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樹又懷人：我的父親莊垂勝、他的朋友及那個時代

金鼎獎好書重新出版。
深刻描述林獻堂、洪炎秋、葉榮鐘那一代的文化人，
在黑暗年代中的理想、堅持、挫折與苦悶，
以及彼此間珍貴的情誼與人性光輝。

作者林莊生，出生於台中霧峰吳厝庄的大家族，是台中中央書局創辦人之一莊垂勝之子；他在去國多年之後，驚覺長輩日漸凋零、台灣也由農業社會轉型為工業社會，因而對已消失或正在消逝中的舊台灣產生無限思念，覺得應該記錄下來，於是完成本書。

一九九二年首次出版，不但獲得金鼎獎肯定，也被評為「充滿溫情與親情，有文學之美，又有歷史的真」，被譽為「孕育台灣人文意識的五十好書」之一。

全書分為兩部，第一部〈父親與我〉，以作者與父親為中心，歷述一九三○年至一九六○年間，台灣一般的社會生活；第二部〈父親的朋友〉，分別記述九位父執輩的遭遇與他們對時代的感受，這九位父執輩包括朱石峰、洪炎秋、許文葵、黃春成、陳滿盈、徐復觀、葉榮鐘、蔡培火、林獻堂，以及日本人岸田秋彥。為了要更直接地表達記述人物的思想與感情，書中引用大量的私人書信，真切記錄了一個時代的氛圍。

林莊生

出生於台中縣霧峯鄉，經台中附小、台中一中，一九五三年畢業於省立台中農學院（現在的國立中興大學）。一九六三年獲得蒙大拿州立大學（Montana State College）的農藝碩士，一九六七年獲得威斯康辛大學（University of Wisconsin）的農藝博士，隨即移民加拿大，在聯邦政府農業部擔任生物統計方面的研究工作，發表過三十三篇科學論文，一九九五年退休後從事寫作，出版著作有《懷樹又懷人》（自立報系）、《一個海外台灣人的心思》（望春風）、《兩個海外台灣人的閒情心思》（前衛）、《站在台灣文學的邊緣》（台灣文學資料館）、《新版懷樹又懷人》（台灣文學資料館）、《回憶台灣的長遠路程》（玉山社）。二○一五年過世。

