關。我們的國家領導人——無論是工黨或保守黨政府——基本上對世界貿易自由開放，而對保護政策存有疑慮。
這種心態上的差異，表現最明顯的便是我們對歐盟共同農業政策（EU 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非常排斥，但好幾個歐陸國家卻非常支持（尤以法國為最），此外，我們對於全球公司彼此併購的趨勢，採取的立場也相當放任。
這倒不是說，我們完全沒有經濟國家主義的傾向，只不過這個傾向通常不會走得太遠而已，一九六○年代末期展開的「我支持英國」（I’m Backing Britain）運動，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
※
「我支持英國」運動最終失敗的原因，在於英國有從消費者的角度，而非生產者的觀點權衡輕重的傳統。同時這個運動還有一個致命的缺點，亦即在現代經濟裡，真的要「買英國貨」，其實非常困難，正如《泰晤士報》以亨氏焗豆（Heinz Baked Beans）為例所分析：豆子來自北美洲，番茄來自葡萄牙，麵粉來自美國，糖來自西印度群島，香料來自熱帶，裡面唯一可以稱為英國的，只有鹽巴和罐頭的金屬，而且亨氏公司九○％為美國所擁有，只因為這罐焗豆是在英國裝起來的，就被當成是英國貨了。
對我來說，「我支持英國」運動最令我反感之處，是運動者設想我們出門工作，或者選擇購買產品，目的全是為了要服務「英國經濟」這樣一個抽象的概念，根本大錯特錯！經濟應該是要服務我們才對。大部分的人外出工作，是為了要享受更高的生活水準；我們購買商品，也是為了要使用它們。但這個運動反其道而行，反而要降低我們的生活品質，勉勵大家做不想做的事，買不想買的東西，還要免費加班，這都是讓國人更貧困、而非更富裕的做法。換句話說，這個運動是對我們經濟困境的屈服，而非解決之道。
誠然，降低生活水準有時是必要手段，正如公司有時需要降價競爭，儘管最終的目的是為了創造更大利潤。我在第六章裡將會提出，我們做為一個國家，確實有過度消費的傾向，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我支持英國」運動有其邏輯，但降低生活品質本身，卻絕不應該是一個目標。
如果降低生活水準的用意是為了要提高競爭力，那麼毫無章法地任選商品或產業去支持，意義也不大，最好的方法便是降低英鎊匯率，因為這樣會讓進口的成本提高，但出口的成本下降。
「我支持英國」運動，基本上跟英國的某些天性與歷史發展是背道而馳的，包括我們對開放與國際化的傳統，以及偏重消費者而非生產者權益的價值觀；當我們覺得理當進口時，我們很自然還是會去進口。歷史學家尼爾．佛格森（Niall Ferguson）在《帝國》（Empire）一書裡，引述了作家丹尼爾．笛福（Daniel Defoe）一七二五年所寫的文字：「比起世上任何其他國家來，英格蘭內部消耗了更多國外種植的物品，由許多不同國家生產、製造、進口而來。」十八世紀時，英國大量進口的貨物包括茶葉、咖啡、糖和菸草，這證明了英國人對外國產品的嗜好其來有自，迄今未減。
「我支持英國」運動的發起人們，把英國認同想得過於簡化了，事實上，許多英國公司都有很多國外資金的介入，但一般人多半不是很在意，而此一發展亦早有歷史依據：尼爾．佛格森回溯一六八八至一六八九年的光榮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時，描述威廉．奧蘭治（William of Orange）從荷蘭來到英國，成為國王威廉三世，與英格蘭瑪莉二世共治英國，佛格森將此評為具有「盎格魯—荷蘭企業合併的性質」，而威廉無異就是被接受成為「英國的新任董事長」。
「我支持英國」運動和其他帶有保護主義色彩的行動——如高登．布朗曾提出「英國工作給英國工作者」（British jobs for British workers）的口號——有悖於英國固有脾性，當社會大眾發現運動激發的愛國情操過了頭，變得不再理性時，就會選擇放棄。
