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之後？：臺灣困境、「中國」霸權與全球化

兼治中國近現代史、後殖民研究、全球化理論
當代重要學者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第一本在臺出版著作

土耳其裔美國學者阿里夫．德里克，二○一六年五月應成大臺文系之邀，來臺發表系列講座。本書主要內容，即為相關的五篇講稿，以及一篇專訪，從中不僅可見德里克快人快語的一面，也能看到他學思歷程的幾番轉折：從六○學運狂飆年代的親身參與者，到七○、八○年代的中國共產革命研究者，九○年代轉而投入後殖民與全球化理論，並據此進一步析論「後革命」時代的中國。

事實上這位學者與臺灣頗有淵源，一九六九年曾來臺學習中文，九○年代又多次造訪。但臺灣卻從未出版過他的著作，本書《殖民之後？》是第一本，大致涵蓋了他學術生涯後半場的核心關懷。

面對一個後殖民與全球化的世界，他思索並追問，殖民真的結束了嗎？全球化帶來的是共生還是毀滅？德里克的答案並不樂觀。帝國殖民體制雖然崩潰，隨後的國族建構浪潮，卻往往同樣使用殖民手段在內部壓迫少數、消滅差異。而全球化時代的到來，不但沒有消融隔閡，反倒強化了民族國家之間的競爭與自我意識；況且當資本主義全球化，造就資本可到處流動的跨國企業，深刻影響人們的日常生活，這何嘗不是一種殖民形式？

我們以為殖民已是歷史，但德里克殷殷提醒，殖民處境仍無所不在，在全球化的今日，更徹底的殖民正在發生。

戮力批判全球資本主義結構的德里克，自然也把批判眼光投向這個結構餵養出來的巨獸──已成資本主義脊梁骨的當代中國。他憂心地指出中共挾其經濟成就高唱「中國夢」，鼓吹振興「中華」民族、追剿各種獨立言行（疆獨、藏獨、臺獨）之餘，更在西方廣設孔子學院，仿效美國發展文化軟實力，積極往世界霸權之路邁進。當外界指責中共侵犯人權、箝制言論自由、蔑視民主，它動輒用中國文化特殊性為自身辯護，認為那些批評不過是「西方價值」。德里克疾呼知識分子此時更要審慎分辨，不該輕易接受以文化差異、反西方中心為託辭的主張。

德里克已在二○一七年十二月一日過世，因此本書也是他的最後遺作，一份給臺灣的臨別贈言。他形容臺灣是「殖民主義製造的土地」，而他對殖民主義的深入探究，特別是殖民主義、民族主義、歷史認同之間糾葛的關係，尤其值得我們省思。

本書特色 
◎德里克是擅長以抽象理論剖析複雜現實的庖丁，而在二○一六年五月由成大臺文系主辦的「阿里夫‧德里克教授Arif Dirlik系列講座」中，這位歷史學出身、學術研究範圍卻不拘於歷史學領域的「異數」學者，除了旁徵各種理論，也博引近例時事，印證他的觀察。這些可親媒介，不僅有助引導讀者踏入德里克的思辨世界，也可能使讀者如醍醐灌頂般恍然大悟──原來今日全球各地發生的許多事件與現象，背後其實都有共通的邏輯和結構。

◎德里克也是一位有強烈現實關懷而且敢言的學者，經常對當代中國的各種問題直言不諱，這是他為紀念六四事件二十五週年而寫）。他的在臺演講內容，當然也觸及當前臺灣面對中國崛起威脅的困境，但絕不僅止於義正詞嚴的譴責，而是具體指出中國崛起與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以新自由主義和發展主義為主導）之間的共謀關係，並扼要梳理中、港、臺三地在民族建構、殖民主義與歷史認同上的纏結。

◎在本書最後的長篇訪談中，德里克娓娓道來自己為何由學運轉投入學術、放棄電機系改投向歷史學領域、他的研究關懷及轉折等心路歷程，並直率表達他對當前西方學界向中共金錢攻勢低頭的憤怒、對第三世界知識分子占據道德高度的不滿，毫不保留地展現真性情，德里克其人彷彿躍然紙上。