本書生動的文筆，內容的特殊性，以及展現的見識與視野，不論是從「認識台灣」的角度來說，或是單純當作精采的人物故事來讀，都值得閱讀欣賞，不容忽視。

——國立台灣文學館館長廖振富專文推薦

【推薦序】
落葉歸根，魂兮歸來
林莊生《懷樹又懷人》二○一七年新版序 廖振富

林莊生《懷樹又懷人：我的父親莊垂勝、他的朋友及那個時代》是一本被遺忘已久的好書，原書出版於一九九二年，距今二十五年。本書作者林莊生（一九三○～二○一五）和他的父親莊垂勝（一八九七～一九六二），對當代多數台灣人而言都是陌生的名字。但本書生動的文筆，內容的特殊性，以及展現的見識與視野，不論是從「認識台灣」的角度來說，或是單純當作精采的人物故事來讀，都值得閱讀欣賞，不容忽視。
我個人早在一九九○年代初期攻讀博士學位期間，閱讀到剛出版的《懷樹又懷人》一書，內心深受震動，透過本書我具體貼近上一個世代台灣文化人的精神世界，也深刻體會到他們在黑暗年代中的理想、堅持、挫折與苦悶，而這些文化人之間的往來互動，更處處流露出珍貴的情誼與人性光輝。他們的視野、胸襟與抱負，使我眼界大開，而林先生文章展現的識見與雋永風味，成功傳達那個時代的特殊氛圍，更讓人回味無窮。此後，我便十分注意林莊生先生在台灣發表的文章，以及陸續出版的專書。後來有幸在二○一○年開始與林先生密集通信，進而促成他將珍藏數十年的一批珍貴文物捐贈給台灣文學館的機緣。
二○一四年十月，我專程前往渥太華，在他家住了十天，受到他們伉儷熱情的款待，對他進行深度訪談。期間並由他安排，與旅居渥太華的台灣前輩多所交流。這十天的相處，從清晨的餐桌到深夜的書房，我們無所不談，我也更深刻感受到他深厚的人文涵養，以及對故鄉台灣熱切的關注之情。他的住家佈置非常優雅，窗前茶几上擺放著葉榮鐘先生送給他的知名雕塑家陳夏雨的作品「裸女」，牆上掛滿他自己的畫作，其中最大的一幅，色彩斑斕，充滿抽象的幾何趣味，還有多張栩栩如生的風景寫生油畫。樓梯及二樓壁面，則懸掛著對他有特別意義的書法，包括祖父莊士哲（一八五二～一九一九，曾任鹿港區長）、父親莊垂勝、伯父莊太岳（櫟社成員，一八八○～一九三八）、堂兄莊幼岳（一九一六～二○○七），以及他的老師張錫卿（一九○九～二○○一，前輩藝術家，曾任台中師範附小校長）等人的作品，充分見證他的書香世家傳統。從他的書房望出去，庭院中的銀杏樹在加拿大秋陽中閃爍著黃澄澄的光芒，已成為我記憶中永恆的畫面。
當年《懷樹又懷人》一書出版後，雖然並未引起廣泛的注意，但有幾位學者都曾給予高度的評價，包括吳密察、曹永洋、林衡哲、黎湘萍等人。林衡哲讚譽本書：「是一本充滿溫情與親情的反映時代的鉅著，有文學之美，又有歷史之真，可說是一部永恆的台灣人傳記。」吳密察教授在為林莊生《兩個海外台灣人的閒情心思》寫序時，特別提到他當年初次讀《懷樹又懷人》，看不到十頁便「驚為天人」，對這位長期定居北美的台灣人科學家，竟然有如此深厚的人文素養與中文表達能力大為驚嘆，進而推崇這本書：「是一部足以表現台灣第一代近代文化人精神面貌的經典。」曹永洋指出：「作者因為巧妙運用大量的書信、照片，使讀者在閱讀時有如看到現場的舞台演出，有身歷其境猶聞謦欬的立體感。」長期研究台灣文學的中國著名學者黎湘萍則說：「研究台灣問題的人們，將不可不讀這本書。因為它所披露的心路歷程，是如此充滿了感人的激情，這種激情恰是用相當冷靜的筆調表現出來的，它不是年輕人詞藻華麗的浪漫的呼喊，而是經歷了人生許多磨難之後的智者用『心靈』寫就的。」他也認為本書既有獨特的文學價值，也有很高的歷史價值。回想起我個人當年閱讀本書的感動與震撼，迴盪久久不絕，曾在書後寫下幾句話：「一九九三年九月二十八日，閱完全書一遍，對日據時期台灣文化界先賢之事蹟、風範，興起無窮探索之志。」後來我常在課堂或演講場合大力推薦本書，遺憾的是，本書絕版多年，讀者無從購買。
