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團匪” ： 咸同年間的團練之亂與地方主義（簡體書）

1853年2月，因太平軍攻陷武昌而大受震動的清廷連續頒發三道上諭，號召各省紳民仿照嘉慶年間堅壁清野之法迅速舉辦團練，以期再現當年“白蓮教匪”一度蔓延數載、一經舉辦團練即“旋就蕩平”的明效。這一動員令的發出使得此前僅在廣西、湖南、湖北實行的“普行團練”被推廣至全國。其後十餘年間，各地廣泛興起的、多由鄉紳領導的團練成為地方社會一支引人矚目的新興力量。當清廷動員各省紳民舉辦團練時，給團練賦予的使命是“保衛鄉閭”，“無事則各安生業，有事則互衛身家”，明確表達了希望團練協助官府維護地方秩序的期望。不過，隨著各省團練的興起，其在地方社會扮演了兩種截然相反的角色：固然有協助官府積極抵禦叛亂的一面，亦有時常與官府發生激烈衝突、以致“靖亂適所以致亂”的一面。其中，山東團練的表現可謂一例突出的樣本。自1853年初辦團以來，山東團練逐漸顯示出脫離官府控制的傾向，其動輒聚眾抗糧的行為給官府田賦徵收造成嚴重的影響。1860年清廷出臺“督辦團練大臣”政策後，由於“督辦山東團練大臣”杜？的袒護，山東團練不但抗糧抗官已成風潮，還往往私設公堂、生殺自專，一些實力強大的團練則意欲實現對城鄉的控制。到1862年時，已有官員將團練視作為害山東的禍首，威脅已在撚軍之上。直至地方平靜後，團練的危害仍令山東官員心有餘悸。成書於1874年的《山東軍興紀略》記述了鹹同年間活躍于山東的“撚匪”、“幅匪”等十類“匪患”，末卷則“以‘團匪’名篇”，旨在表達“團練良法流而為匪”的警世之意。總之，鹹同年間的團練之亂並非學界所認為的只是團練行為的次要方面、並不足以對中央政府造成嚴重威脅，團練與官府之間的對抗也不僅僅是官紳之間利益衝突的後果。本書即以山東“團匪”為中心，對鹹同時期團練之亂的發生及其演變過程，以及其間官員與清廷的認知與整治做一系統的論述，藉以說明團練之亂對地方官員的徵稅、司法、治安等“正式權力”以及對清政府與太平天國之間激烈對抗走勢的影響，由此揭示團練之亂的實質――19世紀中期以紳士為主體的地方主義的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