理論迷宮裡的笑聲：阿里夫．德里克與他的（後）革命時代／林易澄（臺灣大學歷史學博士）

挑戰文化主義， 挑戰「中國」： 堅持基進啟蒙精神的德里克／楊芳枝（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教授）

第一章 全球現代性與殖民
第二章 臺灣：殖民主義製造的土地
第三章 生於翻譯：「China」之於「中國」的製造
第四章 文化特洛伊木馬：孔子學院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霸權追尋
第五章 全球現代性的文化與政治困境
第六章 阿里夫‧德里克訪談錄

摘自第二章，〈臺灣：殖民主義製造的土地〉

下面我要討論的內容，是由兩個反思而起，其一與我個人有關，其二可以說與理論有關。個人部分是指我過去四十五年來有過的臺灣經驗。我第一次到臺灣，是在一九六九年時以研究生的身分來學中文─情況不得不然，畢竟對美國學生來說，當時「真正的」中國是去不了的。後來隔了很長一段時間，一九九○年起我又多次短期造訪臺灣。
在這段間隔期，臺灣歷經許多重大變遷，可是很奇怪，有個非常關鍵的改變我竟一直沒有意識到，直到兩年前一次來臺，某天早上我看著中研院院區的往來人群，才突然發現臺灣民眾（the people）的變化如斯巨大。對於這座島嶼共和國的人民而言，消失在對岸大陸強權的經濟、文化、可能還有政治勢力範圍內，是生活中時時存在的威脅，他們不免憂心忡忡，儘管如此，他們的行為舉止，以及在面對自己是誰、自己為何在這裡等問題的舉止和應對上，卻顯得一派泰然─不妨就用人類學家沙學漢（David Schak）在文章中的描述，稱之為一種溫暖的「公民心」（civility）吧。正是他們的安然自適使我恍然大悟，原來隨著我在一九九○年以後的幾次造訪，這已不知不覺間累積成為我對絕大多數臺灣民眾的看法。跟我二十年前在臺灣待了一年所得到的印象截然不同，當時，像我們這種外國人最有可能碰到的臺灣居民，仍想像自己僅是這座島嶼的過客，很快就會回到他們在大陸上「真正的」家。這種想望也讓他們與家就在這座島上的大多數人始終有隔閡，而後者跟這些來自大陸的征服者在文化上也有明顯的差異。這座島似乎因為缺乏某種安定感而失重，島上的文化彼此格格不入。
要探究臺灣如何從一種狀態過渡到另一種狀態，最好的方法是透過臺灣人的自我形象─在那段間隔期，臺灣人起而對抗大陸征服者，改變了這座島嶼的歷史走向，推著它朝與征服者想像中大相逕庭的方向發展，而且至今還在持續對抗。今天，「臺灣人」指的不僅是一九四五年以前就住在島上的居民，而是所有住在臺灣的人─這種變化本身就代表實體本土勝過了抽象國族。這倒不是說壁壘分明與焦慮之情已經消失於島上的政局。不過，一九四五年後從大陸來臺的人所經歷的臺灣化過程（Taiwanization），使過去用來區分臺灣人與大陸人的標準大為喪失了有效性。區分的標準如今需要重新界定，這更多牽涉到對大陸的態度，而不是出生地或籍貫。這段轉變過程的文化與歷史結構普遍在民眾身上留下了印記。我們需要更深入理解的正是這個內在結構，而非僅是其外在形式，以反駁「臺灣是個『華人』社會，理所當然屬於『中國』」這種盛行假設，此一假設向來為審權度勢的國際協議所認可。對島上相當比例的居民而言，本土顯然不只是本土，更是自身國族主張的基礎，這對國際在理解「中國」（China）與「中國性」（Chineseness）方面有深刻的影響。浮現的本土意識開始影響島上的文化，即使對那些因為某種理由仍對大陸懷抱夢想的人來說也是如此。