依個人淺見，本書內容具有幾個明顯價值，其一是生動呈現日治時期與戰後台灣社會變遷的歷史切片，諸如一九四○年代時代轉折下，台灣的中學從日本教育一夕間變成中國教育的狀況；又如戰爭時期到二戰結束，住家相鄰的台灣人與日本人之間的微妙互動，從矛盾緊張到真心相待，散發人性的光輝及複雜面貌。而由於莊垂勝曾被二二八事件牽連入獄，本書描述戰後二二八所造成的社會動盪、台灣人的集體創傷與心靈暗影，至今仍具有參考價值。其二，本書描述日治到戰後台籍知識分子的出處選擇，及其內在精神樣態的差異、分歧，從林獻堂、莊垂勝、葉榮鐘、洪炎秋到蔡培火，各有其艱難、痛苦，乃至無奈與堅持，堪稱是理解近現代台灣知識分子精神史的重要文本。再者，本書兼及戰後來台的中國學者徐復觀，原台北帝國大學教授岸田秋彥與台灣知識分子的交往，又洋溢著以文化關懷為本，超越種族與地域藩籬的深厚人文精神，顯見本書絕非狹隘的地域主義之作。
作者生動而坦率的文筆，韻味深長的描寫，每每讓人掩卷長思，咀嚼再三。如「前言」的小故事，提及作者任職加拿大農業部，以種樹悼念同事卻不留下任何紀念碑文，連想到人類文化素質的提升，正是來自無數默默的關心與累積，非常引人入勝，這篇前言本身就是非常精練雋永的散文。又如描述一九六二年他在美國攻讀學位期間，父親莊垂勝去世，書中先透過幾封好友來信，簡要交代父親發病與治療經過，以旁人之眼，呈現莊垂勝人格胸襟的卓犖不群。接著以弟弟敬生、立生的來信，詳述為父親治喪前後的心境，在接到家裡電報告知父親死訊時，他如此寫道：「我沒有告訴別人，一切按照平常那樣上課、工作，只是感覺非常空虛寂寞，好像一個人被遺棄在曠野之中。」他不明言與同樣留美的弟妹都無法返台奔喪的痛苦，寥寥數語，唯「大音希聲，大悲無言」足可形容。
又如他寫蔡培火與父親戰後的互動，因兩人的出處選擇及對時局看法差異甚大，每每在爭吵中相互尋求理解，然而即使不歡而散，卻又長期維持如此「和而不同」的互動模式，兩人個性與音容笑貌如在眼前。本書像這樣精采的片段比比皆是，難以一一細數，但我們容易忽略一個事實是，作者處在時代夾縫中，他的母語是台語，中學上課學的是日文，接觸正規中文教育的時間極短，其後旅居美國、加拿大數十年，猶不忘台語鄉音，至於他能書寫流暢的中文，其實是來自不斷的自修與練習。
幾年前，林莊生曾將本書交給張良澤教授主持的「真理大學台灣文學資料館」，於二○一一年二月重新排印出版，可惜新版並未透過市面銷售管道流通，只能郵購，知者極少。我因而曾建議林先生重新尋求再版的機會，他也欣然同意。幾經交涉，當年在《自立晚報》出版部擔任總編輯並負責出版本書的魏淑貞女士，同意由她一手創立的玉山社重新出版。雖然林先生已在二○一五年一月下旬因病去世，來不及看到新版問世，但我深信他在天之靈對本書得以重新出版，必深以為慰。
就現實面來說，林莊生從一九六一年出國之後，僅有幾次返台探親訪友，與故鄉台灣的距離遙遠，互動極少，也少有人知，是典型的海外學人。但本書在一九九二年出版後，觸動他強烈的思鄉之情，使他晚年勤於寫作，主題都環繞著台灣的歷史文化與文學，又陸續出版《一個海外台灣人的心思》、《兩個海外台灣人的閒情心思》（與陳虛谷長子陳逸雄合著）、《站在台灣文學的邊緣》、《回憶台灣的長遠路程》等書，這可說是他漫長跋涉的精神歸鄉之旅。
而今，他的軀體已化為灰燼，不留形跡，但他遺留的著述，在在流露出對故鄉台灣的無比深情，其意義遠遠超越形體的落葉歸根。行文至此，我不禁想起那棵種在加拿大農業部植物園裡，早已從小樹苗長成高聳參天的「紀念樹」，而這何嘗不是林先生對自己一生奮鬥所下的最佳註腳呢！