英國的經濟實力或有相對疲軟的時候，但在抗拒強硬國家主義的操弄上，一般卻能展現強大的意志力，這對英國經濟的發展影響深遠。
那麼，英國做為一個自由貿易國度，此一天性究竟從何而來？答案還是要從我們做為一個工業國家的歷史中去尋找。自由貿易之成為英國人根深柢固的觀念，可能應該追溯自一八四六年廢除穀物法（Corn Laws），堪稱一世代的偉大成就，其重要性與象徵意義遠超出法規本身。
在某些方面，穀物法和歐盟共同農業政策的精神有異曲同工之妙，旨在保護本國農產品，但說明白了，其實受惠的是當時擁有土地的貴族。法令下的「穀物」包含了一切穀粒——稞麥、大麥、小麥等——對進口穀類採取嚴格限制與極高關稅，以便保障英國生產者的利益。從十七世紀中期到法令廢除的一八四六年之間，英國共通過了一百二十條穀物保護法規。
在這段期間，穀物法並未引起很多注意，因為英國的農業鼎盛，不但自給自足，甚至還有多餘可外銷，不過隨著英國的人口快速激增，以及某些年頭的收成欠佳，尤其是一七五六至一七六三年間爆發了七年戰爭（Seven Years’ War），終於造成一個現象：對穀物的需求不斷增加，但長期以來無法從國外進口以便彌補不足，於是價格上揚；從十八世紀初期到末期，漲幅是兩倍半。對生產者固然是好消息，但消費者卻受不了，遂發生了糧食暴亂。
十九世紀初期，正當穀物供需的情況日益惡化之際，國會反而通過了一連串新的穀物法，加強生產者的法律地位，不但給予最低售價的保障，且遠在歷史平均價格之上，更接近戰爭期間暴漲時的價位，於是一八一五年間倫敦街頭發生暴動，抗議法規不公，穀物法乃開始成為辯論的焦點。
正反雙方的拉鋸，是我們今天也都很孰悉的論戰：一方追求保護主義，另一方力主更自由開放的貿易政策，主要差別在於誰站在哪一方。十九世紀初期，是站在街頭抗議、暴亂的群眾要求更自由的機制，但政策制定者們卻主張更加嚴厲的管控。
從政治層面來看，街頭運動者面臨一個困難的關卡，即他們的觀點在國會裡未能獲得充分代表。當時的英國尚未實施全民參政，僅有特權階級具備選舉國會議員的投票資格，因此貴族們的意見——多為土地擁有者，因而也是農業的既得利益者——卻能在國會裡得到十足的表達。
然而穀物法畢竟是經濟而非政治議題，後來經濟因素總算改變了既定的平衡點，使天秤開始朝既得利益者的反方向傾斜。正如第二章已經提過的，工業革命徹底改造了英國，十九世紀期間，白手起家的創業者們開始發揮自己的影響力，而工業越進步，農業對英國經濟的重要性就日益降低。一八一五年時，經濟學家大衛．里卡多（David Ricardo）出版了一份手冊，指出穀物法將英國的勞工與資本浪費在農業上，妨礙了國家的進步，若能進口國外穀物，就能釋放珍貴的資源，從事更有生產力的工業。
英國經濟平衡點的轉移，使自由貿易的論述開始獲得越來越多的支持，反穀物法聯盟（Anti Corn Law League）於一八三八年成立，成員形形色色，包括紡織業者理查．寇普登（Richard Cobden），也包括企圖推動選舉改革的人士，主張擴大投票權的資格。此外，鐵路建設與郵政的普及，也成為反穀物法聯盟的助力，因為運動人士可以搭火車到全國各地演講，說服廣大的群眾，這在二十年前根本是不可能辦得到的事；而便宜又普及的郵政，也讓聯盟成員可以向選民散布一系列的傳單，清楚論述他們的觀點。
寇普登從三個面向主張廢除穀物法：首先，他認為法令的廢除將使人人都能在經濟上受益，因為允許外國穀物進口，將擴張英國物品的外銷市場，從而提高對勞動力的需求，造成工資上漲，物價下跌；其次，寇普登認為促進國與國間的貿易，將增強彼此間的互賴，從而減低戰爭的機率，以及因戰亂而導致的經濟破壞；第三，寇普登及其聯盟成員更主張，自由貿易是一種道德選項，因為市民有權利購買最廉價的物品，政府不應干預防杜。換句話說，他們相信消費者的權益應該比生產者更重要。
其中最後一個論點，獲得當時聽眾最大的共鳴，並持續不斷地在英國民間廣泛流傳、開花結果。英國比其他國家都更早成為消費型社會，於是在這樣一個經濟環境裡，消費者也就一直站在具有主導性的地位。
