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簡介
“浙江村”，20世紀80年代起漸次於北京天安門以南5公里的南苑地區彙聚成形。30年來，其經濟生產與社會再生產的特殊面貌、內部空間與外部環境的互動演變，已成為研究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流動人口與城市社會經濟發展，體制、權力與政策的鮮活樣本。
作者借同鄉之便，於90年代中期6年時間裡對“浙江村”進行實地調查，深入“浙江村人”的日常生活，以近乎白描的寫作手法，細緻呈現了“浙江村”這一流動群體的落地、發展和變化中的諸多細節。對於“浙江村”的形成、結構、運作、變遷，“浙江村人”作為“外來人口”在北京的生活、生產經營、鄉情民願、與流入地及戶籍所在地管理部門的互動等等，均加以極近距離的分析記錄。
本書時隔20年後修訂再版，除對前版內容進行補充訂定外，於新增序言部分特別回顧了“浙江村”和中國社會自2000年以來的變化，對“正規化”及“分割―攫取模式”進行了分析闡述。同時為便於歷史比照，增繪了2017年“浙江村”疏解前分佈示意圖。
作者簡介
項飆，1972年生于浙江溫州，英國牛津大學社會人類學教授。除《跨越邊界的社區》外，著有Global Body Shopping (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2008年度美國人類學協會安東尼利茲獎。中譯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合編Return: Nationalizing Transnational Mobility in Asia （杜克大學出版社 2013）。獲2012 William L. Holland 獎、英國科學院中期職業發展獎等。最近的中文文章包括“中國社會科學‘知青時代’的終結”等。
目次
目 錄
序一（修訂新版序）讓他們看到飽滿的自己
序二 正規化的糾結：北京“浙江村” 和中國社會二十年來的變化
序三 2005 年英譯版序言（節選）
第一章 引論：從日常行為的角度為什么要寫這本書
“奇怪”的社區
現代和傳統
總體和具體
第二章 走進“浙江村”
創造中的社區
系
在互動中認識對方
“溫州的大學生”
本書的寫法
第三章 周家一日
看圖說話：區位與擴張
兩撥人
各人的年譜
住房、設備和投資
一天的生活
一天中的來客
兩年以后
小姊夫家
第四章 1984：來到北京
史前史
哥倫布的故事
來到北京
松緊兩條鏈
一起干
擺地攤—游擊戰
第五章 1986—1988：站穩腳跟
登堂入室
進攻
聯手：出租和引廠進店之爭
執照
發明代銷
“無本生意”
能人、自己人和永嘉人
“不宜久留”
第六章 1988—1992：擴張
皮夾克熱
定銷
邊貿
老外進村和發包
批發點
打通：“全國性流動經營網絡”的形成
為什么擴散
布料市場
輔料市場
勞務市場
資金市場
“家”還是“家鄉”？
改造家族
生活體系
居住格局
糾紛的解決
“打天下”
房東和房客
逃跑
第七章 1992—1995：亂里掙錢
進入大商場：關系的藝術
大轉包
小轉租
營業員
“京溫”故事
市場熱和攤位熱
新招數
辦手續
保護人
生意圈的擴大和競爭的加劇
大院
多人合作和多向投資
亂極了
自衛組織和公安系統
幫派的形成
幫派組織
幫派和大人物
聯絡處和聯防隊
第八章 1995：波折和回潮
建立愛心小組
“搭架子”和合同策略
對弈策略的挫折
劉家大院
風波乍起
突然的變化
自拆階段
強行拆除
3 個月以后……
大院卷土重來
新熱點
第九章 討論：關系叢
分離和重疊
大小相配——社區的基本格局
“鎖住”
親友鎖客戶
關系叢
關系中人
比較：開放下的聚合
第十章 未來：新社會空間
新空間
“套”
跨越邊界的社區
后記：理解的知識