二○一七年五月一日寫於台中
（本文作者現為國立台灣文學館館長）

落葉歸根，魂兮歸來：林莊生《懷樹又懷人》二○一七年新版序 廖振富
二○一一年版序
前言
第一部 父親與我
第一章 日據時代
身世
太平洋戰爭與「鄰組」
漣漪
第二章 光復前後
日據時代的中學
警備召集
新時代的開幕
新舊未接時
全盤中化與祖國的老師
第三章 圖書館時代與二二八
圖書館的經營
父親的「二二八」
二二八之我觀
第四章 退隱萬斗六
退隱與大同農園
客人與交友
我的五○年代
第五章 父親的晚年
我們的出國
鬥病與逝世
第六章 父親的墓園
第二部 父親的朋友
第七章 岸田秋彥和朱石峰先生
第八章 洪炎秋先生
第九章 許文葵先生
第十章 黃春成先生
第十一章 陳滿盈先生（並論賴和）
第十二章 徐復觀先生
徐復觀先生與父親
徐先生的民主思想
徐先生給我的信
拜師問道
尾聲
第十三章 葉榮鐘先生
日據時代的回憶
葉先生給我的信
由葉先生之短評申論羅萬俥與陳炘先生
遊加三日談
第十四章 蔡培火先生
少年時代的回憶
青年時代的回憶
蔡先生與父親
出國後的回憶
白話字與最後的對話
第十五章 林獻堂先生
獻堂先生的信
林獻堂與台灣
林氏政治思想的現代觀

二○一一年版後語
人名索引

第一章　日據時代
身世

　父親莊垂勝，字遂性，號負人，一號徒然居士，日本據台後第三年（一八九七）生於鹿港。先祖父莊士哲，是前清秀才，一九○二年任鹿港區區長。據台灣總督府編《台灣列紳傳》，其家產約八千圓，對其治績有如下評語：「鹿港原是一大商埠，近時海口淤塞，舟楫不通，不能見舊時繁華也。君既是以為憂，通鐵軌於彰化，以便交通，邑人積咸稱其功。其他修溝洫興水利，或建學校而盛風化，大小事業，凡裨補地方公益者，莫不出於君胸算，上下信賴，聲譽遠聞……志操高潔亦可識矣。」（錄自鍾美芳，〈日據時代櫟社之研究〉，《台北文獻》直字第七十九期）。祖父有六個男孩子，父親排行第四。大伯、二伯畢業於當時的「中等學校」。祖父是中上級的公務人員，再無資力撫育其他小孩，三伯與父親均送進糖業講習所。父親畢業該所後，得霧峰林家之資助去日本留學，回台後一九二八年跟母親結婚。

　母親有坎坷的命運，一生下來，外祖母就逝世，再過三個月，外祖父林俊臣也逝世，真的變成天涯孤兒。幸好當時外曾祖父母還在，母親就在他們之撫育下長大。外曾祖父有三個男孩子，外祖父是長男，畢業於當時設立在彰化的「台中師範」（註一），甚受外曾祖父之器重，一切金錢由他管理。二叔公當時還未婚，精神不甚正常，大概因金錢上管束太嚴，大為不滿，一天竟一氣之下用槍把午睡中的外祖父打死，後來受良心譴責也自盡。外曾祖父的三個兒子，只剩下最小的一個林其賢，我叫他七叔公。外曾祖父在母親七歲時逝世，留下相當龐大的田產，大概有一萬租左右，大部分由七叔公和過房的十一叔公（林阿華）繼承。當時的社會女子沒有繼承權，不過母親究竟是外祖父唯一的親生女，因此也分到一點，差不多等於外曾祖父百分之三至四的租額。因外祖父這一房沒有丁男，父母親結婚時約定，將來生男即用母姓，生女即用父姓，這是我姓林的原因（註二）。

　我是一九三○年出生。四、五歲的時候，全家搬到台中市，住在公園附近「鹽館」對面的二樓，那裡離「中央書局」很近，我想那次搬家一定是為了父親工作方便。記得那時候家裡有一個怪習慣，就是入寢之前，規定傭人要把兩個皮箱放在樓梯下。據說這是父親在東京大震災時獲得的大教訓。就是把重要的物件放置在小箱裡，緊急之事發生時，不必著慌，提著小箱子馬上就可以走開。這件事我記得相當清楚，原因是有一天晚上鄰家火警，我們一家確實按照父親平時的指示，不慌不亂拿著皮箱避難到附近榮鐘叔家了。