至於我談這個議題的理論動機則複雜得多。其中涉及殖民主義與歷史認同形成之間的關係，這種關係迄今尚未得到相應的重視。上述說法聽起來可能有點奇怪，畢竟殖民主義與認同之間的關係一向是許多後殖民研究的重心所在。但這類學術研究卻過度執迷於歐洲／美國殖民主義，局限了研究的歷史與理論範圍，使調查重點一方面集中在殖民過程對殖民者的影響，一方面則關注殖民地被支配者如何將殖民者的文化挪為己用，做為抵抗的策略，讓殖民者的期望落空。側重這些方向的做法是可以理解的，畢竟後殖民批評的反霸權目標，就是要反擊歐美殖民主義的假設，這些假設形塑了近代的知識結構，其中也包括被殖民者的知識。但在這種論述過程中，卻看不到殖民者的文化以哪些方式實際上轉變了被殖民者，導致被殖民者走向新的歷史方向，即便他們走的方向並不符合殖民者原先的期待。針對歐洲中心主義進行文化和認識論批判的後殖民理論，其靈感與批評用語，正是大量取之於理論批判對象形塑出來的知識結構。對抗殖民主義是認同形成的強大來源，但首先我們必須承認，這是以殖民狀態為整件事不可或缺之一環做為前提的。這正是「揉雜性」（hybridity）這個概念的重要特色，深受後殖民研究看重。
「殖民主義是歷史認同的來源之一」這種看法在國族歷史書寫中不受歡迎。殖民篇章就像國族歷史中失落的黑盒子，其影響最好在恢復國族完整性與歸屬感的過程中抹除（當然，這對類似美國與加拿大的移墾殖民主義［settler colonialism］來說並不適用）。先前受過殖民統治的社會（或是曾被強權支配的社會，如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例子），在進行國族歷史書寫時，會試圖為有矛盾過往的國族建立一個歷史基礎，殖民篇章看起來就像在國族認同的演進上走岔了路，而非國族形成的成分。殖民時期帶來的文化效應就算沒有於法不容，卻被認定是有害的，而且需要抹除，好讓國族意識能夠扎根。
若說這類想法主宰了中國國族歷史書寫中對香港與臺灣的看法，今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尤其熱中此道，我想這是很公允的說法。當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決定將英國對港統治結束描寫為「回歸」，言下之意即「回家」，就是在暗示香港這過去一百五十年來是身不由己的流放，如今終於靠著加入祖國，重回正確的歷史道路。同一套去歷史化思維也是中國對臺看法的特色：經歷了一世紀的分離─先是受日本殖民體制統治，接著又成為國民黨叛亂的據點─該是臺灣重回祖國的時候了。諷刺的是，國民黨長期堅持「一個中國」論，到今天似乎還是這樣。我再補充一點，許多外國人也認為「一個中國」理所當然，其中有不少就是「中國」的學生。
香港的後續發展恰恰顯示出這種看法的謬誤。事實證明，殖民遺產深植的程度遠超出中共政權的期望。如果把香港對民主與獨立的要求歸因於對殖民統治揮之不去的戀舊之情，甚或難忘殖民統治時期制定的政治與法律規範，那就失之簡略了。港英政府建置的司法體系目前仍具有崇高地位，勝過香港人對北京政府的任何期待，但港英殖民統治同樣不允許民主。對大陸統治的不滿牽涉到許多其他因素，從逐漸惡化的不平等，以及對此感到無能為力的廣泛沮喪之情，到大陸新貴的實質入侵，這些人致使香港在各個層面出現新的社會與文化緊張。北京政府與香港經濟菁英間公認的結盟關係，也在地方自治力抗中央控制的鬥爭中增添了階級的面向。許多行為貪婪無知的大陸遊客，以傲慢、主人的態度對待香港，給香港民眾帶來一些有形苦果，導致他們普遍在教育與醫療照護等公共資源方面負擔沉重，更不用說日用商品吃緊，文化定位同樣遭受壓力─大陸人擡出「真正中國人」的文化特質來跟受殖民主義影響的本地人較量，本地人則反過來拿殖民過往來主張文化上的優越性。這些衝突已經導致香港人與大陸人之間的關係走向種族化（racialization）。（下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