穀物法在一八四六年的廢除有如一個分水嶺，寇普登的運動播下自由貿易的種子，影響所及在今天的政策與民意調查中仍清晰可見。十九世紀末期，美國經濟快速崛起，國與國間日漸升高的軍事緊張情勢，也造成保護主義與高關稅的重新抬頭。以法國為例，提高穀物進口稅，是為了防止美國進口農產品在法國氾濫成災；然而在英國，想法卻很不一樣，因為消費者喜歡購買低價產品，所以並未制訂很多政策去輔助沒落中的農業經濟。
二十世紀初期，其他主要國家的高關稅對英國經濟產生不利影響，失業率上升，物價也不斷上漲。當其他國家紛紛採取保護措施時，英國還能繼續堅持自由貿易的政策嗎？在約瑟夫．張伯倫（Joseph Chamberlain）的領導之下，一個強大的政治遊說團體於焉成型，稱為關稅改革（Tariff Reform），旨在透過保護政策幫助國內業者對抗國外產品。保護主義與自由貿易的戰火再度點燃，並成為一九○六與一九一○年兩次大選的決戰關鍵。
愛德華時代的自由貿易支持運動，喚起了人們對過去反穀物法聯盟的記憶，他們指出，一八四○年代，保護主義因為貪婪，寧可讓勞工階級挨餓，只為維護穀物生產者的利益。當時還出現了一本暢銷書，記述穀物法廢除之前困苦的生活，包括窮人在夜間偷蘿蔔餵養小孩的故事，因為麵包已經變得太過昂貴，成為特權階級才買得起的奢侈品。
自由貿易被形容為解放勞工階級的武士，穀物法的廢除被看成是英國走向自由的起點，也是讓國家更進步、更民主的基礎，讓每個人的權益都能被放在檯面上考量。
英國人傾向消費者的心態在此論戰中展露無遺，正如富蘭克．川特曼（Frank Trentmann）在《自由貿易國度》（Free Trade Nation）書中指出：「自由貿易為人們——尤其是形式上被排除在政治之外的群體，如窮人、女人及兒童——確保了基本物資最公平的價格。」因此他認為對貧困階級來說，自由貿易猶如基本人權。
無論自由貿易支持運動對穀物法歷史的解讀是對是錯，在英國二十世紀初期的辯論大獲全勝，一九○六年的選舉結果，自由貿易支持者獲得壓倒性勝利，並持續影響了一九一○年的選情。儘管關稅改革團體不斷發動攻勢，力求反撲，自由貿易顯然還是英國選民偏愛的選項。
隨著二十世紀的進展，英國卸下了帝國的光環，從經濟的制高點一步步撤退，自由貿易的原則備受打擊，第一次與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間，全球經濟的不景氣，使英國也開始跟隨保護主義而起舞，到了一九三二年，絕大多數的國外進口產品都要支付一○％的關稅。從時代背景中不難理解制訂保護政策的原因，可是卻不能避免負面效果。從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這段期間，全球經濟貿易委靡不振，相較於一次大戰之前，以及二次大戰之後的活絡，簡直不可同日而語。在保護主義興盛的期間，各國經濟都只能自求多福，回想一八四○年代，寇普登曾呼亞馬遜（Amazon）網站買折價書的人數，還是遠大於堅持去獨立書店花原價購買同一本書的顧客群。
上述這些本能性的反應，或許解釋了為什麼馬歇爾基金會的問卷調查，會發現相對於其他國家，我們對中國的經濟進展會有較正面的觀感，因為我們在潛意識裡，將自己放在消費者的位置，購買中國的廉價商品，但法國人卻將自己看成是生產者，從而感受到來自中國的競爭壓力。
我無意誇大我們和其他國家之間的差異，因為在實際操作上，沒有一個國家是百分之百、毫無疑慮地支持自由貿易。所有國家都會在某些層面上帶有某種程度的經濟國家主義，只不過具有反全球化傾向的國度——如法國——比較容易在他們的行動中表現出此一意圖。
以英國的面積來說，我們全球整合的程度算是相當驚人：我們不只有很龐大的貿易量，也有很多面向國際的服務產業；和歐陸的鄰居相比，我們有相對高比例的英國僱員是在外商公司工作；國外法人機構在英國購買的土地與資產，比其他國家都多；同時我們也在國外購買了大量的資產和土地。
簡言之，我們的歷史塑造了我們對貿易的開放態度，我們的態度塑造了我們的政策，而我們的政策塑造了我們的經濟。再反過來說，我們經濟的演化乃是深植於我們的態度與政策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