　說到東京大震災，這是父親在東京留學時發生的一大事件。對他來說，不但印象鮮明，對他以後的人生觀似乎發生相當深遠的影響。他常對我們說，從那次大震災以後，他對世事比較「看破」了些。他本來是一個非常儉樸的人，平常總是穿較舊、較壞的衣服，而把新的、好的收在皮箱內，結果震災那一天，他身上只穿古舊的衣服跑出來，好的衣服反而燒光了。「有福應該享受一下，不必太刻薄自己。」大概就是那時候領悟到的人生哲學吧。不過依我的觀察，他在這方面並沒有很大的改變。父親鹿港的竹馬之友施玉斗先生曾說過：「吃花生的時候，榮鐘是由大的、好的先吃；遂性是由小的、壞的先吃。」父親的性格有目共睹。如果父親經過這次災難而有「看破」的地方，那就是他對生死有了較超越的看法。

　我五歲（一九三四）時，我們又搬了一次家；這一次搬家，不知是因上次火警，怕樓上的生活不安全，或是為我上學方便，父親選了柳川旁邊的初音町。記得我們搬進去的第二天，三弟正生出生了。我們定居在這裡一直到一九四三年（昭和十八年）遷移霧峰萬斗六為止。我七歲入台中師範學校的附屬公學校，八歲時七七事變發生。有一天下午父親要帶我們去公園玩，正要踏出門口的時候，來了一個日警，他對父親講了什麼話，我沒注意，只聽到他大聲叫：「不要強辯，跟我來警察局。」父親跟他去後，我們起初以為是警察故意要為難他，叫他去「說教」，後來聽到書局的張星建、施學禮先生也被傳喚，才知道事情有點不妙。父親當天就被扣留，過兩三天，高等科（主管思想方面）的警察來「家宅索查」，把父親的文件書籍包成幾大包帶走了。後來不知道用什麼名義，判他四十九天的徒刑。葉榮鐘先生在〈一段暴風雨時期的生活記錄〉（註三）說：

　七月蘆溝橋的槍聲一響，祖國開始八年的長期抗戰。八月上海事變發生，同月十五日，台灣軍宣佈台灣實施戰時體制，並由古莊軍司令官發表談話，其中一節說「島人（按：即台人）陽表忠順，而陰懷不逞，常有非國民之言論，若一旦聞知，即與剪除」云云。在古莊聲明以後，台灣各地的知識分子動輒得咎，被憲兵及特高警察干擾侮辱的事件，時時發生於各地。就中最聳動耳目的是台中的莊遂性，及台南歐清石兩先生，他們兩人可說是代表的犧牲者。莊先生是中部知識分子的領導者，平時頗有聲望，他於九月二日被台中警察署拘置四十餘天，所犯何罪，無人知道，連他本人在內。只有
被捕數日後，台北的某報用兩欄的篇幅報導這件事說「民族意識濃厚，常作反抗言論的台中莊某，北支事變爆發後，對於南京播送的支那戰況，極表關心，這次當局發表對於收聽南京播送者將予嚴罰，莊某竟對此項處置，大鳴不平」云云。

　父親進獄後，施維堯（註四）先生從台北趕來照顧我們，在這個時候他教我畫畫，這是我對繪畫發生興趣的開端。父親入獄之事，我相當懊惱。那時還不懂事，只知道壞人才會被警察抓去，所以覺得這是件很不名譽的事情，好在沒有同學來問我家裡發生什麼事。

　就在這個期間，我也做了一件很開心的事。我自幼小到小學二年級一直留著頭髮，這在現在看來是天經地義的行為，但在五十年前的台灣，所有小學生都是剃光頭，只有我一個留頭髮，常受同學的譏笑。我屢次要求父親讓我把頭髮剃掉，他都不答應。我趁他不在的機會，懇求母親准我剃光頭。媽媽到底較好商量，答應了。我馬上跑去常去的理髮廳，要求統統剃光。那位理髮師半信半疑問我：「真的？有沒有得到你爸爸的許可？」我很高興地告訴他：「有，沒錯。」這樣我就跟多年來一直是我苦悶象徵的頭髮告別了。我還記得剃光頭回家時，母親一時認不得我，以為我是隔壁日本人的小孩子。對我來說，這次剃光頭不但使我面目一新，精神也鬆弛多了。少年時期我常埋怨父親只知道他自己的道理，而不了解我在學校的處境，時常迫我在父命與師命之間掙扎。留頭髮是我人生第一次的受難。

