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務運動與明治維新教育改革比較研究（簡體書）

日本教育發展的歷史特色鮮明，從世界教育史的范圍來看，屬于后發速進，善于學習別國之長成就自己教育之特色，并能使教育在經濟社會發展中充分發揮作用的典型。在古代，當中國已處于晉朝，封建教育已經相當完備的時候，日本才于公元284年通過朝鮮半島上的漢學家引入漢學經典，開始創辦有組織的教育機構——宮廷學問所。此后日本大力吸收中國儒學和印度佛教，并使之與日本神道相結合，逐漸形成了獨特的日本文化，極大地促進了日本教育的發展。16世紀中葉以后，蘭學傳入日本，日本教育中又增加了西洋文化和科學技術的元素。到封建社會后期，日本不但建立了自己的封建教育體系，還形成了以“和魂漢才”為指導思想的善于引進和吸收外來文化教育成果的能力。

緒論

第一章 改革背景比較
——內憂外患與瀕臨滅亡
第一節 西力東漸與中日危機
第二節 改革的社會思潮
第三節 改革的教育基礎
分析比較

第二章 改革目的比較
——維護封建統治與建立資本主義強國
第一節 洋務運動及其教育改革之目的
第二節 明治維新及其教育改革之目的
分析比較

第三章 改革指導思想比較
——“中體西用”與“和魂洋才”、文明開化
第一節 “中體西用”與“和魂洋才”的提出
第二節 洋務運動與明治維新教育改革觀念的差異
分析比較

第四章 改革措施比較
——局部突破與整體改革
第一節 教育改革所依托的政治體制比較
第二節 教育改革的領導機制與措施比較
分析比較

第五章 改革成效比較
——-枝獨秀與滿園春色
第一節 教育理論與制度建設比較
第二節 教育發展成就比較
分析比較
結語
參考文獻
后記
補記

《日本教育史研究論叢：洋務運動與明治維新教育改革比較研究》：
（二）洋務派官員的辦學實踐
如前所述，最早奏請舉辦新式教育、培養新式人才的是恭親王奕?6?0，其初衷是為外交事務培養翻譯人才。在負責清政府外交事務過程中，奕?6?0感受到了翻譯人才的重要性，他在給皇帝的奏折中寫道：“與外國交涉事件，必先識其性情”“欲悉各國情形，必先諳其言語文字，方不受人欺蒙。”在奕?6?0的推動下，近代第一所官辦外語專門學校——京師同文館于1862年成立。
長期與外國人交涉的李鴻章對翻譯人才的重要性有著更深刻的認識。1863年3月，時任江蘇巡撫的李鴻章向皇帝上奏道：“伏惟中國與洋人交接，必先通其志，達其欲，周知其虛實誠偽，而后有稱物平施之效。互市二十年來，彼酋之習我語言文字者不少，其尤者能讀我經史，于朝章憲典、吏治、民情，言之歷歷；而我官員紳士中絕少通習外國語言文字之人。各國在滬設立翻譯官二員，遇中外大臣會商之事，皆憑外國翻譯官傳述，亦難無偏袒捏架情弊。中國能通洋語者僅恃通事，凡關局軍營交涉事務，無非雇覓通事往來傳話，而其人遂為洋務之大害。”李鴻章在奏折中，分析了外國翻譯官和“別成一業”的上海通事在中外交涉中不得利的原因，由此認為非有自己的譯員不可。于是，李鴻章奏請在上海仿照京師同文館成立上海同文館（后更名為上海廣方言館）。按照李鴻章的設想，這所學校除了要培養外語人才以充外交翻譯之外，還應為翻譯算學、格物、制器等西學書籍培養人才，以便“轉相傳習”，通曉輪船火器之技巧，促進自強。在整個洋務運動期間，李鴻章還先后創辦了天津水師學堂、天津武備學堂、天津電報學堂等新式學堂，成為推動新式教育的重要領軍人物。
曾國藩對培養西學翻譯人才也非常重視，他曾言：“翻譯一事，系制造之根本。洋人制器出于算學，其中奧妙，皆有圖說可尋，特以彼此文義扦格不通，故雖日習其器，究不明夫用器與制器之所以然。”因此，他提議在江南制造局“另立學館，以習翻譯”，選聰穎子弟，學習外文，同時學習西方科學技術。受曾國藩影響，他的兒子曾紀澤很早就開始學習英文和西洋算術，后來成為清末著名的外交家。
時任閩浙總督的左宗棠認為“欲防海之害而收之利”，必須有自己的工廠、學校。由他倡議并設立的福建船政學堂（即求是堂藝局），在當時具有領先之功，其所開課程包括外語、數學、工程學、航海學以及基礎性的技術課程，每一門課程都用英語或法語教學。這在當時實在是難能可貴的。1867年1月船政學堂開學，一反過去辦學“專心道德文章，不復以藝事為重”的傳統做法，將外文學習與科技知識學習并重，把培養科技人才置于首要地位。左宗棠認為求是堂藝局培養的人才“進詣尚未可量”，如果“寬以時日……以機器造機器，以華人學華人，以新法變新法，似制造駕駛之才固不可勝用也”。求是堂藝局分為前、后學堂。前學堂的學生學習法文，設置造船、設計專業（繪事院）；后學堂學英文，設置駕駛、輪機專業。1876年前后，學堂增設培養一般工人的藝圃學堂，招收藝童、藝徒三百余名。后來，前、后學堂分別演變成造船學校、設計學校、海軍學校、實際航行學校，開設數學、物理、化學、地理、制圖、機械學、航海和航海天文學、微積分、造船學以及實際操作規則等課程，循序肄業，但仍兼習漢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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