參考文獻
附件
致謝
索引
書摘/試閱
史前史
大姊夫在講他過去經歷的時候感嘆：我這一輩子做過的事真是能寫好幾本書！在“浙江村”我經常聽見這種感慨（有的是說能演電影，有的說能編戲）。
1994 年春節，我向樂清縣工商局的領導打聽有關樂清人口外流的情況。他張口就不容置疑地說：“樂清人嘛，‘文革’的時候就全國到處亂跑！”這位干部50 多歲，本地人，一直在樂清工作。他的經歷給了他這樣的印象：“浙江村”是這些人自己多年“跑”出來的結果。1994 年10 月我隨北京市有關部門在“浙江村”開展外來人口調查，發現，這里30 歲以上的男性業主60% 以上在80 年代以前就有了出省的流動經歷。王春光（1995：64）對“浙江村”的調查也發現，這里年紀在32 歲以上的男人80% 在改革前有過外出的經歷。很多學者也強調溫州地區有人口外流的傳統。（費孝通，1992；林白，1986；王春光，1994）但是“浙江村”的出現，并不是簡單的“傳統加改革政策”的產物。
在來到“浙江村”之前，“浙江村人”有三種流動經歷。
一是在“文革”后期，以“師傅帶徒弟”或者“先走帶后走”帶出來的。當時主要是去西北地區打家具和去湖北等地做木工、彈棉花，以及換銀圓、去內蒙古淘金沙等等。
“浙江村”村民姚信安告訴我：“我是71 年，18 歲時第一次出遠門，去甘肅敦煌。我們都是趁亂出去。有段時間火車不都是白坐的么！本來溫州人去上海一帶的多，但是這邊管得嚴。在西北革命雖然鬧得兇，但沒人認真管事。”1975 年首次外出、1986 年來到北京的周年滔說：“當時從村里出來并沒什么障礙。我們家祖祖輩輩都講和氣生財，我年輕時，這個運動那個運動中對別人都沒怎么樣。出來時生產隊長也是本家，攔你對他沒什么好處。反正在家里也沒有真活可干。大隊長也是睜只眼閉只眼，公社就管不過來了。出去工分當然是沒了，每月再交2.5 元給生產隊，用以贍養五保戶。我78年回家結婚，還當了一年生產隊長。因為在村里的也搞兩派斗爭，選不出人，倒把我這個中立派選上了。”
“文化大革命”所導致的混亂給人們提供了自發外出的可能。而能抓住并利用這個機會，離不開“師傅帶徒弟”這種網絡的結成。
姚信安說：“我出去不用帶錢。那時我的一個堂伯，解放初曾跟他的師傅到外面做過家具，家里有一點工具和錢。他跟我爸分析，覺得當時可以出去試試，勸我爸讓我跟他去。學手藝在農村是件頂好的事，就答應了。在外面吃住由他管，年底再給一兩百塊錢。
“我們這里有幾批知青曾到西北支邊，他們常寫信回來，所以我們知道那里的一些事。而且想，萬一到那邊不行還可以找他們。”
“師徒”是中國農村中由來已久的關系。各種手藝、行當因此得以傳承。人們現在在新的形勢下重新利用這一關系，使老一代能夠把他們在手工業合作化以前所積累的資源（包括在過去的流動中所得到的經驗、信息和資金等等）重新動員起來，成為在國家之外的，資源組合的一個渠道。
外出后，人們主要靠開辟“地下市場”討生活。姚信安說：“我們不敢去大城市，一般住到縣城或郊區的村里，挨戶問要不要做家具。給哪家做就住在哪家，付房租。米、煤請他們幫忙買。西北人家具做得不行，我們很容易找到生意。按當時的說法，我們是典型的投機倒把，黑市。但老百姓沒有天天真搞階級斗爭的，兒女結婚總得有柜子、床。怕的是他們鄰居間有矛盾，或者嫌我們吵，才去‘報官’。我們半夜里躲到豬欄、牛棚里也是常有的事。我自己就被公安遣送過兩次，但我們無所謂。基本還能做得下來。”
當時他們不可能到市場上買木材，也不可能賣家具，只能偷偷摸摸由客戶提供木材賺點手工費。資源積累和群體擴大的速度極慢。
根據樂清、永嘉的杭郭、錢家埕、河深橋等村村民的回憶，當時外出的人占本村的大約二十分之一，而且整個70 年代沒什么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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