　還有一次，是在中學一年級時（一九四三）發生的。那時「皇民化運動」正推行得如火如荼，學校當局規定在校中將使用日本名字。當時改姓名頗風行，台中一中是台灣人的學校，素來以富民族意識而聞名，不過還是抵不住時代的狂流，同學中，小林、大林（原姓林者）、宮下（原姓呂）之類的日本名字日日增加。學校當局鑑於中國名、日本名，參差不齊，那些家長頑固老不改名的人，至少在學校中可以換一換日本名字叫叫，以增加大家的「日本人意識」。因為這是學校內的叫名，與戶籍上之名字沒有關係，我想一定沒問題，回家後隨便告訴父親這件事的經過，同時問他能不能替我取一個日本名字。他不經思索，衝口而出：「Hayasi Takeo 」。我問他怎麼寫，他用台灣話回答我：「林莊生。」我的天啊！他是要我改音不改字，是要把「林莊生」這三個漢字改用日式的讀法而已。原來日本人唸漢字有兩種讀法：一種叫「音讀」，一種叫「訓讀」。一般地說，中國人名是用「音讀」（我的名字音讀是 Rin So-Sei），日本人的名字是用訓讀。日本人也有林姓，所以「Hayasi」是可以的，「Takeo」也是很普遍的名字，但都是寫「武雄」或「武夫」。我沒看過日本人有「莊生」這個名字，而這兩個漢字可以唸成「Takeo」也是頭一次聽到。當時那種以「皇國民」教育為宗旨的學校，如果按照父親的說法報上去，一定被教官痛打一頓，因為日本人最痛恨口從心不從的人。我當時覺得父親的頑固與不近人情竟到這個地步，一面驚愕，一面抱怨他。我沒告訴他這樣做可能引起的後果，只說這種改法學校一定不准。他反駁說：「為什麼不准？林茂生先生不也是『Hayasi Sigeo』嘛！」林先生所以能用這種高等政策對付日人，除了靠祖先姓林（如果姓蔡、陳、張，就沒有可能）而得通用之便以外，他是台灣人數一數二的民族主義派的知識分子，日人對這種改音不改字的作法，說起來是啞巴吃黃連，有苦難言。只是林先生之社會地位特殊，日人也無可奈何。日據時代如此改姓者恐怕只有他一人（其實這等於沒改，因為戶籍上之名字並不注音）。父親的意思好像也要我效法他。可是我只是中學一年級的學生啊！我知道跟他爭論也沒用，沒說下去，不過私下很埋怨他，覺得：「你要做不歸順的人（nonconformist）你去做好了，何必把我拉進去。」後來我還是瞞著父親，告訴老師說，我要用「林武雄」（用父親指定的音，不用他指定的字）。

　這雖是一件小事，不過當時確實給我精神上很大的不安。後來過了好久，父親偶然在筆記簿上看到這個名字，問我：「誰給你這個名字？」我騙他說：「奧田先生以為這樣比較雄壯一點。」父親用輕蔑的口吻回答一句：「俗不可耐。」但沒再追問下去。我鬆了一口氣─就像小學時的理髮一樣。

　說起學校內改姓名，我還有一次經驗。那是一九六一年到美國時，我發現從主任教授到系裡的同學，都對我的名字感到很難發音，他們的發音很像叫Johnson，因此我即告訴他們，以後就叫我 John 就好，免得彼此不方便。這次確實沒人要我「增加美國人意識」，我完全自動的，結果非常成功，在當時英文不十分通達的時候，我靠這個名字和洋同學親近了不少。此後我對國內、國外的通信均以 John Lin 自稱。我本來以為父親對此可能會閒言幾句，可是都沒有。他是唸過古書的人，大概知道「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罷！後來他逝世後，我整理他的來信，一律都是 Chuang-Sheng Lin，一字不改，真是頑固之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