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布自傳（簡體書）

雖然神學回憶不必駐足於人的童年，但在另方面（至少我的情況是如此），一個人的基本信仰和使命卻植根於童年。我童年之所思、之所喜，與我現在之所信、之所喜，這二者間是有持續性的。那可能意味著，我一直未對童年的信仰抱有足夠的批判。我可能仍過分地堅持該信仰中在我看來仍有價值的那些方面。該信仰可能在過多的程度上仍在塑造我的見解和希望。不管那可能是怎麼回事，反正我從小就被反復灌輸的原則之一，就是誠實。所以，我必須說明，我自何來，我早年的成長經歷如何現在仍在影響我。我還要承認，正因為當初在父母的影響下接受的信仰，我現在仍對他們懷著感激之情。

那麼，那一信仰是什麼呢？我的父母是監理公會的傳教士。他們本期望到中國去，但結果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不久卻被派往了日本。他們在那兒一直（除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待到20世紀60年代中期。我於1925年出生在那裡，是我父母三個孩子中最小的一個。我們姐弟三人都出生在帕爾默爾學院那個小小校園裡的一幢日本風格的房子裡。該學院主要是一個夜校，是為想學英語的日本人開辦的。第二年，全家搬到廣島。此後我一直住在那兒，直到1931年和1932年間第一次回到美國。

我對在廣島生活的記憶非常有限。我4歲時幾乎死於猩紅熱。我記得醫生告訴我母親說，倘若我不學會咕嚕咕嚕地含漱，則必死無疑。我顯然的確是學會了。當然，我被隔離起來，尤其是與兄弟姐妹們隔離開來。但我記憶最深刻的卻是：大人們不準我家的狗進我的房間來。另一個深刻記憶則是，我曾與幼兒園的其他小朋友進行過一次賽跑，我被遠遠地丟在後面。我一直喜歡把我的緩慢歸罪於猩紅熱，且這一直是我為自己體育不行所找的一個站不住腳的借口。

再一個記憶是關於緋村的，那個小伙子幾乎可算我家的人。我至今還記得，我如何從戶外的樓梯爬進樓上他的房間。後來我作為占領軍的一員回到日本，最新見得就是他。但他已戰死於緬甸，天皇宣布投降後不久他還繼續戰斗。

直到1940年12月，我大部分時間都在日本，那時已戰云密布，我的父母只好送我回佐治亞州去完成我的中學學業。第二年春天，他們也回來了。因為美國國外傳教理事會認為，如果戰爭爆發，美國的傳教士可能會成為日本教會的沉重負擔。

一般來說，我的父母在宗教上是保守的。然而那時，作為一個保守的衛斯理宗教徒，甚至一個監理會教徒，也迥異於今日所稱的宗教權利那樣的東西。衛斯理宗的保守主義當時表現為極度的虔誠。同衛斯理一樣，教徒注重的是規範自己的生活，以便盡量行善，以便在獻身上帝和人類的過程中，內心盡量地保持純潔。時至今日，我仍然認為那些是值得追求的目標。